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佛山市L镇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调研
2020-10-21 11:01

基于佛山市L镇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调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尹秋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研究生),原文标题:《阶层匹配: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基于佛山市L镇的田野调研》,头图来自:《做工的人》剧照


学界聚焦于一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与融入问题研究,忽视了对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研究。基于佛山市L镇田野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阶层分化,这带来了不同阶层家庭在教育投资、竞争能力、择校偏好的差异,形成了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基础。


在此基础上,受阶层筛选的积分入学政策机制,以及阶层差距扩大的民办学校市场机制的持续推动,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不断分化并趋向阶层匹配,即阶层地位高低与所享受教育服务好坏具有高度趋同性,由此产生非户籍生群体内部的教育起点不公平和社会不平等。


这启示对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要突破已有的城乡二元框架,未来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治理及政策要考虑阶层分化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是补齐民生短板、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而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有更多的期待和诉求。作为民生建设短板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关系到我国总体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对此加以研究十分有必要。


当前学界主要针对第一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两种学科视角。其一是教育学及教育管理视角。以教育起点公平理论为支撑,围绕第一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原因和政策建议展开。


问题现状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第一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微观层面有学习成绩、行为习惯、心理适应、家庭教养等难题[1][2],宏观层面的难题则为群体性教育服务供给不足、子女教育花费大、升学难[3]


对原因的分析主要有制度论、政府行为论、家庭论三种观点,其中以制度论为主流,批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教育财政的分权制度、异地高考等升学制度[4][5][6][7],宏观教育制度通过教育资源的差异化配置导致了教育供需不匹配、求学难等问题。


政府行为论则指流入地政府责任缺失,虽然中央提出了“两为主”的政策,但因无责任边界和相关配套经费,流入地政府基于财政负担等利益考虑不会向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倾斜[8][9],导致随迁子女求学难、开支大等问题。


家庭论则指农民家庭经济等资源禀赋差,亲子沟通方式和家校互动模式也不科学,使随迁子女存在一系列微观行为问题[10][11]


政策建议主要从制度和体制改革层面展开,基本共识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打破教育资源在城乡和不同区域的差异化配置,寻求教育财政和升学指标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平化配置方式,比如改革异地高考制度,同时支持流入地的民办学校等[12][13]。总之,这部分研究主要是在教育权利范式内揭露随迁子女的教育起点不公平。


其二是社会学视角,在教育起点公平得以保障的基础上,从学生主体出发,继续深化研究随迁子女教育和城市生活融入问题。相关学者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随迁子女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城乡家庭经济分化太大、城市文化霸权等结构因素在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场域里不断循环生产出区隔、排斥机制,作用于随迁子女身份认同和阶层认同[14],随迁子女很容易在城市中被边缘化[15],另外,因成长的“天花板”效应,学校本身会成为阶层分化的场域,由此教育变成产生阶层再生产工具[16][17],产生阶层不平等。这部分研究将教育与阶层的社会不平等联系了起来,笔者深受启发。


不难看出,既有研究基本上是在城乡二元体制框架内的分析,教育起点不公平指涉的二元对象是户籍与非户籍生。


笔者于2019年12月跟随团队在广东省佛山市L镇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研,围绕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等相关问题对村干部、务工者、镇教育局等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本地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本身也发生了阶层分化[18],分化的阶层与当地教育政策、市场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不断推动了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最后在非户籍生群体内部出现了以三大阶层为基础的新教育不公平和社会不平等。


相比于一代农民工,新生代80后、90后农民工文化素质、生活面向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对子女教育期待高,更希望带在身[19],由此相关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选择策略进行了相关分析[20]


但总体而言,对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研究较少,也较少以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为基础来分析随迁子女教育阶层分化与不平等问题。


二、教育阶层分化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分化与三大阶层形成


1. 产业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分化


2019年L镇常驻人口是35万,本地人口12万,外来人口23万,外来人口以湖南、广西、江西人居多,是典型的以劳动力输入为主的发达型城镇。


目前L镇经济发展以轻工业为主,三大支柱产业分别是家具、塑料和坚果,此产业形态决定了务工人员为普通农民工,因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经回村养老,故以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以家具产业发展为例,L镇新生代农民工分化过程如下:


首先,农民工在产业发展中出现经济分层。


1980~2008年间,本地人主导家具行业的发展,外地农民工刚到本地打工不久,在产业发展中扮演一线体力劳动者的角色,内部经济分化不明显。但随着行业利润的逐步减小,本地老板便逐渐退出家具产业的生产经营而转为出租厂房,另外家具行业本身就具有低技术、低资金门槛的特点。


