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的日本
2021-01-07 18:02

过劳的日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Figure(ID:FigureVideo),作者:鲜于,原文标题:《日本纪录片中的「过劳死」》,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这段话对么?不正确,因为对成年人来说,“用命拼”就像限量款盲盒,看上去挺美,可代价太高;但它很真实,因为“安逸的后果”,很可能是我们不敢面对的中年潦倒和晚景凄凉。


可怕的不是囿于“过劳”,而是无法逃离。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精神濒临崩溃,无暇顾及周围的风景,四季不辨,昼夜不分。每天耷拉着头,拖着沉重的步伐去上班、一坐上办公室的椅子,眼前就只有电脑,也听不见周围的声音……”


中原翔太曾经是位系统工程师,高级“码农”。正常工作八小时加“自愿加班”八小时,这样的工作,他做了八年。因工作过度,睡眠不足和压力,中原翔遭受抑郁困扰,却不敢寻求帮助。


因为“害怕生病就会被解雇;害怕失去这份体面的正式工作后,我的人生就玩完了;特别害怕自己会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而轻生。”


2014年,电影制片人、摄影师深田志穂(Shiho Fukada),将自己对日本底层社会人群的观察,制作成系列记录短片《日本的即抛型工人(Japan'sdisposable workers)》,中原翔太是第三集的主角之一。


这一集名为《Overworkedto Suicide》,过劳自杀。“一个员工对大公司来讲,什么都算不上,可以随时利用、随时抛弃。”


更可怕的是,几年后,“过劳”不再是日本社会独有的痼疾,“过劳死”成为频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热点。然而那些逝去的生命,在一番唏嘘几度反转之后,很快就会被遗忘。


一、过劳日本


日本人喜欢用文字造新词、新梗,比如“社畜”,公司会社的牲畜;再比如“过劳死”(karoshi),2002年,这个词被英语权威词典《牛津英语词典电子版》正式收录。


第一宗有记录的过劳死个案就发生在日本:一名29岁男性员工在公司猝死于中风,但没有引起太多在意。直到同公司几位较高职位的壮年行政人员,在没有明显疾病情况下先后猝死,才引起媒体和关注,“过劳死”现象从1980年代末开始,成为日本社会的热议话题。


早在1947年,日本就颁布了《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但几十年来很少有企业遵照执行。


1989年,学者森冈孝二在文章中推算:大约四分之一的日本员工每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这些额外工作时间通常是无偿的。每年过劳死人数达1.7万人,高于交通事故死亡。


2016年,日本政府发布首部关于过劳死的白皮书显示,五分之一的企业员工有过劳死的危险;约21.3%的日本员工平均每周工作49小时或以上,远高于美国的16.4%,英国的12.5%和法国的10.4%。


用NHK的说法就是:每一年,日本人要比欧洲人多工作3个月。他们还给出了一组数据:2018年之前的五年间,日本共有368人死于过劳死。


二、过劳自杀


过劳带来的不止于身体健康,还有精神层面损伤。


2016年高桥茉莉过劳自杀事件,使得日本人意识到过劳、精神疾病与自杀的关联,并认定雇主责任重大——这是日本第一宗被官方认定为“过劳自杀”的案例。


24岁的高桥茉莉,从日本最好的东京大学毕业,在全球知名的日本电通广告公司工作。在人们的观念中,这就是幸福人生的开始。


然而,入职不到一年,她就从宿舍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花季年华。


厚生劳动省调查发现,根据高桥的打卡记录,她曾在一个月内加班130个小时,远远超过公司承认的约69.9小时——电通的员工协议规定:一个月加班70个小时是上限。


高桥自杀身亡之后,生前在Twitter上留下的让人绝望的字句才被注意到:“假日加班准备的材料,竟然被批的一文不值,让人身心俱疲”“除了想睡觉,我已经失去任何渴望了”“人生是为了活着才工作,还是为了工作才活着,我已经分不清”“我真的很想死”。


“在日本人为什么工作这么多?我感到沮丧的原因肯定是劳累过度。”一位程序员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我无能为力。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是感到烦躁,疲惫和恶心。我试图用药物抑制这些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我的药物疗效越来越差。我好担心,我该怎么办?”


他的母亲西垣美代代后来发现,儿子的74名同事中,有13名因为抑郁而休假或辞职。但儿子老板的说法,让她感到惊讶:“这里的每个人都患有抑郁症。学会与抑郁症一起工作,是专业精神的真正标志。”


日本政府对过劳死问题采取了一些举措:一旦经认定为过劳死,受害者家属每年会获得政府约2万美元、公司方面最多160万美元的赔偿。


厚生劳动省设定每年11月为日本的“防止过度劳累死亡启蒙月”,对“过劳死”问题展开宣传,各县府道政府也有自己的“县民不加班日”等活动。


2019年10月1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式发布了《令和元年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其中对过劳死有了更加清晰的界定:如果员工一个月内在法定时间外超时工作累计超80个小时,并因为过度疲劳引发死亡的现象,即为过劳死。


