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污名化何时休?
2021-06-04 15:24

肥胖污名化何时休?

我国超重肥胖人口规模已超3亿人,日趋增加的肥胖污名化现象易导致体重歧视,将不利于共同体社会的构建。研究借助涉身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肥胖污名产生的社会根源、个人内化机制、负面效应因素等问题进行梳理。肥胖污名的外溢性作用可对个体、群体乃至社会产生消极影响,他者建构的肥胖者形象会引起污名的外在规范效应,而自我意象认知则不断内化肥胖污名的负面作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引领下,需要提升个体与群体的身体素养、健康素养、体育素养等综合素养水平,尤其是需要关注青少年儿童这一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王军利,原文标题:《肥胖污名现象及其治理研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1975—2016年间,全球5~19岁青少年儿童的超重肥胖率由4%增加到18%,增长超过了3倍[1]。最新国民体质监测结果也显示,我国大中小学生的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超重率分别为32.7%和41.6%,超重与肥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群体质健康的潜在风险因素。


在不断恶化的致胖环境条件下,超重与肥胖的流行问题及其给健康带来的负效应将成为未来的公共卫生挑战。与此同时,当肥胖流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超重肥胖导致的体重歧视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与重视。


从共同利益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整个人类、整个民族还是一个家族、一个个体,都是相互联系的、命运与共的存在。甚至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社群,也需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个体的相互排斥或者污名行为并不能独善其身,不利于整体的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


同时,肥胖污名或者体重歧视还陷入了涉身伦理的社会道德困境,不仅会带来个体的身心伤害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哲学视角下的超重肥胖问题本质上属于身体现象学范畴,因为身体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文化性、经济性等多维的存在。于是,身体现象学的思考无疑会增进人们对躯体这一存在的总体理解[2]


近年来学界对身体话题的关注度不断升高,甚至成为身体哲学、身体社会学、身体美学、身体经济学等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鉴于身体是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主动性与被动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创造物与创造者、个体与类的具体统一,也是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纠缠的场域,因此需要正视身体之维,并正确对待身体的主体间性。


值得注意的是,肥胖者广泛面对着被曲解的身体、他者建构的身体、歧视甚至污名的身体,导致其身体权利难以言说。于是,针对人口规模日益增大的超重肥胖人群,确证超重肥胖者身体污名的根源与影响,正确认识、合理消解、科学治理这场身体危机中的价值冲突,将有助于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涉身伦理与行为规范。


一、肥胖污名化现象及其影响


1. 关于肥胖污名的理解


污名(stigma)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它使个体或群体拥有或被相信拥有某些被贬抑的属性和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亦导致社会对其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3]


污名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本世纪初才开始引起我国研究者的关注。斯通卡德(A.J.Stunkard)被认为是最早在个人和社会层面探究肥胖污名的医学专业人员之一,其在肥胖污名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奠定了肥胖污名研究的基础和方向,例如体重偏倚的文化影响、医护人员的污名化行为、儿童体重歧视和肥胖个体的体重内化偏向等等[4]


另一位著名学者理查德森和他的同事们也曾进行过关于肥胖污名的经典研究[5],他们指导640名10~11岁的小学生观看六张儿童照片,并按照他们最喜欢和谁做朋友的顺序排列。其中四幅画描绘了各种残疾儿童,如坐在轮椅上的儿童、拄着拐杖的儿童、截肢的手和面部畸形;一幅画描绘了一个超重的儿童,第六幅画描绘了一个没有残疾的、体重正常的儿童。六张照片中超重的孩子排名最靠后,且被评为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有鉴于此,出于体重偏见或者歧视的原因,肥胖儿童可能遭受心理、社会和身体方面的诸多不利影响。


就肥胖污名而言,对超重者的社会价值贬损与歧见,可能源自对某种异常外表的不友好反应或者表现出一种不良心理特征的推断,产生远离肥胖个体的动机[6]。虽然关于肥胖污名成因的研究已产生许多阐释性理论假说,包括认知说、动机说、进化功能说以及系统制度说等等,但随着科学认知的不断发展,仍需要对肥胖污名问题进行重新审识,并把研究重点从个人身份的贬低转向满足某些标准的个人被排除在各种社会交往之外的现象、机制及其治理。


