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时代:偏见、撕裂与群氓
2020-12-20 00:07

信息茧房时代:偏见、撕裂与群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原文标题:《信息茧房时代:偏见、撕裂与群氓》,作者:清和  智本社社长。题图来自pixabay。


“就在此时此刻,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全世界陷入了恐慌之中,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背负着各自的历史积怨……即使这无穷尽的对抗中有一些似乎的确是基于现实的利益冲突,我们仍怀疑,大部分对抗是幻想中的恐惧的产物。然而,虚构的恐惧能够造成真实的痛苦。【1】”


现代个性心理学创始人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教授以这段话开启了他的著作《偏见的本质》。这本书诞生于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50年代。六七十年过去了,人们的偏见与对抗更少了吗?


互联网曾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信息海洋,但如今的算法却编织了一个个信息茧房。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每个人看自己想看的,听自己想听的,宛如回音壁一样不断地重复那些悦耳的声音。然而,这种舒适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偏见、撕裂与群氓。


本文探讨信息茧房、人类认知与自由市场的关系。


本文逻辑


一、偏见与傲慢


二、撕裂与群氓


三、逻辑与生意


01

偏见与傲慢


昨天晚上,我与女儿“误入”了一家鞋店。店里正播放着音乐,女儿疑惑地问:“爸爸,这是什么歌曲,好奇怪哦?”


女儿的疑惑让我意识到,她似乎处于自己的音乐“茧房”之中。女儿辅修了声乐,对音乐会敏感一些,但她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音乐。那首歌我也没有听过,但我知道,这类歌曲在一些商店、汽车里颇为流行。


2006年哈佛大学凯斯·桑斯坦在他的《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桑斯坦指出,在信息传播中,公众所接触的信息是有限的,会选择自己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2】。


其实,世界之大,信息无穷,考虑到处理信息的成本与风险,人们倾向于待在认知的舒适区。这是一种自我编织的茧房。这种茧房并不可怕,因为自由竞争的压力会迫使人们走出舒适区,懒惰者、安逸者被惩罚、被淘汰。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他人编织的信息茧房。


在古代,每一个村落都是独立的信息孤岛。村落之间除了官道外没有通行的道路,临界区域遍布高山、密林及河流,野兽出没,山匪当道。这是天然的信息茧房吗?


将古代村落沦为信息茧房的并非野兽而是君王。古代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计划经济,中国是小农计划,欧洲是城邦计划。计划经济特点是稳定输出与计划配给。其前提是权力集中,统一指令,信息封闭,控制言行。古代君主不允许村民随意迁徙,打探信息,生在村里,死在村里,让本地的礼教、习俗构成的“权威信用体系”控制村民的言行。


随着文字、纸张、印刷、电报电视的问世,知识精英逐渐掌握了信息茧房的控制权。世纪之交,互联网打破信息孤岛,“逆袭”知识精英。如今,技术精英借助算法悄无声息地夺权,给每一个人都量身订做了一个信息茧房。


美国反科技“狂人”希尔多·卡辛斯基曾在《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文发出警告:“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


在算法时代,你以为自己拥抱了知识的海洋,其实你看到的信息只是你想看到的,技术精英想给你看到的。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回音壁中反复地收听那悦耳的音符。


然而,这种舒适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认知黑洞。信息、方法论与智慧存在关联关系。信息是方法论的原材料,方法论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在信息茧房中,人们即便可以获得很多想要的信息,经过科学方法加工,也很难输出真正的智慧。


所谓真正的智慧,是指自然规律、人的行为规律以及思辨哲学。掌握规律靠什么?靠抽象逻辑。如何获得抽象逻辑?


数学就是一种抽象逻辑。自然科学依靠数学论证建立,现代医学的可靠性建立在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之上。在大数据时代,实证方法越来越流行,数据越多,研究越充分。这就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不过,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通过数学方法来建立抽象逻辑。普通人只能使用经验归纳法来认识事物。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法。比如,把家里养的动物归纳为家禽(家畜),野外跑的动物归纳为野兽。


但是,这也是一种极容易犯错的认识方法。比如,家养的狗跑到野外去了,是家禽还是野兽?为什么经验归纳法容易犯错?原因是经验归纳法容易建立形式逻辑,而不是抽象逻辑。


比如,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这是形式逻辑。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抽象逻辑。古代人看到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这也是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与信息茧房有什么关系?形式逻辑是不是信息不充分导致的?信息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管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都不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形式逻辑的错误更多源自信息源被控制,即信息茧房。


比如,你从小到大看到的天鹅是白天鹅,那么你容易将白天鹅等同于天鹅。这就是形式逻辑。如果你哪天看到了一只黑天鹅,那么你的思想可能要遭遇一场“黑天鹅”。当黑白天鹅都看过了,你才不容易陷入“颜色”的形式逻辑,从更本质的角度认识天鹅。但是,很不幸的是,黑天鹅全被我宰了。这就人为地制造了“幸存者偏差”。


