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学天才的底层流浪人生
2021-03-02 13:00

一个数学天才的底层流浪人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洪蔚琳,编辑:金赫,原文标题:《一个底层数学“天才”被限定的人生|谷雨》,题图来自:《心灵捕手》


这不是一个底层天才逆袭的故事。尽管CNN在报道中称呼他是“中国版心灵捕手”,但不同于那部电影的主人公最终靠数学天赋改写了人生,五年过去了,余建春还在四处打工,做日结。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数学对他人生的意义,但有时想一想,又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普遍:那些我们追逐过的东西,最终没有任何结果,有时你甚至觉得是它耽误了你,剥夺了过好这一生的可能,但它毕竟还是给了你安慰。


“天才”回到流水线


除了数学,余建春的世界里似乎容不下别的事情。他在银行里研究数学。那一阵,他坐在银行大堂当保安,看着周围没人管,就成天埋头在数学里,20天后,他被开除了。讲起这件事,他笑呵呵的,说自己走时心情不错,“那段时间我把卡迈克尔数,三个数相乘,最基本的,没有平方的形式做出来了!”


他还在网吧里研究数学——因为研究的数太大,手机上输不完,只能用电脑。于是每当第二天要休假,前一晚他就去网吧,带上笔和A4纸,从夜里11点到早8点,对着屏幕把那些几十位的数字一个个输进计算器,再把结果抄下来。网吧里烟雾缭绕,游戏里的砍杀声不断,有人路过,诧异地看着他。


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发现后来让他上了新闻。那是2016年,他投稿给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后者证实了他的发现,请他来浙大参加讨论班。媒体一时蜂拥而至,有记者邀请美国密苏里大学专家William Banks做出评价:“如果余的推导是正确的,那将是卡迈克尔数领域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但比起成果本身,报道更关注他身上的种种反差:一个83年生的农村打工者,大专畜牧专业毕业,却深藏数学天赋;一个业余做出成果的流水线工人,坚持到处投稿,10年才有结果。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底层天才逆袭的故事。新闻里,成名后他去了海外,一家公司请他做数据分析师。5年后,他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实际上是别人骗他到马尼拉研究网络赌博。尽管CNN在报道中称呼他是“中国版心灵捕手”,但不同于那部电影的主人公最终靠数学天赋改写了人生,余建春回国后还是四处打工。一家影视公司曾想以他为原型,拍一部中国版《心灵捕手》,最后没拍成。他们找到余建春,发现数学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不符合资方要求的“正能量”。



今年1月初,我联系上余建春时,他正在苏州一家工厂做日结,一天220元,早8点到晚8点,从流水线上搬下七八斤重的电机放进筐里,每天重复这个动作四五百次。这份工作没周末,每月他能请3天假,但不能连着休,还要提前一周才好请下来。


晚上9点,他回到出租屋。推开一扇老旧的门,漆黑狭长的过道右侧有一小块空地,鞋子和杂物堆成一片,左侧4个单间,每间两张双人床,两两拼床,同时租给4个人,最多时会有16个人共用一个顶灯坏了的卫生间。


屋里一股发霉味儿,他开了窗,冷风又呼呼往里灌。没有空调和取暖器,他在床上铺了3条薄被子,铺不满,露出两列木板条。他没有烧水壶,渴了就下楼买一瓶;他给银行卡套上卡套,就和牙膏、牙刷、笔袋、散装圆珠笔一起放进一个塑料袋,塞在抽屉里。


他对自己的生活显得漠不关心,也没有别的爱好——游戏没意思,小说太厚,电影电视剧“情节太多记不住”——只有数学吸引他。过去打工十多年,他回到宿舍就是写数学。屋里没桌子,他捡了高矮两个油漆桶,再加几块红砖,搭成一套桌椅,演算时蜷缩在床边,算完把手稿塞在枕头下面。


现在他很难像从前一样研究数学了。白天打工太累,“晚上都洗不动衣服”——那台半自动洗衣机年久失修,开关用钳子才能拧开。大部分工作日,他刷会儿手机就睡了。他的全部娱乐来自资讯类客户端,在上面看国际新闻、听音乐,喜欢的歌手是杨钰莹和邓丽君。