2. 肥胖污名的泛在现象


当下社会的网络、新闻、视频中经常充斥着肥胖相关的话题,超重肥胖成年人和青少年分别有65%、77%的可能被描绘成负面的甚至带有侮辱性的形象,更有甚者超重肥胖个体可能被描绘成弱智的、对身体不负责任的人[7]。加上同龄人、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人对超重肥胖青少年儿童的歧视,常常会导致青少年个体在心理、社会和身体方面的不适。不仅有28%的教师认为肥胖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而且父母也会为超重孩子提供更少的支持[8]


超重肥胖青少年儿童在社交和情感上同样面临困难,并且这种问题出现得比较早,越是严重肥胖的个体问题越突出。现在,肥胖儿童的被接受程度明显低于上个世纪60年代(H=130.53,p<0.001),而且女孩子比男孩子更不喜欢肥胖的孩子(H=5.23,p<0.02),同时对肥胖的偏见程度有所增加[9]总之,肥胖青少年儿童往往会被同伴忽视,甚至还会被排斥在同伴网络之外。


对于成年人群来说,肥胖者(体重指数为35或更高)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同样容易受到歧视,自我接纳水平也低于正常体重的成年人个体,并且自身可能会因体重或外表的歧视性评价而受到影响。肥胖者在工作方面的歧视就有多种形式,例如工作中不能被正常雇用、支付较低的工资、降级以及职位不能得到晋升等。在不同的工作场合,尤其是对身体要求较高的职业中,肥胖应聘者受到的歧视程度将会更高。


虽然超重肥胖情况只可能存在不健康的风险概率,但基于体重的就业歧视已逐渐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性问题。针对上述情况,相关部门应制定与出台有关公平对待肥胖人群的政策,避免超重肥胖者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隐性弱势群体。


3. 肥胖污名现象的消极影响


尽管肥胖的医学并发症仍需要持续地专业关注,但对于肥胖污名造成的心理、身体、社会影响也需要积极应对与消解。被污名已成为肥胖者受到经常性身心伤害的诱因之一,他们经常会努力克服污名。但是,如果肥胖者频繁地暴露于污名情景条件下,将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更多的应对尝试以及接下来更加恶化的体重增加。


对肥胖青少年儿童的污蔑、欺凌和歧视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在学习、就业、社交等学习生活成长方面产生一系列潜在的负面影响。如果肥胖者受到同伴嘲笑或对个人身体形象产生过度关注,反而可能导致青少年女孩的体育参与降低,有时也会导致重度肥胖者的抑郁。肥胖者被污名的经历频率同抑郁、一般精神症状、身体形象不佳呈正相关,自己对体重歧视的负面看法也与曾经受到的心理伤害密切相关[10]


肥胖污名的内化可以理解为肥胖个体在不断地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关于身体形象被贬损的认知经验,并在头脑中以观念的方式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尽管体重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可控的,但由于肥胖污名被内化之后,这些污名经历可能导致暴饮暴食的风险增加、降低体育锻炼和节食的意愿[11]。所以个体对体重歧视采取的一般应对措施可能是暴饮暴食,这种自暴自弃的反应与行为,将进一步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风险上升。


与正常体重者相比,肥胖者经常对自己的体型存在曲解,并对体重和体重增加表现出先入为主的焦虑观念,甚至希望通过频繁的节食行为来减肥。同时,这些饮食不规律者可能在社会适应方面有较差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与其以前遭遇的肥胖污名经历有关。


如果借鉴社会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和神经内分泌学等学科理论构建的周期性肥胖预测模型,就会发现肥胖污名容易引发体重增加的正反馈循环[12]。相反,如果能够消除或者减轻肥胖污名,可以产生更好的心理健康效益。此外,对于体重污名高度内化的肥胖者而言,常规的干预措施可能没有明显效果,需要采用更具创新性和直接性的方法才能减少污名的内化程度。


鉴于肥胖污名的先入为主过于注重外表,并非以能力为判断标准,可能演变成各种不公正的对待。如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体质量指数(BMI)有关[13],工资收入与BMI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暗示了消费者或雇主对肥胖个体的歧视性影响。若肥胖者在就业中受到歧视,雇主会因为超重而拒绝聘用一个其他方面符合标准的应聘者。如此一来,不仅会剥夺肥胖者的就业机会,也可能会造成社会分裂与对立,并最终危害社会发展的和谐与稳定。


