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林场往事
2020-11-17 10:06

东北林场往事

纪录片拍完后,伐木也结束了。有人进城打工,有人又走进深山老林,过着像鲁滨逊那样的生活。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讲述者:于广义(纪录片导演),题图由于广义拍摄


爱哲按


我虽然是东北人,但从小是听着家里人说山东话长大的。后来我才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爷爷和成千上万的山东人一样,带着老婆孩子,跨越山海关,来到天寒地冻的东北,只为获得一个国营单位职工的身份。


在离我们家一百公里外的黑龙江省五常县,有一个林场。当时有很多山东人去那里成为了林场职工,而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上了山,成了伐木工人。


这些伐木工人被称为“木帮”,每年冬天,他们会组成三十多人的伐木队伍,上山采伐木材。


但是为了保护林业资源,维护生态环境,从 1998 年开始,中国各地陆续颁布了“禁伐令”。伐木这个古老的生产方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于是在 2005 年的春节,今天节目的讲述者、纪录片导演于广义在“禁伐令”生效前,拍摄了五常的最后一伙木帮。


■ 导演于广义(第一排正中)和木帮


最后的木帮


我是电影导演于广义,1961 年出生,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山河屯林业局的一个小林场长大。


松花江有一条主要的支流叫拉林河,拉林河的源头在我的家乡。拉林河的水和长白山的黑土地,长出了最好吃的五常大米。我就在那样一块土地上长大。 


2004 年之前,我一直在画画。老家一个同学来看我,告诉我说,自 1895 年开始的百年伐木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家天然林保护即将要求停止采伐。于是我想到,最后的伐木应该有人记录。


离开家乡正好 18 年了,这时候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面对家乡这块土地,我感觉亲切熟悉,又陌生。在纪录片的开机仪式上,在没膝深的雪地里,我对父母分头说,“爸、妈,我回来拍电影了,记录在山里人的生活,是一部纪录影片,保佑我把这事干好。”


2004 年 12 月 16 日,队伍上山。我随他们走进了深山老林,整整一个冬天在窝棚里和他们同吃同住。


他们对自然充满敬畏,因为在山里,伐木是个很危险的行当。


每年木帮上山要开山的那天,都要举办一些祭拜仪式,找一颗很粗的大树砍掉皮,在上面用木炭写上“山神之位”,提前埋好猪头,然后把香和水果供在上边,进行一番祈祷。


■ 木帮用猪头祭祀山神  图/纪录片《木帮》


人在高寒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敬畏之心就出现了。不像城市里的人,我们觉得人类太强大了,太自信了。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伐木工人产生了自己独有的生活习惯。


上山下山要请人看日子,上山以后有山规。一些忌讳的字眼不能说,比如不说“小心不要出事”,只说“注意安全”,点到为止。除此之外,屁股不能坐在伐木后的树桩上,他们认为那叫“山神爷的饭桌子”,把屁股坐在上面对山神不敬,会招来麻烦。各种野生动物都不能伤害,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他们觉得自己和这些野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都很弱小。


喝酒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事。他们最盼望的就是我上去,因为我会带很多吃的给他们。一面袋的冻饺子和冻馒头,放在那雪坑里,第二天就都被吃没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广义啊,雪太大,那面袋我吃得就找不着了!”,我说“行,找不着夏天找”,我说“还缺啥”,他说就“缺点冻干粮”,下一次我上去,就能给他带足足的。


人马相依


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每天重复:早晨四点半上山,三点半就起来做饭,天不亮就牵着马上山,把木头用爬犁运到汽车能够着的地方,一天两趟。


爬犁一般是两个人,一人牵马,一人装爬犁。每天运行的木头计件算钱,一立方米木头是 50 块钱左右。如果运下了这一天,产量三米木头,他们叫“三劈头”,也就是牵马的人 150 块钱,装爬犁的人 50 块钱。


两个人运木材下山,每匹马拖着三到四根两立方米长的木头,总重量在三吨左右,下坡惯性特别大,对人和马来说,都非常危险。


那一个冬天他们累死了六匹马。


印象最深的是上山半个月左右,马下山后就被累死了,这一下对我震撼很大。当时下了小清雪(注:东北人管雪片小的雪叫“小清雪”)