他把新闻里那个底层数学“天才”的形象推翻了。看上去,这更像是一个“彻底失败者”的故事,关于一个人试图凭借天赋,摆脱机械麻木的生活,但最终还是困于环境,成了生活中一个无用的人。


不过每月休假那三天,他还是沉迷数学。


他的屋里没有数学书,只有两个笔记本能用来写数学,还有一本300多页的李敖文集,放在床之间的折叠桌上,那上面用黑笔写满了数字。2343641525062284之类十位以上的数紧凑地挤在两行之间,0.98969x97一类的算式填满了每一页上下左右的空白。那些数写得歪歪扭扭,像是刚学会写字的小学生正在练笔,它们往每一处微小的空隙钻。


书是去年他在武汉打工时,同宿舍的人走后留下的,他没看过书的内容,只在上面写数学。他说,打工总要到处跑,写在纸上容易丢,写在书上好保存。


他向我要来一张纸,想把一个式子的演算过程展示出来。坐在床沿,他把纸放腿上,上半身弯成一张弓,边写边念,头低下去就再没抬起来。纸上又现出一长串歪斜的数字,我看不懂,又不好打断,眼看时间一分分过去,他兀自写着念着,没有打算停下来。


似乎是一个部分完成了,他终于停了一下笔,“这你肯定能看懂。”


“还是有点困难的。”


“是啊。”他没抬头,嘴角往上翘了翘,手上又动起来,越写越快,嘴上也跟着加速。十分钟过去了,那张纸渐渐满了,他似乎已把我忘了。



累积的直觉


关于余建春用了十年去研究的卡迈克尔数,可以这样举例说明:3、11、17都是素数,乘积是561,三个数减1后都能被(561-1)整除,那么561就是卡迈克尔数。余建春找到了一个公式,能发现更多这样的数。


这是一个初等数论问题,他的其他研究也属此列。相比数学的其他分支,这个领域看似容易入门却并非没有门槛:一个人即使没学过高数也能看懂题目,但要做出成果却相当困难。


余建春的数学课只上到职高,但他对数学有种天然的敏感。初三时,他学到a的0次方是1,好奇a的1/2次方是多少,猜出答案是√2,高中时发现是对的。从此他发现自己特别擅长给数字找规律。他开始在一本三块钱买回来的科普书上找数学题,上面还介绍各种灵异事件、哪里发现了新古墓;第一次知道卡迈克尔数是在《数学猜想》上,这本书曾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


他继而会给自己提问题,推出新公式。按他的说法,推出公式靠一种“直觉”,而直觉要靠积累才能变得更准确。他背下一些较大数字的因数,直至能迅速说出1到999之间每一个数的性质和因式分解。为此他投入了大量时间。早些年,他每天有四五个小时专门用来思考,此外走路时也在想,跑步时也在想。


“就是很好玩”,他形容这件事的乐趣就像玩游戏,同时包含了某种成就感:他相信那些公式此前从未被发现(尽管有时并非如此),这让他觉得自己创造了什么。



但那种自我训练只能强化直觉,没法替代系统的学术训练。因此他很难理解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手稿上,他常跳步,上下两行看不出逻辑关联,他在一些步骤旁标注:这是我猜的。


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纯直觉的、跳跃式的思维世界,并专注地投入其中。一次,他试图展开讲一个发现的过程,那时他正在上职高,他讲教室在第几层,他坐在倒数第二排、左边是班上的第x名、右边是……终于说到了推出公式这个关键点,“我推出来了”,他说自己讲完了。


“2006年4月8日,星期六下午6点,我弄出了若干个连续自然数的立方和是一个立方数。”有了新发现,他会在演算的那张纸上记下确切的时间:年月日、星期、钟点。一年后,他拿着这个发现找一位老师请教,“那天是个礼拜一,2007年5月28号。”提到一个年份,他首先会讲一件和数学有关的事,而不是那一年他在上什么学、做什么工作,仿佛切割他人生的是数字。


但他很不擅长描述数学之外的现实世界。有了发现后是什么感受?“心情还可以”,他讲不出更多了。


大专毕业后,他着力于给数学教授寄信投稿,但始终收不到回音。他担心是因为邮政没寄到,便改换成一种更为笨拙的方式:选定一位教授,去他所在的城市,亲自把手稿塞进信箱,再沿街找工作,直到对回信失去希望,再去下一个城市。


