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反对单一语言就是反对单一思想、单一权力，那这么说的前提是一种语言内部必然是单一化的，但问题却也并不这么简单。英国作家王尔德就有一句著名的嘲讽：“美国和英国被一种共同语言所分开。”其意无非是说，英美虽然都说英语，但其实文化差异不小，反倒有时因为都说英语而误以为彼此想法一样。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维舟，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在《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传说：大地上所有的人本来都讲同一种语言，但当他们试图建造一座通天塔的时候，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之难以相互交流协作，最终归于失败。自此之后，这座半途而废的“巴别塔”就成了人与人之间因话语的分歧而无法有效沟通对话的象征。
正如这个故事所隐喻的，长久以来，人们都把语言上的分裂视为一种不幸的状况，象征着混乱、无序，也是争执和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而单一的语言则能带来统一和秩序。现在，这一理想乍看似乎有史以来首次可能实现了，当下英语在全球文化中的强势，已经达到历史上任何一种通用语都无法企及的程度。然而这是好事吗？至少在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看来并不是，形象已经颠倒了：单一语言不再是秩序的象征，而意味着霸权和贫瘠；原先被看作是混乱无序的巴别塔，才是我们应当捍卫的文化多样性之根本，才是最自然秩序的本质。
反对盎格鲁-撒克逊霸权
说实话，这样一种观点出自一个法国人笔下，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毕竟，在战后的西方，骄傲的法兰西可以说是对美国霸权下最大的刺头。当然，它不必认真忧虑遭到军事入侵，因而所抵抗的除了美国的政治主导之外，往往倒是在文化领域：警惕好莱坞、迪士尼和麦当劳为首的浅薄文化对法国电影、娱乐和餐饮文化的渗透入侵，坚持自身价值主张，这往往又表现为一种对法国“衰退”的痛苦忧虑和对法兰西遗产的重新挖掘与珍视，并基于这样的民族自尊，在“多样性”的盾牌背后抗拒那种无情的单一化。
顺理成章地，法国人也一贯以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抵制英语的霸权，因为语言正是这种外来文化形式的最终载体，用海然热的话说，英语在今天已经“同时实现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主宰”。许多法国人其实都至少会一点英语，但外国游客如果在法国不识相地用英语问路，遭遇白眼的概率可能是比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高。如果说“反对单一语言”实际上是法式反美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或许太过简单，但也绝不是没有根据。
为什么要反对单一语言？说到底，就是要捍卫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
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1992年就在《反时间》一书中列举了美国主义的内容，包括：没有克制的消费、商品万能和机械万能、公民成了消费者而没有别的身份、对悲剧无动于衷、公私不分、崇拜成功和金钱、把人类生活所有一切目的看作是攒钱——毫无疑问，这里的任何一项对于法国乃至欧洲文明（对法国人来说这两者可能是一回事）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海然热在《反对单一语言》（陈杰/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中也列举了一连串单一语言形式所认同的思想模式，看起来也不无相似，诸如：对金钱以及经济上的成功狂热执着；对于革命性的气息加以妖魔化；在自然科学领域崇尚成果，贬低社会科学讲求的对于人自身的思考；不顾伦理地选择效率；惧怕不同，并且有着与普遍的平庸融为一体的冲动。
在这里，“语言”只是一种载体，真正的关键其实是一整套观念和价值。根据语言学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每一门语言都按它自己的方式来构造思想，据此海然热认为，“英语就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杠杆，因为它强加了英语国家的世界观”，这样，英语的传播实际上意味着“以英语为媒介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就能随之传播到全世界”，这是“对于人的精神的征服”。
早在1492年，现代西班牙语语法规则的创立者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就曾说过：“语言是帝国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他说得没错，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语的普及推广极好地有助于西班牙在当地的殖民统治，也需要对土著文化多样性的消失承担不小的责任。或许正因此，阿尔弗雷德·吉尔达才提出了那样一个公式：单一的语言＝语言的不公。理由是不难想见的。在这样一种文化霸权的构造下，某一种主导语言和其他语言并没有处在平等的位置上，相反它总是有利于霸权本身。
这是近代欧洲各国反复上演的场景，16世纪初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据说会讲八种语言，但他决心使低地苏格兰语成为王国的官方语言，使这种原本日常、粗鄙的英语方言成了文学、法律的用语，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权力语言，以此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而王国半数子民的母语盖尔语则被污蔑为“野蛮人的语言”，被视为叛徒和罪犯的口头语。《BBC苏格兰史》因此酸楚地说：“你不需要杀人就能剥夺他们的力量和权利。你只需要夺走他们的语言，让他们沉默。”其结果，现代绝大部分苏格兰人不得不透过一门外语的棱镜来看待自己国家。
