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ID：qingxintimes），作者：杨茹珺、苑斯琪、张馨、赵钰婷、程雪儿、王馨裕，原题：《医生、记者、老师、保安、咖啡店主，用他们的故事告别2020》，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迎接新年的倒数声中，2020终于过去。这是注定会被铭记的一年。新冠疫情、武汉封城、线上授课……无数关键词堆叠成属于2020的记忆，每段记忆都勾连着不凡或平凡的故事。
回望2020，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心境。医生、记者、老师、保安、咖啡店主，我们采访了五位不同职业的人，听一听属于他们的2020的故事。
医生：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枪口
2020年1月10号晚上，郭培中值完夜班，回到家中。家里的猫慵懒地趴在沙发上，他看到在清华上学的儿子发了条吐槽考试的说说，有些心疼忙于学业的儿子，也有些担心儿子的考试成绩。
郭培中是武汉市第一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儿子郭子锐说，他从未怀疑父亲是一位好医生。
忽然，郭培中的手机响了——是医院领导打来的电话。医院要紧急抽调本是肿瘤科医生的郭培中去呼吸科，承担接诊新冠肺炎病人的工作。郭培中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1月11号10点钟，临时清空的推拿科门诊被用来组建呼吸科室，开始收治病人。郭培中和其他五名医生、将近二十名护士立刻投入工作。
从1月11号开始组建临时呼吸病区，到1月24号按照通知撤下第一线，郭培中和同事们身处于“战火弥漫”的武汉最混乱的时间和地点，“那是疯狂的十三天”。
“病床、医疗器械、氧气瓶、药物，所有东西都要准备。工作量很大，而且工作环境也比较差。”郭培中和同事常常几十个小时连轴转。尽管在当时新冠病毒是否可以人传人尚无定论，但郭培中和同事们依然凭借直觉察觉到了此次病毒的异常，尽量采取防护措施。郭培中还叮嘱那几日来医院送饭、搬氧气瓶的工人们戴好口罩。
1月12日中午，已经26小时不眠不休的郭培中想起了自己的爷爷，他发了条朋友圈：“1939年我的爷爷郭孝明接过老班长递过来的1905年生产的汉阳造步枪成为八路军。说因为是新兵里个子最高的，而且看上去最机灵，所以（爷爷）一参加就有了自己的步枪。……子弹发了五发，老班长说翻造的子弹打不打得响还不好说，希望爷爷用这五发子弹消灭十个鬼子。可惜，三个月后老班长就牺牲了，他没能看到鬼子投降。”
爷爷领到的老式“汉阳造步枪”和“不知道打不打得响的五发子弹”，像极了郭培中和同事们在抗疫初期的装备——N95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极为有限。为了节省防护服，他们常常一进舱就是八个小时不出舱、不吃饭、不喝水、不去厕所。后来有同事开始使用卫生裤，尽可能地延长防护服单次使用时长。
“最多的一次呆了十个小时，那次实在是撑不住了。”高强度工作下，郭培中的同事们的衬衫被汗水浸透又晾干，一次又一次，脱下来时结满了细小的盐粒。“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全体医务人员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人在那个关头请病假，或者辞职，是医务人员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人民的安全。”郭培中用了黄继光烈士的事迹来比喻：“我们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机枪口。”
情况最危急的时候，武汉市第一医院的走廊里布满了紧挨的病床。有限的空间里收治了四十多位患者，其中有39名是危重病人，血氧饱和度全都在危险的边缘。为了降低感染风险，也为了更好地看护病人，郭培中和同事采取轮流休息的方式，每人轮流在办公室睡两小时。一天休息时，郭培中梦见自己考上了儿子所在的清华大学。在梦里他高兴坏了，结果期末考试一道题也不会做，又被退学了，最后伤心地醒来。他笑道：“连续几天的忙碌工作都让自己产生幻觉了。”
有天晚上在病房，一位三十八岁的病人拉着郭培中的手大喊：“医生救救我，我不想死，我孩子才五岁，我还要看他上小学。”第二天郭培中来到医院，发现那个床位空了。他问周围人，护士说病人凌晨病情恶化转入ICU抢救，已经不治身亡。“就这么快，他没有看到他的儿子上学。”这位病人的妻子也在同一家医院治疗，那天她没有来输液，郭培中打了许多电话才联系到她。病人妻子说自己要回去料理丧事，改天回医院输液。她还在电话里叮嘱郭培中：“大夫，我觉得这个病不一般，您一定要小心。”那天，在肿瘤科见惯了生与死的郭培中忍不住失声痛哭。