在信中,余建春从不多花笔墨介绍自己,只在开头写:我叫余建春,我喜欢研究数学。


即使有一个当面推荐自己的机会,他也讲不出更多话了。有一次,他到了北大,八月正放暑假,学校不让进,他就在门口等,那些进进出出的人看上去都太年轻了,站了两小时,他才看到一个长得像老师的男人出来了。他掏出手稿说,你好,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对方看了他一眼说,你找别人吧。


他又跑去武汉大学。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听到里面的女老师正和人讲话,他不敢打扰,在门外站了半小时,等讲话声停了才进去,掏出手稿,对方同样拒绝了他。


有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听不到声音,来电显示上也没有号码,他坚信是一位教授打来的,怀疑是送话器坏了,立刻跑去修手机,可是电话没再来过了。


“别人有别人的事,没有义务去帮你。”他觉得没有回复很正常,又反复说自己不抱希望,两三周才查一次邮箱。



事实上,数学之外的世界更让他绝望。他很少有工作能做满三个月。酒店服务员他一个月就辞了,因为客人总刁难;烤鸡店的老板娘太凶,“鸡烤糊了总扣钱”;最久的一次,他给电脑外壳打擂标,但两年后厂子搬迁降工资,他只好又辞了职。


有天投稿成功了会怎样?他说自己没想过。他只知道打工挣得少、前途看不到,重要的是那些工作也不吸引他。为投稿奔波久了,他就更不想放弃,他想他必须得到一个结果。


“2016年,我的想法变了”,余建春几次强调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却不肯解释为什么。


几次追问后,他慢吞吞地讲,那年他的母亲去世了,而父亲早在6年前就不在了。“家里面就我自己了,感觉自己一个人,33岁了,很有压力。”他说正是从那时起,他对生活的看法转变了,“这个社会没有钱不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迫切,想成家,想赚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


可是他还想最后投一次稿。过去十年,他找遍了国内数论领域的教授,没有寄过信的老师只剩一位蔡天新。于是2016年5月16日,他一早到杭州,下了火车就奔浙大,把手稿塞进了蔡天新的信箱。


6月13日晚上10点,他收到一封邮件,开头称呼他“余建春老师”,结尾处又问:你以前是小学老师吗?落款是蔡天新。


十年来第一次,他有了介绍自己的机会。他在回信里写:我不是什么教师,我上的是郑州牧业高等专科学院,没有固定的工作,四处流浪。


两个世界


一切或许只是个巧合:如果不是蔡天新,余建春发现卡迈克尔数公式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蔡天新是那种在微博上有26万粉丝的数学教授,他的个人简介中还列着3个身份:诗人、作家、旅行家。面对媒体,他乐于谈论自己的现代诗、去过的100多个国家和科普著作。他把余建春的故事发在微博上,并请他来浙大参加讨论班。


余建春登上了浙大的讲台。90分钟里,他展示了自己的5个发现。台下是6位数论领域的博士和专家,他们当场做了验证:那个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判别式是正确的。


“我心情可以的,”那天的感受,他照旧讲不出太多,只是笑着反复说,“终于被承认了。”


“物流工人登上浙大讲台”的故事在网上传开了,第一篇报道出自当天到了现场的《钱江晚报》。紧接着,央视、《新京报》《中国科学报》都来了,CNN、《华盛顿邮报》和《泰晤士报》也跟进报道,“中国版心灵捕手”的点击量在美国国际新闻板块冲上了前列。


余建春出了名,学习的机会也来了。有企业家让他去考会计证,承诺考出来就给他补学费,但听到要学两三年,他拒绝了,他30多岁了,担心英语学不会;一家基金会提出资助他读本科,想到毕业时将近40岁,他更觉得太遥远,况且要自付四年的生活费。他向基金会提议去北大青鸟学半年计算机,但没再收到回信。



他曾经历了贫困而动荡的生活,对他来说,读书的回报周期太漫长,风险也太高了。


“我已经30多岁了”,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年龄。一边是高远的数学,一边是现实的拉扯,他觉得人到中年去读书,这在农村不符合预期,“我们30多岁都要结婚的”。他迫切想成家,为此他要求自己必须攒够50万,在县城买房。


