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明白知识（ID：mingbaizhishi），作者：明白知识er，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前两日（4月28日），国内媒体报道了一起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的环境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太平洋海水污染的恐慌。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洛杉矶时报》近日揭露洛杉矶海底巨型DDT废水桶‘坟场’，桶上有明显人为凿开痕迹。”
其他媒体的报道大同小异，诸如“美国向太平洋海底偷排毒废料数十年”，“美国版切尔诺贝利事件”之类的标题和内容，都在逐渐加剧人们的担忧。
这是因为，DDT（滴滴涕）对环境污染严重，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禁止使用。
DDT本身是一种有机氯类杀虫剂，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化学式C14H9Cl5），是一种不溶于水，可溶于煤油的白色晶体。其杀虫效果非常显著，对绝大多数昆虫均有效，在上个世纪风靡全球。
这起环境事件，的确不容小视。
但如果细心追踪事件，会发现，国内媒体所称的“近日揭露”并不准确。
实际上，这则新闻并非近期才发生，早在去年秋天，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就报道了事件。
美国《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专栏作者罗莎娜·夏（Rosanna Xia）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于去年10月25日发表了名为《洛杉矶的海岸曾经是一个滴滴涕倾销地》（L.A.'s coast was once a DDT dumping ground）的文章，引发广泛讨论。
2020年10月25日《洛杉矶时报》刊发的文章《洛杉矶的海岸曾经是一个滴滴涕倾销地》。
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距离这件事被揭露出来，实际已经有六个月以上的时间了。
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大量海洋学科学家前往洛杉矶海岸进行了实地探测。
也就是说，《洛杉矶时报》、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ABC新闻（ABC News）在近几天（4月26日至4月28日）发布的新闻，是这些海洋科学家的初步调查结果，而并非DDT废料桶被沉入海底这件事本身。
虽然在时间的严谨性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在主要内容部分，《中国新闻周刊》的说法基本准确。
过去几十年间，确实有大量的DDT废料桶被投向了洛杉矶海岸的深处。
一、来龙去脉
早在十年前，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的科学家大卫·瓦伦丁（David Valentine）在带领研究小组研究甲烷泄漏问题之余，把借来的深海机器人投入了海底。
他们想观察一下，洛杉矶海岸附近的海洋是否如传闻中那样，存在什么不为人知的环境问题。
起初，这次试探性的测试给瓦伦丁带来了惊喜。不过，惊喜很快就转变成了惊吓。
在3000英尺（约900米）深的海底，海底机器人摄像头中的影像很快传来，一个已经被腐蚀的桶出现在了瓦伦丁的眼前。
桶上面存在明显被人为凿开的裂痕，里面装的是含有早已被禁止使用的有毒化学物质DDT的废料。
水下3000英尺的DDT废料桶。图片来源：ABC
当一个桶被发现后，下一个桶很快又出现在画面中。
根据瓦伦丁教授自己的描述，他当时的反应是：
“我的妈呀，这是真的！这些废料桶真的在海底，它们一直待在这里，就停留在我们的海岸边。”
在发现这些废料桶后的两年间（2011至2013年），瓦伦丁与研究团队对DDT废料桶的问题进行了继续调查，最终他们成功识别出了60个废料桶，并从中收集了一些样品。
可遗憾的是，瓦伦丁教授付出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关注。
瓦伦丁将这些实物证据和相关说明呈现给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后，事情并没有获得重视，政府也没有派出专人来进行调查。瓦伦丁给官员们打的电话和发送的电子邮件，最终石沉大海。
这件事就这么拖了七年，虽然期间也有其他科学家进行相关研究，但也没有得到什么大的反响。
直到2020年秋天，《泰晤士报》和《洛杉矶时报》向瓦伦丁和其他研究人员了解到情况后，用大篇幅报道了此事。
《洛杉矶时报》推测，这60个被发现的桶只是全部DDT废料桶的冰山一角。
根据采访内容和对历史材料的回顾，水下实际存在废料桶的数量可能多达50万以上。如果按照处理标准，每桶中含有0.5%到2%DDT的话，那么，海底总共有384到1535吨的DDT。
这些废料桶大概率来源于洛杉矶的蒙特罗斯（Montrose）公司及其他DDT制造商——1947到1982年间，它们是美国主要的DDT生产公司。
1947至1982年间，蒙特罗斯公司在洛杉矶生产DDT的工厂。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短时间内，这一事件得到了人们，尤其是海洋科学界的重点关注。