后来，编剧把这个故事写进了电视剧《在一起》。其中病人的台词被改为“我要回家”，郭培中看后觉得，改编过的版本“没有现实更残酷”。
就在郭培中调入呼吸内科的同一天，还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儿子郭子锐乘高铁回到了武汉。因为自己身处一线，为了家人安全的考虑，郭培中让儿子不要回家，去外婆家住。父子俩本来约好的见面吃饭也被迫取消。“一方面担心我的家人，他们的安全比我的安全更重要，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医生，首要的是尊重生命。”他本打算让妻子和儿子一起搬去，但妻子最终决定留在家里陪伴他：“我是党员，我一定会回来和你一起，支持你。” 最终，郭培中只隔着家门见了儿子一面，保持了三米的安全距离。
用郭子锐的话来说，那段时间全家都处于一个“下坠”的阶段。“像是一种不断下坠却没有坠落地面的感觉。”虽然沉闷、压抑、惊心动魄，却悬而未决。“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起床就听到了坏消息。”所幸，经过14天的隔离观察，郭培中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全家人也没有受到感染，坏消息最终没有到来。
“但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幸运啊。”郭子锐唏嘘道。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各方面情况慢慢转好。47天封城结束，武汉这座城市逐渐恢复往日的喧闹与繁华。5月12日，郭培中家的探戈猫生了小猫，他在朋友圈里写到：“新的生命新的起点，一起来扫荡坏的一切吧。”下半年，郭培中仍然要回归一名普通的肿瘤科医生，生活仍然要继续。
“科学、人性、实事求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被问到对2020年的总结时，郭培中这样回答，“是这些因素击退了新冠病毒，拯救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迎来黑暗的时代。”
至于对2021年的展望，他顿了顿，说：“希望我们的国家更科学，更人性化，更加实事求是。”
记者：向世界传递真实的声音
1月18日，汉口火车站还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戴口罩，深夜刚下火车的武汉人王嘉兴拍了一张火车站人来人往的照片，发在朋友圈提醒大家注意防护。以前过年回家只背一个斜挎包的他，这次拖了一个旅行箱，里边装着几斤重的音响和“健身环大冒险“的游戏环，因为他心里有种预感，“这次可能要在武汉待很长一段时间”。这是王嘉兴2020年故事的开始。
王嘉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2017年本科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工作。因为家住武汉的关系，1月5日左右他就了解到，情况可能并不简单。回家过年的火车上，他打电话给医生朋友，得到的反馈是医院里的情况很不乐观。出于记者职业的本能，王嘉兴立刻就在火车上开始采访。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1月21日，中青报正式成立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组，作为最早进入武汉的记者之一，王嘉兴也迅速进入了全工作状态。
疫情早期，王嘉兴常常早上8点起床出去采访，晚上8点左右回家写稿，稿件发出后已是夜里11点，再刷一遍微博豆瓣看看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计划后续的采访任务。这些工作做完，往往到了凌晨3、4点，他赶紧发私信联系新的采访对象。接着是三四个小时的睡眠，醒来后王嘉兴又要前往新的战场。
防护物资的紧缺，给身处疫情一线记者的采访带来重重困难。但让王嘉兴特别感动的，是那种正在被所有人“关心牵挂”的感受。封城次日，中青报报社想尽办法为他弄来三套防护服，编辑叮嘱他“宁可什么都采访不到也要平安回来”，一个王嘉兴曾经采访过的在武汉的HIV感染者，在听说抗艾滋病毒的药物可能可以预防新冠肺炎后，给他打电话说：“我那里还有一盒药，你就拿去吃，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而当天的一大新闻是，部分HIV患者由于封城无法到医院获取必须按时服用的药物。一瞬间，王嘉兴热泪盈眶，“那是沉甸甸的爱”。