他想尽快找个月薪七八千的工作。伴着出名来了许多工作邀请——会计、统计、文员一类的文职工作,但他胜任不了:既没有文凭,也不会熟练使用电脑。一个香港老板给他打电话,请他去马尼拉做个数据相关的工作,听说月薪有8000,他觉得很不错,后来才知道,那是家赌博公司让他研究百家乐。


又有一个濮阳的家具厂开出8000块,声称要找他做“数据相关的工作”,他兴冲冲地去了,结果他的职责是填写家具的长宽高,并且工资也很快就降到了3000。招你来是看你出过名,后来人家告诉他,让他把头像换成家具广告图,是想着他微信里潜在的客户多。他气得辞了职,还把厂里所有人的微信都删了。


制片人陈帆一度想帮余建春,当年她带着中国版《心灵捕手》的项目去找他,就盼着电影能让他二次成名,带来新机遇。后来没拍成,她一度很愧疚。她总想起见面那天,余建春说自己很想当个老师却没机会,那时她认真地回了一句:你其实是很值得被大家看到的。她记得那一刻,余建春的眼眶红了。


我们回顾了余建春成名后经历的种种。陈帆最后说,这个社会给了他很多机会,但他的困境或许是内在的,“像一团毛线,线头可能在他自己手上,但他自己也捋不到那儿去”。


余建春的老乡、媒体人黄君川记得两年前,余建春其实接到过邀请,一所新成立的职业技术学院有意让他去教数学。那明明是他最渴望的工作,但因为种种现实考量,他一时犹豫了。过了一阵,他决心去应聘,结果对方不招人了。


真让他去做研究,他未必能静下来,黄君川觉得,余建春一直活在两个分裂的世界,“他的精神想去做研究,可是他的肉身处在这么一个现实的社会里,每天面对的问题都是钱。”


那不是真正的发现


成名带来的机会都散去了。有一次,余建春职高的老师同学们聚在一起,商量他未来的发展。他向他们描述了自己的理想生活:结婚生子,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就安心研究数学。


可是前两件事都进行得不顺利。他没谈过恋爱,相亲总是对方不满意;除了一线的体力活,他们也想不出,他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走上社会那么多年,也没有像人家说的那样成熟了。”职高班主任余建华眼里,这个学生还没能成长到足以在社会上翻滚、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她回忆起5年前,学校请余建春做报告,接待室里他不理领导,只跟她讲话。出门后她忍不住提醒他:以后逢年过节,给我们领导发个信息。她担心他自己想不到这些。


后来领导考虑请他做行政,想到他不谙人情世故,还是放弃了。


或许他唯一的出路是去研究所吧。余建华记得报告会那天,说好了重点讲经历,突出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可他这部分讲得磕磕绊绊,最后一大半时间都在讲学生们听不懂的卡迈克尔数。记者赵奕也记得,余建春曾在采访中说过:“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做数学。”


“你说他这个研究有意义吗?”余建春的职高数学老师朱子珍不懂卡迈克尔数,只知道专家说是一种突破。电话里她着急地问:“他这个东西国家能不能帮他,有没有申请课题小组这样的情况?”


余建春也想知道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一篇论文要怎么发表?我给他讲了大概的规则。


“我是第一次知道,”他的眼神愣愣的,又说自己都是猜的,“猜的应该都是不好发表的。”


5年前在浙大的那半天,是他37年人生中唯一一次走进主流数学界,只那一次就有好多事提醒他离那个世界有多远:一个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一个“≡”,这个符号他一直不会读;蔡天新说了一个式子,让学生用软件从1到10000代入n,他惊讶于还有这样的软件,他想到自己过去只敢研究到1000,那么大的数,用计算器要花多少时间。



那之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拍照发给蔡天新,对方回复:收到了。没再讲对错。5年前,他评价余建春很有想象力,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发现“达到了硕士水平”,可惜底子太薄了。


这两年,除了过节发祝福,他和蔡天新不再联系了。他没有其他可以交流数学的人。


蔡天新拒绝再和我谈论这件事。我问余建春是否知道自己的研究在学科里的位置,起初他说不清楚,后来又说,应该很重要:他曾在一本数学书上看到过卡迈克尔数,他想那意味着“有人正在研究它”。


