为什么说“内卷”被误用了?
2020-10-19 16:16

为什么说“内卷”被误用了?

“词汇的误用,要么消灭了一种价值,要么消灭了一个视角,要么消灭了一个精确的分类。‘内卷’和‘加速’都蒙上一层浓浓的绝望气氛,失去了成因分析的色彩,而形成了一种‘惨状描述’。”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李厚辰,头图来自:《奇异博士》


错过与误用一个词汇,代价比我们想象中要大。


例如之前的文章我们就曾举例,如果“公知”一词的默认涵义就已经包含“带有引导舆论的目的”发表“不真诚的批判”,“盲信西方理论”,我们就基本毁灭了一切发牢骚之外,带有哪怕基本价值分析的公共言谈,他们都会被当作“夹带私货”。


剩下的基本就是赞扬,牢骚和丛林社会。


词汇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丰富和灵活,我们无法在词汇被滥用误用下,随意扭转词汇的含义,或换一个词来表达。


公知还能换什么词呢?专家吗?用专家这样的词汇形容文科类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对社会与政治现象的评论是很奇怪的。当然这也解释了一种泛滥的“文科无用论”。且对“专家”一词的过度强调,也会进一步加剧一种“专家崇拜”的气氛,这本就是一种严重的现代性问题。


因此,当“公知”一词彻底摧毁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类言论默认的“污名化”。类似的词汇滥用还有很多,“原生家庭”“PUA”“三观”“女拳(权的谐音使用)”。


词汇的误用要么消灭了一种价值,要么消灭了一个视角,要么消灭一个精确的分类。


我们总认为“脑子里的想法”最重要,词汇仅仅是个符号,消灭词汇不影响我的想法。事实上我们脑子里有这个想法,恰恰是因为在一套词汇的系统中存在这样的表意空间,一旦这个空间丧失,所谓“脑子里的想法”也就不复存在。


因此,拯救这些词汇是重要的,今天我们谈谈最近半年最被提及和滥用的两个词汇,“内卷”与“加速”,希望从中,可以拯救出一些珍贵的启发。


一、一个典型的内卷者生活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先用一个范例描述一种非常典型的“内卷”。


A先生在农村务农养鸡,养鸡一年后打算扩大规模,但这个规模还无法采取大规模机械化、自动化的方法。扩大规模就要花更大的时间和精力,但也乐得其所,毕竟可以增加收入。


鸡肉收购价格长期不上涨,而A先生能够投入的时间也有自然限制,一天只有24个小时,收入的天花板非常明显。因此A先生变卖所有设备南下打工,在工厂中主要收入是计件工资,多干多得,因此他班次增多,工作时长也不断增加,但毕竟多干多得,也没什么怨言。


随着年岁增长,工厂的高强度工作他渐渐难以持续,遂进城做了外卖的送餐员,用攒出的钱置办电动车和电池。送餐员的工作也是多做多得,不过每天上午和下午的闲时难得轻松,倒没有工厂那么大的强度,收入也还不错,看上去比工厂的工作还要合理不少。


这就直到他连外卖工作都难以为继之时,他什么都没剩下。当然这个简单的小故事并不精彩离奇,他基本概括了很多农业人口的人生轨迹。


“内卷”这个概念,在这个故事中,不是要总结他有多么辛苦悲惨,不是要总结各项工作的竞争压力,这个概念要回答一个疑问,一个对我们也有意义的疑问。


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想换个模式,而一直在做这种计件收入的工作呢?如同我们大多人,怎么没想换个工作轨道或模式呢?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误用“内卷”时丢掉的问题和视角。


二、内卷的提醒


“内卷”概念起源于格尔茨的《农业的内卷化》,最初的词汇起源更早。与内卷(involuton)对应的是进化(evolution),用“内源增长”和“外源增长”来理解这组概念也许更好。今天我们就从问题意识入手。 



格尔茨使用这个概念,是要回答在印度尼西亚,人口众多的爪哇岛为何没有像距离临近的其他岛屿那样向资本和技术密集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向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


在这样一个宏观的层面上,“内卷”要回答的是一个地区经济模式为何没有“进化”的问题。这很像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当然,一个宏观的“进化”问题,一样可以换用于微观的个人生活,毕竟在个人主义的时代,大家更多的旨趣是个体生活困境。虽然这种狭隘本身就是个问题,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


我们一样可以对个体的生活轨迹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A先生为何一直在做计件收入的工作,而不是像他身边的人一样开个超市,做个小生意。也许A先生随着年岁增长也有疑问,如果当时开个超市,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持续地为自己提供收入,而不必像现在一样停下工作,就停下收入。


