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起飞”了,但更严峻的挑战还在后面
2020-12-10 07:45

周其仁:中国经济“起飞”了,但更严峻的挑战还在后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辛庄课堂(xinzhuangketang),演讲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周其仁在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发言,发言标题为《“起飞”后的增长》。


周其仁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19年1月,海闻老师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有一个讲座,主题就是中国经济起飞。这次很荣幸到本次年会发言,我特地选“起飞”为题,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对海闻老师多年来花心血建设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表示敬意和感谢。


题目中的“起飞”,有很高的辨识度。在研究增长或发展的经济学领域中,只要提到这个概念,人们就会想到罗斯托。罗斯托是一个充满争议、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家。他是俄罗斯犹太人后裔,移民到美国后,先是耶鲁高材生,后去牛津读硕士,最后又回耶鲁拿的博士。毕业后他在美国和英国几所知名大学任教。二战期间,罗斯托受聘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跟着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用专业知识为盟国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具体工作就是分析研究怎么轰炸德国能尽快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们当时用的方法来自经济学的基本训练。


战后罗斯托在MIT任教十年,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他发现,如果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不但能帮助后者更快达到临界点,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而且最后也让发达经济一起受益。在冷战背景里,罗斯托受到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美国总统的赏识,成为白宫决策智囊人物。他后来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主张美国对越南大规模增兵并轰炸北越南部,以遏制苏联势力扩张。


随着反战潮流席卷全美和白宫易主,罗斯特重回学术界,但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学术机构都不愿聘他。1969年他在约翰逊的老家德克萨斯奥斯丁校区获得教职,从此埋头学术直到2003年去世。1990年他出版《大卫·休姆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史》,是一本英文1000页的巨著,罗卫东教授组织了中译,由浙大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


罗斯托关于经济起飞的思想,最早是1952年“不经意地”写入关于经济增长进程的著述。1958年他受邀在剑桥作工业化讲座,整理后的讲稿于1960年公开出版,书名就叫《经济增长的阶段》。




他这套想法,比较可取的就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不可以用一个无涉时间变量的函数加以描述和刻画。他认为这里最值得研究的,是在整个增长过程中,如何从传统经济跃向现代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人类主动并大规模应用科学技术,重新定义经济资源,改变要素投入的产出效果,由此保证经济增长水平大幅度地超过人口增长,实现人均收入显著并持续提高。在这个大转变里,罗斯托抓住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从极其缓慢的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增长,非要有一个加倍的努力,非要有一个加速度不可。


他借飞机起飞来类比经济增长。飞机从停止不动到飞上天空,不但先要加速运动,而且要达到极强的瞬间加速度,才能让飞机升力超过地球对飞机的引力,实现起飞。因此,罗斯托的增长理论也被简称为“起飞理论”。


罗斯托概括了实现起飞的三个临界条件。


第一,投资要占到国民所得的5%到10%,如果达不到,经济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那就飞不起来。


第二,要形成主导部门,即本身增长更快,且对其他部门有带动作用的经济引擎。


第三,罗斯托把很多其他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所处理不了的科学技术、创新、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纳入起飞条件。他认为,要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企业家群体,前仆后继从事冒险与创新,才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


达到三条,经济就能实现起飞。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通常要二三十年,然后趋向成熟,趋向大众高消费,趋向他后来定义的第六阶段即高品质生活。


经济增长的五个阶段


海闻在他的讲座里借用“起飞”来概述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他说中国这个飞机非常大,所以起飞的时间可能会长;起飞以后,需要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才能走向高度的成熟。我想在海闻讲座的基础上,再做一些讨论。


首先是中国经济何时开始起飞的?在罗斯托原著里,他写到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始于1952年。那时结束了战乱、有了统一的国家主权,开始大规模推进国家工业化,并在国民经济中形成强有力的工业部门,投资率也超过10%。这与麦迪森关于中国长期增长的研究结论一致,那也是从1952年开始,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的走势才在人均所得的水平上掉头向上,开启直追西欧的新历程。


那么按照罗斯托,如果1952年开始起飞,过了二、三十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起飞就完成了吗?这个结论恐怕得不出。虽然投资率平均是高于10%,也扩展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但整个结构还带有传统经济的顽强痕迹。总人口80%在农村,农民极度贫穷,缺乏消化工业产品的内需能力;文化教育科研基础薄弱,尚不能大规模承接并扩展现代科技成果,特别是受体制限制,还不可能出现企业家群体。


我的同事张维迎老师,1959年出生在陕北榆林吴堡县一个山村,他有一篇精彩传神的网文《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生动地记录直到他1978年高考上大学之前他家乡的状况以及后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即使到了八十年代中,只要认真观察过中国农村和农民状况的,应该都不会说中国经济已实现了起飞。


再过30年,中国经济是不是实现起飞了呢?我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分歧就会比较小。因为到2008年时,中国经济已持续几十年近乎10%的高速增长,也持续了几十年的超高投资。高增长主导部门一个接一个出现,把现代科学技术扩展到国民经济更大范围。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中国经济全面对外开放,也打开了城乡之间的大门。改革开放带来国民所得的高速增长。2008年9月,当科斯邀请几十位中国企业家、地方官员和学者到芝加哥大学专题研讨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时,世人总应该可以说中国经济实现了起飞。2009年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再过几年光景,中国分别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以及工业产能第一大国。


