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崛起+农村空心化,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21世纪失败了吗?
2020-12-15 12:01

大城市崛起+农村空心化,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21世纪失败了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蕴娴,编辑: 黄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对乡土的关注和思考贯穿了费孝通的一生。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远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依据自己在吴江开弦弓村的调查,写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获得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盛赞。


这部书是一位东方学者对自身社会的观察反思,打破了当时人类学“文明人研究原始人”的传统,彼时,中国东部乡村又正在经历一番大变动,费孝通对城乡问题——尤其是乡土——的研究就别具时代意义。此后的几十年里,费孝通一直坚持观察变动的中国乡村,写下《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书,提出“离土不离乡”“就地城镇化”等观点。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奠基人之一


今天,城乡问题依旧十分棘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全国流动,农民工二代、三代与乡土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的前辈要复杂,离开乡土又无法进入城市,容纳他们的,是大城市郊区和小镇里的工厂空间,在单调压抑的流水线下,有的人用杀马特来排遣发泄,有的人自我放逐,成为三和大神。费孝通的乡土研究对当下还有何启示?中国乡村离他的设想有多遥远?


北京大学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日前在北大举办了“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暨‘费孝通作品精选’新书发布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大学的多名学者与会,探讨了费孝通乡土研究的得与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认为,从中国社会经济90年代的发展来看,费孝通是一个“失败者”,现实与他的构想背道而驰。北京大学教授周飞舟和上海大学肖瑛则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费孝通晚年对中国人心灵安置问题的看法。


活动当天合照,参会者有甘阳、朱苏力、邱泽奇、渠敬东、王铭铭等学者。来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


可以说,费孝通对中国经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的思考都是以乡土为本位的。甘阳认为,90年代的乡镇企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费孝通自四十年代起就把乡镇企业视为中国转型的关键——“它不以毁灭乡土社会为最后目标,而是仍然保持某种乡土社会”。


所谓维持“某种乡土社会”,也就是维持乡土对中国人心灵的滋养,乡贤士绅、家庭人伦,皆植于此,发展乡镇企业,为的是保存中国的乡土品格。然而,步入21世纪,中国没有按照上一个十年的小城镇逻辑发展,反而出现了高速城市化,大城市相继崛起。


甘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孝通“失败”了,他所规划的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遭到摒弃,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走向超大型城市,农村空心化普遍,“不知道费老看见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说。


周飞舟补充道,费孝通在90年代时便否定了自己“离土不离乡”的说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讲自己错了,现在农民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不过对甘阳的说法,周飞舟提出疑议:中国今天的企业是否是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农村是否遭遇了典型的空心化,还值得商榷。


他指出,农村看上去是空心化,但在节庆期间有“周期性热闹”,“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单向的人口迁移过程,而是人口不断来回流动的过程,”东部的一些企业也进行了自我拆分,散布于城乡之间。而农村出身、参加到流动中的人群与农村土地究竟是何关系?他们是希望回到农村,还是移居城市或县城?正是当下社会学需要研究的。


据目前的一些研究,农民工对乡土的态度存在代际差异,在不同代际间,老家可能不是想不想回的问题,而是被迫要回、不得不回的问题。


上海大学教授肖瑛注意到,费孝通关于乡土工业的主张,一方面是基于底层民众的生活处境和经验得出的,一方面也出于“历史上儒家对农民政治和生活的想象”,“有很强的儒家内涵在里头。”


在《重建乡土》中,费孝通写道:“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的时期,人才辈出的。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曾经批评费孝通的乡土工业主张是一种“乡愁”,肖瑛认为,费与吴的争论,是“现代带有儒家特点的所谓‘自由放任’经济与俄日集中化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回响”。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都着意进行人口疏散调控,而二三线城市则强调人才吸纳和就地城市化。香港理工大学战洋在澎湃新闻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中国的城市发展逻辑一直有“钟摆式变化”,“小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的策略往往交替进行”。费孝通的乡土说在这种背景下能否找到活力,有待各领域学者做出新的发现和阐释。


二、当代读书人对农村缺少认知


费孝通晚年把自己对乡土的关注从经济社会问题转向了人的内心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清媚强调,在讲费孝通乡土研究的同时,应该看到他是一个在不同文明间行走的“世界性学者”。也即是说,乡土不单是内向于中国的思考,也是费孝通对20世纪西方文明冲击的回应。


杨清媚解释道,费孝通将中国人的心灵安置问题分为两面,一面对农民和工人,一面对知识分子。晚年的费孝通大量阅读了钱穆等史学家的著作,深感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的必要,此时的乡土说更近于文化自觉,这个担子主要落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工人、农民和商人负责普通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而知识分子又永不允许自己和工农商脱离。


武汉大学教授贺雪峰在论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时也曾说,乡土更像是费在谢世后对中国读书人的“嘱托”。


但现实是,乡土不断遭受损蚀,费孝通在《乡土的损蚀》一文中写道:“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对以农村为依托的乡土中国是否具备相应的想象力呢?


《上升的大地》一书梳理了文学中的“乡土中国”想象。在一篇题为《文学想象能否作为打开“中国乡土”的方法》的书评中,作者刘东指出,文学与社会学的互动,曾经是中国左翼文学打开“乡土”的重要方式,但今天文学与社会学对农村的书写严重脱节,我们对农村的认知严重匮乏,僵化甚至蔓延到了对小镇和县城的想象。


北京大学教授渠敬东从更微观的角度解读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在他看来,真正能体现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文字,是他晚年所写的回忆性文章。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最亲最近的人、对够塑造自己知识情感世界的人没有回忆,没有惦记,谈什么文化自觉?在费老在晚年的文章里,我觉得他是通过这些来持续地进行自我认识。我想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实际上是靠着这个来的。”渠敬东说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渠敬东认为,好的社会学不是去研究既定的话题,绝不能把研究对象理解为一个客观实体,好的问题应当产生于我们最切身的感受,我们在看别人时,也应当看见自己。


甘阳认为,费孝通早年对东西文化的思考有局限性。他从前讲西方重视人与物的关系,中国重视人和人的关系,中国要在这一点上向西方学习,后来看到经济发展之下人际关系改变带来的问题,才转向对心态的思考。而此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大转变,人已经原子化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能较早地关注这个问题,加以重视,想法又能得以实践,或许今天的社会将有所不同。


不过,费孝通对心灵安置问题的一些思考在当下看来依旧不乏敏锐。周飞舟讲道,费孝通讲中国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流动而不乱,是因为“人人心里有个家”。中国人过日子讲求实实在在,解决心灵问题,首先得过上好日子。


渠敬东补充说,尽管乡镇企业、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消亡和改变,但费孝通在2003年就明确提出“扩展界限”,即“把原有事物内嵌入文化原理或精神原理”。现在二、三代农民工不想返回农村的意愿很强,但周飞舟指出,他们大部分还是回去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按照生命历程来流动,最年轻的时候去最远的地方。”


许多回乡的农民工不是真的重新做回农民,而是进入了县域经济的产业带。很多人把房买在老家县城,买了也不住,就是为了结婚,钱通常由父母来掏,他称之为“世代参差继替的城镇化新形态”,“家撑开在城乡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孝通的“离土不离乡”其实还有其延续性。


参考资料:

1. 《圆桌|谁能留下:年轻白领、农民工与“人才”的居住境遇》

2. 《文学想象能否作为打开“中国乡土”的方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蕴娴,编辑: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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