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影像：旁立，头图来自作者
忍一忍，再过四个小时就起飞了。
2021年5月的一天，我准备从湖北宜昌飞往温州，因为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了近5个小时。我快十年没有去温州了。在这之前，我从未通过飞机去到过这座城市。长途卧铺车与绿皮火车一直是首选。因为疫情，机票便宜不少，我捡上这个便宜，希冀以一种快速的方式抵达。
而在25年前，我的家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早期务工人员从湖北农村进入温州。我始终记得那个场景，村里的一群人结伴去打工，他们提着箱子背着包，我被年长的人抱在手上目送他们远去，我在大哭，我妈不敢回头，那个早晨很朦胧。但我想说的是我却因此获得一种幸运。我得以在那之后的某一天有了坐上一辆卧铺车去温州的机会。我们通常说的“去外面看一看”。
要知道在我出生的那个村子里，至今还有同龄人，没有机会去到大城市。那时我认为坐车是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因此，尽管那辆车十分沉闷内部散发着臭气，但我依然乐意坐在卧铺车的上铺，看着外面的人和景物从我眼前一闪而过。
在温州，亲戚们生活工作的的地方，多是一些厂房附近，或者是一些简陋的夜市附近。在我的印象之中，他们生活在工厂提供的免费宿舍中，8~10个人挤在一间宿舍。也有人选择在附近租一间房子，那些房子通常条件十分简陋，没有独立的洗漱间。
我在温州时住过那样的宿舍，那时温州还是让人感到很好玩，放松而自由（可能只是因为我年纪小没有打工，但我求证了我妈，她同样认为那个时候大家没有什么烦恼。）
厂房附近有很多狗，野的和养的，一到下午，它们就喜欢狂吠，有时候厂里能抓到小偷，叔叔的一辆瑞风商务车在某个晚上被偷掉，没过一周他又买来一辆奥迪车。厂里有DVD，有时候一些男人喜欢放碟子进去，有些香港影碟多数是一些音乐碟子。大家乐意听的歌是陈星的、任贤齐的，比如《流浪歌》《伤心太平洋》。
茫茫人海/狂风暴雨
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
一生一世/如梦初醒
——《伤心太平洋》
一
我在表弟媳妇老畅的身旁醒来，准确来说，她应该先是我的小学同学，然后再是我表弟的老婆。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了，在这些年里头，她先是初中辍学，来了温州打工，遇上我的表弟，二人在几年内结婚、生子。他们开过一家快递店，后来因收益不佳转卖，现在她是某家知名连锁奶茶店的店长，她是那种让人信服的管理者，沉稳而专业，同时她也是店里年纪最大的人，虽然她才28岁。每天下午上班一段时间后，大概3点左右，她会带领员工拍一段视频，发给老板，那是一段口号：
“大家下午好！”
“好，很好，非常好！”
“Hi，你好，新品超好喝，请慢走，天天开心！”
你怀疑过这些口号的作用吗？我问她。通常，这是一种虚伪的“文化人”会提出的问题，在那个没话找话的时刻，我成为了一个讨厌的提问者。
每天站这么久累不累？（废话。）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为何要告诉你，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有具体的打算。）那些口号有没有用重要吗？这是一份工作，喊口号就是任务。就像你看见街上那些理发店的员工需要喊口号做操一样，那是一个不得不完成任务。
她用了开玩笑的口吻形容老板，使用了“屌丝”一词，“他就像我们这样的屌丝，一点都不像大老板。”那个老板是浙江人，“本地人”，老畅说。老板读书不多，但似乎继承了浙江人的特点，非常会做生意。他在附近开了几家奶茶店，偶尔他会来店附近转一转，接着在小摊边买点吃的，穿着一双拖鞋，“利润特别高”，老畅说可以达到50%甚至以上，她也想将来开一家奶茶店，现在只有加盟店才有不错的收益，但做加盟店意味着要缴纳高额的加盟费，同时原料与管理程序等都要从总公司引进。她很犹豫。
这家奶茶店附近，是温州瓯海区潘凤村，其夜市非常出名，在晚上，街上会出现很多小吃摊，直播点，村里还有很多小工厂，大量的外地工人居住在这里。老畅经常在晚上十一点才下班。她的工作时间分为早班和晚班，早班时间是上午九点到晚上八点，晚班是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十点。