不过,也正因为中国实现了起飞,并在2008年之后遇到新情况、面临新挑战,让我们看到起飞理论的一个薄弱之处,那就是对起飞后的增长缺乏仔细研究。这或许是因为罗斯托当年的注意力,过于聚焦发展中经济怎样实现起飞,怎样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一跃,但是对实现起飞后的经济,多少就掉以轻心,似乎那就比较一帆风顺,一定合乎逻辑地走向成熟,走向大众高消费,然后走向高品质经济增长。


罗斯托以飞机起飞类比经济增长,但他或许没有理解飞机起飞的困难所在。人们都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实际上莱特兄弟是受到更早飞天筑梦者失败消息的刺激,才走上研制飞机之路的。据记载,1896年8月在德国里诺山,奥托.李林塔尔为创造一个具有独立装置的飞行器,试飞过一架新滑翔机。一阵风把已飞起来的飞机吹翻,李林塔尔不幸坠地身亡。


远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莱特兄弟听此噩耗,才注意到有人在造飞行器。这兄弟俩不懂飞行,但对自行车以及他们童年时代痴迷过的风筝,有着过人的领悟。他们认定,飞机的难点不是能不能飞起来,而是飞起来之后,在遭遇空中“猛烈颠簸”时还能不能保持平衡。按此思路,莱特兄弟研发数年,终于在1903年自驾由他们制造的一架带螺旋桨和引擎的飞机一飞冲天,又平稳落地。


▲奥托•李林塔尔


与他的双翼滑翔机▼


▲莱特兄弟


与“世界上第一架飞机”▼


莱特兄弟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和机械师的不断努力,当代客机早已成为世界级高科技的一个绝妙集合,以至于今天搭乘飞机的乘客,仅需“系紧安全带、坐稳扶好”,就总能冲过对流层里任何猛烈颠簸,飞入平流层,抵达目的地。罗斯托把起飞后的增长看得容易,源自现代飞行器总能由静转动,把跑道滑行、加速起飞、拉升、平飞、降落的分阶段前行,演绎得几近绝对完美。


是中国的实际经验提醒我们注意,起飞后的经济增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简要地说,大体有三个方面。


第一,   在全球化进程里,如何妥当处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个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提出来研究。休谟和斯密都是苏格兰人,而苏格兰相对落后,英格兰比较发达。十八世纪初苏格兰和英格兰签署法案成为联合王国后,内生的地区间差距和紧张一直存在。再看整个欧洲,先是地中海时代意大利文明最为辉煌,后来西班牙搞大航海发达,荷兰急起直追,英国既与荷兰争先,又与法国较劲。


所以最早一代政治经济学家研究问题,从来就以国际竞争格局及其变化为背景。其中一条线索,就是分析原来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经济关系,因为这里充满张力——落后经济体的劳动成本很低,一旦打通贸易,无可避免要对高劳动成本的发达经济构成某种冲击,正如发达经济的先进产品很容易占领后发经济的市场。


经济学的“一价定理”将如何表现呢?反正劳动及其他资源的收入在开放条件下终究要趋向同一。挑战来了:到底是发达地方的高收入掉下来,还是低收入地方的收入快速涨上去?这里存在无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


休谟当年还敏锐地发现,制造业是会跑来跑去的,会从工资贵的地方跑到工资低的地方。产业转移愈演愈烈之际,资本移出的富国取什么态度,获得资本流入的穷国又取什么态度?他们彼此怎么相处?当代如萨缪尔逊分析过的,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都会发生技术进步,问题是进步的变化率可能很不一致,如果一方的变动率持续快于另一方,会不会在经济逻辑上发生“一方永久损害另一方”?


这对起飞后的中国经济,影响巨大,因为中国经济能够起飞,离不开对外开放,特别是能大量吸纳中国组装和制造产品的发达经济市场,以及持续从发达经济体那里获得关键技术和基础科研成果,并逐步培育自己原创研发能力。如果全球化受阻,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国家之间关系持续紧张,时不时出现颠簸,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不能不受压。


第二,中国经济体量超大,且极不平衡。有关飞起来的中国经济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包括居民、城乡、区域、不同产业和产权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过大,已引起广泛注意。但在收入差别的背后,是知识、观念和体制运行成本的极大差别。从改革开放、创新、法治和现代社会治理等任何一个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社会都不乏先行者,都创造并继续创造出解决问题的经验。但在超大且极不平衡的约束下,新事物、新生产力和新观念的扩展还相当费力。


人们常喊同样口号,但实际行为却可能南辕北辙。实现起飞的中国经济,能不能把身为超级庞然大物的自己,整体带到飞得更稳更高的平流层,应该不会是短期就容易完成的任务。


第三,起飞后的增长要维系平衡,但绝不能失去动力。这与地面运动不同,只要减速放缓,通常就能恢复平稳。飞起来的中国经济,还非保持一定动力不可,在有的情况下,甚至还需要加大动力,才能从容应付多种猛烈的颠簸。现在的情势很清楚,如果先富起来的人群、行业和地区,减弱而不是继续增强他们继续致富的动力,那么究竟从哪里可以筹措到帮助后富群体、困难行业和地区的财力呢?毕竟从长期看,高额财赤和债务不但不是平稳经济的积极力量,而且是导致起飞后经济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祸根。这里需要清晰地划分不同性质的抽肥补瘦,租金性收入可以也应该多抽,但劳动创造、生产性投资的收益要少抽,因为抽多了会减弱经济增长动力。


最后,我们亲历了人类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中国经济起飞,这是时代赋予一代经济学人的机会与荣耀。中国经济实现了起飞,我们就应该更多研究起飞后的经济增长,直面起飞后的各种挑战,研究其间的新经验并作出合适的概括。


(根据发言录音整理,文字经作者本人修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辛庄课堂(xinzhuangketang),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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