我联系了几位数论领域的大学老师,请他们谈谈对余建春的看法,没收到回复。一家科学媒体的编辑委婉提醒:数学界可能不会有人去评价他。多位专业人士告诉我,卡迈克尔数在数学里非常边缘,对学科没有太大价值。


最后是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北美一所大学的数学系副教授王老师,他的专业方向不是数论,但他对交流表现得很热情,说他理解余建春对数学很热爱,因此愿意聊聊这个人。他劝我把报道的重点放在热爱上,但不要造成错误的导向,让人以为民间爱好者可以跳过专业训练,只靠努力就能在前沿研究中“中头奖”。


“他做了一个interesting observation(有趣的观察),但跟真正的发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王老师说。


他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别:拼命做试验、算例子,总会有些小发现,但职业数学家不只要看到一两个小现象,而是要找到背后更本质的原因。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脱产去接受系统学术训练。


他问我余建春多大了。


“37岁。”


“现在这种数学的language,他这个岁数再去开始比较难了。”


绝望的秘密


2018年,余建春的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同乡,初一辍学打工,他们相处20多天就结了婚。


黄君川的记忆里,那或许是两个并不合适的人走到了一起。新婚第二天,他前去道喜,可是见面后没聊两句,余建春就让妻子拿来笔和纸,给他写起了卡迈克尔数的推论公式。妻子在一旁和亲戚拉家常,一群小孩子围着她们闹,余建春一上午都和他们没什么交流。


一年半后,他们离婚了。


电话里,姑父连启福讲起这段失败的婚姻,说自己原本就不同意,但侄子觉得有人能看上自己就可以,他不懂侄子为什么这样做决定。他解释余建春家里很困难,父亲和叔叔不分家,10口人挤在一个房子里,父母顾不上他,因此他这个做姑父的负责帮他拿主意。


但在他的印象里,不管他怎么努力去干涉,侄子总做错误的选择。高考填志愿,他让侄子报师范,说会帮忙交学费,以后还能给他在县城找个老师的岗位。录取通知到了,他才发现侄子考过了本科线,却把志愿偷偷改成了大专。他气得骂了半小时,侄子只是低着头,说师范五年太长了,那笔学费太贵了。


后来侄子毕业找不到好工作,要安排他去日韩打工,中介要文凭,他才知道侄子大专学费没交齐,没拿到毕业证。他跑了趟郑州,学校说本人到场,把钱补上就能拿到证书。他打算掏这笔钱,可是侄子不主动,觉得一万多块不好挣。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让他感慨的事,有件事他至今很后悔:侄子信任他,多年来瞒着家里人研究数学,只告诉了他,但他没支持。


那是在毕业工作两年后,侄子有天拿着手稿到他家,激动地宣布自己有了一个数学发现,要去大学里找老师发表出来。那天他第一次听说侄子在研究数学,一时很生气,“我说你折腾两年没挣到钱,跑去大学还要花钱”,侄子立刻起身走了。


他听说侄子出门后又跑去县里的高中,一位数学老师告诉他:那道题即使攻破了也没价值。


那天之后,余建春有一两年完全消失了。电话不接,过年不回家,期间他的父亲过世,家里也联系不上他。直到几个月后,他给舅舅打电话,得知噩耗,回家看了父亲的坟。


挂上和连启福的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余建春核实这些事。关于上学的决定,我部分能理解,因为他不是那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的人。我们头一次到这间出租屋,开了门他意识到屋里没有水,就带我去楼下超市买了两大瓶酸奶,是那种很高的玻璃瓶,一瓶15块。


第二晚,他又带我先买了两大瓶饮料再上楼。第三晚,我特意带了两瓶水,他念叨着“让你破费了”,领我到一个水果摊,买了橘子和草莓。回到房间,他从抽屉里翻出仅有的一个杯子,坐在空床板上择草莓,装满杯子,拿去洗好,端回来叫我多吃点。


现在他又坐在那边床板上剥橘子,而我纠结着他和家里失联的事,不知道怎么问出口。



“今天你姑父说他知道你研究数学,有一年你在他家跟他讲的……”


