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类学家马立安:在城中村,看到另一个深圳
2020-11-11 22:08

专访人类学家马立安:在城中村,看到另一个深圳

带着人类学家的自省,马立安已经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多年。她阅读、发掘深圳的历史,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是深圳文化圈人人皆知的“老马”。而更广为人知的,是她对深圳城中村持之以恒的关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党元悦


10月28日下午三点,56岁的马立安准时出现在侨城东地铁站A出口。


从这里经过的人们很难不留意到这位调色盘一样的女士——她留着短发,在深圳30度的天气里,戴着一顶蓝绿相间的针织帽,围着红黄交织的纱巾。她身着宽大的灰色T恤,胳肢窝夹着一本写满了字的笔记本,脚上踩着一双凉鞋,穿着黄色、棕色和蓝色相间的袜子。出了地铁站,她把口罩摘下,套在手臂上。


马立安最近颇有些繁忙。


10月底,刚刚在深圳出席完一本城市杂志的首发式,她又受邀去湖北襄阳,参加与自然艺术有关的活动。在这之前,她的头等大事,是为家里第四只小猫郭小橘的眼疾四处求医。


这位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1995年就来到深圳,深圳本地媒体称呼她为“深圳通”。2017年,她与几位美国学者合著的论文集《向深圳学习》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恰逢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年,新书推介、讲座接踵而至,马立安的日程被塞得满满的。但她还是抽空帮自己的朋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翻译了《杀马特我爱你》的英文字幕。


10月28日这天,马立安要完善“华侨城走读”的路线。“走读”,是她过去几年里常常策划的活动。针对深圳的不同街区,她会设计不同的路线,在网上招募参加者,带他们一起走街串巷,向他们介绍街区的历史沿革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马立安不看地图,全凭记忆,走进了华侨城附近的街道里。在深圳开发早期,华侨城一带是工业区,坐落着光明畜牧场的沙河分场。如今,原工业区的一部分变成了创意园,添了许多文创商店、咖啡馆。


马立安嫌弃这些“中产情调”,如同嫌弃她手中那杯星巴克咖啡。“我才不要让星巴克出现在照片里。”拍照时,她把咖啡放在地上。她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带有历史趣味的建筑,和背后错综复杂的深圳前史。


马立安在华侨城创意园内。图片:作者拍摄


沿恩平街向北,穿过华侨城创意园再向西,是本次走读的重头戏之一——深圳早期的家属楼。这些楼风格杂糅,有早期的石头房,也有仿照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共房屋兴建的住宅楼。如今,这些住宅楼被围栏包围起来。


马立安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一个入口。“正式活动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带着十几个人,可能进不来。”她不理解为什么疫情过后,这些小区还要用围栏围住。上个月,她还因为这个话题,跟一位朋友的亲戚吵了起来。对方说她不懂中国的防疫政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美国人”。


从居民区出来,马立安走入了燕晗山公园。这里是附近少有的没有被填平的丘陵,代表着华侨城一带自然地表的沿革。穿过公园,走读活动进行到了华侨城西侧,这里的建筑风格与东侧迥异,东侧是低矮的工厂建筑和居民楼,而西侧玻璃幕墙林立。马立安介绍,这代表了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的建设思路——从以实用为主,到追求城市风貌的美观。


接着,她长舒一口气,兴奋地说,“这条路线是可以的!”


