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卖血式写作
2021-01-15 13:26

一个作家的卖血式写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题图来自原文提供


一、在目光之外


有段时间,袁凌的桌上一直放着一张遗照:死者躺在冰柜里,耳朵和紧闭的眼睑旁边有凝结的血块,浑身显出紫疳色。有时洗漱之后,他还提醒自己看一眼照片再入睡。


后来,室友觉得太吓人了,将照片撕掉扔进了垃圾堆。袁凌为此差点跟他打了一架。


死者的父亲曾是袁凌的线人,给做记者的他反映过很多腐败案件。儿子在一处煤矿中意外死亡,他怀疑是谋杀,希望袁凌能帮忙报道一下。但“报社说,死个人,又不是北京的,社会新闻做不了,深度新闻不够做,算了”,他就没法做。在愧疚中,袁凌将死者的照片摆在了桌上。


矿难死者、留守儿童、被忽视的盲女、望京病房里的货郎……这些没有流量,远离话语系统的边缘人,是袁凌笔下最常出现的主人公。作家野夫评论说,袁凌始终直面底层社会的冷与无奈,尽其体温以图敷热那些悲寒之生命。


对袁凌自己来说,这出于一种老派的,甚至有些过时的道德感:我只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与其他普通人产生联络,有一种彼此平等的关切和交流,我不愿意去做那种功利性特别强的采访。我想普通人和普通人相互看见、相互交流,这样我们大家互相理解,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少一些障碍和隔膜,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1999年进入新闻行业,袁凌对功利性的新闻报道常常产生怀疑,一个事情发生了,去跑一下现场,回来发一篇稿子,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但是否真的深入理解了当事人,是否呈现了整个事件的复杂性?


这种不安推动他转向更深入的调查报道,直到写出《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不完全调查》《吕日周再调查》《汶川:重建的隐忧》等一系列轰动一时的作品。


但不够,还要更深入一些,还要看到更多的普通人命运。2005年,他选择辞掉媒体工作。


当时的他已经是新浪网新闻中心的副总监,处在职业生涯最光明的时刻,有高薪,以及去美国的机会。这个从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走出来青年即将完成阶层跃迁,但他却决定返乡。原因是这个僻远的家乡在城镇化过程中正快速消失,“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大多人都主动向流量系统靠近,争取更多资源,而袁凌选择“自我流放”。这在他身上发生并不太让人吃惊。还在1999年,刚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时,面对《重庆晚报》的招聘,袁凌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那是不是有很多农村?”对方答:“我们这里是大城市,大农村。”袁凌立马去了那里,一呆四年。


从北京到西安,坐火车穿过世界上最长的秦岭终南山隧道,到汉江边的安康,再顺着支流岚河上行两百多里,进入大巴山深处的河流源头,袁凌终于回到了老家八仙镇。


图 | 陕南农村丰收,青壮年都已出门打工


他呆了一年多,“开始住在一个算命先生废弃的粮管所里,后来住在一个路边小店”,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写了20多篇,呈现城镇化运动中断裂状态下的乡土农民,但直到十多年后才有机会发表。这些人都离主流叙事太远了。


二、疲惫的行走者


2015年,袁凌开始系统调查留守儿童的生存境遇。辗转北京、上海、陕西、河南、贵州等十来个省。沙漠中,雪山下,大海边,一家家走访。


那几年,原本消瘦的他体重下降,血压升到180多,生过两次病。一次在贵州,跟一个孩子和他爸去几百公里外的精神病院探望他妈妈,雪天里在摩托车上吹了五六个小时。另一次在甘肃,也是上吐下泻。2018下半年,身体症状集体爆发了一段时间,没多久胃也出问题。


他本来就不像一个身强体壮的人。过于后退的发际线,瘦小甚至干巴的身板,像是家乡小镇贫瘠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根庄稼。或是那个骑着老马,持着长枪与风车搏斗的人。


这次调查持续四年多,孩子们的生存环境大多恶劣。采访时,袁凌跟着一起住在楼上的草堆里。早上,一大家子人合吃一个火烧的鸡蛋,一人一口往下传。但落到笔下时,袁凌尽量克制自己的表达,只细致地呈现这些微末命运的真实质地。


2017年,新京报将年度青年作家奖颁给袁凌,致敬词这样写到:


我们致敬青年作家袁凌,致敬这位苦行僧一般的写作者,他对贫穷、疾病、冤屈、苦难、死亡的持久凝视与追问。他并不轻易显露情感,更不想贩卖苦难和感动,他总是收敛而克制。


袁凌自己说,我们可能被诸多宏大的理念还有娱乐至死的氛围所包围了,这些东西剥夺了你的注意力,使得一些有价值的群体或者事件多少被忽视了。为卑微的生命做见证,使沉默的发声,这是袁凌给自己立下的使命,他自称“被选中的罪人”。


