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庆中秋假期，有近450万游客造访青岛，小庄sir就是其中之一。假期后的第二天，青岛却突然新增3例新冠肺炎的无症状感染者。如何在大量的人口流动中追根溯源，小庄sir 接到的这通电话，就是一次流行病学调查的环节之一。
疾病会表现出一定的分布特征。当疫情发生时，我们每个人都是当事人，流行病学家就是侦探，他们通过研究疾病传播的有关因素找到携带病菌的接触者，从而阻断疫情。在发现确诊病例后，流调人员就要开始了解病人发病前 14 天的接触史，包括曾经去过的场所、乘坐过的交通工具、发病时间、发病过程及就医情况等信息。他去了哪里?怎么去的?他做了什么?接触过谁?这项工作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找上游，他被谁传染了?二是找下游，他可能传染给了谁?
2020 年 6 月北京疫情的首例患者被大家称作“西城大爷”(唐大爷，58 岁)。唐大爷 在 6 月 3 日曾前往新发地购买食品，6 月 10 日下午到医院就诊，两周内都没有出京史和外来人员密切接触史。
11 日凌晨，北京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接到唐大爷的病例报告。随即，北京西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赶到医院连夜对他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整个过程持续了长达三小时。流调人员通过病人复述来理清病人的活动史，然后再根据手机和导航记录进一步确定行程。比如，当听到唐大爷说曾带孩子去游乐场玩。流调人员就会追问:“孩子玩的时候，您在做什么?”唐大爷补充道，孩子玩的时候，自己碰到熟人，就去台球厅打了台球。流调人员会继续追问:到了台球厅，是自己摆的桌子，还是服务员摆的?隔壁桌有人吗?这期间又接触了多少人? 因为打完台球以后要付钱，流调人员就通过比对台球厅付款记录，从而确证了唐大爷的回忆， 进而串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流程。
在深度询问的三个小时内，唐大爷完整、清晰地回忆了两周内( 5 月 30 日)以来在北京市内去过的 23 个地方，无一遗漏。但谁才算是接触者呢? 接触者指在病例的一定活动范围内，可能与其发生接触的所有人，根据接触情况，可划分为密切接触者和一般接触者。 美国对密切接触的判断标准是在患者出现病症的前两天开始，与其相距不到两米，持续15分钟或更长时间的人。在举例中，与患者同乘车辆算，但在商店时排在患者前面却并不算做 密切接触者。而按照我国标准，在未采取有效防护与其有近距离接触(1 米内)的人员，就可判定为密切接触者。但实际上，为了不让病毒有可乘之机，流调工作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位于青岛李沧区楼山后社区的青岛市胸科医院是本次疫情的发源地;而一直在崂山区，且未被列为接触者的小庄sir在回到北京后同样接受了来自北京和青岛两地的流行病学调查， 并在北京的家中由防疫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核酸检测。
依据流调人员的引导，唐大爷提供了一份长达 38 人位接触者的详细名单。其中最特别的是，在流调人员没有明确新发地市场是爆发地时，唐大爷在自己的叙述中对买海鲜的过程进行了准确的描述，为流调人员锁定爆发地提供了重要信息。 流调人员也表示，唐大爷的所有回忆与后来被调用的大数据贴合度非常高，“他的回忆能力 确实很强，这一点我们也佩服。”
随后北京市疾控中心接到了另外一例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病例报告，在这个病例的活动史中， 再次出现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牛羊肉大厅。6 月 12 日凌晨，丰台区疾控中心对新发地牛羊肉交易大厅环境样本采样检测结果也呈现阳性。而其他地方调查检测结果也逐步汇总过 来，没有发现有阳性的。
流调人员逐步把新发地作为重点区域进行排查，再持续地进一步去摸排。比如流调人员会重 点检查手能够触碰到的地方，像水龙头和门把手等都是阳性检测率较高的地方。通过当天的 检测，40 件阳性环境标本核酸检测和 45 人阳性咽拭子检测结果全部来自新发地市场负一层的牛羊肉交易大厅。流调人员终于拿到关键证据，6 月 12 日凌晨 3 点，北京市疫情防控 部门果断封闭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靠谱的群众和高效的流调，让北京锁定疫情感染源头，仅用了 24 小时，成功跑在了疫情前面。但不是所有人都像唐大爷一样记忆力超强。每个人在确诊前都是在工作和生活，每天去到的很多地方，他可能自己的都不记得。
在今年春天的宁夏，有一个来自外地的确诊患者，当流调人员开展调查时，他说自己去过一家药店，买了药。很显然，这家药店的工作人员就是要寻找的密切接触者之一。但糟糕的是， 这位患者对银川不熟悉，不记得药店的名字，也忘了具体在那条路上，只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方位，以及一个微信付款的截图，收款人的微信名是字母 W。循着手头有限的线索，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调人员定位了一个大致的摸排范围，到现场后发现，这附近的药店将近十家。工作人员灵机一动，决定扫描每家药店的收款码，支付 1 分钱，看收款方的名字是不是 W。当他们扫到第 8 家的时候，W 出现了，这才找到了当天与患者有交集的密切接触者。
而流调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英国。
工业革命后经济快速发展，但英国对于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各州烈性传染病时有发生。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期，伦敦就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霍乱疫情。 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霍乱会通过“肮脏的空气”进行传播，但人们无法识别和隔离空气，所 以对于霍乱束手无策。此时，一位年轻的医生 John Snow(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和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的双料成员) 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他对空气传播的判断抱有怀疑，认为是居民生活用水中的细菌导致了霍乱，于是他用几年时间，走遍伦敦进行调研和病情记录，绘制了一系列点图。
John 发现，霍乱的发生与地点有很大的关系，呈中心发散型，这就挑战了“空气传播”的猜测，因为按照空气传染的话，霍乱的发生应该比较均匀分布。同时在霍乱发生的中心就是一个公共抽水机，更佐证了“水传播”的猜想。这个公共抽水机从被污染的泰晤士河取水， 现在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地标。
Snow 对于伦敦霍乱问题的研究，启发了一代统计学家和医生。此后对于健康现象以及原因的研究快速增长，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流行病学。 今天的传染病研究有了更多的数据和模型作为支持。
北京市将各区各街道感染人数、易感人群、人员流动情况等数据作为重要参数，以大数据技术和思维方式，分析疫情扩散路径与速度，实现了结论或问题可视化，及时对疫情形势进行动态分析研判。 基于有关数据资源，北京市海淀区上线运行了城市大脑疫情防控平台，集合个性化数据分析、 返京人群分析、人口排查分析、重点人群动态监测、预警服务等重要功能，各街镇小区重点人员有哪些、从哪里来、是否经由疫区、驻留多长时间等，一览无余，同时提供重点人流预警服务，防止出现重大传染事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表示，疫情防控需要一线的流调人员进行大量、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借助大数据平台;需要基层社区组织、基层医疗卫生组织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密切的配合。
流调人员白天深入病人就诊的诊所、就餐的餐馆、搭乘的交通工具等进行实地调查、采样，晚上还要一边等实验室结果一边撰写调查处置报告。对于他们来说，辛苦之余，面对每一次流调不尽相同的情况和问题，更考验着能力和心态。
新冠疫情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参加本次比赛的同学们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研究与新冠 相关的科学知识，展现了他们面对病毒挑战时的勇气和创造力。我们更加感受到，因为同学们的努力，病毒不再可怕，生活也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