“华侨城走读”路线上的一个旧小区。图片:作者拍摄


“城中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华侨城西边不远处,是曾经的白石洲城中村。华侨城和白石洲的前身,都是曾经在沙河五村(上白石、下白石、白石洲、新塘、塘头)基础上组建的沙河华侨农场。1985年,华侨城经济开发区成立,从华侨农场中独立出来。很快,白石洲附近,锦绣中华、世界之窗,以及住宅小区和艺术剧院,纷纷破土而出,而紧邻着的白石洲,依然以新村的面貌自然生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造就了深圳的一种奇观:高档住宅、写字楼,与大片的城中村比邻而居。


2019年,白石洲——这一深圳规模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开始清理租客。如今,拆迁已经开始。


马立安还记得白石洲曾经的喧闹。2019年之前,她也算是这里的半个住客。2012年,马立安和几位深圳文化界的朋友,为了让人们更多关注城中村,共同成立了“握手302”工作室。这是一个公共艺术空间,栖身于白石洲上白石村二坊49栋302号的出租屋里,每月租金850元。他们会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在这里驻站,创作与城中村有关的艺术作品,还会举办面向公众的研讨会。


据《南方周末》报道,这一年的一项数据显示,白石洲最拥挤时,有超过15万人在此落脚。


“握手302”之外,是蹿着热气的烧烤、牛肉火锅、麻辣烫,以及挤满了人的菜店、彩票店和小旅馆。白天的白石洲显得沉静,马立安喜欢在这时行走于握手楼之间,和遇到的居民聊天,询问他们的人生经历,去他们家里做客。“握手302”附近的住户,也就记住了这个不时发出爽朗笑声的美国人。白石洲的生活让马立安感到自在,因为她可以“在小店里吃面条,跟老板娘聊天”。后来,邻居里收废品的老蔡、蜗居在60平米两居室的设计师一家五口,都被她写进了书里。


晚上,是白石洲最热闹的时段。天色一暗,熙熙攘攘的人流就从深圳的四面八方涌来——有人穿着工人制服,有人背着书包,还有人西装革履。当月亮拐进握手楼的间隙,月光洒在挂满了衣服的电线上,他们也钻进了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如今,这些烟火气即将消散在深圳的历史记忆里。但或许,“握手302”的实践,会为这个马立安口中“充满活力的城市片区”,留下一份底稿。


“握手302”曾经做过一个装置艺术作品,取名“白石洲超级英雄”。在这个作品中,“握手302”变成了一个电话亭,墙面上画满了卡通人物。这些卡通人物都有着壮实的肌肉,原型是白石洲中常见的劳动者:快递员、保姆、路边摊的摊主、消防队员和啤酒店老板。参观者走进电话亭,从墙后伸出头来,就会变身这些“超级英雄”。马立安讲述,这些白石洲移民的“超级力量”,“实际上就是在出售他们的劳动力。”


“握手302”成立后的这些年,深圳的城中村发生着深刻变化。2014年,白石洲被纳入了深圳城市更新单元计划。201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白石洲旧改的草案。2018年伊始,白石洲最新规划的沙盘,赫然出现在白石洲城市更新办公室内。2019年,白石洲开始清理租户。马立安和“握手302”,在2019年8月搬离了白石洲。


与此同时,蔡屋围、湖贝等著名城中村的旧城改造项目,也先后被提上日程。


搬出白石洲后,“握手302”曾短暂地租用过另一个城中村下沙的出租屋,但房租高过白石洲许多,且由于疫情,城中村封闭管理,在其中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后来,他们干脆成了“背包客”,活动也转移到网上。今年,马立安观察到,“很多城中村有空房了,这是疫情之前没有的事情。过去,关内的城中村一般没有空房,或者空也就空两三天。”


马立安很好奇,曾经栖居在城中村中的众多流动人口,如今去了哪里?在她看来,城中村在深圳,就像是一个边界。这个边界的作用,在于为庞大的打工人口,在光鲜的城市之中,提供一个可供落脚的地点。根据2015年的调研数据,白石洲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下了2527栋出租房,约有14万人在此居住,其中外来流动人口为12万人。


“深圳有好几种边界,每一种边界都可以发挥作用。边界像一个闸门,是深圳很重要的一部分。深港是一个边界,以前的关内关外也是很重要的边界,城中村在主流城市中是一个边界。深圳特别想把灰色的经济抹掉,但是深圳最活跃的就是这些灰色的地方。”


对深圳的城市更新,她其实不奇怪,“2005年渔农村改造到现在15年了。15年,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需要更新的。房子20年也要重新装修的。”


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失去了城中村之外,城中村原本承担的社会功能怎么办?