每到晚上奶茶店生意暴增，工厂里下了班的男男女女排队购买奶茶。购买之后就去附近的廉价服饰店逛一逛，或是去十字路口边上的小广场散散步，那里，男男女女开着手机带着直播专用灯光，开着音乐，边唱边跳。在温州，直播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当地成立了一个名为“温州直播产业联盟”的组织，那里甚至开办了一个教学基地——温州网红学院。
她住在奶茶店的楼上，这是一栋两层楼结构的房子，它看起来十分破败，二楼准确来说是一个仓库，那些奶茶的原料、一些工具堆放在两间房子的其中一间内，旁边还有一台麻将机。老板说另一间房子免费让她住，这是她作为店长的福利，对老畅而言，免费的住房省去了一大笔开销。
一个男人告诉我，他在潘凤租的一间房子，15平米左右，一个月需要近千元，而他的收入一个月在5000元左右。我在老畅的房间里住了两晚上，这已经足够让我疲惫不堪，外面是夜市，噪音很大，两三点能入睡是幸事，早上六点不到，“磨菜刀”的叫喊就开始了，然后是收废品的收旧家具旧手机的，再然后是人们的讲话声咳嗽声和卖早点的叫喊声。
她在旁边睡得太香了，我十分嫉妒，就像我十分嫉妒我妈一样，往往他们在干了一天的活之后能迅速地进入全然放松的状态开始睡觉。我在这种时候就会对自己的神经衰弱感到绝望（如一个作家所说“绝望这个词已被人滥用，显得非常平庸，但它依旧是一个严肃的词，我也是在严肃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温州的几天，我睁眼到天亮。
我在头脑特别恍惚的早晨观察了那个奶茶店的员工。他们年纪很小，每天能喝一杯免费的饮料，水果等材料不能吃，但收工后剩下的水果可以吃。一个叫璐璐的员工和我在附近吃了顿夜宵，她18岁，在奶茶店工作一年多了，现在她正在努力获得一个自考本科学位，专业是工商管理，学成之后她的愿望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
在温州，越来越多的外地年轻人倾向于从事零售贸易、餐饮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如餐馆、理发店、美容店、奶茶店的员工，而较年长的人则依然从事他们的老本行，在散布各处的中小工厂中继续当一名工人。前者对年龄、文化等都有一定的要求。
但无论如何，这座城市似乎能给任何人都提供一个工作机会，一个生存方式。相比起珠三角那些城市，老乡们告诉我，更愿意在温州工作，原因就是机会多。温州模式，“小商品、大市场”，上世纪80年代，学者费孝通提出的这个模式似乎能解释这里为何有众多的就业机会。
二
老畅的老公也就是我表弟，他买了一辆卡车，以温州为据点，在周边城市跑运输。
田新，就是视频的主角，他和我表弟都在拉货，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份足够好的工作了，自由、相对轻松、工资也高。但如今这个活也开始不好做，“关键是竞争大，价格越来越低，你不做，要做的人多的是。”这种情况让他们不得不去接一些价格偏低的单子，同时，他们在路上还经常面临被罚款的风险，这种风险多是由于超载带来的，如果不超载，挣不到钱；超载了，被罚一次损失更惨重。他们只能提心吊胆，司机们组建了一些群，互相告知哪里有严格的检查，哪里可以放心通行。
田新来温州十多年了，刚开始他去了我叔叔的厂里做眼镜脚架，后来又去跑快递，攒了一些钱后，买了卡车，开始了成为一名“零工”。他不用搬货，只负责运输。不拉去江苏、上海的货，他说管得严，怕超重被罚款。他喜欢接去江西、湖南的单，不至于太远，有时候跑一趟的报酬足够多，一趟除去成本，接近千元。
我在到达温州的第三天见到了田新。他刚刚从湖北枝江送货回来，一路上没有睡觉，他又拉了一车龙虾回温州，同时自己还购买了十斤，成本价买的，“赚翻了，才8元一斤。”我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吃了这些虾子，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我的亲戚，大部分都是单身，在吃饭的两个小时中，他们不断开起玩笑，让我给他们介绍对象。
田新在十年前不是单身，他和一个从贵州来温州打工的女孩认识了之后，俩人迅速回到湖北，然后女孩怀孕，生下孩子，俩人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办婚礼。在孩子四岁时，女孩离开了他，回到贵州，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田新去贵州看望过她，还给了她一些钱。他脾气好，认为二人没有吵什么架，也没有亏待她，他对此事不再介怀，甚至能理解女孩。
