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海钩沉:上交所成立往事
2020-10-21 18:00

股海钩沉:上交所成立往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民数字Fintech(ID:rmsz-Fintech),作者:林则煌,设计:周亦琪,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人们对证券交易已然习以为常。


根据中国结算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至2020年7月末,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数量突破1.7亿,大约相当于美国一半人口数量。


当今天的投资者们怀着对财富的渴望进行股票买卖时,已经很少人会想起30年前建立中国股市的那段激荡岁月,也很少人会想起那些勇敢无畏的拓荒者们。


然而,正是这些拓荒者,一路筚路蓝缕、砥砺前行,才开启了一段波澜起伏的证券史,也深深影响了数千万普通家庭的生活。


以1990年12月19日浦江饭店孔雀厅内的一声锣响为标志,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幕由此拉开。2020年正值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30周年,回首往事,是为了铭记,也为了致敬。


“风向要变了”


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似乎都可以追溯到1978年。


1978年,物资匮乏的中国仍处在“票证时代”,人们需要排长长的队,用一张张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等等票证,换取生活必需品,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时代特征之一。


而对于企业而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个人,计划经济体制都逐渐成为一种束缚。


1978年的粮票


当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印刷厂内,印刷机转动着,每份报纸的报头之下,显现这样一个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大名鼎鼎的文章成为撬动改革开放的一支杠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由此展开,敏锐的人们开始感觉到,风向似乎要变了。


“如果现在再不实施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计划地大胆下放。”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当年12月18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这段讲话,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中央首次提到了公司这个概念,尽管“股份”二字还未出现,但对于日后的中国股市来说,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同样是在1978年,中国开始引进外资,最大的合资项目——上海宝钢在长江口打下了第一根基石。


年末,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新中国第一次向大洋彼岸的美国派出了52名访问学者。1978年,属于中国的时代开始了。


探路股份制


70年代后期,高考恢复,此前参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全国返城的知识青年多达1700万,再加上320万的城市待业青年,高达2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成为当时社会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


要扩大就业就必须增加投资,可是钱哪来呢?


在当时,仅靠国家的财政支持远远不够,于是,利用股份制经济兴办企业进而扩大就业的方式被推向前台。


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一场劳动就业座谈会,在会上,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首次提出了股份制。然而,在80年代提出股份制是需要冒着风险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厉以宁提出股份制之后的几年,理论界关于股份制的争论不断地起起伏伏。


尽管得到不少学者支持,但反对的声音更大,“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


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的阴霾,设立股份制公司、发行公司股票、成立股票交易所等等,仍然被认为是会犯政治错误的冒险之举。甚至,有言论称股份制是“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但厉以宁依旧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著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事物总会得到认可,股份制就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艰难地发展起来。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股份制姓社还是姓资才一锤定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至此,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才得以全面推开。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这是厉以宁写过的一首诗,“陈规当变终须变”或许是股份制发展的曲折历程的最好注脚。在80年代提出股份制的厉以宁绝对称得上勇敢者,而“厉股份”这个称号,则蕴含着人们对这位经济学家最崇高的敬意。


一张飞乐股票


1984年11月15日,上海新民晚报的头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业,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发行一万股,每股50元。”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在金融重镇上海,这件新鲜事立刻得到了许多市民的关注。


春江水暖鸭先知,3天后,上海飞乐电声总厂门口,聚集了乌泱泱的人群,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人们都被这张股票吸引而来。


相比于国内,国际金融界对中国的这一动作更加感到震惊,海外舆论普遍将这一事件当作是中国证券市场起步的标志。


飞乐音响股票


1986年,同样是在上海,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诞生。


这个被海外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的业务部,原本只是一家只有12平方米的理发店,那时可供交易的股票只有两只,其中一只便是飞乐音响。


尽管环境如此“寒酸”,静安证券业务部开业当天还是被前来购股的投资者们堵得水泄不通。


静安证券业务部开业后几个月,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约翰·凡尔霖来访中国,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他,并赠送了一份礼物,而这份礼物就是一张价值50块钱的飞乐音响股票。


当时,邓小平对凡尔霖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邓小平送出飞乐音响股票


接见美国纽交所主席、赠送股票、说“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每一个动作都是中国在向世界发出信号:中国走市场化道路的决心是坚定的。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当年赠送给凡尔霖的股票,户名却不是他本人,而是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的周芝石。要过户,怎么办呢?亲自到上海一趟吧。