影片中有一段就是马静静地在那躺着,好像一场葬礼,十几个人把那匹马拽到离窝棚再远一点的地方开始扒皮。


■ 死去的马匹被就地扒皮  图/纪录片《木帮》


还有一次我本来准备要在山上住一夜,打算第二天早上再拍他们起床做饭,结果下午拍多了,机器没电了,我就打算下山回林场招待所。


窝棚离林场有 10 公里左右,我想找个人送我下山。当时找到了个叫于三的人,于三很高兴地牵上他的骡子,套一个爬犁,顶上铺个木板,把我送到了亲属家的招待所。


那一路都在下雪,他坐前边,我坐后边,那一个多小时感觉特别冷。天黑了以后什么也看不见了,就看着一个马屁股和马尾巴在面前晃来晃去。爬犁和雪地摩擦,震动的声音很均匀。


到了亲属家,他们赶紧开始做饭,给我弄了 4 个菜,给于三烫了酒。喝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差不多了,我也提醒他别喝多了,觉得他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结果一出门,发现马不见了,马的脚印向山上去了,缰绳都拽断了。


第二天早上我再上去问于三,他说当时一个木帮赶着一匹母马,从马身边过去了,公马闻到了母马的气味,就挣脱缰绳去追那个母马,跑到人窝棚里边去了。他追到人的窝棚,把自己的马牵回来,再回到我们的窝棚,已经夜里 12 点了。


这件事对山里的那些木帮们影响也很大,他们开始当笑话说,最后说得所有人都想家了,“马都知道追母马,跑到另外一家窝棚里,我们这帮大老爷们在山里待了一冬天了,谁不想家?”


这时候有个叫张秃子的,从铺下边抠出了一点辣白菜,拎上一壶酒招呼大家来喝酒:“我知道年轻人都想家了,我告诉你们,等到下了山,把头把工钱给咱们,每人手里掐了这么厚一沓子钱,回到家里二话不说,在老娘们面前往炕上一拍,拍的炕直冒烟,多的能有一万块,少的也有八九千,那时候咱心里多得劲。”


那时我觉得他们真是被逼无奈才走向深山老林,干起这么一个古老的行当。他们也想家,他们也是人,但是在生存面前,一切都可以放下。


那种环境下,只有人、马、风雪和森林。他们没有高低贵贱,这三种生命合在一起,在山神的保佑下,拼命地挣扎。


■ 伐木工人和马


这最后一伙木帮里,有些人就是于广义儿时的伙伴,有些则是他的父辈。拍摄的日子里,和这些人一起在窝棚同吃同住,于广义本来已经模糊的一些儿时记忆,忽然变得清晰起来了。


魔幻的童年记忆 


我的所有童年记忆好像都与下大雪有关。每年从十月份一直下到第二年的四月末,有时候五一还要下最后一场雪。冬天,雪给我们带来没完没了的烦恼和寒冷,又为生活带来一些不便。


后来在 90 年代,我知道在南美哥伦比亚有一个叫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实际在我童年记忆中,我家乡的生活就充满了魔幻。


我家的小林场从南到北只有二里地(注:二里地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公里),住着 400 多户伐木工人。1937 年,日本人修的那条森林铁路从我家林场南北横穿过去。铁路两侧都是泥草房,用圆木垒起黄泥,上面铺着草,屋子不隔音,十家八家都是这一套房,每家只有 50 平方米不到的空间。林场里,整个空气中飘着一种烧木头棒子的苦唧唧、甜丝丝的气味。


林场最有标志性的东西就是森林小火车。白天,一辆小火车拉着木材“喀嚓喀嚓”上山去,因为海拔高,火车非常吃力;半夜,我又听到火车“喀嚓喀嚓”地往下去,那声音震得黄泥墙土都在掉渣。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座宝山,木材没完没了地运。从我记事起,火车就往外拉木头。到了我二三十岁甚至四十多岁,它依然在往外拉。


春秋草木干,那个时候要求特别严,5 级风以上的时候都不许做饭。所以林场有个防火旗杆,中间又绑了个大喇叭,这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播放着各种山外信息。


■ 人工搬运圆木  图/纪录片《木帮》


那个喇叭好像每天都在用激昂的声音骂人,我就在那个骂声中长大,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喇叭每天在骂美帝骂苏修(注:指苏联),说苏修侵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岛。没什么骂的了,又骂一个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中国人好吃好喝地供他拍一部纪录片,结果这个没心没肺的人拍了一部对中国很不友好的纪录片。后来因为自己在拍纪录片,我突然理解了安东尼奥尼当时的工作。