现在他的孩子8岁了，他在镇上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二十多万，孩子由其奶奶照看。田新当然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女孩，“能过日子的，把家庭建立好。”但这很难，他认为在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自己也没太多资本，这种条件在婚姻市场中，是不会成为一个被选择的对象的。
我和田新去了附近的一些厂房，一些亲戚在这里打工。田新直感叹自己的幸运，可以做一名自由的卡车司机，“厂里那些工作真是苦，钱还少。”
我的舅舅舅妈在工厂里给一种电机进行的内部进行加工。舅妈负责绕线，舅舅负责焊螺丝，早晨7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那些工作我看不懂，他们动作太快了，但程序又十分复杂，每天只能完成十几个电机的工作，但舅妈还在责怪自己太慢了，没有身边的人快。
像舅舅舅妈这样五十岁前后的劳动者在温州很普遍，他们的积蓄、体力以及文化水平让他们无法从事更为“轻松”的职业，只能选择继续自己的老行当，在工厂做工，做计件，通过提高自己的劳动效率还能让自己的薪酬有一定上涨的空间。
三
温州被称为“中国鞋之都”，走在街上，你会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比如康奈、奥康、红蜻蜓、蜘蛛王，它们全都是温州的知名鞋业品牌。通常，在温州，你能轻易买到一双价格低廉的鞋子，一百元，几十元。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夜市上，你甚至可以用5元钱买到一双鞋。
那些廉价的鞋来自温州的小工厂。“温州模式的精髓在于它的本质是一种以家庭企业为中心的生产体系，并将其嵌入深厚的地方制度中。”
从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来看，人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外地劳工是如何涌入这座城市进而成为它的发展的某种注脚，“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时代开始后，温州是第一个建立个人和私营企业以及股份制合作经济的城市。温州成为鞋、衣服、打火机等‘中国制造’商品的主要来源，并成为世界轻制造业的领导者。”
我的两个堂叔在温州开办了两家小型鞋厂。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从湖北进入了温州，最初，他们和所有最底层务工人员一样，去往那些低端制造业工厂中，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小堂叔回忆说，最初他进入电镀厂，那里面的味道刺鼻、难闻，对身体伤害大，收入低，然后他们进入我叔叔的曾经的眼镜厂打工。
2004年，大堂叔抓住了一个机会，他承包了一个鞋厂生茶鞋底的其中一个流水线。以此为起点，在那之后，他借助温州经济向上的势头不断扩大自己的生产线，并把自己的弟弟也拉来一同创业。那时我叔叔还是一名依靠着温州私营经济模式起家的千万富翁，他在温州开了两个小规模的厂，并爽快地让两个堂叔把生产车间建在他的厂内，以节省开支。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叔叔的厂的主要外贸生意受损，他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在这个时候，他听从了家里人的建议，把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叔喊来管理厂子。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也是叔叔走向衰败的加速剂。
小叔没有文化，未满20岁便来温州打工，但他一直没有认真在厂子里工作过，而是通过“混社会”来获取自己的身份资本。在那时，家乡的一些年轻男性们组成了一个帮派，他们混迹于工厂与工厂之间，街头与街巷之中，依靠暴力在温州生存。
这种生存方式在他接管叔叔的厂后也被照搬进去。他先是清理了工厂里的“老员工”，然后逐渐把“自己人”（通常是一个地方的兄弟）纳入厂里，再之后，工厂劳动效率逐渐下降，以至于在后期接近停滞状态。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这次我在温州遇到了那个厂子的一位老员工，“大家下午都开始打麻将，你小叔出手特别大方，零用钱都上万。”厂子里到了后面都是家乡的人。然后它倒闭了。