于是,1986年11月23日,一长列小轿车车队在警车开道下,凡尔霖来到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并且留下了世界上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到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柜台办理过户手续的历史瞬间。


约翰·凡尔霖拜访静安证券业务部


大费周章从北京赶到上海为一张价值只有50块钱的股票忙活,为了什么呢?或许凡尔霖一方面是想让这份礼物更具纪念意义,一方面是抱着对中国股市的极大兴趣从而想一探究竟。


时间证明了这番忙活并没有白费,到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时候,由于多年的送配,一股飞乐音响的股票已经变成了3183股,50块钱已经变成十多万块钱,这段往事日后也成为一段佳话。


从纽约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


既然邓小平已经开口“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那么中国股市的创建说什么也得推动起来了。可是该由谁来推动、谁来建立呢?


一个留学美国且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的中国人,无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而这个人,就是王波明。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之一,王波明大学毕业后便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虽然仅仅工作了一年就回国了,但就在这一年中,华尔街那场著名的股灾——“黑色星期一”,让王波明碰上了。



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当日全球股市在纽约道琼斯公司工业平均指数带头暴跌下全面下泻, 引发金融市场恐慌, 及随之而来19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


谈及回国动机,王波明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肯定不是被纽约股市的暴跌给吓回来的”,但这场灾难,还是让王波明及其同伴高西庆、李青原等人开始思考美国资本市场与中国的关系。


据王波明回忆,当时纽交所的总经济师罗杰·库巴里奇对他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不可替代。”各种机缘巧合之下,1988年,王波明回到了北京,开始着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


回到北京之后,开会、写白皮书、成立“联办”(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关于证券交易所的设计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着,这一切动作,最初都是为了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


尽管因种种原因,证券交易所最终没有落在北京,但他们的很多设想,在上海成为了现实。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与浦东开发的计划几乎是同时被提出的。要开发浦东,预算就高达几千亿,在中央无法给予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上海而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又迫切想推进浦东开发的大计,要解决钱的问题,可行的方法就只剩下建立证券交易所了。


于是,1989年12月,朱镕基在一次市委会议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的三人筹建小组成立起来了。


后来,李祥瑞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一段对话:


朱镕基问李祥瑞:“老李,你看怎么样?”李祥瑞回答说:“主要是政治上的风险。”朱镕基又转过头去,问龚浩成:“老龚,你看怎么样?”


龚浩成说:“我觉得老李说的政治风险不是没有的。即使不存在政治风险,也要有100到200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要有50到100家股票上市,才能搞证券交易所。”


这时朱镕基对二人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


尽管有了这样的保障,但上海筹建证券交易所仍然需要低调进行,“政治风险”也仍然是需要谨慎面对的问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英文翻译这个细节上便可见一斑。


“证券”二字,按世界上其他证券交易所的惯例,应该译为“Stock”,但这个词直译过来是“股票”的意思,而在当时,“股票”还算是一个较敏感的词汇。


所以,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它的英文名字中“Stock”由“Securities”(证券)所替代,结果这个留有时代痕迹的、不甚规范的表述,一直到1997年交易所搬到浦东新址时才改过来。


锣响孔雀厅


1990年6月,朱镕基在对外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时,同时宣布了一个震惊海内外的消息: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原本低调进行的筹建工作如今公诸于世,意味着在时间上没有退路了,年已过半,可连交易大厅都没有确定好地址,筹建小组成员也都感到措手不及,


此时,一位35岁的年轻人——刚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工作不久的副处长尉文渊,主动请缨,接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任务。


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的自己“不知深浅”,刚到新单位,想做出点成绩,就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


接手任务后,尉文渊首先要完成的,就是交易大厅的选址,几番奔波忙碌之后,他将交易大厅的地址确定在上海浦江饭店的孔雀厅,而后又是开发计算机交易系统、确定交易规则,就连开业当天要敲响的那面铜锣,都是由他亲自去上海城隍庙淘来的。


或许正是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事必躬亲的作风,尉文渊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90年12月19日上午11时,随着浦江饭店孔雀厅内一声洪亮、庄重的铜锣声,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从此打开了。



如今,上海证券交易所平均1.6天敲响一次开市铜锣,已经成为全球最活跃的证券交易所之一。面对这份辉煌成绩,我们不禁会发问,眼前的这一切从何而来,而答案,或许就藏在一个个勇敢拓荒者的故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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