广播骂完了,我家的邻居刘嘟嘟也骂,骂老婆骂儿子,骂邻居家的狗在他拉屎的时候不好好吃屎,拱了他的屁股,然后又骂林场的领导对他不友好,40 多岁让他退休,一个月才开 18 块 5 毛 7,养一家人太艰难了。他们都骂完了,大喇叭里边又开始放样板戏。每天都要放的是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段,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好像踩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个锣鼓家伙。


印象最深的是,一到晚上五点半,山上下来了几台通勤车,也就是老破解放车。前面挡块铁板,顶着风雪,100 多个伐木工人下班了。天也黑了,广播在放着打虎上山的音乐,100 多双冻得邦硬的棉胶鞋,“咔嚓咔嚓”同时踩在雪地上。人们好像伴随着锣鼓家伙的鼓点在走,后面逆光中有三台解放车向他们打来强烈的灯光,非常神秘,又很激昂。


偶尔有人喊了几声,喊的也没什么内容,可能是干一天活又累又饿,又坐了一个小时的敞篷车,冻得嘴都张不开了,马上回家要吃饭,吃饭之前要把下巴活动一下。有时候突然停电,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走了,瞬间都会停下来看看喇叭,然后脚步变得非常凌乱,走路也没有精气神。


林场大喇叭每天都在响。早晨 5:30 ,有一个广播员会在广播里讲“林场播音室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那个声音实际是一个信号,告诉伐木工人的家属,你该起来给老公做饭了。因为抱柴火,把锅烧热,米煮熟,得有一个小时,然后他们要带午饭上山。


有一年冬天,广播仍然这样喊,突然有一天,广播一喊“林场播音室,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这时不知从哪就跑出来一条大黄狗,抱住防火旗杆,像狼一样在叫。开始大伙也没在意,结果时间长了,广播一喊,这狗就准时在叫,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工棚中有一个朱疯子,他平时磨一把板斧,站在山上,在村里喊骂。冬天冷,他可以把棉衣脱了,光膀子喊叫,一到这个时候,家家门窗紧闭,特别恐怖。朱疯子偶尔清醒,看到这个狗在喊叫的时候,他就说“要出事,要出大事”,大伙说“林彪都摔死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


我邻居家有一个三大爷,他是广播员的父亲。他听说这事后也觉得奇怪,他女儿在广播上一喊,这狗就叫,他就害怕,拿棒子满村在追这条狗,要跟这个狗拼命。最后他一去,这狗就跑,他一走,狗再回来。然后他干脆拍一个破棉袄,拿一壶酒就坐在防火旗杆下,披着这个狗。


那个冬天雪特别大,事也特别多,真叫老疯子给说中了。


快过年的时候,山上有一个伐木工人出了事故,在山上死掉了,在抢救伐木工人的途中,有一个工人从车上摔下来,也在当天死掉了。那一天很不幸,两个老伐木工人都去世了。


窝棚里的老光棍


那个时候我们小孩绝对是野生的,不像现在又接又送。那时的社会治安是非常好的,没有现在这么多问题。山上一个老伐木工人下山就成为我的老师,一口山东话伴随我成长。放学以后也不用写作业,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老伐木工人住的窝棚。


窝棚是林场企业给盖的,三五十米长的大厂房,北面是走廊,南面因为采光好,兼并成十几个屋。一进屋,两面是对面炕。我那时候还小,每次进屋的时候就像掉坑里,扑通一下子就进屋了。因为那是泥土地,每天扫地都会带出一些泥土,长年累月屋内就比走廊低出半尺多深。我那时候才十几岁,站在炕沿边上,炕到我胸那个位置,好像我爬上炕都很费劲。


上面住着许多老光棍,光着腚,披着被,顶上挂着一个 200 度的大灯泡,灯泡上面结满了苍蝇屎,还挂着一些蜘蛛网。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计划经济,林场用电也不花钱,用多大灯泡也没人管,大家都免费住在那屋里。


■ 伐木工人居住的窝棚  图/纪录片《木帮》


老伐木工人愿意给我们讲故事,因为他们没儿没女,见到这帮小孩来的时候就特别兴奋,讲他们早年在深山老林里那些生猛故事,比如土匪拜把兄弟给他们背给养,还有和狐狸变的女人拜天地。这些有的是传说,有的是真事。