二、肥胖污名的身体形象建构机制分析


1. 他者建构的肥胖者身体形象


身体不仅是灵动的审美主体也是审美客体,它既是从事审美活动的一般性工具,也是可以被雕琢和设计的对象。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身体开始走向前台,并成为被消费的需要与主体对象,甚至成为消费文化建构的对象,“身体形象”被主动设计与消费。身体形象被认为是一个多维结构,主要包括感知、主观和行为[14]


可见性始终揭示着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生存的依恃,始终提示着我们是具体化以及世俗化的存在。或者说,身体不过是被“置放”其行动之前的一个存在,就是身体在模仿些什么或再现些什么[15]。他者的身体观最早见于医学领域,如解剖学身体观,实质上就是一种对象身体观。当以他者的、外在的、对象化的目光来观察身体时,会将身体视为独立于观察者、处在客观世界中的一个认识对象[16]。而他者眼中的身体形象不仅映射着我的身体,也建构着我的身体。个体我对身体形象最初的感知也可能来自他者,就像镜中的身体,不断形塑身体的存在。


从电视节目到书籍、报纸和互联网,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在以他者的视角偏见地描绘了超重和肥胖的身体形象。甚至4~6岁孩子都存在着体重偏好倾向,比如认为肥胖小朋友不太可能赢得比赛。孩子们虽然不是直接拒绝肥胖,但大多会在友谊的选择上表现出远离肥胖个体的取向;如果被迫在角色之间进行选择,肥胖者在大多数群体中常被拒绝[17]


因此,别人对肥胖的谈论与看法,不仅决定着肥胖者自己的身体形象认知,甚至逐渐内化为一种标准规范被不明就里地认同。


2. 肥胖者内化的自我身体形象


身体摆脱了精神统治的阴霾,成为年轻、健康、美丽、快乐的主体性实在,正越来越多地超出身体内在的本体功能,甚至陷入了“自恋”般的身体规训和维护过程[18]。尽管身体可以因其形态或外表而得到广泛的评价,但是它也可以用作与世界互动、探索和经验的工具。


身体不仅具有审美特征,而且具有工具或功能特征。因此,身体意象并不局限于对身体吸引力的感知,或者说身体“看起来”的方式;它也延伸到对身体感觉、运动和功能的感知,或者说身体能做什么。


其实,体重正常的女性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对自己的体重和体形不满意,超过三分之二的超重肥胖女性对自己的体重和体形不满意。体重正常、超重肥胖的女性分别有65%、95%的人想要减肥[19]。虽然参与不同运动类型的女孩在身体形象与身体的意象功能方面也存在差异,但未参与体育活动的女孩表现出了较低的水平[20]


当然,青少年人群中,女孩对身体形象的不满意程度明显高于男生。尽管整个青少年人群在身体功能维度方面都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行为投资和满意度,不过女孩比男孩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和审美行为投资,以及更低的审美满意度、功能价值、功能行为投资和功能满意度[21]


如果个体表现出相对较低的身体外表评价,同时也会表现出较高的体重焦虑[22],以至于肥胖话题一直对个人身体形象的自我贬低明显具有规范性,负面身体形象的思维习惯对自尊和饮食障碍倾向的影响也较大,可被看作是一种心理惯性,并加深了对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理解。如果自我认为肥胖者存在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同样会导致个体在工作中更低的薪资要求,而且他们受到歧视的行为更容易发生[23]。总之,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但健康美丽的身体始于知识素养的累积和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过程[24]


三、肥胖污名现象的治理应对之策


肥胖可能是由多种复杂原因共同造成的一种症状,肥胖不应被污名化对待。肥胖污名不仅关系到个体的权益问题,还是防控肥胖症流行的主要障碍之一。自2015年以来,全球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关于肥胖的节日,以宣传健康知识、抗击肥胖流行。


1. 以身体素养教育内化认知并提升行动能力


一般而言,污名始于人们对偏离规范的越轨行为的感知和标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越轨者的整体印象,通过责任归因记号与越轨者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联,进而损坏了越轨者人格和身份的完整性[25]


现在的媒体对人们的身体形象认知有直接影响,并对身体污名起到了规范性作用。肥胖者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心理过程,它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如中、美两国大学生在身体形象上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均有着相对较低的自我身体形象满意度,但美国女生在外表评价、外表态度、体质态度和超重忧虑等身体满意度方面对体育锻炼量有较强的预测作用[26]