马立安有些忧虑:“城中村早晚要拆,早晚需要更新,问题是谁来做,规模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依赖这样便宜社区的人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我们需要看,深圳是否能再有一个形式让低收入的人落脚,让年轻人藏在城郊。现在深圳的很多社会成本是由城中村来承担的,以后有没有一个新的,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深圳在做的是一个修正自己形象的工作。这个形象,城中村是没有的。除非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样子,才会有人停下来。除非它能有另外的意义,不然在这个规划里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城中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马立安直截了当。


城中村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马立安没有明确的时间轴。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个自发生长的时代,是在“灰色地带”里也可以迸发无限活力的时代。而在她看来,这种在模糊的实验中生长出来的生命力,正是深圳发展起来的原因。


2020年10月,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游客正在观看特区四十周年特别展览。图片:作者拍摄


从新村到城中村 


马立安和深圳城中村的缘分,从1995年就开始了。


1994年,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如火如荼。一个来自深圳的代表团在这时造访了姐妹城市美国休斯顿。当时还在莱斯大学念文化人类学博士的马立安,因为会讲中文,成为了代表团的翻译。


代表团的一位官员问她,你中文这么好,有没有到过中国?马立安说没有。那位官员说,你可以到深圳来,在深圳大学完成你的博士论文,我们给你提供宿舍。


这是马立安的人生与深圳第一次交会。当时,西方学界对深圳知之甚少,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刚刚开发开放的上海浦东。马立安对深圳的唯一了解,就是它和休斯顿一样,是一个海港城市,有大型工业项目,可能会产生相应的环保问题。


1995年9月,马立安到了深圳,开始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到深圳的第二个月,她搬去了深大附近的粤海门村,在一个月租金600元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一场饭局中,马立安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杨阡。那时的杨阡,也刚从北京南下深圳。“杨阡是第一个将我当做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来看待的中国人。”马立安说。


杨阡记得,当时马立安对城中村的浓厚兴趣,有一部分发轫于两个外地“吃货”的寻味之旅。那时,他常常带着马立安在不同的村里找好吃的,吃“最地道的土菜”。


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来自于马立安在城中村里看到的另一个深圳——这里住着很多没有深圳户口的打工者,而他们的故事,是她在正式的采访中无从知晓的。此前,当她问及深圳的发展历程,得到的回答总是“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


那时,深圳还没有“城中村”的说法。马立安造访的,是一个个“新村”。彼时的新村,其实是一个个工地,村民们都在拼命盖楼,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握手楼”。这些新兴建的握手楼,吸引了刚到深圳谋生的打工者们落脚。后来,城市不断扩大,新村也一直生长。当握手楼和写字楼交汇,新村也就变成了城中村。


在马立安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矛盾的。


1995年,她刚到深圳时,深圳的城市建设在飞速展开,不断有新的建筑冒出地表。以上海宾馆为界,去上海宾馆以东的罗湖还是“去市里”。至于今天贯穿深圳主城区的深南大道,那时还车流稀少。一些新建筑让马立安疑惑。在香蜜湖,她看到一座迪士尼风格的城堡。“为什么深圳要有迪士尼城堡?”她不能理解,“这座城市改革开放了十几年,文化自信在哪里?”她也不喜欢那些高楼大厦,“CBD是超无聊的地方,又大又无聊”。


但另一方面,那个年代的深圳又是开放的。“以前杨阡在南山区宣传部。所以在南山老区,我进去查资料不用报名。原来的政府机构非常开放,比如规划局,跟他们说你做什么研究,他们会帮你找这些文件。”