格尔茨对于爪哇岛给出的答案,不管是否如实反映了爪哇的问题(李约瑟难题是否是个伪命题就值得商榷),但确实给出了一个对个体生活值得反思的视角。


爪哇岛的主要农业作物是水稻,就是我们平时食用的大米。水稻是个非常特殊的作物,与小麦非常不同,水稻对水、土壤、温度、阳光的要求非常高。“精耕细作”这个词汇就是从水稻种植上得来。因此水稻的亩产有相当大的范围,从300公斤到1000公斤不等,投入越多,亩产就可能越高。这样的现象和逻辑也是大跃进时期追求极端水稻亩产量的基础。


也就是说,水稻的种植逻辑有些形似计件工资,多做多得,因此爪哇岛岛民的人口增长,都填入了越来越精细的水稻种植中,且大家都还有不错的收入。俗话说“穷则思变”,但如果收入还能维持,自然没有进行技术改革或资本化运营的冲动。


言下之意,如果存在一种还尚有希望的模式,这个模式本身就会具有相当的刚性,是很难改变的。从养鸡到工厂到外卖送餐员,计件式的工作具有相当明确的希望,因此这位A先生才一直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模式。


因此,“内卷”这个概念,提醒着一种“模式的刚性”。也就是一种缓慢的增长,会压抑着我们去改变的迫切,直到来不及。


1993年才被发现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32年撰写的一篇短文章《Development》给出了一个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的视角,他区分了增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的区别。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理解“内卷”概念,就可以说,稳定而可见的增长(growth),会抑制真正具有新颖性的发展(development)


这在个人职业发展上当然也是如此,很多安逸的,收入晋升增长稳定的“金饭碗”工作,会导致人不思进取,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发展。


三、我们冠名为“内卷”的那种困境


当然最近半年频繁使用的“内卷”,则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日常使用的“内卷”完全没有在回望一种发展模式的停滞,而更多是在描述一种当下之“难”。大概是要说为了竞争,付出太多。或是说,没有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是在不断重复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来应对竞争。


当然“内卷”这个词的用语有大于“竞争激烈”的意涵。它混合着一种无出路、被压抑封闭之“内”的意谓,与疯狂拉扯,吸入其中的“卷”的意谓。内卷在展示“竞争激烈”之外,还有非常明确的“无意义”“荒谬”“被困”的感觉。


更进一步,“内卷”词汇有明显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价值判断,那就是“恶意”,明显的主观恶意。在一种名为“内卷”的状态中,人们为了应对竞争而采取的手段是有“主观恶意”的。


这样来看,“内卷”是对“阶层固化”一次的换用,也确实是在“内卷”这个词汇被频繁使用之时,我们看到“阶层固化”这个词汇的频率大大降低了。


如果说“阶层固化”在解释我们生活问题的成因,从而提出一种“打破阶层固化”的必要,那么可以说“内卷”就是在绝望,认为“阶层固化”无法打破时,转而摹画这种状态本身之可怕的词汇。


这就是我们现在从“内卷”这个词汇上想要的东西,一种语言的释放和发泄。这个词汇将我们现在的所有感受总结为资源的稀缺,竞争的激烈,竞争中人的恶意和荒谬。


这当然与最初的“内卷”已经有了几乎完全相反的意义,最初导致“内卷”的原因恰恰是现状不错,模式仍可持续;而现在已经成为了模式不可持续,也没有其他选择的一种绝望。


这当然不是现实,对于在网络上熟练使用“内卷”的人群,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大都市对知识尚有兴趣的都市青年,他们实际应该是那个深陷旧“内卷”,即生活尚有可期增长(growth)的人。


真正陷入荒谬和恶意竞争的人群,如果你看过梁鸿的《出梁庄记》,真正在城市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农民工人群,恐怕还不懂得“内卷”这样生僻的词汇。


那么都市人的真正问题为何被遮蔽了呢?我想是因为他们又用坏了一个概念——加速。


四、真正的加速


与“内卷”同样时髦的,是“加速”一词,本应该为生活提供洞察和启发的概念,再次被表达为单薄的绝望。


提出“内卷”的概念的格尔茨并非是特别知名和有建树的学者,而提出“加速”概念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新生代最富盛名的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加速”概念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关于“异化”理论的一个新方向。