这些光棍许多都是伪满洲国时期来到林场的老伐木工人,还有一部分人是 1960 年山东闹大饥荒来到林区的。到了 1962 年因为招得太多,林区准备遣返一批,当时叫“下放返回原籍农村”,谁都不愿意回去,所以当时留下来的这些人就住在了工棚,一辈子没娶上媳妇。他们冬天伐木挣点钱,夏天就全挥霍了,到了冬天依然是这样。


“盲流”李上访


我记得那里边有个叫李上访的人。其实只知道他姓李,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


他是 60 年代初期来到林场,他工作两三年,有个探亲假(国有企业都有这样一个说法),他就回山东关里老家了。之后得了一种怪病,类似于精神病,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家里人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六个月以后他才醒过来,赶紧回黑龙江 ,回到林业局。  


在东北,国有企业规定,超过三个月不上班就算自动离职。林场说,你已经半年没来了,按照我们的规定你已经被除名了。他一顿解释,说“我有病了,我自己都不知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他是一个非常老实厚道,还略有文化的人,身高有 1 米 75 左右,60 年代他刚 20 多岁。这事林场也解决不了,就上报到林业局。


李上访只能住在林场的工棚,好在工棚还允许他住食堂吃饭。山里人天然有一种很善良的品质,规定是规定,但也有人情味。毕竟他原来是林场工人,和后来闯关东来到这里那些盲流还是不一样,就住下了。


上访就开始了新的生活,由林业职工变成了这样一个盲流。冬天他上山打猎。那时山上的猎物有很多种,马鹿、狍子、野猪、黑熊,甚至还有东北虎。最值钱的是貂皮,我们叫大皮,现在是很高档的皮草。当时一只大皮好像 70 多块钱,相当于林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夏天他就挖人参,弄草药。


■ 林场的凤凰山


当时六几年,也就是在他 20 多岁的时候,他为了给自己的身份讨个说法,不断地去林业局告状。我们林场到林业局要坐 80 公里的小火车,他每年都要无数次坐上小火车去告状。


因为觉得很卑微,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坐在凳子上,每次去就在墙角一蹲,掏出旱烟抽。


开始申诉的时候还有些文字材料,后来越弄越没有希望,他这个病也越来越重,什么也说不清了,每次就去蹲着。到了中午下班,工作人员说该下班了,他就拎个破兜子走,下午再来。等他蹲那么两三天还没有希望,就坐小火车再回林场。他为了这件事上访了一辈子,最后真实的姓名也丢了,就留了这么一个外号。


80 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疯了似的喜欢画画,全林场的人都快让我给画遍了。我觉得这个上访最适合给我做模特,他能一动不动坐几个小时。


他是我父辈,所以我叫他李叔,我对他一直很尊重,问他话他几乎什么都不说,就是笑一笑。


大概到他 50 岁的时候,山上的野生动物也少了,人参也少了,他改成了种黄芪。这是一种中药材,两三年才能长成,也就手指头那么粗,一尺多长,可以弄去买钱,到秋天有了黄芪籽,也可以卖一点钱,能够维持一年的收入。


1985 年前后,有人看到他在工棚的房后烧了很多纸,大家就很纳闷,问他:“上访啊,你家人也不在这,这是给谁烧纸呢?”他什么也不说,大家觉得奇怪。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大家以为他上山了,到了第三天还是没看到这个人。有人就跟林场领导反映,但他不属于在编职工,丢了也就丢了。


一两个星期后,有人在下游几公里处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人们怀疑这个就是上访,于是好心人把尸体拉上岸,就地埋了。


这个人的消失就和他的存在一样,没人关注他究竟怎么样。


但他没了以后,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他种下的黄芪,春天的时候在那片山上长满了,风一刮,花瓣满天飘,漫山遍野,布谷鸟也在叫。李上访已经没了很多年了,但我觉得他的生命好像还没有消失,布谷鸟的出现就好像是李上访回来了。


■ 凤凰山现在变成了著名的旅游景区


在这样特殊的极寒气候里,人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那几年,村子里每年都有几个人疯,李上访并不是例外。窝棚里,当时还住着一个叫朱疯子的,就是那个会拿着板斧,在防火旗杆下面光膀子嚎叫的人。


1962 年的那波遣返,也降临到了朱疯子身上。


朱疯子的信件


朱疯子实际不疯。在老家的时候,他还是乡里的民办老师,喜欢上了同事里的一个女孩。民办老师在当时是没有身份的,不属于国家老师,只是临时雇用。


他跟那个女孩恋爱了,但女孩的父亲在当时公社里算一个干部,不同意他俩的关系,说民办教师这个身份没有保障,希望自己的女儿未来有更好的生活。于是女孩的父亲就跟朱老师说,混一个公家人身份两人再谈。