开放和包容,一直以来都是深圳的城市标签。马立安觉得,开放有主动性和被动性,“市场经济是一个被动性的开放,因为你必须宽容和开放才能做生意。但主动的开放,是你真的认为开放是好的,你真的认为跟你不一样的人有权利存在。”在她看来,这样的主动开放,还没有地方能够做到,包括深圳。


走,到大理去


1998年,马立安和杨阡在深圳结婚,领了“很简陋的结婚证”。在美国生活几年后,本世纪初,二人回到中国,在深圳定居。


他们如今的家位于蛇口一座旧小区里。这里本是杨阡在深圳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的教师公寓,后来他们便一直租住下来。房子不大,陈设简单,家具也有些老旧。只有进门右手边的墙面,依稀提醒着屋主的身份。墙面上,有两人过往参加活动的报道、深圳各个阶段的照片,以及朋友赠送的题字和画作。


在平时,步行和地铁是马立安主要的交通方式。她总是不慌不忙,没什么急事的话,会停下来和遇上的熟人聊上几句。今年,生活因为疫情停滞的那几个月,她有了更多机会,和社区里的街坊四邻攀谈。小区门口的咖啡店,店员们都认识了这位脸上总挂着微笑的美国人。只要有记者采访,或是朋友来谈事情,马立安都会把他们带去这里,点一杯美式,坐在门外的阳伞下。比起星巴克,她更愿意让这里的咖啡出现在自己的照片里。


对马立安夫妇来说,生活的另一个改变,就是再次动了移居大理的念头。


几年前,他们在大理买了套房子,是苍山脚下的一栋小楼。两人在深圳没有房产,因为“不想背着贷款”。退休后搬去云南生活,是杨阡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所供职的胖鸟剧团,在丽江有一个排练基地,他常常往返于深圳和云南。


但真考虑起移居云南,马立安又总会带着人类学家的自省,思考自己在社会建构中的位置。


“移民是年轻人才能做的,一个人四五十岁时决定移民是很辛苦的。你已经有20年的社会经验,这些经验只能在这个社会发挥作用。”马立安认为,会说英语和中文,已经可以走遍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是,“身边的人认不出你是谁,他们欣赏不了你的贡献,不分享你的审美。”


从这个角度想,她未来的生活似乎无法离开深圳。“我现在去哪儿都会跟深圳有关。即使我退休去云南,我们买的房子也跟很多在大理买房子的深圳人在一起。”


她也在思考,自己过往的经历有多少是基于身份所带来的。在深圳,美国人的身份确实给了她一些便利,“大家对我比较宽容,会觉得我不懂很多东西。我能找到的工作也比较挣钱,如果我愿意教英文,可以有很多钱。”


但马立安觉得,自己在深圳“占到的便宜”,更重要的不是因为她是美国人,而是因为她是中产阶级,所以在她移居深圳时,已经“有足够的起点,有更多的可能性。”


2017年,深圳的年轻记者来福在一次访谈中问马立安,如果没有和杨阡结婚,她会留在深圳吗?她说不会。三年后,当全现在问到,支撑她留在深圳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她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杨阡。


由于马立安和杨阡都是半自由工作者,不属于任何体制,也就“退不了休,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对他们来说,退休,意味着“逐渐淡出在深圳做的这些事情”。但他们无法完全离开深圳。杨阡预计,未来很长时间里,还会有很多跟深圳相关的事找上他们。


对于移居大理的打算,马立安更担心的,是自己离开后被人遗忘。“有一天会有很多人不要我,我希望自己到那个时候心里有准备接受。他们不要我,但是猫还要我。”她笑着说。


刚说完,她又嘀咕道:“猫也不要我,它们要罐头。”


马立安在深圳燕晗山公园。图片:作者拍摄



对话马立安:不要把边线看成墙壁,它更像是一个水闸


全现在:我看到《向深圳学习》的鸣谢里写到,这本书的缘起是2011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次学术会议,主题是“深圳+中国、乌托邦+国际网络”,是建筑系主办的。这是因为当时西方学界对深圳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建筑领域吗?