2021年3月10至24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SIO）组成专门的研究团队，由实验室的主任埃里克·泰瑞尔（Eric Terrill）带队，使用具有声纳功能的深海机器人从瓦伦丁教授十年前发现60个桶的地方开始进行探测。
根据泰瑞尔的说法，最终探测到的结果是“惊人的”：
“非常不幸，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几十年间，洛杉矶的近海盆地一直是工业废料的倾倒场所。在广泛的区域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范围广大的废弃物场。”
在3000英尺深的海底，有无数“桶状”物体的影像被无人机记录下来。
当科学家们看到深海机器人记录的声呐图像时，想必他们的心情是十分崩溃的。
图像中桶的数量太多了。
深海机器人记录的声呐图像，图像中一个点就代表一个桶。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要把它们统计清楚，难度恐怕跟数清楚“银河系中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差不多。
这片“废料桶墓地”的范围也远比科学家们原本预想的要大得多，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穷尽。
最终，在三十多名科学家两周的努力后，数千兆字节的声纳数据中蕴含的信息终于被初步统计清楚：桶形废弃物超过2.7万个，各类已经成为残片的废弃物数量则超过10万。
不过，这只是目前已发现的数字，也许还有大量的桶被海底泥沙掩埋而被计算机自动忽略了。
根据这些废弃物分布的位置，泰瑞尔的团队绘制出了一张从圣卡塔琳娜岛和洛杉矶海岸之间超过56平方英里（145平方公里）的海底地图：
“我极其震惊，废料桶的存在范围竟然如此之广。”
泰瑞尔的团队制作的海底图，图中显示了在海底探测到的目标浓度。图片来源：UC San Diego
在得到结果后，泰瑞尔受邀参与了美国国会的简报会，并在会上对结果进行了分享。这意味着“DDT废料桶”的问题终于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一直在持续关注此事的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表示：
“这次调查证实了我最担心的事情：可能有数十万个桶和含有DDT的沉积物被倾倒在距离我们的海岸仅有12英里的地方。”
“我很高兴拜登政府与我一样在关注着这个问题并迅速采取了行动。这种势头继续下去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拿出全部的必要资源来解决这一巨大问题。”
“DDT废料桶”终于得到关注。
二、从宠儿到弃儿
如今，人们谈DDT色变；可实际上，在20世纪中期，DDT一度是人们的宠儿。
DDT曾因其稳定性、脂溶性、药效普遍性等特点，被大量生产、普遍使用。
在防止农业病虫害，减轻疟疾、伤寒等蚊蝇传播疾病，甚至战争方面，DDT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DDT的首要作用是对农业的显著增产，希腊在二战后对橄榄使用了DDT后，收成马上增加了25％；DDT的第二作用是消除传染病，印度在二战后使用DDT，全国疟疾的患病数量从7500万例减少到500万例。据估计，二战后，DDT使5亿人免于危险的流行病。
美国陆军准将詹姆斯·西蒙斯（Brig. Gen. James Simmons）曾因DDT在二战中帮助美国士兵减少生病率而称赞DDT的贡献：
“这场战争对世界未来健康的最大贡献。”
因为强大的功效，DDT一度被誉为一项影响重大的科学成就。发现DDT对虫害有着抑制作用的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也因此而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不过，就在人们享受着穆勒的发现带来的便利时，却普遍忽略了他对使用DDT的警告。
穆勒曾表示，自己并不完全了解这种化学物质到底会与生物世界发生什么作用，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需要生物学家们在进行长期研究之后才能真正搞明白。在此之前，人们应该保持慎重和警惕。
保罗·赫尔曼·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1899 - 1965），瑞士化学家。1939年秋，他发现了DDT的杀虫功效。1948年，得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是首位获得此奖的非生理学家。
美国农业部的专家也曾建议在没有经过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要允许DDT杀虫剂大范围用于商业用途，因为：
“DDT可能会对土壤和整个自然界的平衡产生影响。”
站在现在看，由于当时DDT发挥的显著功效和带来的巨大利益，这些科学家的提醒显然被当成了耳旁风。
二战结束后，应用广泛的DDT需求量激增，成了人们的宠儿。
前文提到过的位于加州的蒙特罗斯公司便是在此时扩大了对DDT的投入，于1947年在洛杉矶托伦斯附近开设了工厂，大量生产DDT。据统计，美国在这一时期，每年使用的DDT多达8000万磅（约3.6万吨）。
1948年，一架飞机在俄勒冈州梅德福市的一群羊身上喷洒DDT。图片来源：豆瓣