“啊,是有这回事,你不提我都忘记了。”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拿着剥好的橘子坐了过来。


“他说你那天好像生气了……”我小心地提到了后来的失联。


他不讲话了,低着头想了一会儿,说自己其实没生气。


“既然没生气为什么……”


“我本来都不想说这些事”,他突然语气急促,转过头来,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表情,我觉得他所有的五官都因痛苦而扭曲了。


他说那是2010年,那天上午他从家里跑出来,是想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爸爸和叔叔在争吵,激烈时动手打起来。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家里没有一天是宁静的。”妈妈和婶婶劝不动,叔叔有时会打婶婶。职高住校前,家里没有一张桌子能让他写作业,他无数次找爸爸要桌子,爸爸都没理。他初中毕业才1米4,写字时只能踮着脚,够一个很高的台子。


那天他拿着手稿去找姑父。数学是他的希望,可是他再次受到打击。他当晚坐火车到苏州,换了手机号,想和家里断一阵联系。在苏州,他本打算去找蔡天新,那意味着他原本能提前6年迎来成名的机会,那时他才27岁。他向工厂请了两天假,却在临走前放弃了,他想到姑父和那位数学老师的话,他的研究没价值。


一年后,他给舅舅打电话,得知父亲和叔叔打架,意外去世了。


“我叔和我爸都是非正常死亡,没办法,你知道吗?因为家里真的太吵了。我没有回去。我爸走的时候我也没在家。”


“我是有一年没联系你知道吗?我真的,那时候我的心都疼死了,你知道吗?我想把我的东西发出去,本来我也想多挣点钱,可是家里又乱成一锅粥你知道吗?其实我那些稿纸都放了一袋子,到最后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所以说全部都没了。”


那是个白色的蛇皮袋,原本是用来装面粉的,他把它洗干净,藏在衣柜里,拿衣服盖住,用来装手稿。从职高到后来四处打工,他攒着所有的手稿,每次回家时打开衣柜,把它们一张张叠成小方块再投进去,那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他攒了快十年,有三四百张。直到那一年,他重新回到家,父亲不在了,那个蛇皮袋也莫名消失了。


他一直生活在混乱里,直到这混乱以更混乱的方式草草终结,他说是家庭让他成了一个不敢去争取什么的、自卑的人。有段时间他觉得自己还拥有数学,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数学没为他带来任何东西,却成了他越来越难启齿的秘密。


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那里空荡荡的没别的客人。我正打算坐下,他执意要去包间,说话间现出焦虑又急促的神色,“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事。”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我提出第二天去他厂里看一看,立刻又看到同一种表情浮上了他的脸。他的两道眉拧着,看着我的眼神有点畏缩,重复着听上去毫无震慑、更像是恳求的拒绝:“你不要进去,不要进厂里面去。”“你真的不要进去。”“千万不要进去,我不想。”


我问他到底在担心什么,换了好几种问法,他总不肯回答。气氛有些尴尬,他扭头看一旁的料理台,念叨着要去拿点小菜。


他端着一小盘咸菜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我再一次问他:被人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说你这个人不好。”


“怎么个不好?”


他低头迟疑着,终于转过来看着我:“说你搞研究,怎么还在这上班,我是这么考虑的。”


余建春的工友们


Religion


你后悔吗?会觉得为数学流浪的那些年耽误了自己吗?第一次见面时,余建春听到这个问题想了想,说他后悔了,“要是让我重新选一次,我不会走数学这条路了。”


这两年,他对数学研究得确实少了。打工让他没时间,离婚让他没心情。他也很难给自己提出新问题了,直觉总会遇到瓶颈。他喜欢的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同样出身底层,没受过正规教育,完全凭超凡的天赋名垂史册。但他说,自己的天份“和人家比不了”。


即使有成果,他知道数学不太可能改变他的生活,而他不能永远独自漂泊。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深空影像,深空指的是地球大气极限以外很远的空间,“离我们有上亿光年,用哈勃望远镜才能看到”。他从网上看到了这个概念,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为此着迷。


“你让我一天24小时地看天空,就是看到太空再进行探索,就是说一个人孤独、寂寞,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这样的工作也可以。”他看着天花板出神。