这样，维护语言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另一种全球化模式，致力于让多种不同文化在平等共存的基础上相互联系，借用费孝通的话说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就像在生物界的多样性一样，只有维持整个人类语言体系的多样性，才能构筑一个更健康的生态，因为单一的生态不仅仅只是乏味贫瘠，也是对创新的一种威胁，是以牺牲某些特殊的文化和思想为代价的。
多样性，什么样的多样性
如果问题只是到此为止，那么它可能倒也容易解决了，但值得更进一步讨论的是：单一语言之所以得到推动，恐怕并不仅仅只是文化霸权这么简单，有时现实可能远比这更复杂得多。
事实是，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多样性，长久以来也困扰着他们。别的不说，任何一份文件都要翻译成24种语言文本，这本身就极大地影响沟通效率。正因此，一直有人提议采纳某种共通语。
对此，海然热的提议是使用拉丁语，因为它本来就曾经是，何况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它为官方语言，也就“不存在任何称霸的计划”，哪怕世界语这样的人造语言也比英语好。但复活一门几乎已经僵死的语言无疑是不现实的，它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更多。至于世界语，虽然众所周知地更容易掌握，但很遗憾，人们并不会因此就愿意去学它，因为语言并不仅仅是一门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你想看的电影、书籍都没什么是世界语的，那即便它容易学会，又学来干嘛？实际上，世界语的历程已证明了用人造语言作为国际共通语的尝试失败了。
另一个例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困境。印度有多达15种官方语言，其中之一是殖民者曾留下的英语，虽然圣雄甘地1908年就曾说过“向数百万人传授英语，无异于将他们全部奴役”。海然热似乎很惊讶于印度在独立之后，“非但没有像尼赫鲁几十年之后所期待的那样推广印地语，反而准备选择英语这一殖民者的语言作为宪法用语！”然而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对印度很多邦（尤其是南方各邦）来说，印地语的霸权才是更无法接受的，相比起来，外来的英语反倒显得“中立”了。至于在中亚各国，年轻一代学习英语的热情固然是想赶搭全球化的班车，但在另一面其实也意味着抵制俄语在当地长久以来的霸权。换言之，即便是英语这样的强势语言，在不同语境下所被看待的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在反对语言霸权时，有着不同层级的复杂博弈。虽然法国如今抵制英语的霸权，但在近代史上，它却也曾大力推动语言同化政策，消灭了大量地方语言，实现了法语的标准化。在各国现代化的历程中，这被视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把一种现成的语言作为通用语推广，对所有人的发展都有好处。”虽然葛兰西曾说过，这种“非有机”的语言实践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统一，带来的只是霸权的维系，而真正创造进步文化的民族语言应该来自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但在现实中，很多国家的现代标准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不同程度上消灭了内部语言的多样性。
因此，虽然弱势语言都面临着强势语言的扩张，但强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语面对英语是弱势的，但在法国内部面对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时则无疑是强势语言。难以避免的一个棘手处境是，一种弱势语言想要抵抗强势语言，首要的一个办法就是锻造、推广标准音，以牺牲本区域内语言的多样性来形成合力，否则可能因为每一种方言势力都太小而逐一消亡。
换言之，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法国以“保持多样性”为由抵制英语的渗透，但它想要做到这一点，却本身就得以消灭自己内部的语言或方言多样性为代价。说实话，法语也曾是强势的共通语，如果它现在处于英语那样的霸权地位，法国人还想要多样性吗？也许他们的文化优越感会让他们相信法语对英语的霸权是恰如其分的。
如果说反对单一语言就是反对单一思想、单一权力，那这么说的前提是一种语言内部必然是单一化的，但问题却也并不这么简单。英国作家王尔德就有一句著名的嘲讽：“美国和英国被一种共同语言所分开。”其意无非是说，英美虽然都说英语，但其实文化差异不小，反倒有时因为都说英语而误以为彼此想法一样。同样的，爱尔兰人虽然早就被同化得都说英语了，但这并未阻止爱尔兰走向独立。共通语并不必然只是“帝国的工具”，至少也可以被弱势群体反过来用作抵抗。
也许到未来，真正的多样性并不是通过隔绝、抵制保护小语种的纯洁性，而是每个人在日常实践中开放地自由选择多语言状态。这些年来，法国一贯抵制英语入侵所带来的“污染”，以至于政府明文规定禁止在政府文件、出版物及网站上使用“email”这个流传广泛的外来词，而要用法语单词“courriel”，但这并不能逆转趋势。试图通过语言的净化来保存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往往事倍功半，而英语在这方面却是出了名的大杂烩，对各种外来词都来者不拒。要实现真正的文化多元，仅仅靠保护是不够的，而需要在包容、吸收的基础上动态调整，成就一个真正强健、自信的文化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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