尽管有了这些法律和措施保障,但是否冒着“死亡”的风险从事过劳的工作,依然无法由员工个人来决定。


三、刺入国家命运的双刃剑


一直以来,对日本社会过劳死问题成因的分析中,日本员工对勤劳的认同、对集体的服从,都被当做是重要因素。


在战后一代的日本人心中,为公司“出生入死是伟大的”,信奉“加班光荣,休息耻辱”。据Expedia调查,68%的日本员工对“带薪休假”感到羞耻。很多员工即使早早完成了手上的工作,也不敢早下班,以避免成为公司的“异类”,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前程。在这种剧场效应下,加班文化愈演愈烈。


企业欢迎这种现象,开始资助工会、文化团体,公司提供宿舍、交通接泊和娱乐设施、医务室和育儿中心——美其名曰“企业文化”。


在这时候,工作对生活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美好的未来、阶层上升似乎唾手可得,只需要你“奋斗”。


刚刚去世的著名学者傅高义,1963年发表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描述了当时大量稳定就职于大公司的日本工薪阶层崛起的状况,工作稳定、消费自由、晋升可期的工薪族模式逐渐成为日本青年人心中最为理想的工作—生活模式。


被称为日本经营四圣之一的稻盛和夫,更是将工作称作一种修行,一种“燃”的精神——是不是觉得很耳熟,“福报说”该认祖归宗了吧?


日本确实在这种高涨的社会情绪中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生于1965年的日本作家金子由纪子,在《不被理想束缚的生活》一书中这样描绘:“那是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年代。日本经济一路向上,人口增加,都市扩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1984年东京奥运会、持续20年股市房价暴涨、贵妇全球扫荡奢侈品……一切如梦幻般美好,然而在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迅速破灭,社会陷入崩溃边缘。上班族们发现,尽管还有一份工作可以糊口,但曾经作为公司鼓励的种种福利已经变成枷锁,时时提醒人们:工作便是生活,生活离不开工作。


四、没有选择的选择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做过一个预言:100年后,人类每周的劳动时间只需要10小时~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


事实上,人类也确实经历过一段“工作时间越来越短”的美好时光,我们有了8小时工作制,一周双休成为全球主流。然而好景不长,正常的工作时间缩短了,加班却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在生产力日渐发展、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今天,人们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而是进入了新的“过度劳累的时代”?


森冈孝二在2005年出版的《过劳时代》一书中提到:技术革命与信息资本主义为过劳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持。“尽管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方便的社交工具,但越来越被当作生产工具来使用,它并未带来工作量的减少,反而是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


过于发达的通讯,模糊了工作与家庭的边界,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和心理期待。


这是一个以数字为核心的庞大体系,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不断地被推着走,需要不断地完成一个又一个KPI。


“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


国家也被卷入竞争中。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文版序言中提到: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中国的长时间劳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过劳问题。


“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其实全世界的员工都在进行艰难的博弈。如果世界各国的劳动者不能齐心协力,这场博弈的胜利者就不会是劳动者。”


讽刺的是,森冈孝二一生都在为改善过劳问题而奔波,却在2018年8月1日因劳累引发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而逝世。这一天,离他完成《过劳时代》的中文版序,不到一个月。


五、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


2016年,中国台湾TVBS电视台拍了一部名为《谁偷走了台湾薪水》的纪录片,片中提到父女二人,都是做从事企划工作:父亲30岁时就拿到了每月38000元新台币(约合9000元人民币)的薪水,而女儿30岁时,月薪是39000元新台币,涨势感人。当台湾媒体批评这一代人“不敢吃苦”时,女儿的话一针见血:“恐怕是我们连吃苦的机会都没有吧”。


在经济蒸蒸日上的年代里,人们没有理由去想象未来的生活会比当下更糟糕。而当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拉大,“充满希望的未来”成为了奢侈品,“打工人”应运而生。


2018年,日本NHK出品了一部纪录片《团块世代,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一位68岁的老人青山政思,年轻时凭自己的奋斗跻身中产阶级。他曾以为凭借退休前攒下的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6万),足够自己养老了。结果发现存款跑不过通胀,更负担不起91岁母亲的护理费,一盒廉价的小菜要分2-3顿吃。


他和片中那些为了生存出来上班的老人一样,正是当年带领日本走向鼎盛的“过劳一代”。


2020年10月,人类学家项飙接受专访时谈及热门词汇“内卷”,说:“现在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


《奇葩说》曾经有一期辩题是:“生活被工作填满,辞职吗?”主持人蔡康永说:“生活不要被工作填满,我觉得是对的。可是生活该被什么填满呢?生活之所以填不满,才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但当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或者说无法看到美好的未来时,真敢辞职幺?没有答案。


如果不选择过劳,是不是一定要承担“安逸的结果”?没有答案。


纪录片中那些人不敢去冒险。是什么令他们不敢冒险,体制?资本?没有答案。


唯一肯定的答案是:一个员工对大公司、对社会来讲,什么都算不上,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却是无可替代。


资料来源:

纪录片《日本的即抛型工人(Japan's disposable workers)》

纪录片《团块世代,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

纪录片《谁偷走了台湾薪水》

《拼多多 23 岁员工加班后猝死,打工人难逃“过劳时代”》

《日本的过劳死文化是怎么来的?》

《每个过劳死的“社畜”身上,都有你的影子..》

《猝死低龄化: 那些被迫下沉“逐底竞争”的年轻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Figure(ID:FigureVideo),作者: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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