“不在乎结果,就是慢慢地想、慢慢地弄,慢慢地它就有结果了。”


我说一个人待在那儿,可能就再也没法找老婆了。


“那还是不行的。”他低头羞涩地笑了。



我在苏州那些天,企业家凌兰芳总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搞清楚余建春的数学直觉。他也是数学爱好者,因此当年才愿意给余建春提供一份工作。他说这个小伙子在感知数字上是“奇才”:就像有些人一眼能望见河里有6条鱼,普通人看半天,一条鱼也没看见。


我说可是这个才能没有实际意义。他打断我,说这就不对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么浮躁,居然还有人在研究数学,关心一个很孤僻的领域,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意义。”


凌兰芳给我讲过他自己和数学的故事:他是1953年生人,同样从小痴迷数学。1960年苏联的加加林宇宙飞船上天,他就好奇飞船的原理,看书知道了第一宇宙速度。他读书有天赋,可惜文革耽误了上学,又在看守所待了1年9个月。


一次去医务室看病,他偷偷拿走了桌上的圆珠笔芯,从此就在卫生纸上写数学。后来他到了工厂,每晚继续在宿舍25瓦的灯泡下推公式。晚上10点,室友们看电视回来,地上铺满白色的手稿,就像下过一场雪。


再后来,时间过去40年,他变成67岁的老人了。每晚临睡前,他还是要看一会儿数学。传统产业不好做,压力大,“有时候难受、痛苦,我还是回到数学。”


“religion(宗教)”,王老师用这个词来形容数学对一个人的意义。他相信所谓天赋是种共鸣,因为喜欢而感动,一个爱数学的人能在数字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就像一个爱音乐的孩子第一次听到钢琴的声音就会哭。


热情是最宝贵的东西,很多职业数学家在踏上职业道路后就把它丢掉了,可是passion(热情)这个词啊,中文里没有真正对应的词汇,它源自希腊语,原意是to suffer,and to be acted on(经历痛苦,但也乐在其中),因此他不确定余建春是否做好了准备。


“我不成功也无所谓,我得到了足够的快乐——希望他是这样的,否则他会很痛苦。”他说。


对于余建春,这个问题或许他永远不会有答案。他总念叨着数学没法带来收益,转头又拿起笔陷入旁若无人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数学对他人生的意义,但有时想一想,又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普遍:那些我们追逐过的东西,最终没有任何结果,有时你甚至觉得是它耽误了你,剥夺了过好这一生的可能,但它毕竟还是给了你安慰。


临走前,我和余建春沟通拍照的事,他说了一长串这些年来的发现,希望我们都拍一遍。我说文章里恐怕放不下这么多图。他露出明显失落的表情,低下头想了想,又把其中的三四个发现讲了一遍,希望我们至少能帮他展示出这些。









这些都是余建春的手稿,应他再三要求,我们在此做出展示。他希望等未来有了稳定工作,还能用业务时间继续研究数学。


拍摄那天,照旧是晚上在他的出租屋。当我们带着摄影的视角仔细观察这个房间,才第一次觉得它是那么空。这里到处是流动的痕迹:墙上挂着17年的日历、两个支付宝的二维码、从前某位女租客贴上去的口红色号表,朝里的门上贴着两张开锁换锁的小广告,两张床之间的折叠桌上放着别人的工卡。除了那本李敖文集,没有什么属于他。


摄影师有点犯难,这里找不到什么道具能表现他和数学的关系,这些年研究留下的痕迹只在他的脑海里。余建春也有点紧张,面对镜头他总是微微端起肩膀,露出僵硬的笑。闪光灯亮了一下,他笑一笑,问我们,效果不好吧?顿了顿又问,需要我怎么配合?


最后我们把那张折叠桌横了过来,让他坐在床沿,伏在桌上写数学。纸上有不少几天里他写过的式子,他看着它们想了想,捡起一个,写了下去。快门一下下响着,起初他不时抬头看镜头,像被强光刺激了似地眨眨眼。一分钟后,他不再抬头了,那只握着笔的手快速地不停转动。快门声不时响起,可是镜头和闪光离他远了,数学家回到数学的世界。


文中陈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蔚琳,编辑: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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