由此,在2008~2019年间一部分外地农民工便逐渐依靠自己的勤劳能干和超强的家庭积累能力在家具产业的蓬勃发展中成为老板、技术骨干或者中层管理者,外地农民工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便不再只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在产业发展中的各个环节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目前产业发展主体来看,本地家具产业中70%的企业都由外地人经营,家具行业实现了由本地人主导到外地人主导转变,由此外地农民工内部开始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自然产生了外地农民工的经济分层。


其次,产业分工专业化发展产生了职业分化。家具产业初期生产模式为家庭手工作坊式,整个工艺流程完成在家庭内部,产业和劳动力分工程度低,职业岗位也较少。随着机械设备和技术进步,家具产业生产模式逐渐转变为机械工厂式,产业链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精细和专业化,从原材料的进口、运输、加工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专门经营,如销售从工厂分离出来,由电商销售平台替代。产业链和分工的专业化发展带来了多元的、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在产业发展初期,农民工往往只能选择生产线或者实体销售的工作,但目前在家具行业能够选择的工作岗位和工种较以前大为增多。由此,职业的多元化和层次化推动了外地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职业分化。


2. 新生代农民工三大阶层


家具产业化发展推动了外地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分层和职业分化,形成了现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不同阶层,以L镇两个家具产业村的调研为依据,按照经典的职业和收入划分方法,L镇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阶层:


(1)老板阶层


老板阶层占比10%~20%,他们主要是家具厂老板。其厂房和企业的相关产值在几百万到千万元不等,家庭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在务工地购买了商品房和社保,其子女也跟随自己在城市稳定生活,对本地的生活融入度也较高。他们的子女一部分在贵族式私立学校,一部分是在公立学校。


(2)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


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占总体人数的20%~30%,他们大部分是本地家具厂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或者是中小规模但经营较好的餐馆老板。这一阶层的家庭年收入一般在12万~20万元,基本在L镇购买了社保,工作年限较长,工作稳定性也较高,其中少部分购买了房产,大部分租房生活,他们对本地的认同感和融入感较好。相比于上层老板群体,一般条件好的农民工将子女和父母带在身边,其随迁子女一般在本地公立学校上学,考虑到贵族私立学校太贵,在务工地实现积分入学的机会不大,家乡县城和市中心的教育条件相对较好,他们大部分将子女和父母留在家乡县城和市中心生活。


(3)普通务工者阶层


普通务工者阶层占比在60%左右,他们一般是家具厂的一线低端技术型工人,或者是在网络销售平台、餐馆、服装店工作的人员。与以上两个阶层相比,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10万元,以租房为主,而且工作变动大,职业发展不稳定,基本上没有社保。因为家庭资源和条件有限,他们大部分都是夫妻或者单独外出务工,父母和子女在家乡县城或者农村生活,是典型的留守教育模式。其中一部分人将子女带在身边的原因是子女在家乡无人照料,或者孩子太过幼小,其随迁子女基本在质量较差、价格较为昂贵的民办学校就读。


3. 阶层分化对随迁子女教育影响


(1)家庭教育投资和竞争能力分化


家庭经济实力直接决定了教育投资与竞争能力。老板阶层家庭整体经济实力较强,不仅可以购买务工地优质的精英贵族式私立学校,还可以轻松地达到积分入户条件,获得优质且价廉的公共教育服务,故其随迁子女的教育服务问题不大,家庭教育竞争能力也强。


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有人力资本优势,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不错,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较高,有一定家庭教育投资和竞争能力。普通务工者阶层一方面整体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很难购买优质的民办教育等市场化教育服务,另一方面自身各方面的条件也无法达到积分入学的要求,基本上没有积分入学的可能,家庭参与教育投资和竞争的能力弱,其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较大。


(2)择校偏好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选择上,面临高档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家乡县市或农村学校、低档民办学校四个选择。总体而言,因L镇地处发达地区,公立教育质优价廉,是所有阶层家庭教育的首选。


不同阶层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面临教育质量、家庭生活结构完整决策时,因家庭劳动力和经济资源禀赋不同,会有不同的择校偏好。老板阶层因家庭整体实力较强,偏好比较多元,以质量为首选,在不能上公立时会选择高档民办学校。


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需要考虑质量和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公立学校能够实现家庭效益整体最大化,但如果上不了公办学校,则部分会选择家乡县市中心学校。普通务工者阶层因家庭经济和其他条件有限,基本上只能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者家乡农村学校。家乡教育质量、是否有人照料成为影响中下阶层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选择偏好的关键因素[21]。但整体而言,普通务工者阶层随迁子女的择校的空间小,择校相对被动。


三、分化机制:积分入学政策机制与民办学校市场机制


1. 阶层筛选:积分入学政策机制


积分入学政策是指异地务工人员根据居住、工作、纳税、参加社保的年限,以及其子女在务工地就读年限等情况进行积分,按照积分排名顺序安排适龄儿童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或者给予民办学位补贴的一项惠民政策。