在温州，最初的发展模式就是“家族模式”，到后来，往往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同个地方的。农民工们来此地寻找活干，很少通过正规招聘的渠道，而是通过同乡之间介绍，“人拉人”的模式寻找到。也因此，温州的工人有很强的地域性，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等省都是温州的劳工输入大省。同乡的工人在同一个工厂工作往往能形成力量，他们可以罢工，可以一同走掉。
吸取了我叔叔的失败经验，堂叔告诉我，现在工厂都有了相应的办法，比如会特意扰乱这种布局，只要一定数量的同乡人，比如，给同乡之间设立不同的等级，一个人当组长，一个人当员工，这样他们权力关系不一样，自然就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了。
四
我在一个四星级酒店里和老板们吃饭。在我到达温州的第二天晚上。我到达时众人已经入座，只在主位旁留了一个位置，我只好坐在那里，并开始思考需要做出怎样的反应才适合这样的环境。“喝酒！”斜对方的一个男性给我倒了一杯红酒。
这是一个生意场，在场的都是温州鞋类中小企业的老板们，有男有女。餐桌很大，能容纳近三十人，桌上摆放着粗暴的荤菜——一个巨大的牛头——以及一些丰富的海鲜。那些菜几乎没人动筷，啤酒、红酒、白酒才是这里的主要角色。
我右边的男人告诉我，在温州做生意，不喝酒不行，喝酒才能显示你的诚意，虽然他举起杯子，说“敬你一杯”，他又告诉我，杯子里若是红酒、啤酒，要一饮而尽，白酒可以量力而行。
很快，从人们的敬酒中，我开始摸清这个餐桌上人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了。这是可以被归纳为三种人参与的生意酒局。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些外地来的原料供应商，他们去敬酒的次数也最多，但多数时候，或许是餐桌太大，他们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同身旁的人交谈。
两边的人是原料商的购买者，鞋底等鞋子配件的生产者。他们是酒局的主导者，勾连起了餐桌两端的对话，表现得明显更活跃，不断去生产原料的老板们附近敬酒，称兄道弟。
位居最高位的是我左边的两位老板，他们坐在主位，是温州本地人，两边的老板给他们敬酒时不会刻意亲昵或称兄道弟，而是较为礼貌、恭敬。
事实上，这两位温州本地商人的表现确实更为含蓄，体现出某种“文化气息”。当他们得知我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对我的态度似乎友好了起来。他们称赞我“有出息”，又好奇我在哪里工作，我回答上海。他们接着又露出称赞的表情，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具公民意识的城市”，在他们的表述中，温州更像是一个培养草莽英雄之地，市场规范较为缺乏。
随后，他们开始主动谈论起自己去过的地方，日本、美国、欧洲，详细讲述每座城市的缺点与优点。“纽约我很喜欢，但是地铁太破了。”“最喜欢日本，街道很干净。”“巴黎也不行，街上太脏太乱了。”
因为疫情，旁边的温州本地老板告诉我，原本他想送儿子去美国念书，现在决定就在国内念书，将来若想移民，很容易，毕竟自己的很多家人都已经移民国外了。对于他们而言，选择非常多，怎么走都有路，但符合“历史潮流”与“社会形势”的路才是最“正确”的路。
饭局上硕大的动物头骨，似乎是牛头
五
温州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如同其商业版图。“小商品，大世界。”
我在《纽约客》2018年2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在意大利的温州人的故事。在那篇文章中，本土的温州人作为一个外来者的角色出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他们与在温州的外地人的境况有着天壤之别，温州人在普拉托——佛罗伦萨西北十五英里的城市——甚至快成为一个新王国的统领者了。