在古代,每个国家、每个村落都是一个个信息茧房,人们在回音壁中不论怎样折腾都不可能建立抽象逻辑,不可能催生现代科学与制度。古代中国一次次地打破信息茧房,又一次次地重建信息茧房,而且茧房越来越牢固,最终与现代化渐行渐远。


其实,只要信息是自然流动的,即使存在信息不对称,人也可以在经验基础上建立抽象逻辑。这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先验”认识论。经济学家米塞斯用先验来解释奥派的方法论。先验,其实是在经验基础上的抽象逻辑。


比如,在自由市场中,价格上升,需求减少。需求定律,可以通过数学论证,也可以通过从经验中抽离出来形成抽象逻辑。


科学家普遍反对定性、经验及“先验”,推崇数学实证。后者更具可靠性,但是实证的假设,就是依靠“先验”得来的。如果假设上犯了“形式逻辑”的错误,实证研究也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完全市场理论。很多不具备“先验”能力的经济学家、科学家,能够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但结果可能是错的,或者毫无价值的。当今世界,出色的数学家、统计学家很多,但是富有智慧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极少。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定性或定量,不是证伪主义或“先验”认识论,而是如何建立抽象逻辑。无法建立抽象逻辑的关键,不是信息不充分,而是人为设置的信息茧房。在信息茧房中,人即便可以获得特定的丰富的知识,也难以建立抽象逻辑。有些人纵然满腹经纶、博闻强识,也只是个愚不可及的老朽。中国古代不乏翁同龢这样的“帝师”与大儒,但他们因为缺乏思辨哲学与智慧,无法将中国引入现代化。


在信息茧房中,形式逻辑占据统治地位,偏见盛行,盲目自信。古代地球人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生活在自己的茧房中。玛雅人、印度人、罗马人、东亚人均以自己为地球的中心。他们建立了形式逻辑的知识,比如所谓的国学、西方经济学、东方心理学。真正的知识是抽象逻辑的知识,是没有国别、种族、民族之分的。不可能出现西方的质能方程式,亦或是东方的需求定律。


在瑞士伯尔尼的一次统计学会议上,当一个年轻人说到"经济学自然规律"时,德国学者施穆勒打断他说:“先生,并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学自然规律。”


年轻人反问:“先生,你知道伯尔尼哪里有吃饭不用付钱的餐馆吗?”


施穆勒很不高兴地说:“没有,倒是有便宜的。”


这位年轻人就是帕累托。


帕累托探索的是经济的一般规律,而德国施穆勒领导的历史学派是典型的形式逻辑学说,它建立在德国特殊论之上,最终导向了希特勒领导的纳粹运动。


信息茧房促使逻辑形式化,思维简单化,认知标签化,理论特殊化,导致人愈加封闭、自我、无知、偏执、傲慢、群氓。


这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一个个舒适的信息茧房里,暗藏着一股股盲目的社会洪流。


02

撕裂与群氓


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统治者猪给动物们确立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动物主义原则:“四条腿好,两条腿坏”【3】。


仅用腿的数量来判断好与坏,动物们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分辨敌我,将两条腿的(主要指人,庄园主)打入深渊。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羊都会在动物们的耳边念叨这个原则,动物们听到后立即就站在了猪这一边。


鸡鸭鹅不也是两条腿吗?没办法,鸡第一个被“歧视”,猪将鸡蛋拿去“出口”换农具。后来,“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拿破仑(领袖猪)摆平了政敌斯诺鲍后,动物庄园的口号变成了“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最后,六个庄园主和六头猪在屋里打牌。“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瞅到人,又从人瞅到猪,再从猪瞅到人;不过他们已然区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在信息茧房中,形式逻辑战胜抽象逻辑,标签替代思考,偏执引起群氓。腿的数量,就是一种形式逻辑。这种形式逻辑成为了好与坏的标准。两腿的就是坏蛋,这就是贴标签、扣帽子。


缺乏抽象逻辑的人容易服从于一种哲学。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揭示了这种哲学的逻辑问题。它认为主观服从于客观,真理源自现实而非逻辑,进而推导出生产力决定论、劳动价值论、身份决定论、立场决定论、动机决定论、历史决定论【4】。


服从于这种哲学的人,谈历史,使用的是盖棺定论;谈现实,强调“存在即合理”;谈国家,但不思考何为国家。他们不问是非,用折中主义掩盖错误;不知对错,用屁股决定脑袋。在公正面前,将妥协视为艺术,将守正视为愚蠢,将标签视为标准,将立场视为正义。总之,“大即原罪”,资本家等于罪犯,反对我的人一律是卖国贼、汉奸和资本家的狗腿子。