佛山市自2012年推广积分入学以来,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随迁子女实现了在本地就学,从201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佛山市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入学率超过了50%[22]。不可否认积分入学政策打破了原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满足了部分随迁子女教育需求。但从政策实践过程来看,积分入学政策也不断通过筛选而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


根据2018年《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办法》和《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计分指标》的政策文件,可得入学总分由基础分项、加分项和减分项构成。基础分项包括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就业,稳定住所主要指居住证、房产与租住房屋三个指标,居住证每满一年积10分,最高可积120分,固定房产每1平方米1分,最高可积144分,租住房屋每满一年积5分,最高可积30分。


合法稳定就业主要指参加社保情况及年限,广东省社保每满1年积5分,最高分值50分,市内社会保险每满一年再积10分,额外最高积分可计100分,合计最高分值150分。而加分项包括个人文化、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资格、特定公共服务岗位、社会贡献等10项指标。高中、大专、本科分值为20、30、50分;初级、中级、高级技工分值为20、40、50分;特定公共服务岗位积分每满一年积8分,最高分值80分;社会贡献如志愿服务每满5小时积1分,最高积60分,无偿献血积10分,最高80分。而减分项主要是失信、违法犯罪等情况。


从政策内容中可以看出积分入学政策的基本逻辑是在资源有限条件下,按照新生代农民工对本地的经济贡献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社会服务贡献水平三项综合指标筛选出能够获得入学机会的家庭。


比较这三项综合性筛选指标,前两项赋值较高,第三项赋值较低,前两项强调先赋性经济、人力资本的阶层因素,暗合了中上阶层优势,阶层筛选性较明显,第三项则具有普惠性,对所有阶层开放,其阶层筛选性较低。筛选的本质不是按照随迁子女成绩进行择优录取,而是对不同阶层家庭经济能力的择优排序,在此阶层筛选的政策机制下,不同阶层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竞争公立教育资源与服务。


老板阶层具有明显的政策优势,家庭整体竞争实力强,此阶层只需要购买本地房产、缴纳社保等,便可以获得较高的基础分,为子女博得一份本地入学机会,其随迁子女在公立学校被称为“楼盘生”。


对于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来说,虽然家庭经济实力中等,但其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经济要素具有较强优势,可以利用社保和技能水平来为其随迁子女增加分值,帮助子女获得入学机会,其随迁子女在公立学校被称为“社保生”


对于大多数普通务工者阶层来说,只能通过公益性岗位或者社会服务活动来增加子女入学机会,但此方式花费时间长且分值很低。很多普通务工者为了实现积分入学,需专门安排家庭妇女抽时间到社区做义工。


从最新L镇学位供给状况来看,上层购房群体的教育需求已经难以满足,普通务工者阶层通过做义工和社保来实现积分入学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阶层地位越高,可选择的积分方式越多,积分各指标于己有利,阶层地位越低,可选择的积分方式越少,为子女教育所需付出的代价则越高。


积分入学作为阶层筛选的政策机制进一步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机会分化,进一步拉大不同阶层家庭对教育服务的竞争差距,同时将地方政府供给不足的责任合理地转化为了不同阶层家庭的自我能力问题[22]


2. 阶层差距扩大:民办学校市场机制


随着近几年L镇为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提供的公办学位逐渐饱和,积分入学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便转而选择民办学校。民办学校的教育收费和质量分化特别明显,少部分是服务老板阶层的高层次民办学校,一般收费为3万~4万元/学期,教育质量较高;大部分是服务普通务工者阶层随迁子女的普通民办学校,收费为1万元左右/学期,教育质量较差。即使如此,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需求的增加,民办学校的需求依然很大。


案例1:LYH,女,38岁,湖南人,单身母亲,小学毕业。从1999年开始在L镇附近打工,白天送水,晚上去家具厂打零工,纯收入为4万~5万元/年。大女儿15岁在民办学校读初三,学费1万元左右/学期,该校虽比L镇其他两所民办初中贵几千元,但有10个上本地公立高中的指标,自己女儿成绩排名前五,上本地公立中学希望较大。6岁的二女儿和3岁的小儿子都还没有上小学和幼儿园,这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收入太少,难以支付三个小孩的民办学校花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早期打工时没有缴纳社保,错过了积分入学政策门槛较低的时期,由此,自己不得不推迟两个小孩入学时间。现在自己最大的期望便是大女儿能够考上本地公立高中,二女儿和儿子能够上本地的公立小学,为了能够实现积分入学,自己一有时间便来村里的义工站做义工,也连续两年缴纳社保。另外,老家父母早逝,自己和子女一直都在广东生活,回到老家的可能性较小。(来自2019年12月日在SX村村委会对LYH的访谈)