随着DDT使用范围的越发扩大，这种化学制剂的副作用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注意到了DDT带来的负面问题。她在经过调查后，撰写了一本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也因为被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及而在国内广为流传）。
蕾切尔·卡森在书中描述了DDT、七氯、狄氏剂对环境的危害。这些杀虫剂在杀死害虫的同时，对其他生物——鸟类、鱼类甚至是人类，都有副作用。
《寂静的春天》一书中，作者以生动而严肃的笔触，描写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给人类带来不堪重负的灾难。译者：吕瑞兰、李长生，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年：1997年
根据《寂静的春天》和其他生物学家的后续研究，可以了解到：DDT本身的性质很稳定，需要几十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充分降解，且基本不溶于水，而是更容易储存在脂肪中。
“容易储存在脂肪”这点，使得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以对海洋的影响为例，DDT会由于“生物放大作用”，通过如下的循环过程，在生物链中不断富集：
（1）首先遭到DDT污染的是海洋中的海藻等浮游植物。这些植物是食物链当中的基础。
（2）被DDT污染的浮游植物被水母、海蜇等浮游动物吃掉，DDT转移到了浮游动物身上。
（3）各种小型鱼类吃掉浮游动物，DDT再次转移。
（4）各类海鸟和大型鱼类以小型鱼类为食，DDT由此蔓延到了海洋生物链的顶端。
在60年代末，美国有关部门曾召回过一批产自南加州的竹荚鱼，因为这些鱼脂肪中的DDT浓度达到十万分之一，是当时食品安全标准二十万分之一的两倍。
遭殃的不只是竹荚鱼，有的海狮被检测出脂肪内DDT浓度超过千分之一。
更倒霉的是瓶鼻海豚，部分海豚脂肪中的DDT浓度高达千分之二。
此外，在一种名为加州棕鹈鹕在产下的蛋中，同样检测出了浓度达到千分之一点二的DDT，这会导致雏鸟极易死亡。
因此，这种棕鹈鹕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几乎绝迹了，与之一同近乎消失的鸟类还有“美国国鸟”白头海雕和游隼等。
这样的情况理所当然地导致了舆论的爆炸。
政府和社会对以蒙特罗斯公司为首的DDT制造商们提出了铺天盖地的质疑。
蒙特罗斯公司的管理者则对自身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
他们认为，DDT对社会发展十分重要，而且对人类的健康没有重大威胁，巴西、印度乃至世界卫生组织用的都是蒙特罗斯生产的DDT，抗议的环保主义者是在向民众散播恐怖和误导性信息。
不过，美国政府在经过长期的调查后，还是得出了DDT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结论。
于是在1972年，美国政府下令，禁止DDT的使用。
但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非洲和南美等虫害严重的地区，直到80年代初，DDT的使用依旧普遍。到了1982年之后，各国才陆续颁布法案，严禁使用DDT。
90年代，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有许多人用DDT来杀死蚊虫、消除疟疾。图片来源：国家地理
DDT最终在全球范围内禁用，是在2004年。
2004年5月17日，联合国通过了一条俗称为“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简称）的禁令。这一公约对多种杀虫剂（DDT、阿尔德林、氯丹等），以及二恶英、多氯联苯等对人、生物和环境具有长期危害的12种化学物质进行了严格限制。
那些担心DDT继续对环境造成危害的环保人士，似乎自此可以彻底松上一口气了。
可这些环保主义者未曾想到的是，就在洛杉矶海岸边不远处的海底，数以万计的DDT废料桶却已在此安静地躺了几十年。
三、流入海洋的废料桶
20世纪80年代初，加州水质控制委员会的青年科学家艾伦·查特兰德（Allan Chartrand）偶然了解到了一个传闻：蒙特罗斯公司一直在将DDT废料偷偷倒入海中。
他到蒙特罗斯公司调查情况，查看了公司的日志。
日志中的记录告诉了他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传闻竟然是真的。
蒙特罗斯公司的日志中显示，从1947年开始，每个月平均有超过2000桶带有DDT的污泥被倾倒入海洋。
一份1958年的运输日志显示，在1月份有2310桶来自蒙特罗斯公司的废料被倾倒在海洋中。图片来源：Los Angels Times
查特兰德和他的团队据此进行了计算：在1947至1961年的14年间，大约有多达767吨DDT流入了海洋。
运输工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洛杉矶港将蒙特罗斯公司的DDT废料桶装船，然后把船开到一个被称为一号垃圾场的指定地点进行倾倒。不过有些时候为了省事，工人也会把桶直接扔在更近的水域当中。
查特兰德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
“我们看到了工人在凌晨2点倾倒废料的真实照片——不仅是在圣莫尼卡盆地中间的驳船上倾倒那些桶，而且在倾倒之前，他们会拿一把大斧头或短柄小斧，故意将桶切开，以便让它们沉下去。”