马立安:当时对深圳的研究的确跟建筑的关系特别强。另外是建筑学院有钱。Winnie(编注:黄韵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本书作者之一)是MIT建筑学院毕业的,所以她可以从那边拿到钱。人类学是没有钱的,所以很多东西是特别实际的考虑。


全现在:和其他几位作者相比,你其实一直在主流的学术评价体系之外。你在书中也有几次提到David Graeber(编注:大卫·格雷伯,已故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学者),他的思想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吗?


马立安: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他没有让学术限制他。我们做学术的难题是,我们特别容易看到这个知识本身重要,但我们看不到你的知识对别人有没有用。他是说你要找到适合你的传授知识的方式 。因为我在中国也不能做传统的学术,我也很难在一个大学长期任职。所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很重要。


全现在:是介入社会的方式吗?


马立安:对,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视觉去参与。


全现在:你在《向深圳学习》里面也提到,深圳其实是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状态,但是在规划层面,深圳其实是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


马立安:你看过吴君的书吗?她是1995年到宝安的西乡发展,写了很多关于深圳的历史,尤其是关外的故事。她说特区的一个历史特点,就是我们特别能忘记过去。我们能有今天付出了太多,而这种付出是有尊严的付出,是天真的付出。我们为了今天牺牲了很多,而我们牺牲掉的东西是钱买不回来的。她认为深圳人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愿意忘记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全现在:在结语里面,应该是2015年你们完稿的时候写的,当时说从城市发展层面来讲,城中村将继续存在下去。现在你还坚持这个判断吗?


马立安:它的功能还会存在。如果深圳的户籍系统还是大多数没有户口的话,这个需求不会改变了。


全现在:会有其他的形式吗?


马立安:如果深圳像纽约、伦敦、东京一样,把市区市中心越来越资本化,越来越变成一个金融和管理的中心,那么就意味着便宜的房子和住宅会退到郊区。而深圳的郊区是关外。关外历史留下来的村子跟关内的城中村其实不是一个概念,一是时间更长,二是它们真的大得多。


全现在:所以虽然二线关已经被拆除了,但是影响还非常明显和深远。


马立安:对,因为深圳所有的发展都跟边线有关。经济特区和香港是特殊的关系,关内和关外也是特殊的关系。我们不要把边线看成墙壁,它更像是一个水闸,需要的时候打开,不需要的时候关上。


全现在:你的意思是现在这种“边界”划得更清楚了?


马立安:更清楚,而且是更明确。疫情上中国能比别的地方做得好,就是因为有划线的能力,而别的地方没有这个能力。这个也是深圳的一个模式,我就划个线在这边说可以这样做,而那边不能做。这是深圳的一个开发模式,划线、管理这条线。深圳做得很彻底。


如果我们说深圳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那么它做对了什么?不是封闭管理,是水闸管理,可以把深圳数百万没有户口的人容纳进来。原来深圳是有水闸的和没有水闸的地方,现在全是水闸。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隐喻——一块土地需要多少条自然的河流和多少活水,它才能活下去?


全现在:以后做深圳相关的研究,如果城中村成为过去时,还有什么别的领域可以关注?


马立安:环保、海洋。还有基础设施也在深圳很重要,比如地铁、铁路、空调。


全现在:说起海洋,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在1984年之后,深圳开始有“从小渔村发展过来”的说法。其实香港也一直有类似的说法——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你觉得这两种说法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马立安:不只是香港,靠海的地方都有小渔村。纽约也有类似故事。殖民资本主义后,大家都想要爆发,怎么爆发?你是去一个白纸的地方,挖掘自然的东西爆发。所以,说深圳是个小渔村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随便过来“占领”它,可以说它原来没什么文化;第二,可以不断夸自己的能力,因为原来只有一个小渔村,而现在有一个大城市;第三,大多数过来这里的人,也是白手起家的。这些可以感动很多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党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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