但人们日常使用“加速”一词则完全脱去了罗萨本人希望批判的方向,而进入了一种与日常使用的“内卷”颇有亲缘性的意义。


“加速”在当今大概单指“加速恶化”,且加速恶化本身带有一种事情不得不变坏的预期,并认为如果事情不变到最坏,便不可能迎来改变的“不破不立”的意谓。


当然这种激进主义的态度也不仅仅是一种平民的臆想。在罗萨发表关于“加速”的社会批判理论后,2013年美国学者尼克·斯尔尼赛克(Nick Srnicek)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iams)以罗萨理论作为基础,发表了《加速主义宣言》,并认为只有促进加速过程,才可以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尽快瓦解,以进入一个新时代。


可以说,因为“内卷”则必然期待“加速”,《加速主义宣言》的两位也认为现在已经不具有任何的新可能。


是否有新可能今日暂且不表,但更全面理解罗萨的“加速”之意谓,能够为隐藏在“内卷”背后的那个巨大焦虑给予解释,并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法。


罗萨的加速分为三个不同的方面,即“生产加速”“运输加速”和“传播沟通加速”,这三点本身都是最简单的现代技术事实,且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效率加速本身是一件好事,但罗萨恰恰要指出的是效率加速本身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并指出一个残酷的现实,为何在加速之下,好生活变得困难了。


(1)速度、时间、可能性、生命周期


约会软件(Dating app)是“传播沟通加速”的典型应用,此种加速带来的结果便是信息成本极低,这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形成一种典型的模式。


在约会软件上,结实一个新人的时间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淘宝上,发现一个更合适的产品的时间成本极低;在大众点评网上,找到一个新餐厅的时间成本极低;在抖音,发现一个更好看的视频的时间成本也极低。


这带来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信念,也就是一种触手可得的“下一个更好”。某些时候,这表现为一种被我们称为“选择困难征”的决策失调状态;某些时候,表现为我们生活中商品、服务和人的关系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的现状。


一个集中的例子就是耐用消费品,以往这些商品的默认使用状态是用坏后丢弃更换,到现在有人也许衣物以一季为单位丢弃更换,手机以更新或隔代更新为单位丢弃更换。当然,感情,注意力等的生命周期,也都大大打了折扣。


这样“下一个更好”的信念和生活形式,到底是诚如其信念本身,在更换中不断为我们带来了更好的生活,还是在一种类似的体验中不断重复,但转换本身带来的各种震荡与时间,反而给我们增添了很多麻烦呢?


(2)速度、情绪模式


人在遭受与遭遇事件时总是会产生比较强烈的情绪,但同样,经过一段时间,情绪也会自然地回落,这都是相对自然的状态。


如果我们聚焦于新闻领域,在过去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模式下,例如在前电视时代,一个事件的发生,到一个事件被大众知晓,到一个意见的发表,中间的间隔都以天为单位。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易作用于人之情绪的最高点,而在人们情绪回落的周期。


而今天的新闻则彻底不同,尤其伴随着互联网的讨论环境,我们看到的公众号反应速度大概都在事件发生后的2~3个小时。在24小时内,事件就至少可以经历一次反转。大多数人可以顶着自己情绪的尖峰浏览信息,发表意见,与他人讨论(也许谩骂吧)


因此人们今天与事件接触的情绪模式,已经彻底发生了差异。这当然同样会发生在人与人的交流中,如过去两位知识分子在报纸笔战,双方你来我往,写作斟酌,往往以至少半月为单位计算,如此长时间当然情绪高峰过去,人们容易就事论事。


而今天在微博的争论以分钟记,如果回复晚了还会被认为是怯懦气短,双方自然更容易擦枪走火。


情绪尖峰时人的判断力,自制力,我想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一种加速的模式让我们浏览与反馈都逼近与挤压在情绪高点,并在人际与网络间不断叠加。


甚至,我们的“绝望情绪”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深感绝望的呼喊,如果再给出一天时间,兴许我们的表述就会大有不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应景的“内卷”与“加速”的表达了。


(3)速度、离散


飞机、高铁、高速公路,让劳动力移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一个显著的改变,就是“出急差”成为了可能,这立即催生了大量在国家甚至国际范围内高速流动的劳动分工形式。


这种频繁出差的离散情况对于他自己和家庭,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想象的是商务精英每天西装革履出入写字楼,你可能还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毕竟还有电话微信沟通家人嘛。


那么交通的发达,同样让高速流动的进城务工农民成为可能,他们流动性极高的在城市做多份工作,这还被我们冠以一个好听的名字,即“零工经济”。


但他们当然无力承担其他家庭成员在城市共同生活,这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在农村的增多。家庭成员随交通便利性的离散,在这里就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再回到微信,即便是前面那位商业精英,也一样面对严重的离散。人类学家邓巴有一个著名的概念称为“邓巴数”,即一个人能够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上限,这个数字大概是100人左右,但传播的加速当然让城市人在微信等工具上快速突破这个上限,这让他的人际沟通进入到一个离散的状态。


