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这篇原名为《深圳蜕变：从山寨工厂到硬件之都》的文章非常值得一读，它讲了深圳正在如何从山寨转型向“硬件之都”、并行之有效搭建起了创客们所热爱的生态，并在本地形成了独特的“工模”模式。
节选如下：
一群被称为“创客”的年轻人正涌向深圳，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热衷于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做成实实在在的硬件。“而这里能够让他们在一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华强北。”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创始人Cyril Ebersweiler在去年干脆把总部从硅谷搬到了深圳。
在《经济学人》上半年的一组关于创新的报道中，深圳被描述成了硬件的“首都”：“这种‘寒武纪式’的大爆发出现在了新型电子设备上，而上一次它发生在美国硅谷的软件业。”
在深圳市市长许勤为首的地方政府层面，他们要把这座以山寨制造著称的城市从纯粹的制造业中解脱出来，而新硬件的复兴正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深圳重新去定义全球生态链的机会。
招募大公司进驻
实际上，在2011年投资推广署成立之后，深圳的思路就很清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对于外向型特征明显的深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有的生产要素，深圳都没有优势，不论是土地、原材料、电还是水，唯一有可能的突破点就是创新。”许勤说。
投资推广署各种形式的推介都有的放矢地招募英特尔、高通和思科这样的科技公司进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以英特尔为例：
当三年前英特尔提出超极本的概念时，只是无意识地让深圳也参与了一些准备工作，主要研发基地依然是在美国和台湾。
为了满足超极本的厚度要求，键盘被认为是第一批需要变薄的零部件。台湾团队当时提出的方案是3.5毫米，深圳的反而厚一点，为3.7毫米。但不同的是成本相差很多，深圳的报价跟传统的键盘几乎没有差别，当英特尔总部得知这出自一家知名度并不高的深圳厂商时非常吃惊。
他们最终把这个项目给了深圳。而且仅仅三个月，深圳就做出了可商用化的成品，这起码比台湾的正常周期快了两个月。紧接着，在外壳、电池等几个核心的零部件上，深圳都出人意料地远远甩开了台湾。就这样，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深圳的团队实际上就拿到了总部足够多的授权，来主导整个生产过程。
以至于英特尔新任CEO科再奇来中国的第一站就选在了深圳，杨叙更是把已经在北京连续举办了五届的IDF（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放在了深圳，“要是不在深圳，我们宁可不办。”
投资推广署对科技巨头的招募看上去并不算困难，陈朝朝把这个时期深圳的“卖点”总结为敏捷制造和产业的垂直分工，“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迅速地产业化，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很多公司起初只是通过政府渠道与深圳达成合作，但之后真正的实施过程总是会让它们喜出望外。
从制造向研发能力转型
但这离所谓的“深圳质量“还有不小的差距。深圳对这些巨头公司也并不是没有诉求，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国际巨头只是看中了这里低廉的制造成本。接连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增加本地的研发能力作为转型的核心点，这也成了考核投资推广署的最重要的维度。按照陈朝朝的解释，从政府高层传达出的信号一直都是这会让深圳从山寨中摆脱出来，真正地升级到现代制造业。“我们就是希望让那些国际巨头以在深圳开研发中心为荣。“陈朝朝说，”当年我们没有能力去覆盖端到端，只能从纯粹的制造切入。“
2013年，深圳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国际上通常用这个数据来反映当地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创新型经济体的公认标准是2.5%左右。全球数值最高的是以色列，为4.4%，而中国的整体水平是2%。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并没有表现得饥不择食或者瞻前顾后，就像2012年他们在跟三星谈判时，内部就有很大的分歧。三星想把它的全球通信设备研究院放在深圳，但投资推广署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已经有华为和中兴了，没必要引来一条狼吃掉自己的孩子”。“几次内部沟通之后，我们才算有了共识。深圳应该是有一个土壤去不断地培育华为这样的公司，而不能像底特律那样让某一个产业彻底绑死这座城市。”陈朝朝说。跟三星的谈判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也是因为之后的合作超出预期，三星甚至计划把全球三分之一的4G基站制造放在深圳。
大公司进入的结果就是对质量的把控越来越严格，这正是深圳政府希望看到的。
“工模”模式
深圳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工模”模式，这是台湾从未产生过的制造模式。深圳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非常多的参与者，它们会先把自己的业务模块化和流程化，然后再自发地去横向和其他环节的厂商对接，而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有一个厂商去主导。联发科曾经在深圳掀起的“山寨风暴”已经把市场教育好了，它们已经习惯于找到一种“Turn Key（交钥匙）”式的解决方案。
这也是业内认为比台湾进步的地方，那里的产业链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互动，触摸屏的厂商根本不可能知道显示屏厂商的新技术。“而在深圳，你在A厂商看到的产品，没过几天，B厂商就会有了。”老周称。这与当年硅谷的开放精神如出一辙，它保证了一个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
这也注定了深圳不会诞生像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因为“工模”就意味着这条生态链必须保持足够的市场敏感度以及灵活度。深圳的制造企业都不大，但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操控整条产业链，只要有差异化的设计和产品出现，很快地就可以组织起一条生产线。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圳已经告别了大宗标准品的那种落后的制造方式。
全文见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