美国有一位黑人经济学家叫沃尔特·威廉姆斯【5】,2020年12月1日刚刚去世,享年84岁。他在博士论文《低收入市场》指出,最低工资法对低技术工人不利,尤其是美国黑人。该法律表面上看保护了低收入工人,实际却增加了他们的失业率。如果市场的真实工资低于最低工资,那么企业主就会选择用机器替代,亦或以较高工资雇佣一名更高效率的工人替代两名低收入工人。


威廉姆斯早在60年代就指出,民主党政府的福利政策摧毁了美国黑人社会及家庭,使得黑人更加贫穷。后来的事实正如威廉姆斯所料,福利政策导致黑人单亲家庭暴增,大量黑人没有受到好的家庭教育而穷困潦倒,黑人犯罪率激增。


但是,黑人根本不相信威廉姆斯,甚至大骂他为种族的“叛徒”。与威廉姆斯遭遇同样对待的是另外一名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他支持威廉姆斯的观点:“黑人家庭挺过了数个世纪的奴隶制、数代人的种族隔离,但是,随着自由派(美国左派)所主张的福利国家的扩张,这些家庭已经瓦解。”


黑人经济学家不多,这两位都被美国黑人群体列入“黑奸”。索维尔说过一句话:“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美国黑人遭遇了民主党政策祸害,难道他们不会觉醒吗?


在信息茧房中,思想市场的惩罚机制不一定有效。即便错误的认知酿成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们未必能够意识到恶之根源。最近一名大学生自杀,从遗书来看,这位学生至死也不知是什么导致其自绝于世。


信息茧房就像一个劫匪,里面的人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症。人在茧房的时间越长,沉没成本就越大。即便哪天三观受到“暴击”,也不愿意承认和醒来。因为醒来的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心理上接受不了。“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是这个道理。相反,他们会劝你好好配合劫匪才是唯一的生路。


美国黑人吃福利吃上了瘾,有些人知道福利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导致他们变得懒惰和无能。黑人进入了一个向下的螺旋。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头,“黑命贵”运动还会重演。


这种福利制度其实利用和放纵了人性之恶。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民主党还要给反对者贴上标签、扣上帽子——种族歧视。


在信息茧房中,有些人不喜欢逻辑,只啃食爽文;不愿意思考,只跟随意见领袖;不是在阅读,只是在取悦和麻痹自己。


德国大众传媒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提出一种理论叫“沉默的螺旋理论”。她指出,人们越沉默,特定的看法就会得到强化,越多的人屈于群体压力而加入其中,从而形成一股向下的洪流。


在信息茧房时代,这股股洪流可能引发一场场群氓运动。他们跟风、盲从、焦虑、易怒、狂热、纵欲,拒绝思考及放纵暴力,缺乏独立意识与思辨能力,在追求“集体灵魂”中迷失,在追逐公共利益中窃取私利。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指出:“深谙其道的演说家在面对群氓的演说中常常利用这些特征。【6】”


桑斯坦警示:“一些国家就由于这个原因走向灾难。对于生活在信息茧房的领导人和其他人而言,这是一个温暖、友好的地方。但是,重大的错误就是舒适的代价。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能变成公众一种可怕的梦魇。【2】”


03

逻辑与生意


如何消除这个可怕的梦魇?


奥尔波特教授在开篇时说“大部分对抗是幻想中的恐惧的产物”,一切文明的问题都是主观的问题,解决文明问题的方法也在主观之中。


主观思想缔造了人类文明,主观价值开启了自由市场。哈耶克说:“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主观主义的贯彻运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句话扩大来说就是,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主观思想的进步。这与物质、规律的客观性不矛盾。


为什么到十六七世纪人类才开启现代文明?为什么不是十三世纪?


历史决定论认为,那是历史的必然性。何为历史的必然性?技术与生产力吗?技术与生产力又是人类主观创造的。


其实,人类在“马尔萨斯陷阱”中反复折腾,根本上还是因为思想市场被消灭,主观思想被抑制,东西方所谓的智者都只掌握了形式逻辑。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解锁了思想市场。接着,牛顿、洛克、斯密等建立了抽象逻辑。


当然,思想市场经常失灵。我在《何为大学》中指出,知识的延续性导致其产权不完全排他;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价格机制不灵敏;同时,思想市场的惩罚机制容易失效。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如知识产权法,思想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被谎言、谣言、谬误与似是而非的“真理”淹没。


所以,第一步是用制度打破信息茧房。第二步是建立抽象逻辑。有人提出,中国的学校应该引入逻辑学。逻辑学至关重要,同时理工科、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的逻辑训练也同样重要。