一般情况下,与从未参加瑜伽/冥想的个体相比,体重正常的瑜伽/冥想练习者更满意自己的体重和形态。但有71.8%的男女青少年存在身体形象曲解(body image distortion,BID),51.3%的个体可能低估他们的身体形象[27]


此外,人们对肥胖的恐惧容易产生压力与焦虑,由此导致的暴饮暴食可能成为害怕变胖的基本行为表现。鉴于上述种种因素,消除肥胖污名需要转变社会、集体以及个体已形成的不健康的身体形象认知,认同超重肥胖个体的共同体成员身份,并加强个体的身体素养教育,形成良好的身体价值观,注意提升自我形象矫正的行为能力。


由于身体素养教育一直被看作是同现代化社会文明病做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确保每一个人获得更好的健康状态并广泛参与社会生活[28]


本质上讲,身体素养(physical literacy)是指个体终生重视并从事身体活动的动机、信心、体能、知识、理解力。其也被视为一个概括性、包容性、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它涵盖了生命过程中有目的从事身体活动和人类活动相关的知识、技能、理解和价值观,而不管身体或心理上的限制。那么身体素养教育的价值在于:


(1)发展身体潜能与获得进步和成功体验的满足感;


(2)建立身体参与的价值评判;


(3)培养广泛参与身体活动的信心;


(4)获得对运动的本质和构成要素的知识和理解;


(5)获得整体健康原则的认识和理解,形成个人立场;


(6)认识到为个人幸福负责的重要性,并决定履行个人的责任[29]


因此,身体素养对促进全面健康、福祉和最大限度发挥人类潜力至关重要,具有身体素养的人能自信地展示和应用相关知识,并在一系列的身体参与中表现出熟练的技巧。


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个体能够有效地修改身体行为计划,利用有用信息做出独立的、基于证据的决定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质量。无论在形体健身、锻炼计划还是娱乐活动中,具有身体素养的人均能够创新性地改变、鼓励和维持身体行为,最终提升群体与个体的体重管理意识和能力水平。


总之,为了减少肥胖污名现象以保护肥胖个人或者群体免受有害影响,需要努力确定和评估去污名化的有效方法手段,实行预防体重歧视的健康教育促进政策。此外,减少对超重肥胖年轻人施加进一步的污名,需要教育工作者、家长、学校、公共卫生倡议、反欺凌行动和政策制定者共同提高警惕性,并形成统一的声音、采取一致的行动。


2. 强化污名治理的机制研究


人类具有疾病的病原体免疫机制,如通过视觉感知他人的形态异常并做出反应,这样的机制似乎在肥胖污名中同样起作用[30]。目前,关于肥胖污名的作用机制至少有四种:(1)直接行为改变;(2)心理社会压力的间接影响;(3)通过社会关系变化的间接影响;(4)歧视的间接结构影响。


总之,肥胖污名的诸多因素机制可能会促进体重的增加,最终会导致人群水平的肥胖扩散。尤为重要的是,妇女和儿童似乎特别容易受到这些机制的伤害。基于动物(尤其是啮齿动物)研究的理论模型已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即压力与子宫内营养不良的共同作用可能导致诱发的体重发育异常变化,甚至父亲压力可以改变表观遗传环境,并通过精子传给后代,进而影响胎儿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发育[31]


未来的治理研究也可将肥胖污名与饮食-皮质醇联系在一起,如在实验室进行的、随机的实验中,以控制体重、测量饮食行为和皮质醇作为结果,并测试心理压力是否调节了这些关系。另外,还需要纵向研究以仔细地描绘肥胖污名的正向反馈机制,并测试阈值效应的存在和实施体重污名认知的干预研究。


通过以社会网络变化和同伴影响强度进行模拟研究,发现同伴的积极影响增加会显著降低超重的流行率,同伴消极影响增加则会提升超重的流行率。当然同伴的影响作用可能也会因BMI的人口分布而异,当群体水平的BMI增加时,同伴影响越强越增加超重的人口比例。总之,控制个体所处社会网络的同伴影响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治理策略,但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32]


目前,虽然单一的体育运动对身体形象的影响较小,但运动比其他类型治疗有优势,因为倡导锻炼能够有益于更广大受众(即规模效应)。而且体育运动的其他实际优点更多,如低成本、副作用几乎可忽略,还是社会广泛接受的健康行为。尽管如此,现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身体形象改变所需的机制和运动剂量。