然而，这种往海里倾倒废料的行为，在当时并不是非法的。
美国的海洋倾倒相关法规最早颁布于1886年，但那时的法规并没有考虑海洋环境。直到1972年，与美国禁止使用DDT同年发布的《海洋保护、研究和庇护区法》（《海洋倾倒法》），才将环境问题纳入到考量范围。
1972年前，陆地上的垃圾填埋场明显面积有限，无法容纳过多的废物，而燃烧有毒废料可能导致空气污染，所以，将各种工业化学废物直接倒进海里就成了常规选择。
查特兰德在1985至1989年根据调查编撰了报告，并在1990年作为证人，参与到了美国环保局（USEPA）与蒙特罗斯公司旷日持久的官司当中。
美国环保局以《超级基金法案》为根据，对蒙特罗斯公司常年用下水道系统将各种工业废物排入海中进行起诉。
《超级基金法案》又称《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是美国为解决危险物质泄漏的治理及其费用负担而制定的法律。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除了查特兰德与其他科学家，蒙特罗斯公司的员工也在法庭上对DDT废料桶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一名蒙特罗斯公司的主管详细描述了酸性废物的过程：
“（运输公司的）卡车过来了，我们把东西装上卡车，然后他们把卡车开到停有驳船的港口，把东西卸到驳船上，当驳船上的废料足够时，他们会把驳船拖到海洋的指定区域，倾倒酸性废物。”
但蒙特罗斯公司对此并不认可，他们认为美国环保局对他们的起诉是基于“通过下水道系统将DDT释放到太平洋”的，跟废料桶的事情无关，甚至进一步表示倾倒的行为并不是秘密或违法的，而是政府默许的。
这场官司从1990年一直打到2000年。在经历了10年的唇枪舌剑后，双方都精疲力尽。
美国环保局最终和蒙特罗斯公司达成了和解，并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双方均不承认过错，但蒙特罗斯公司、其他几家相关公司和以洛杉矶环保局为首的地方政府必须支付超过1.4亿美元的费用，这笔钱将用来对环境进行清理、恢复以及对可能食用受污染鱼类的人群进行宣传教育。”
DDT废料桶的事情在这场官司之后便告一段落。
洛杉矶沿岸的海水。图片来源：携程旅行
查特兰德这样的科学家在之后虽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持续跟踪研究，但终究因为研究经费不足而转移了研究方向。
其他一些科学家，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化学家英迪拉·文卡泰桑（M. Indira Venkatesan）也进行过相关研究，但并未引起什么关注。
直到去年秋天《泰晤士报》和《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才又将这件被扫进历史尘埃的旧事翻了出来，成为了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又一环境议题。
从四五十年代的宠儿到七十年代之后的弃儿，DDT的命运实现了大翻转。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环境的变化，人们对周遭环境的需要和感知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经济恢复期，人们的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相比起自然环境，人们更多关注的是DDT这类杀虫剂所带来的实用价值。
而在几十年后，科学持续进步，环保主义广泛兴起，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环境的健康与否。这时DDT对环境严重的副作用，就完全压过了它杀除虫害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DDT以及DDT废料桶问题，是人与环境的冲突，更是人类与自身发展的冲突。
在全球化的今天，环境问题，也往往容易发展成政治问题。
奉行环保主义的拜登政府会交出一张怎样的答卷？
如今只能等待观望。
只是在观望时，我们要谨记，人类命运，从来都是休戚与共。
参考资料
Julie Watson. Scientist: Extent of DDT dumping in Pacific is "staggering". ABC News. 2021-4-28.
Rosanna Xia. DDT’s toxic legacy can harm granddaughters of women exposed, study shows. Los Angeles Times. 2021-4-14.
Rosanna Xia. L.A.'s coast was once a DDT dumping ground. Los Angeles Times. 2020-10-25.
Rosanna Xia. Stunning DDT dump site off L.A. coast much bigger than scientists expected. Los Angeles Times. 2021-4-26.
[美]蕾切尔·卡森. 寂静的春天. 吕瑞兰、李长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王占杰. 有机氯化物滴滴涕降解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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