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薛晨如，风景研究博士在读；炊事班克，娱乐编辑；赵冰，自由撰稿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 年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份。除了新冠带来的全球疫情外，人们也开始讨论其他的不正常：为什么中老年情感出口成了在网络追求“假靳东”，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想努力开始流行糊弄了，为什么连幼儿园的孩子也被认为“太卷了”。
人们热衷于发现和批判社会不“正常”的地方，但是在新常态不断被建立起来的如今，究竟什么才是正常？
本期圆一桌，我们聊聊“异化和正常”。
一、关系的异化：工具理性会把我们的情感关系带到哪里?
N：让·波德里亚认为，在以往，人和人建立关系能让整体变得更加丰富，而现在，每个社会关系都在增添个体的不足，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跟别人的比较里被相对化了。
这种现象在如今非常明显，如今人们对别人的信任空前走低。除了血缘关系外，人们更信任没有感情的各类软件。一方面，人们非常渴望爱情和友谊，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担心被PUA、被洗脑、被骗、被出轨、被扯后腿。如何看待如今人们对“跟他人关系”的不安感？以及如今流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关系观？
赵冰：感情，尤其是爱情，可以简化成一个大致的等式，爱情=性驱动+对爱情语义的模仿+对浪漫的想象+契约。
个人主义、技术革新和消费主义的大环境里，许多以往坚固的观念在迅速瓦解，交友软件提供了无休无止的自由选择，社交网络又树立了越来越高标准的择偶模板。而消费主义的贡献，可以说是把欲望搬上了制高点。欲望核心就是“我想要”，具体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想要，而且明确是“我”想要。
但是一旦进入感情关系，生理吸引急速下降，爱情想象被现实替换，继续维系的基本上就只能靠经济契约和足够强的道德约束。
当代人的一大身份是顾客，被商家供起来的“上帝地位”，让人不愿意到爱情里去妥协自己，但爱情的一大本质是牺牲自己。要跟自己以外的另一人生活，就势必需要在冲突里妥协。现在另一个人不是和“我”一样，是一个主体，而是作为“我”的参照物。如果用波伏娃的第二性来做类比，当代感情里的对方已经变成“第二主体”，人们希望这个第二主体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不要反客为主伤害到自己。
炊事班克：与他人关系中的不安感的背后是两种大的社会变化。首先是对于自我情感可能性的发掘。任何一种情感都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在著作《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就讲解了历代文人如何通过自己的经验，丰富孤独这个词的内涵和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与他人关系中的不安感，就是在个人情感可能性被不断发掘之后，一定会诞生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在不安被放大的同时，安定本身也被不断放大。
其次，如果着眼于不安感本身的话，不安感的来源也同样出现在不断流动的关系当中。传统儒家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被规定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一个人都有他承担的职责，只需完成即可在享有相应的权益。
但如今即使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可以直接效仿的原则。是需要维持更传统的威权？还是探索更平等的相处方式？正因为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完全的空白，甚至没有相应的刻度，所以在建立与他人关系的过程中，无措自然就会带来不安。
与其说是工具理性，倒不如说是所谓变化的一体两面。当人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形态的时候，伴随着这种自由而来的，必定是需要更多主体性才能承担的惶惑不安。
薛晨如：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提到，与他人交往的内核是达成共识，而共识又不得不通过言谈实现。这种“共识”不仅仅是观点的一致，更是达成一种道德契约。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真正能够达成共识的双方往往“三观一致”。
但是，就像我们每天在网络上所看到的那样，言谈所能达成的不仅仅是共识，更多的是观点甚至身份的割裂。在一个自由的言论环境中，不同话语之间的冲撞使得信任变得更加难得。因此，哈贝马斯所期望的不受权力关系约束、和平理性的自由讨论，或许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然而，我们也需要反思，是否是这些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使我们变得草木皆兵了呢？如果以一种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为了满足一时的愉悦，诉诸于约会软件是再高效不过的解决方法，因为大家都认为，与他人达成信任的成本越来越高且收效甚微。
但我觉得，这种不安感的来源并不是PUA大师、洗脑专家和骗子变多了，只是信息的流通和媒体的渲染使我们的认识产生了变化。我们依然渴望信任，渴望爱情和友谊，并且十分清楚约会软件并不能真正填补内心的缺口。