他写一个被嫌弃一生的本家叔叔,犯事坐了几年牢,出来后精神时好时坏,后来跟乡亲一起坐火车去新疆摘棉花。几个月后,家里婶婶接到甘肃的一个火车站打来的电话,说人死了,让去领取尸体,婶婶没去。


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寥寥几笔,不足200字。袁凌没有流露任何情感,只在后面又补了这样一句:多年以后,我听一个同行回来的老婆子说,当时他中途非要下车买东西,旁边人劝不住,下去就没上来。从下车到被发现死亡,中间隔了半个月,他应该一直留在车站,没有人注意。


他当初执意下车时候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下车后怎么死的?没有交代,因为很可能“没有人注意”。


还写到一个因为收养众多弃婴出名的女人——袁厉害。后来房子着火,大多孩子死了,袁凌去看她。没有渲染孩子的惨死,没有声嘶力竭的问责,只写袁厉害躺在床上,太阳穴上贴着膏药,间歇性地念叨“我的娇儿啊”。袁凌补了这么一句:这个当地方言中的词句,跟现实的间距似乎太远,这里没有什么是娇弱的,贵重的。


这是独属于袁凌的写作方式,以巨大的自我消耗为代价。如同一个沉默的雕塑家在寂静的角落一点一滴地敲打,去掉话题的、流量的、情绪的,只剩下个体生命在凌冽现实中的具体处境。就像深秋时节,水位下降,露出坚硬扎实的河床与岩石。


去掉情绪尤其艰难,需要作者本身先咀嚼消化掉这些愤怒的、悲伤的、无奈的波涛涌动,最后只写上那么“云淡风轻”的一笔。有媒体将袁凌的书写称之为“卖血式写作”,熬尽心血,方使文字澄澈。


作家梁鸿评价说,袁凌的语言和叙事,因对大地生活的凝神关注而绵密细致,如清泉缓流,点滴注入,持久涤荡。人物因此充满情感并富于层次,乡村也因此重又恢复它的丰盈、灵性和坚韧的生命力。


刘瑜甚至说袁凌的文笔有一种毛茸茸,轻颤颤的诗意。


非虚构写作,这是袁凌的表达方式,没有新闻的时效性要求,他可以去持久地关注那些没有话题性的普通人群体,寻找微末生命“一世为人”的证据。


图 | 家乡石板屋内,烤地炉子的老人


在非虚构这个概念于国内流行起来之前,袁凌的写作总是被拒绝于出版市场之外,没有话题性、戏剧性,只是一些普通人甚至边缘人命运的白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凌是国内非虚构写作的先行者。随着非虚构写作在国内兴起,欧美特稿式的表达,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逐与喜爱。


袁凌借鉴了非虚构写作的规则与框架,但内在审美趣味上却是东方的、中国的,深入中国人的肌肤与骨髓。为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有人将袁凌称之为“非虚构写作中的是枝裕和”,西方的框架,东方的细节和触感。


借助非虚构的东风,袁凌的写作迎来爆发,他先后出版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等非虚构作品,2015年,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荣誉,2017年,获得新京报年度青年作家奖,2019年,获得单向街书店文学奖。


三、在别处


疫情期间,袁凌和妻子待在西安。结束了十几年的漂泊后,他终于稍稍安顿下来。写作的心境,被疫情信息扰动,他“开始感到虚弱,身体上没有发病,心理上却像被感染了,十分受挫”。


正如他自己曾说,“我对别人的心灵或者说他生活的一种状态,可能有比较强的共情能力”。直到后来受媒体托付,写了两篇关于疫区老百姓生活的稿子,心里才终于安静下来。对他来说,可能真的唯有写作,才是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


2021年新年伊始,袁凌自传性质的故事集《在别处》终于面世。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疫情的延误,与出版审阅的反复,让这本书迟到了。在这本书中,原先为公共议题写作的袁凌退向幕后,《在别处》所呈现的,是一个非虚构作家的私人世界,是作家的自我观察之书。


袁凌在世俗成就上可能是个没有太大野心的人,但绝对不包括写作。他曾有宏愿:希望把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生存做一个总体的呈现。《在别处》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以他自己的“小历史”,去勾勒庞杂命运的脉络,人类生活的肌理。


图 | 袁凌自传散文集


稍微翻几页,就会被他惊人的坦诚打动,异乡漂泊的孤苦,个体与坚硬现实碰撞的狼狈,那些隐秘的,甚至私密的点滴,都被细致收录。


“我感到自己需要一个充气娃娃。这是从一个朋友分享的文章引发的,文章的作者是他的中学老师,老师北漂了三年,用一个充气娃娃陪伴自己,临走时才恋恋不舍地将“她”扔进了垃圾堆。”