1月23日，武汉封城的第一天，王嘉兴一早准备去火车站采访，但被母亲拦着不让出门。王嘉兴十分坚持：“要是不让我去，我现在就收拾好东西搬出去住。”这时他的父亲开口了：“他要去你就让他去吧，发生这种事情，他应该在场。”母亲知道王嘉兴性子倔，只得放他走，但要他每天回来，“在家住着暖和，吃得好，免疫力也好一点”。
关于在疫情第一线的采访，王嘉兴用“强烈的无助感”形容。知道李文亮医生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抢救的那个晚上，王嘉兴正在家里写稿子。但他很难按捺住自己复杂的心情，最后决定自己去看一看。他通过医院设置的很多道关卡，到RICU门口的时候，是凌晨2点左右了。大部分记者已经离开，只有他和另一位财新的记者守在那里。一有医生护士出来，他们就冲上去问，但也得不到答复。王嘉兴只能靠在抢救室门口，听着里面各种仪器发出“滴滴滴”的声音，以及医护人员用对讲机交流的声音。凌晨4点左右，他们收到消息，中心医院发了微博，李文亮医生已经在2点58分去世。王嘉兴在门口鞠了几个躬，然后转身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原来很多人都没有睡啊。我的同行们尽管在疫情初期工作量很重，但大家一直在等着结果，即使什么都不做，也想去现场守着。”
那段时间，王嘉兴遇见了很多人、很多事。采访武汉市第五医院的吕小红医生时，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中途暂停采访哭了一会儿；一位每天帮忙接送疑似患者的志愿者告诉他，自己的老婆其实已经发烧十天了，当天刚送到雷神山医院，“我当时就流眼泪了，虽然他的妻子在家生着病，但他还想着帮助更多的人”；方舱医院里，王嘉兴又发现，每张病床背后其实都是人的故事，都是武汉的故事，所以重要的在于去写“人的感受、人的生活、人的状态”。“匪气”，曾经是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城市留给他的不算太好的印象。但现在他最深的感受是，“武汉人民真的是英雄的人民”。
王嘉兴说，其实现在做记者的人都不会太去想着要怎么推动社会发展。他所在的报社有一个说法是，新闻是历史的底稿，也许很多做记者的人只是想留下一份记录。但是，今年在武汉的时候，王嘉兴感觉自己找回了那种久违的“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的信念，“原来一篇稿子真的能帮助到很多很多人”。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拿着相机，坚持在疫情一线向外传递最真实的情况，王嘉兴觉得这或许就是一名记者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职责所在。
王嘉兴离开武汉的时候是4月25日，天气很晴朗。他看过了武大的华枝樱满，在熟悉的街头热气腾腾地“过早”，98天格外难忘的经历即将画上句点。又一次站在火车站前，王嘉兴觉得“心里空空的”，他终于理解了之前送别援鄂医疗队时，那些队员所说的“复杂的心情”。平静？怅然？喜悦？无论如何，“终于结束了，人们的生活正在重启”。
2020年的第一天，王嘉兴用加缪的话总结过去——“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而现在，他说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世界和平，人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老师：学生就像我的家人
李鹏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老师。他在2009年入职清华，现在是《生物化学基础实验》一课的授课教师。2003年，李鹏读大四，遇上了非典；2020年，在入职清华的第11个年头，他遇上了新冠疫情。
非典时期，李鹏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学校封闭导致实验试剂无法运输到校内，他不能做实验，毕设无法继续，只能养实验动物。那段时间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新冠期间，他在线上授课、听课、指导实验团队，也进行着一些课程实验的摸索。“唯一担心的是春季学期的课程上不完。”
2月3日，清华师生通过“雨课堂”平台同上一堂课，确定了春季学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的方针。学生无法按时返校已成定局，但课时要求却摆在面前，李鹏当天就产生了把实验课堂搬到网上的想法。在与院系课程负责教师达成共识后，他从3月正式开始线上授课。