总而言之,未来可能需要更多元的跨学科研究,首先是科学地理解歧视性态度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污名行为,以及行为发生的过程机制;其次需要更好地理解污名的心理、社会、文化根源,污名后果的评价方法手段;最后是消解社会的消极态度,采取应对肥胖污名问题的社会行动、法律和立法等措施。


3. 构建反污名的共同体社会


体重歧视损害健康,损害人权和社会利益,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接受的。多学科的国际专家组于2020年3月在《自然医学》公开发文,制定了一份建议消除体重歧视的联合共识声明[33],强调学术机构、专业组织、媒体、公共卫生当局和政府应鼓励有关体重歧视的教育,以推进与现代科学认知相一致的、关于肥胖的新叙述。肥胖学会(The Obesity Society)的专家小组借助科学推断、法医鉴定、实用主义等综合分析方法,认为将肥胖视为一种疾病可能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34]


这样一来可为肥胖的预防、治疗和研究寻求更多的资源,可以鼓励更多高质量的专业护理人员将治疗肥胖患者视为值得努力与尊重的职业,减少医护人员对许多肥胖者的污名和歧视。虽然不像艾滋病和同性恋那样,肥胖者成为被剥夺公民权利的歧视对象,但难免饱受社会和制度的不公正对待。现有法律在防止肥胖歧视方面的保护作用极其有限,因此反肥胖歧视的立法工作是必要的。


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污名现象不断增多、污名对象不断泛化、污名形式逐渐多样、污名关系愈加交错复杂的泛污名化趋势,如疾病污名、身份污名、性别污名、行业污名、种族污名、地域污名等,非常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35]


究其根源,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下的知识隔离使个体对风险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相对弱化,同时陌生人社会中的价值冲突、信息化张力等因素也共同加剧了不信任的转移与扩散,进而促进了泛污名现象日趋严重[36]


一般来说那些被污名的个体,大都属于相对弱势的群体。虽然污名他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获得个人的优越感,但被污名的人会产生诸多不良的心理行为特征,在情绪上会持续焦虑、压抑,甚至出现反社会倾向。于是,如果让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排斥和剥夺变得合法化,贴标签式的身份污名可能造成群体之间的区隔和疏离,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社会对立和冲突。


此外,社会对肥胖污名的主观判断容易归结于被污名者自身的内部原因,不仅使被污名者形成错误的知觉,也不能客观地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可能无助于消解社会矛盾,更不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减少群体之间的偏见、歧视,形成各种社会群体的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良好状态,实现共建共享的小康社会。


四、结语


我国超重与肥胖人口快速增加,体重歧视产生的肥胖污名现象随之发展。对于超重或者肥胖人群而言,肥胖污名形成的体重歧视行为不仅影响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也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要通过提升居民的身体素养、健康素养以及文明素养,塑造去肥胖污名的良好人文社会环境。


不断强化肥胖污名的治理研究,尤其是肥胖人口增长迅速的青少年群体。因为青少年不仅关系着无数个家庭的幸福,也将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储备。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年强则中国强。


因此,未来不仅关注超重肥胖青少年体重歧视带来的身体发育、心理健康、学业发展、人际关系等影响,还应从顶层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健康教育、综合素养提升等不同层面开展深入而广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的干预理论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17WB20)、江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徐州市铜山区小学生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健康风险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9A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WHO.肥胖和超重[EB/OL].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obesity#tab=tab_1. 

[2]张文喜.论笛卡尔与胡塞尔的身体观及其实践意义[J].社会科学辑刊,2002(3).

[3]管健.污名的概念发展与多维度模型建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4] Janet D L,Emily C S. Obesity Stigmatiz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of A. J. Stunkard[J]. Curr Obes Rep,2016(5):121-125.

[5] Rebecca M P,Janet D L. Stigma,Obesity,and the Health of the Nation’s Children[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7,13(3 4): 557-580.  

[6] Van L F,Hunt D F,Park J H. Is obesity stigma based on perceptions of appearance or character ?Theory,evidence,an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y[J].Evolutionary Psychology,2015,13(3):1-8.

[7] Puhl R M,Peterson J L,DePierre J A,et al. Headless,Hungry,and Unhealthy:A Video Content Analysis of Obese Persons Portrayed in Online News[J]. J Health Commun,2013,18(6):686-702.  