当然,对于大众来说,自由竞争或许是解决信息茧房、削弱偏见与群氓的最有效方式。


奥尔波特教授在《偏见的本质》中介绍了很多心理学实验,其中有一个拉皮耶设计的巧妙实验:


这位美国研究人员与一对中国夫妇遍访美国各地。他们曾一同在66个旅馆过夜,在184个饭店就餐,总共只有一次被拒绝服务的经历。之后,他给这些地方的经营者都邮寄了一份问卷,调查他们“是否会接待中国人”。结果93%的饭店与92%的旅馆表示不愿意为中国人提供服务【1】。


实验的结论是“‘纸面’的情境会比真实情境更强烈地唤起被试的敌意。威胁要实施歧视行为的人实际上可能并不会这样做”。


拉皮耶的实验发生在美国种族歧视流行的50年代。当时美国存有种族隔离制度,黑人、白人、印第安人、中国人生活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之中,信息茧房强化种族歧视。


但是,这些美国商家在歧视问题上显然言行不一,言语上激烈,但行为上却要温和得多。这是为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正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他抓住这个热门话题,在1955年撰写了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贝克尔是歧视经济学的开创者,他指出歧视是一种经济行为。贝克尔的研究表明,歧视需要付出代价,造成经济效率损失【7】。


美国商家对华人在行为上的歧视要远远弱于言语上的歧视,根本上还是出于代价的考虑。当今的网络流行着各种地域歧视、学科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这些看似“穷凶极恶”的歧视者在现实中要“怂”得多,甚至待人礼貌、温和、谦逊。考虑到代价与风险,对同事、上下级、朋友、同学、客户、合作伙伴,即便存有偏见与歧视,也会尽量掩饰、避免冲突。


可见,在约束人的言行上,生意比道德教化更有效。因为代价与利益,我们不得不包容对方,硬着头皮去了解、理解对方。这就打破了自己的信息茧房,增进信息交流与情感融合。


可见,市场分工增进了人类的道德与文明,自由交易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与和平。对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一位大师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如下表述:


“商业首次教育各个民族满怀善意地看待彼此的富强与繁荣。过去的爱国者,除去其中富有教养的能够将世界视为自己国家的人之外,无不希望本国以外的一切国家都贫弱而且管理不善。现在,他们将其他国家的富裕和进步视为本国富裕和进步的直接源泉。正是商业贸易通过巩固并增加与战争天然对立的个人的利益,使战争迅速遭到废弃。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作为世界和平基本安全屏障的国际贸易的全面开拓和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种族的思想、制度和素质不断进步的伟大的而且永久的保证。【8】”


有些人用一战、二战反驳穆勒的观点。这种反驳不符合历史演进,也不合乎抽象逻辑。


很多人不了解,在没有自由市场之前,国与国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可谓老死不相往来。封闭的农耕计划经济体,千年不变的存量斗争,以及统治者为维护政权合法性而制造外敌,这些因素导致国家、部落、民族、种族之间一旦大规模接触便触发残酷的战争。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自由市场,20世纪初亦或是当今,人类如此密集的交流,将上演何种惨剧。


嫉妒是人性中最基本的成分。在农耕时代,没有自由市场,财富没有流动,自然萌生对地主的嫉妒。抑制嫉妒的办法就是道德教化——听天命、灭人欲,剩下的只有均平富了。这些办法都无助于道德与经济进步。只有交易才能淡化人的嫉妒之心,财富流动改变认知。真正的市场交易者是希望他人有钱。公司有钱才能为自己发工资,他人有钱才能买自己的产品,富人有钱自己才好融资。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速下降的。【9】”


今日人类如此大规模的陌生人之间的协作,不可能交给同情心来化解冲突,也不可能交给法律来约束行为,更不可能交给国王来调节。只能交给自由市场,每个人评估自己的成本与收益而行动。固步自封者、歧视者、不合作者逐渐被淘汰,而开放、自由、协作的精神得以保留与弘扬。这并不是说为自己牟利的人、生意人的道德更高尚,而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呈现了这样一种结果。


反过来,如果被淘汰者、吃租者、垄断者以及货币经济之外的人,故意破坏自由市场,那将引发经济、道德与文明的严重退化。当然,离开了公正的制度,自由竞争同样引发悲剧。


让每个人的言行,承担应有的代价。这个世界才能往更好方向走。个人言行的“待价而沽”促使人类彰显谨慎、谦逊、包容、进取的美德。


参考文献:


【1】偏见的本质,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九州出版社;


【2】信息乌托邦,凯斯·桑斯坦,法律出版社;


【3】动物庄园,乔治·奥威尔,上海三联书店;


【4】人的行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纪念沃尔特·威廉姆斯,谭镇年,人文学会;


【6】群氓心理学,古斯塔夫·勒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歧视经济学,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商务印书馆;


【8】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穆勒,商务印书馆;


【9】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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