李鹏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疫情初，李鹏在学校的住处因为疫情防控要求不能入住，每逢网课，他坐地铁到学校办公室给学生上实验课的网络版，因为学校网速有保障、环境也安静。
作为疫情下的全新教学尝试，线上授课对李鹏来说不无遗憾。因为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生物实验，《生物化学基础实验》只能先开始教授理论部分。计划中的六次理论课很快过去，学生们却还是回不到学校，实验部分只得搁置。除了难以按计划完成的实验课时，屏幕另一头学生们听课的质量也让他担心。一次，李鹏在上课时候听到了机关枪的声音。这让他很吃惊：“难道学生在看抗日神剧吗？”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位学生在打游戏。
暑假，2020年的野外实习采取了“线上授课、远程指导与当地实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李鹏也参与其中。实习地点遍布了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以及海外。在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地区的“野外实习”之后，为了拉齐秋季学期《生物化学基础实验》和春季补课的进度，又一轮网课在开学前的八月份开始了。他对学生和课程团队有一个承诺：“课时压缩、项目整合、内容不减、标准不降。”所有的课程改动内容都在暑期完成了摸索。
不只是课业教学，李鹏负责的iGEM（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团队指导工作也很难推进。iGEM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国际顶级大学生科技赛事，也是涉及数学、计算机、统计学等领域交叉合作的跨学科竞赛。从2018年起，李鹏作为指导老师团队的一员，参与学生实验指导和团队建设工作，今年已经是第三年。由于iGEM2020清华队学生无法返校，他和团队成员只能在线上开会。直到8月，团队成员们才陆续回到学校，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团队的实验进程都受到了影响。李鹏遗憾道：“虽然拿到了金牌，但今年感觉队员的投入感度没有往年那么高。最后决赛在线上举办，整个赛事的体验感也不强。”
李鹏的学生评价是一位很“自洽”的老师。认真严肃和热情和蔼在他身上完美融合。他会让学生整理实验室，让他们更熟悉实验环境，如果学生没做好整理工作还会批评学生。但同时，他也喜欢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分享科研、教学的趣事，文字末尾总爱带上“~”的符号。他还能根据实验课学生所坐的位置来记住每个人。下半年学生返校后，实验课要求学生全程佩戴口罩，李鹏却发现这次只“认识”了学生戴上口罩的样子，摘掉口罩后就“脸盲”了。
疫情期间，李鹏老师在支援武汉的人员名单上看到了自己教过学生的名字。“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家人。我宁可自己去，也不愿他们去。”他说着说着，不禁眼眶通红，“好在他们都平安回来了。”
保安：这一年乱得很
小胖 赵钰婷摄
小胖（化名）今年二十七岁，还未成家，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保安。在常去宏盟楼的学生小仪的印象中，小胖就像是高中班上最调皮但又可爱的小胖墩儿，亲切随和，讲话时嗓门儿很大，爱开玩笑。
小胖老家在河北承德，离北京只三小时的火车车程。原本小胖的春节假期计划只有十几天，一过完年他就应该回到学校继续工作，可疫情打乱了他原本的生活节奏。“着急啊，家里都快没粮了。”小胖半开玩笑地回忆年初被关在家里整日打游戏刷视频的日子。他每天至少三次查看疫情实时动态，一天天不断增长的感染人数让小胖很焦躁，但在家中却什么也做不了。对于小胖来讲，浑浑噩噩地被束缚在家里实在是一种煎熬。他迫切地希望尽快回到北京工作。
四月份疫情状况有所好转，进京审批也稍容易了些，小胖立马做了核酸检测，提交了申请。回想起搭在北京火车站口的白色帐篷，旁边是穿着全副武装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他觉得整个场景“肃穆得像是在拍电影”，“进去就全是蒸汽的消毒剂，走出来感觉心里踏实不少，好像在帐篷里待一会儿，所有病毒就都被杀死了”。