因此实际的情况,一个频繁出差的商务精英,即便在微信上,也不会有充足的时间留给他的家人。离散状态对于人的自然生活秩序,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4)速度、信仰


除了这些加速带来的各种失调外,加速的趋势当然还形成了一种对于速度本身的追求和信仰。


今天各种抱怨“内卷”的都市人,或多或少也都处在收入和职级可以平缓上升的可能之中。这若在格尔茨的“农业内卷”中,已然是可以让人高枕无忧的生活轨迹。


但在今天GDP增速,商品房价格增速,股票价格增速,他人财富增速的整体加速环境中。我们生成一种对于平缓增长的巨大恐惧。抑郁、厌世、神经衰弱,及其背后各种压力的生成,都是我们对“高速可期”信念的副产物。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加速”会对生活造成的所有冲击,不过都是我用加速概念举例演绎的几种逻辑。但在这些具体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社会加速造成“好生活之难”的具体成因和逻辑。


兴许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人也能够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形成反省和对冲的策略,但这些细节的区分与可能性,在“加速”即“加速毁灭”,不破不立的视角下,则都丧失殆尽了。


五、误用词汇的动力


因此,我们得以发现对“内卷”与“加速”的误用中,我们错过了什么。


我们失去了“内卷”概念中对于“增长”和“发展”的区分,并从此角度回望生活,重新规划出一种实质性“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也失去了“加速”概念中,对于生活实质性加速冲击和影响生活秩序的洞察,并从这些洞察中找到缓解与对冲的策略。


“内卷”和“加速”概念都是指向问题的,指向问题成因的分析,虽然我也不认为这是现代性批判中最有力,最具有启发性的概念。不过在其不那么复杂的逻辑中,已然可能给予生活启发,将生活事实浓缩于这样的概念,也能够让一种生活分析的讨论更加有效和具有共识。


但在我们的用语中,“内卷”和“加速”都蒙上一层浓浓的绝望气氛,失去了成因分析的色彩,而形成了一种“惨状描述”。很明显,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我们兴趣索然。但对于我有多惨,我的处境多糟糕,我们很有细细咂摸品味的兴致。


这一方面是责任的消除,在一个极端分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感觉“生活不由我”,这才让“入对行”或“跟对人”在今天如此受到关注,似乎在入行跟人后,一切就交由行业与他人,随波逐流。


除了最初那个是否抓住“风口”的决策,个人就再难作出什么有价值的决定了。在这个情况下,分析成因又有什么价值呢?似乎顾影自怜,咂摸处境是唯一有价值的事。个体从一个实践者,蜕化为一个观察者,感受者。


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诸如朋友圈,Instagram,消费主义、个人私有的财产、商品、身份与表达,它们确实豢养着巨大的自恋。


大多都市人对自己的命运和感受敏感而多情,浪漫地装饰与放大自己的感受与痛苦,将失望打扮为绝望,将害怕打扮为惊惧,将疑惑打扮为虚无,再借用他人的语言毫无保留的表达出来,以塑造一个特殊的自我叙事。


这样的冲动让任何挫折中也蕴含着巨大的情绪价值,我们可以站在情绪的尖峰上放肆发泄,不去理解一个词汇背后的涵义与可能性,用一个最简单的模式,用最低成本的表述,放肆地求个共鸣。


当然这样的共鸣是廉价而速朽的,不然人们也不用那么快速地厌倦,并一再毁灭别的词汇。


这不,“阶层固化”以不足以描述他们特别而悲惨的处境,得用“内卷”了,下一个又是什么呢?


尾声:真正“内卷”的发生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属于我们时代的内卷,这与爪哇岛的内卷已经不同了。


我们享受着爪哇岛民一般平缓的增长(growth),但“加速”的社会令我们无法在此停驻而安于此种模式,一种不安的情绪在此积累,它本有机会集聚而形成我们真正反省生活,追求发展(development)的机遇。


但这些不安的情绪,在我们毫不知节制而放肆误用“内卷”与“加速”的自恋中快速耗散发泄,好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投入到电视综艺、游戏消费的温柔乡。


至此我们的模式也获得了新的刚性,改变的冲动与洞察的视角,随语言的癫狂而粉碎。我们得以在享乐与绝望的矛盾循环中,走向被安排的终局,那就不由我们说了算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李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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