当时是 1960 年前后,朱老师在当地山东混不上这样的身份。于是他随着闯关东的队伍来到了黑龙江林场。来到林场,身份就变了,起码算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了,家里那边也认可了。


他和姑娘一直书信往来。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方便,信从山东发出到我们林场,大概得花几天时间。所以林场邮递员,就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


他总是跟在邮递员后面,然后到收发室去翻找他的信件。他心里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林场工人的身份,将来把爱人也接到这里,一切就都齐了。


然而两年以后,正在他要和姑娘谈婚论嫁的时候,林场开始下放了。多余的人员要往回遣返,这件事也落到了朱老师身上。对他来说这个打击太大,不仅是林场职工的身份没了,他的这段爱情也结束了。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疯了。


疯了以后,他每天跟在邮递员后面,总觉得信袋里有他的信。刚开始,他每天到食堂还能吃三顿饭,后来没钱,变成吃两顿,最后一顿也吃不起了,自己胡乱弄一口就完事。


他也像李上访一样,回不去,也不想再回去。冬天打猎,夏天挖参,这是在当地最古老的行业了。


我记事的时候他也就 40 多岁,满头白发,头发也挺长,偶尔醒过来的时候跟正常人差不多。


到了 1976 年前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十五六岁了,看到他仍然跟着邮递员。人家下班以后他也到邮递员屋里,自己推门进去翻信件。有一次翻出人民日报,看到“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主席逝世”,一下把他吓醒了。


从 60 年代初期到 1976 年,这十多年,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混沌的,但唯一没有混沌的,就是他相信邮递员那里有他心爱姑娘的信件。


■ 于广义在林场拍摄


林场围困


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而寒冷封闭的林场依旧蒙着头靠山吃山。林场开始走下坡路,曾经为了过好点的日子而来到林场的山东人,陆续把工作关系调回了山东。


1981 年,于广义从部队复员回到林场,当了一名计量员,六年后,他也选择走出大山,去往更发达的大城市。


80 年代中期,整个社会开始改革开放做生意了,而我们林区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远远丢在了后面,不知道做生意为何物。


我感受最深的一次是 1985 年办理工作调转的时候,我走了三个村坐火车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又倒车来大庆。途中我看坐我对面的一个人拿起了皮夹子,里面有一打 50 元钱。那时候 50 元好像是最大的票,我一看那一沓子起码有 100 张,也就是 5000 块。不知什么原因,他反复在数钱。


当时我就吓一跳。那时候我上班一个月才四五十块钱,我爸也就将近一百,我俩挣几年也挣不来这么多钱。这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山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被抛弃了。


因为资源已经没有了,有些地方无树可采,林场职工面临下岗和工资不能足额发放的问题。


我爸那个时候开支也不到 200 块钱。他 1949 年来到林业局参加工作,60 岁的时候退休,目睹了林区兴衰。遗憾的是,在 1992 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刚要惠及到每个家庭,他就去世了。他的去世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在林场工作一辈子,还是个干部,到最后治疗期间费用一分钱都没法报销,不知道找谁报销。


林区围困逐年加重,我们林场过去有 300 多个在编职工,到了零几年的时候,据说一个林场在编职工只剩 19 个了,几乎只剩厂长、副厂长、工会主席、会计出纳这些人。其他人干什么去了,我也不知道。


■ 现在的林场


林场辉煌了二十多年,也飘摇了二十多年,纪录片《木帮》拍完后,伐木也结束了。有人进城打工,有人又走进深山老林,干起了狩猎,过着像鲁滨逊那样的生活。


2010 年,黑龙江开始发展旅游业,林场的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开起了民宿和饭馆,接待来自远方城市的客人们。山里人从一开始对旅游的质疑,到现在拥抱城市化。对他们来说,原始的森林生活彻底结束了。


我很爱那些乡亲们,他们善良勤劳,使我们这块天寒地冻的土地上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热乎气儿,相互帮衬度过了寒冷的日子。


离开家乡已经 30 多年了,每次回去老一辈也不多了,但见到他们的后人依然很亲,很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主播:寇爱哲,制作人:马达,声音设计:彭寒,文字整理:马达、张诗怡,校对:韩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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