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Purple，监制：猫爷，原文标题：《你在大厂“996”，我在备考公务员，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题图来自：《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近年来，“进体制”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职业目标。公务员，事业编，教师编……不再需要父母“逼迫”，他们自觉自愿地投入进这些岗位的备考之中。
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国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报名且通过审核的人数有157.6万，为近三年中最高，平均招录比约为61:1，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招录比高达3334:1。
尽管公务员一直是父辈眼中最理想的职业，但年轻人发自内心地追逐和认同它的时间却并不长。从被迫到自愿，年轻人为什么会对公务员“真香”？
一、“996”肆虐下，“考公”是退出竞争的方式
近些年，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逐渐变得悲观起来。“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种话，早已丧失了说服力。
三不五时冒出的新闻拼凑出年轻人们需要面临的残酷图景：“996”式的拼命之后，是35岁就可能被“淘汰”的前景；工资的增速，不一定赶得上房价和房租的涨幅；一场大病，随时可以使一个中产之家返贫……
现实告诉人们，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就随时会被生活逼入窘境。
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写道，“当整个社会形成一股上升气流时，即使缺少上升意欲，也可以在不知不觉间随大气流一同上升，而当整个社会不再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只有上升意欲强烈并具有一定能力的人才能最终得到上升，不具备上述动力的人便只有跌落了。”
为了不“跌落”，人们只能不断努力，“就像是骑在一辆随时会倒下的独轮车上，感受到背后不断逼近的不安，非得骑到把自己累倒，不死不休”。
于是，许多苦于这种生活的年轻人，把“考公”当作了自己退出竞争的方式。毕竟，拿到“铁饭碗”之后，就可以不用担心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淘汰。
“我毕业之前一度认为，闲着干啥啊？为啥不加班啊？但现在我觉得，‘965’是我的底线。”杨柴柴是遭到社会“毒打”后投身“公考”的庞大群体中的一员。
2017年毕业的杨柴柴在一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三年多了。这是一份在许多人看来光鲜且高薪的工作，但一年中有9个月的时间，它需要“996”式的高强度投入。工作这几年，他的职级在涨，薪水在涨，但他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预估，却远没有刚毕业时那么乐观。
“我之前以为自己在体制外能挣到钱，但现在发现，想要成为我理想中的‘有钱人’，在能力和机缘都足够的情况下，也需要维持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十几年。而且，级别越高，责任越大，压力越大，即便我升到合伙人，也是不停干活，永不停歇。我越来越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更何况，这么多人在这条路上挤，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如果到了35岁还没晋升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就真的是四面楚歌了，该如何做能保证自己不被裁掉？还能够找到怎样的工作？我不想我以后的路只能越走越窄。
而且，真的进入社会才发现，有很多事情，不是有钱就够了的，就像我的许多合伙人，现在还是为孩子上学没有户口焦头烂额……”
作为一名执业CPA（注册会计师），杨柴柴是不少人眼里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但他仍然对现状和未来充满焦虑，想从这个不进则退的环境中抽身出去，喘口气。
在2021年“国考”中，他报考了某个老干部局的财会岗位，即便要求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该岗位的报录比还是高达150:1。“考不上的话，就再考两年吧，考到29岁再说。”
“我现在觉得，无论是金钱还是事业还是别的什么，都可遇不可求，只有身体健康是自己的。”
二、“现实密不透风，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条很小的缝”
对于像杨柴柴这样简历光鲜的名校生来说，“考公”可以使他们免于“跌落”。而对于人数更多的，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来说，成为公务员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上升渠道。
这是一个贫富分化越发严重，且阶级逐渐固化的时代。戴锦华曾指出，在技术革命带来的分化中，一部分人被彻底放逐，他们不是过剩劳动力，而是结构性的多余，这是一轮新的“自动化”，人在大规模地，进一步地被废弃。
如今，学历贬值已成为既定事实，“本科毕业”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早已毫无优势。许多人能选择的，只有薪酬低，工时长，甚至没有社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显然并不能帮助他们在城市中立足。
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作者黄灯以二本院校教师的视角，讲述了这些学生的经历。她坦言：“对二本高校而言，不得不承认，学生的分化，在入学前多半已完成，教育的实际功效，其边际效益早已递减。”
但是，这张本科毕业证，能换来一张公务员考试的准考证，让这些学生同“出身”更好的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完成一场相对公平的比赛。
只要考上公务员，就能获得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稳定收入、高标准的社保和公积金、正常的休假、食宿方面的各种福利待遇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引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称，从平均数看，体制内的收入水平已将体制外甩开。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比上年增长9.8%，而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比上年增长8.1%。