但无一例外的是，在国外的温州人与在温州的外地人，都继承了“勤奋”这个特质，“中国人的工作时间之长令许多意大利人感到惊讶，意大利人习惯于每年有几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和五个月的产假。”
第一波重要的中国移民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达普拉托周围的工业区的，普拉托是佛罗伦萨西北十五英里的城市。他们几乎都来自温州。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化冲击比人们想象的要小。“意大利人很友好。”一位早期到达的人回忆说，“像中国人一样，他们互相称呼对方为叔叔。他们喜欢家庭。”
在托斯卡纳，商业生活围绕着相互关联的小公司展开，就像在温州一样。温州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个坚定的创业城市”。
但如同在温州的商人们，在意大利的温州人们似乎也天然地了解通过廉价劳动力赚取利润之道：“唐人街看起来很凌乱。在小巷里，我看到许多窗户都盖着毯子。几天后，我陪同当局进行了几次突击检查，得知其中一些窗户后面有血汗工厂。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坐着最穷的人，其中许多人没有证件，弯腰坐在缝纫机前，把领子粘在衬衫上，或把鲜艳的条纹贴在慢跑裤上。”
反移民、保守倾向在欧洲愈演愈烈，当地人与外来温州人的矛盾似乎在暗中升级。作者采访了一个温州企业家，那个企业家推测这些矛盾的原因是，一些意大利人不喜欢中国人比他们更努力地工作，也不喜欢他们的成功。
2020年1月份的时候，我在罗马温州一条街上的亚洲超市买方便面，超市老板的儿子负责收银，他是温州人，算是二代移民了，在米兰读设计。超市里的工人都是温州人，多是他们的亲戚，这里的很多温州移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迁移过来，但也有很多通过偷渡的方式获得身份。
在佛罗伦萨，我去到的几个中餐馆的老板几乎都是温州人，一个正在哺乳的温州女人开着一家湖南干锅餐厅，她对我抱怨起生意开始不好做了，那时疫情还没有波及意大利，但当地对中国商家的一些条例愈发严苛。他们的店配备了美团外卖员，我走在佛罗伦萨古老的街道上，穿着黄色衣服的外卖员从我身旁走过。
六
我跟随田新一起去送货。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的老客户让他把一批货从温州送往南昌。
此次出行全程650多公里。5点多的时候，我们去往了两个物流中心。货物进来，货物出去，它以一种混乱的方式在持续运转，24小时无休，一如温州这座城市。
开车上路后，田新就不怎么吃东西喝水了，为了节省时间。喝水了尿会多，去服务区上厕所会浪费时间，吃饭也是，服务区的饭又贵又难吃，他会买点面包将就一下。
一直开车孤独吗？也还好。田新说，只有一次，那是头次运货，去的时候和自己的亲人一起，大家坐在车上有说有笑，到达那座城市后，亲人离去，车内突然只剩下他一人。“X，那个时候觉得有点不舒服，好孤单。”但睡一觉就没事了，那些情绪都过去了。
到达浙江丽水一带的时候，开始下起了暴雨，田新说这是他送货中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天气，闪电、大风、雷暴，都在我们的上方、前方、后方出现。前面朦朦胧胧，有时候能看一些卡车在旁边的车道行驶而过，忽明忽暗。
早上6点多时我们达到南昌，他只睡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在这里告别，接下来，他又要回到温州，在那里继续运送一批新的货物。
参考资料：
1. D. T. Max .2018.The NEW YORKER.The Chinese Workers Who Assemble Designer Bags in Tuscany
2. SAINAN LIN. 2015.New Wenzhou: Migration, Metropolitan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ty in a Third-tier Chinese Model Ci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Amhe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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