但是，我们对外界的担忧胜过了对亲密的渴望。在这样一种充斥着不安感的言论环境下，“以自我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我们选择了自私并且有能力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只是在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姿态来自保，或者宁可不选择。
二、自我的异化：为什么现在的人更重视自己，又不断在反对自己？
N：个人主义盛行的如今，人们是非常重视“自我”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是非常主流的观念。但这种完善和实现，又是时刻都在否定我的，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未来那个读更多书、完成更多步行数、听完更多课的那个我上面，用一种非常积极的、肯定的态度来宣告当下自己的“不足”。
为什么如今每个人都非常重视自己，自己却似乎成了自己的敌人，不断在反对自己？
赵冰：当代人内在行为的两大指导关键词：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人类学家项飚讲的“内卷”背后，可能指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生活导向，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和生活和资源分配方式。
哲学家韩炳哲讲的”绩效社会”，是说社会从告诉你“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变成鼓励你“你能够，你可以，你一切皆有可能”，其中都谈到了现在这种当代人不断鞭打自己，以保证自己变得更好，或者不变得更差的处境。
互相竞争和自我超越，会让社会和个人都变得更好，但问题是，究竟要竞争和超越到什么程度，以及谁在让我们竞争？很显然，近几年“太卷了”“打工人”“韭菜”这些流行词，已经展示了人们的疲倦。
就像项飚说的，竞争不是双方，而是三方关系，那个制定竞争规则的第三方，造成的“目标上的高度单一”“价值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竞争方式的高度单一”以及“奖惩方式的高度单一”这四种单一化的竞争环境，或许才是让自己困在拥挤赛道上下不来的最大原因。
炊事班克：从概念上来讲，完善，意味着目前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才需要完善，因此完善自己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否定自己。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否定自己，那么他也就会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好了，自然也就没有要完善自己的必要。
于是，下一个问题其实是，是否有必要为了不否定自己，所以放弃完善自己的目标？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有责任成为更好的自己，如同古典哲学家所说的，如果不完善自己，那么人拥有的自制和理性又有何用。否定自己必然是痛苦的。但是在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之间，人大多都会选择做前者，而不是后者。
薛晨如：如今我们在各种语境中频繁地讨论“异化”一词。有趣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最初表达异化所使用的是“Estrangement”而并非"Alie-nation"。虽然在译稿中这两个词都被译为“异化”，在他后来的使用上也几乎可以互换，但在表达“自我异化”的时候，通常使用的是“self-estrangement”。
较之于alienation所强调的主体在社会实践中被客体化的过程，self-estrangement更侧重于强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疏离状态，或者说在劳动分工下所产生的类似原子化的状态。
正是由于这种状态的产生，加剧了个人主义的盛行。然而，这种异化的结果又并非真正的“原子化社会”。“反对自己”的现象恰恰印证了我们依然处于一种集体化的社会实践当中，我们依然是社会化的人而非原子化的个体，因为这种自我苛求正是来源于与他人、与社会中的其他个体作比较。
过去，人们以上帝作为“完美”的参照，不断地自我完善是为了向上帝靠拢。如今我们失去了这一参照物，只是惯性般地复制主流观念为我们灌输的通达“优秀”的行为，把实现“优秀”的工具——读书、自律、学习、运动——误认为是优秀本身。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铺天盖地的健身软件和知识付费广告也不可谓不是建构这种观念的帮凶。当失去了参照的标准，与身边人作比较并不断地否认自身，便在无意识中成为一种循环往复式的机械行为。
三、工作的异化：身为韭菜的出路在哪里？
N：近几年，人们对工作的声讨声非常频繁，996、007、bullshit job、打工人、内卷，对劳动异化的讨论也很多，原本工作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活，如今没有多少人工作是开心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摆脱工作”。
为什么技术进步后的工作，没有减少劳动量，没有解放人，反而让人更疲惫？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为大系统下的韭菜，但出路在哪里？
赵冰：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认为全世界都进入了过劳时代，他把原因归结成4点：1.经济全球化，造成劳动力全球竞争；2.信息技术发展，手机和网络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3.消费主义不停刺激，所有人都需要挣更多钱来买更多东西；4.自由职业者大量存在。