对于LYH来说,因L镇公办学校的学位越来越紧张,其小女儿极有可能只能在普通民办学校就读,仅三个子女教育开支便会占据家庭总共收入一大半,整个家庭很可能因教育开支过大而陷入贫困。


虽然LYH的家庭状况使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所反映的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却有普遍性:随迁子女教育服务和质量的差距在市场化环境里被进一步扩大,老板阶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阶层可以将子女送往高档民办学校就读,但大部分普通务工者阶层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只能够在家庭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将子女送往质量较差的低层次民办学校。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在民办学校的教育花费也会通过影响家庭经济再生产继续扩大阶层差距。普通务工者阶层家庭年收入按照5万~10万元来算,如果有2个子女,则民办教育花费将近达到家庭整体收入的50%,教育开支会过度稀释家庭财富及再生产的能力。相比之下,教育开支对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阶层家庭压力要小得多。


由此,仅在务工地教育经费一项就会通过影响家庭积累而继续扩大已有的新生代农民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最后,不同层次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服务会通过作用于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的水平而影响阶层流动。老板阶层子女更有可能因高质量的民办教育服务和质量而实现整体阶层上升。而普通务工者阶层随迁子女则可能因低质量的民办教育而过早辍学打工,实现对父辈的阶层复制。


民办教育作为市场化的教育主体,对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阶层分化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价格和质量匹配定律,不断扩大阶层贫富差距对教育服务与资源的质量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服务与质量的差距在不同层次民办学校里进一步分化。而反过来,民办教育教育花费和质量差异也会通过作用于家庭经济再生产和随迁子女的流动机会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阶层再生产,形塑已有的阶层分化。


四、阶层匹配:教育分化结果


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阶层匹配主要用于不同阶层出身的人们择偶和婚配模式研究,分为阶层内同质婚和跨阶层异质婚[23],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受个人择偶偏好和外在机会结构限制,“门当户对”的阶层内同质婚依然是主要的婚配模式,优势阶层择偶资源更优,可选择范围更广,更容易通过联姻实现自己优势地位传递,而劣势阶层则择偶资源相对较差,选择相对被动,更容易因为婚姻而实现阶层地位复制,阶层地位的高低与择偶资源丰沛程度有一定趋同性,婚姻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有限[24]


受此启发,从阶层流动的角度出发,笔者将阶层匹配延伸为个体阶层地位与其阶层流动资源、流动机会相匹配的结果样态,将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地位与其子女享受的教育资源和服务质量层次进行匹配。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逐渐趋向于阶层匹配。老板阶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阶层的随迁子女在质优的公立学校和高档民办学校就学,而普通劳动者阶层随迁子女则是在价贵质差的普通民办学校就学。优势阶层匹配优质的教育资源,弱势阶层配置质差价贵的教育资源,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阶层地位与其享受的教育服务的质量好坏具有高度的趋同性。


这一结果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基础上,政策与市场双重机制作用的结果。即在阶层分化的基础条件下,父母的阶层地位本会导致随迁子女教育起点的差异,但这种差异被积分入学政策机制和民办学校市场机制进一步扩大。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分化与三大阶层的形成导致了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强弱分化,形塑了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阶层分化的基础。


其次,积分入学政策作为一项阶层筛选的政策机制,各项指标明显有益于地位较强阶层,并排斥地位较低的阶层,在此机制下,积分指标创造出不同阶层的政策选择空间和竞争空间,老板阶层整体家庭竞争实力强,在政策范围内选择多,操作空间大,付出的家庭成本也低,普通劳动者阶层在政策范围内选择少、操作空间小、家庭教育成本高,由此,积分入学政策作为一项阶层筛选的政策机制进一步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


再者,在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依然在民办学校就读的背景下,其教育服务和质量差距会因民办学校的层次差异而进一步拉大,持续推动不同阶层的随迁子女教育流动机会差距的扩大。


最后,随着L镇能够供给的公办学位增量趋向于饱和,日益增加的求学需求无形中推动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公立教育竞争的激烈化,不同阶层随迁子女教育竞争差距会不断扩大。


从最后结果来看,只有老板阶层、部分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阶层的子女才能有幸就读优质公立学校和高档民办学校,积分入学作为一项针对外地农民工的政策福利,所指涉的公立教育资源明显有被老板等精英阶层俘获的特点,大部分普通务工者阶层只能去价格昂贵质量较差的民办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匹配,不仅会产生新的教育起点不平等,还会使教育从原来社会流动的推进器转化为强化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工具,直接影响我国整体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与现代化建设目标完成。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阶层分化及阶层匹配的格局,说明对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需要突破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思维框架。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它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各阶层在务工地市民化过程中,面临政策“碎片化”与强市民化渴求、中央政策与地方措施、城市化向往与自身能力三对结构性张力[25]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县域不同阶层家庭教育竞争策略与分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ky-084)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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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尹秋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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