“现实密不透风，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条很小的缝”，黄灯的学生婉丽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只有从这条缝里挤出去的人，才有机会体验更好的生活。
在黄灯写下的故事里，不论是她第一次担任班主任时所带的2006级，还是后来的15、16级，获得了稳定且较好生活的，往往是那些选择成为公务员的学生。
她因此写道，“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是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
不论名校生还是二本生都争相“考公”的情况引起过不少讨论。其中，去年八月一份杭州市余杭区的招聘公示名单引起的争议应该不少人还记得。该名单中，48个岗位的拟聘用人员，清一色是清华北大的硕士和博士，其中还有8个岗位属于最基层的街道办事处。
看理想主讲人聂辉华在相关的评论文章中提到：
经济学家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及其合作者曾专门对人才配置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将所有的岗位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创新型岗位，负责把“社会蛋糕”做大，例如企业家和科学家；
第二类是寻租型岗位，这类岗位不直接创造价值，只是负责社会蛋糕的分配，例如公务员和律师。
他们指出，合理的人才配置，应该是顶尖人才都去从事创新型工作，去把蛋糕做大。
当这个社会上最有才能的人反而成为寻租者时，他们的个人报酬大部分来源于对他人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来源于财富的创造。
这对于整个社会的造成的结果就是：有才能的人没有参与改进技术，和普通才能的人一起都成为寻租者、分销蛋糕者，那么，经济也陷入停滞。
（聂辉华：考不上清华北大，连去街道办都“不够格”？）
在“考公热”的背后，或许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个年轻人像草履虫般地涌向体制的社会，是健康的吗？为什么“分蛋糕者”的处境好于“做蛋糕者”？为什么“做蛋糕者”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分蛋糕者”是否分走了太多的“蛋糕”？
三、不被鼓励拥有梦想的年轻人，朝着“温暖”的地方挤去
在前文提到的那篇《南方周末》的报道下，最高赞的评论是，“奇怪的是，大家谈的是钱、级别、安全感，很少有人谈理想谈梦想，这更像是40岁以上人士的择业观。”这条评论的点赞数比文章本身的点赞数高出两倍多。
今天的年轻人还被鼓励拥有梦想吗？
黄灯在书中对比了自己和学生的处境，她发现，在她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她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人类学学者加桑·哈格（Ghassan Hage）指出，当代两极化的社会催生出三种“希望的匮乏”（Scarcity of hope）。第一种是，希望分配不均，对于不掌握权力和金钱的群体来说，“希望”变得越来越奢侈；第二种是，希望的窄化，只有“向上流动”才值得鼓励，“向下流动”“向左流动”“向右流动”则完全在想象之外；第三是欲望的不断延后，例如“等考上大学／找了好工作／买了房子……才……”，也就是制造一种永远推迟实现的“希望”。
“希望的匮乏”似乎可以解释“考公热”背后，年轻人们面临的精神困境。
杨柴柴希望考入体制的一部分原因是，他并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大学教育真的很失败，我对未来职业认知过于狭隘，也没有认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啥。做了几年之后发现，自己（听起来）想做的一些工作，门槛很高，自己做不了了，剩下的都是自己不想做的，也没钱可挣，还不如去考公务员。”
随大流一路走到今天的他，其实并不了解自己。“无论是工作、兴趣爱好还是亲密关系，什么是适合自己的，是我真正想要的，我还没有答案。”
而在黄灯的学生中，拥有梦想的国伟却从不相信自己能够实现它。即便痴迷写小说，他仍然选择在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狱警。他说：“梦想，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我在大学期间，就知道自己不能把梦想照进现实，至少短期内不可以。我很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毕业后，我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
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便在体制外，大部分工作也并不与“梦想”有关。创造的快感，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提供这些意义的工作并不常见，人们只是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像商品一样卖给拥有生产工具的人，被告知做某事然后去做，毫无自由可言。
在这个社会，人更多地被当作人力资源，而不是人本身来对待。“任何抵抗都会有现实的代价。”于是，人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将自身工具化，以期找到对应的路径。
在这种“向上”的单一价值取向的笼罩下，不论是否有能力选择，年轻人们早已在教育的训诫中，现实的锤炼下，一点点丧失了探索生活的勇气。而“公务员”作为一个高性价比的职业选择，自然越来越受到欢迎。
斋藤茂男在描绘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饱食穷民》一书中写过这样的话：
“我们究竟想要做什么？想要度过怎样的人生？在我们尚未思考出结论时，我们自身中机械性的部分就已经擅自启动，和全家人按照‘幸福家庭’的剧本表演着过家家一样的生活——这是一群追求和他人一致外表，和他人同等稳定的‘趋同成瘾机器人’。”
通过选调生考试“上岸”的L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在她看来，公务员的职业更能为今后的生活兜底，自己也从踏踏实实地做事中得到了满足。
成功逃离了互联网大厂成为公务员的X仍然需要不停加班，但和在大厂不同的是，现在的她虽然觉得辛苦，却不再焦虑。
从培训机构离开，进入一所二本大学国际处工作的琪琪，如今拥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她在去年暑假时，自学了吉他。
这些原本就并无野心的年轻人，似乎真的过上想要的生活。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经过如此激烈的“厮杀”，才能过上如此简单的生活？
参考资料
1.《下流社会》｜三浦展
2.《饱食穷民》｜斋藤茂男
3.《名校生挺进体制内》｜《南方周末》
4.《我的二本学生》｜黄灯
5."'On the Side of Life'-Joy and the Capacity of being--Conversation with Ghassan Hage" | Hope－New Philosophies fo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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