炊事班克：技术提高了效率。这是对的，但仅就某些环节而言。从整体上来看，为了维持技术的效率，也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就像人工智能可以识别人脸，但为了它可以识别人脸，需要大量普通人框选图片中的人脸，告诉人工智能，这是一张人脸。
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大系统下的韭菜。要对抗这件事情，并不是无事可做。最消极的，上班摸鱼，做公司鱼塘里的渔夫，而不是农田里的韭菜。更积极的，可以选择离开大系统，探索新的工作组织模式。是否可能，目前尚不可知。但不探索，一定没有。事实上，一些很小的事情，就能在微观上解放人类。
倡导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说法是，当没有车辆经过你面前的十字路口，闯红灯也是理性的。
薛晨如：似乎几十年前我们就有过这样的畅想——在未来社会，机器代替了人的工作，每天有机器人把食物送到嘴边，人不再需要工作，只需要享乐和休闲，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
可是，当劳动力也被赋予交换价值，生产更多的财富就早已替代了解放劳动力，成为新的绩效目标。生产者总有各种方式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欲望：吃饱了的人想吃得更好更精致，穿暖了的人想穿得更时尚更与众不同，家长想让孩子参加更多的课外班，儿女想给父母购置更大的别墅。相应的，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带来工作量的减少，只是工作内容的转型——昔日的纺织工人，如今的公司白领。
这样的劳动常常是有悖于“打工人”们的自我认同的，生产的过程也无法使其在劳动中获得价值感，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报酬。“打工人”只能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中攫取一点自由，然而996和007使这份自由也变得尤为难得。
出路在哪里？这取决于你手中有多少可以逃离这个系统的资本，以及你可以在多大限度上遏制自己的欲望。即便你一无所有，也依然可以选择一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生活，就这方面而言三和大神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示范。
四、所以，究竟什么是正常?
N：我们谈异化的时候，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没被异化的常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新常态一直都在产生，许多我们此前认为不当的行为，现在都理所当然。如今人们共识变少、割裂变多，任何观点都能从不同角度被辩论得“相对化”，多元主义的如今，我们还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正常？
炊事班克：关于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回答都不会好过多元主义的倡导者以赛亚·柏林自己所说的话，在此援引其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说的：
“所有价值和兴趣之间都能取得和谐。这个概念本身，就要将冲突的可能性包含在内。”
这个有些拗口句子大致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多元主义包含了冲突、碰撞、对话、以及讨论。在这个语境下，不存在任何一种先验的正常，而所有的正常都是妥协的结果。
赵冰：应该分两个层面来说，一个是公共的，一个是个人的。即便是那些非常伟光正的以人为本啊、公民权利啊、自由啊，所有被认为“人应该是那样的法律、规则、道德”，都只是人类在在生产和政治中妥协出来的，并没有什么是真正神圣不可侵犯的。
“让世界变得更好，人人都开心友善”，这看起来是一种应该追求的“正常”的状态吧，“尊重个人选择，整天当咸鱼摆着一张催债臭脸是他的自由”，这也是一种应该追求的“正常”的状态吧。
公共语境下的正常，可以说是一种物种存活法则，能够让人类物种延续得更久就是正常，只是它常常包裹在一层社会文明的外壳里。所以互相竞争正常，互相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双方都筋疲力尽，人人绝望到想死就不正常。
就个人来说，是不存在“正常”的。因为正常是话语和权利定义出来的一个状态。假设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不管做什么，发疯也好吃钢管也好自杀也好，都正常。但如果无可避免地要和他人发生交互，遵循共识妥协出一套均衡规则就是应该追求的正常。
薛晨如：“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点微妙的区别，这种区别使得“相对主义”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带有了一些贬义色彩。通常来说，文化多元主义主张的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商谈的基础。而“相对主义”则对这种包容态度呈现出不置可否的姿态，也并不认同在不同立场的人之间有非商谈不可的必要。正是相对主义者的这种姿态进一步促成了不同阵营之间的疏远，因为相对主义更强调这种“不同”的合理性。
我们将内卷社会定义为一种“反常”，这种每个人都在单一赛道上拼命奔跑的状态，其实是极端同质化的。资本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劳动价值被置换为交换价值。价值多元主义本可以用来打破同质化的壁垒，我们有必要意识到金钱无法用以衡量一切人的价值。可目前看来，所谓的多元和包容性也被纳入进了资本的结构中——你喜欢知识付费，我喜欢游戏氪金，她喜欢为偶像买单，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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