刚进入北京,住在北郊燕丹村,袁凌从淘宝上买了一个充气娃娃,试用后有些后悔,因为“她只是一坨塑料,不管如何设计得像人的样子。”


即使写自己,袁凌也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客观,甚至更加严苛。“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也就没法面对真实的世界”。在一个坚硬的现实中,人并不一定要足够体面才能活下去,沾点泥巴,活得狼狈,其实都没什么。还在很小时候,袁凌就触摸到了这个真相。


幼时与母亲养兔子。怕刚出生的仔兔被老鼠咬了,“母亲用棉花包裹,盛在西药纸盒子里,晚上放在炉火边不远处,听到一点动静就赶快呵斥。”但第二天醒来,仔兔的一只腿还是被咬残了。受冻加上病痛,终究死了。“那个冬天我家致富的希望,就此断绝。妈妈哭泣了不知多少回,我们咒了老鼠不知多少言语,却毫无办法。”


长大后成家、立业,依旧走不出生活的引力。与妻子第一次住宾馆,标准间八十,简直“太贵了”。“我们选了一个不带卫生间的三人间,包下来三张床,价格低二十块。赵玲说,只要床被干净就行。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三张床,蒙着同种颜色的床罩,显得我们似乎非常富有。”后来妻子的同学过来,戳破了这份脆弱的自我安慰,问“你们怎么要了三人间”。多年之后,与妻子离婚,再结婚,再离婚,终究缘聚缘散。


生活的不堪,甚至狼狈,都在他命运中徐徐展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别处》通向了袁凌的精神深处,读懂了这本书,也就能理解袁凌对主流叙事的抗拒,对青苔一般微末生命的持久地凝视和守望。


继续往下翻,那些他在八仙、北京、重庆、上海、西安等中国大地辗转时看见的人,住在瓦屋的三舅娘,安康车站乞讨的无臂女人,河南的煤矿工人,内蒙的留守儿童……都一一出现。他们曾零星散落在袁凌的其他作品中,如今逐一聚拢,回到他的生命之中。这种书写方式本身就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的人生因为看见其他人而丰盈。


图 | 袁凌出生的石板屋屋顶,斑驳青深


“我也不要求成为一个多么有影响力的人,我只需要跟人始终保持关系。我对人,生命,有一种渴求。”


在别人都关注一线城市的房价、某互联网大厂的市值达到多少万亿,或者某某明星与人撞衫的时候,唯有袁凌还在絮絮叨叨地关心小姑在公婆葬礼上的哭泣,三舅与二舅的争吵,曹家三妹院子里的一株桂花树,甚至是一汪干涸的水潭。水要枯了,里面的鱼怎么办呢?


他写一个车站的妇人:一个农妇带着两只老母鸡,鸡站在一方铺地的编织袋上,面对汹涌人流显得不安。老妇不时轻抚它的头,也掩饰自己内心的某种不安。似乎在对自己手底下长大的母鸡说争气,场子要撑过去。


在与本书中的人物一一相遇时,脑子里总会跳出一个问题,我们有多久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其他人了?我们都忙于在快速流动的世界里找到一个支点,一个稳定的工作,一份亮眼的KPI,一个中产的身份,以此接住自己,安顿焦虑。我们注意不到身边的人,学者项飚称之为“附近的消失”。


算法也在不断强化这一点。系统预测我们的喜好,针对性地推荐信息,这个过程不断重复,最后结出一个单一维度的信息茧房,圈出我们的视野。但袁凌的写作,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跳出系统设定的这个圈,看到更大的世界,更真实的人与活法。


“我不把普通人作为一个麻木的、化石式的群体来关注。我觉得他们虽然很普通,甚至是底层的人,边缘人,但每个人其实都在努力地生活,而且承担住了他生存的艰难和他人性的重量。”


对于他们,人生的意义都落在绵密的烟火日常上。其中包括尘肺病、残疾、贫穷、死别等碾压,也有一日三餐,年节时的久别重逢,瓦屋上的青苔,菜园子里的葱姜蒜。点点滴滴,如切如磋。在天长日久的摩挲中,那些尖锐的疼痛会被按下去,抚平,只留下一些褶皱。然后把艰难的日子继续过下去。这种细密扎实的生活观滋养了袁凌,拯救他免于虚无主义。


《南方人物周刊》在采访袁凌的时候,曾提及那张桌子上的照片,问“像这种对受访者的亏欠后来是否还有出现”,袁凌回答说:“一直都有。”


他想了想又说,自己认这个命。“人的生命有限,能做的也有限。”“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我无法判断自己所写这些东西的价值,但我眼前能看到的,手边能够抓到的,我就把握住,我就做这么一点事情。在能够做的手边的事物当中,找到一点不成安慰的安慰,不成依靠的依靠。人可能就是这样的。”


在破碎的现实中,一砖一瓦,一桥一木地搭建意义,这是袁凌给自己找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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