[8]Rebecca P,Kelly D B.Bias,discrimination,and obesity[J].Obes Res,2001,9(12):788-805. [9] Latner J D,A lbert J S. Getting worse:the stigmatization of obese children[J]. Obes Res,2003,11:452-456.

[10] Friedman K,Simona K R,Philip R C,et al. Weight stigmatization and ideological beliefs: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in obese adults[J]. Obes Res,2005,13:907-916.

[11] Laurence J N,Amy E.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Paradoxical eating responses to weight stigma[J]. Appetite,2016, 102:15-24.  

[12]Tomiyama A J.Weight stigma is stressful.A review of evidence for the Cyclic Obesity/ Weight-Based Stigmamode[lJ].Appetite,2014,82:8-15.

[13] Bann D,Johnson W,Li L,et al.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Body Mass Index across Adulthood:Coordinated Analyses of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from Three British Birth Cohort Studies Initiated in 1946,1958 and 1970[J]. PLoS Med,2017,14(1):e1002214.

[14]舒志锋.从“现象的身体”到“可逆的肉”:论梅洛-庞蒂美学理论的前后转换[J].文艺理论研究,2017(6):194-203.

[15]文洁华.芭特勒对萨特身体观的阅读探析[J].现代哲学,2009(1):85-91. 

[16]刘胜利.中医身体观现代阐释的困境与出路[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5):17-22.

[17] Sarah H,Madaleine R,Andrew J H“. No fat friend of mine”:Young children’s responses to overweight and disability[J]. Body Image,2016,18:65-73.

[18]王敏.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身体与享乐[J].天府新论,2008(5):104-107.

[19] Romy L,David S,Thomas O,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yoga/meditation use,body satisfaction,and weight management methods:Results of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8009 Australian women[J]. Nutrition,2017, 37:58-64.

[20] [27]Bree D A,Bonnie L B. Differences in functional and aesthetic body image between sedentary girls and girls involved in sports and physical activity:Does sport type make a difference ?[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11,12:333-342.

[21] Bree D A,Bonnie L B. Embodied image:Gender differences in functional and aesthetic body image among Australian adolescents[J]. Body Image,2010,7:22-31.  

[22]张惠红,赖勤,李晓智,等.对不同性别和专业的大学生身体形象与身体成分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3):86-89.

[23] Proestakis A,Brañas-Garza P. Self-identified Obese People Request Less Money:A Field Experiment[J]. Front. Psychol,2016,7:1454.  

[24]卡梅隆·迪亚茨,桑德拉·巴克.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M].王敏,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2.

[25]郭金华.污名研究:概念、理论和模型的演进[J].学海,2015(2):99-109. 

[26]李俊,张惠红.中、美大学生身体形象与身体活动量及其关系的对比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5,51(3):114-120.

[28] Cairney J,Kiez T,Roetert E P,et al. A 20th-Centur y Narrative on the Origins of the Physical Literacy Construct[J].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2019,38(2):79-83.

[29] Whitehead M E,Durden Myers E,Pot N. The Value of Fostering Physical Literacy[J].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2018,37(3):252-261.

[30] Justin H P,Mark S,Christian S C. Pathogen-avoidance mechanisms and the stigmatization of obese people[J].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7,28:410-414.  

[31]Alexandra A Brewis.Stigma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obesity[J].Social Science&Medicine,2014,118:152-158.

[32] Zhang J,Tong L,Lamberson P J,et al. Leveraging social influence to address overweight and obesity using agent- based models:The role of adolescent social network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5,125:203-213.  

[33]Rubino F,Puhl R M,Cummings D E,etal.Joint international consensuss tatement for ending stigma  of obesity[J].Nature Medicine,2020,26(4):1-13.[Nature Medicine,2020,26(4):1-13.

[34] TOS Obesity as a Disease Writing Group. Obesity as a Disease:A White Paper on Evidence and Arguments Commissioned by the Council of The ObesityS ociety[J].Obesity,2008,16(6):1161-1177.

[35]管健.污名研究: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分析[J].江淮论坛,2007(5):110-115.

[36]张昱,杨彩云.泛污名化:风险社会信任危机的一种表征[J].河北学刊,2013(2):117-12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王军利(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中国矿业大学运动与健康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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