刚回京的时候，街道上几乎没有车和人。小胖在校外隔离十四天结束后回到校园里，每天按时按点到岗，在宏盟楼从中午十二点守到凌晨，等待同事来换班。学生们都没有返校，只有零星几位老师在校办公，清华园是“少见的冷清孤寂”。
疫情期间，小胖每天的工作便是坐在宏盟楼门口的桌子旁，用测温枪为进楼的人测温，并在登记簿上记下来访者的详细信息。其实每天进楼的人只有几位学院老师，因此小胖的工作轻松但无聊。
陪伴他的只有同事养的一只猫。偶尔午后阳光极好的时候，猫会慵懒地躺在楼前的花坛旁晒太阳，小胖会和几个滞留在校内的相识的学生打打羽毛球。
8月底，学生陆续返校，新生开学报到，小胖渐渐感觉生活步入正轨。他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坐在值班室里，面对有三十一个分屏的监控，透过窗口与进楼的人打招呼，偶尔打打游戏。北京的街道终于恢复了车水马龙的常规状态，校园里也真正生机勃勃起来。
当被问到关于来年的希冀时，小胖把搁到桌上的小摆件拿起又放下：“能有什么期待，就混呗。”
他用“混乱”形容2020年，也在“迷茫”里等待2021年。
店主：好在坚持下来了
12月的普通一天，午饭时分，位于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G层的安家小厨咖啡厅柜台前排起了长龙。店员们把一杯杯咖啡递到顾客手中，咖啡的香气在店中弥漫开来。安家小厨营业时间是每天的8点到19点，多数时候店内都是满客，有时甚至需要在过道内加椅子才能勉强坐下。
与现在的情景不同，疫情期间，安家小厨经历了近八个月的“空窗期”。丸子是安家小厨咖啡厅的老板，回忆起今年春夏的时光，她感慨道：“从没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见过如此冷清的清华园。好在坚持下来了。”
丸子对小店灌注了全部心血：她可以花七万元从土耳其进口一台烘焙咖啡豆的机器，只为了保证咖啡豆的好品质；也会将店里的员工送去培训，学习制作更美味的咖啡和糕点。但疫情让整个小店停下了前进的步伐。
疫情期间，整个餐饮业都遭到严重的打击。丸子直言开店不易，即使学校免除了咖啡厅三个月的房租，但店内运营还是举步维艰。年前花费一两万元囤积的奶油、奶酪、黄油等原材料几乎全部过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营业额几乎为零，由于没有收入，丸子只能给员工们发最基本的底薪——这在北京很难生活下去。疫情期间，有七名员工陆续离开了安家小厨。最艰难的时候，店里只剩下七名员工。
生活突然没有了奔头，丸子常常陷入焦虑和郁闷之中，“人也非常颓废”。疫情让一切都变成了未知数，她不知道安家小厨该何去何从：“如果8月还不能开店营业，那就散伙吧。”
为了维持生意，再加上部分校内熟客的请求，3月初，丸子开始在家自制甜品，尝试提供外送服务。清华园街道荷清苑小区的居民们听说这个消息，都赶来支持她。有人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转发她营业的消息，帮忙宣传。有人来看望她，给她送饭。一次，一位清华园内预定甜品的客人来取货，客人拍了拍丸子的肩，对她说：“你要坚持啊。”丸子把这件事一直记到现在。
5月25日，安家小厨校内店面复工，店内开通了外卖窗口，顾客可以到店点单，打包带走。8月学生返校前夕，安家小厨又全面恢复了堂食。往日的熟客渐渐聚集在这个小店里，一起喝咖啡、聊天。咖啡厅曾经的生气又回来了。
复工那天，员工们都说：“从来没有那么想上班。”丸子也激动得想要流泪，不仅是因为店内重新营业，还有与员工团队重逢的感动。安家小厨的后厨团队一直都很稳定，都是在店里工作了六七年的老员工。用丸子的话说，这些员工一直跟着她“风里来雨里走”。疫情期间，她一直很矛盾：既不想耽误员工找新工作，又舍不得这个团队。复工后，终于又可以给员工们正常发工资，让他们正常地工作生活，丸子总算松了一口气。
丸子说，自己2020年的关键词是“坚持”。这也是她开店以来一直延续的精神——从2011年五道口3平方米的微型铺面，到荷清苑的小面包店，再到2014年文图G层的安家小厨，丸子老板和她的小店一直坚持到现在。谈起即将到来的2021，她的愿望十分朴素：“希望我们店越来越好。”
尾声
2020很长，长得发生了太多会被载入史册的故事；2020也很短，短得来不及回忆什么就要过完。无论混乱还是平静，无论消沉还是感动，2020的故事终将成为每个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独家记忆。我们向我们的2020，挥手告别。
正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ID：qingxintimes），作者：杨茹珺、苑斯琪、张馨、赵钰婷、程雪儿、王馨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