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金衡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众文化是美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美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大众文化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既是社会的离散器也是聚集力的作用。
大众文化一般起源于社会底层，表达下层社会的意愿和偏好，既表现出抵抗和抗争的一面，也有低俗和无聊的内容，在发展过程中与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发生碰撞，甚至产生影响。这在美国尤其如此。移民社会的特性使得大众文化在美国更具有民间的性质，但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往往被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所俘获或软化，甚至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另一个方面，大众文化起先缘于个人的行为，等到具有大众的规模时，往往已具备生产化的形式，也即融入了工业生产和商业销售的模式，所以，大众文化也是工业化和商业化时代的一个产品。
“黑脸歌舞”与“便士报”
早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大众文化就显现出了些许苗头。在清教气息浓厚的社会中，娱乐被看作是走向堕落的前兆，但即便如此，为了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一些宗教人士还是在不同程度上鼓励一定限度的娱乐活动，只要能够保证这些活动是“纯真和严肃的”，同时也是“自由和欢乐的”。
在十七世纪末时，娱乐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形式，赛马等活动在很多地方开展。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舞蹈广为流行，原本只是为宗教仪式服务的音乐也开始在世俗生活中给人们带来欢乐。但对娱乐的批判乃至攻击的声音也时常萦绕耳边，一些清教徒们对戏剧尤其有很多抱怨，认为是浪费财力做一些无用的事情。
美国大众文化一般被认为起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1828年，艺人托马斯·莱斯（Thomas D. Rice）跳起一种后来被称为“吉姆-克鲁”（Jim Crow，通指黑人，也指十九世纪内战后美国南方盛行的各种针对黑人的 “平等但隔离”<equal but segre－gated>的法律和行为）的舞蹈，模仿黑人的行为，逗乐取笑。1832年，莱斯把脸涂黑，在一群工人面前表演“吉姆-克鲁”舞，同时唱起含有这个字眼的自编歌曲，引得在场的人乐翻了天。这种被称为“黑脸歌舞”（black face minstrelsy）很快流行起来，至1848年成为风靡美国的大众娱乐方式。
“黑脸歌舞”起先主要在底层社会中流行，以模仿黑人的行为表现形式，表现黑人傻呵呵的乐天派性格，讽刺其笨拙的身体和懒惰、无所事事的行为，显然含有种族歧视的内容。但与此同时，也表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很多意愿，为其讥讽上流社会提供了一个舞台，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工人中特别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黑脸歌舞”还发展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意识”，而这与其时美国社会工人阶层的形成不无关联。
虽然含有种族歧视的内容，但从另一方面看，“黑脸歌舞”也表现了黑人文化对白人的影响，那些表演者被称为“白色黑人”（white negro），这多少说明了一定程度的种族融合的关系。后来，这种表演也有黑人参加。从“黑脸表演”中还发展出了一些歌谣，早先著名的美国歌手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一些歌曲即来自“黑脸歌舞”的演出氛围。此外，“黑脸歌舞”还是第一种具有美国本土特征的戏剧表演的雏形，影响了日后的歌舞剧。
1830年代另一个与大众相关的娱乐形式是“便士报”（penny paper）的诞生。1833年，一位名叫本杰明·戴（Bejamin Day）的印刷工创立并发行了《纽约太阳报》（NewYork Sun），这是第一份成功发行并传播甚广的小报，随后跟上的类似的报纸有《纽约先锋报》（NewYork Herald，1835）、《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1841）以及《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1851）。此前的美国报纸大多是政治党派扶持的媒体，为其服务并从那里得到资助。而这些“便士报”突破了这个传统，完全依靠街上售卖作为发行渠道，靠登载广告作为资金回收来源。
《纽约太阳报》只卖一分钱一份，报面小开本，所以得了个“便士报”的昵名。“便士报”的诞生顺应了其时美国社会识字率的普遍提高，但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大众对奇闻逸事的好奇心。“便士报”普遍刊登一些耸人听闻的凶杀案报道，或者是八卦新闻、海外奇谈，这与此前温文尔雅的报纸风格截然不同。与此同时，“便士报”还会捕捉一些社会热闻，包括一些政治事件，并加以评论，时常会显示其鲜明的立场。由此，“便士报”吸引了众多的各个层次的读者，成为社会“民主化的推动者”，也给一些上层社会的人带来了恐慌感。
“便士报”的成功也引出了展览活动（show business）开端。1835年，美国历史上展览活动的开创者和投机者巴拉姆（P. T. Barum）在多个地方展示了一个自称已经活了161岁的黑人老太太，此人会讲述她如何当乔治·华盛顿的奶妈的故事。为了让这个故事和他的展示让更多的人知晓，巴拉姆充分利用了“便士报”的力量，接受它们的各种采访。巴拉姆的展示获得了极大成功，尽管后来证实这个黑人老太太只有八十几岁。
由此也可见媒体在大众生活中的作用，而商业化的运作则更是大众文化兴盛的一个法宝。在一段时间后，这成为美国大众文化发展的一条铁律。
中产阶级生活与大众文化的互相影响
1840年至1860年间，工业化进程在美国蓬勃发展，中产阶层开始逐渐形成。1860年，美国一些城市百分之四十的工作者从事非体力行当，形成了早期“白领”阶层的雏形。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把财富、职业和道德戒律视为衡量其生活的标准，同时，关于家庭、公共生活和性别区别的观点成为中产阶级阶级话语的核心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含有粗俗和低下内容的大众文化经历了被“驯服”（taming）的过程。
以巴拉姆为例，他开始提及要让他的“展示”业拥有“体面”（respectability）的形象。1849年，他邀请一位瑞典女歌唱家来巡回演出，舞台上穿着白色演出服的歌唱者的温柔形象在观众眼里成为圣洁的化身，更是迎合了“女性顾家”（domesticity）的社会要求。
而此前，在舞台上早已有感伤式的“情节剧”（melodrama）出现，讲述充满感伤情调的家庭恋爱故事，强调道德自律与天真品格。“情节剧”往往情节简单，人物类型化，教训意味强烈，这种模式对后来好莱坞的美国大片制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相应的是一些伤感通俗小说的出版也获得了大批读者的青睐。苏姗·华纳（Susan Warner）于1850年出版 《广阔世界》（The Wide Wide World），玛丽亚·卡敏斯（Maria Su－sanna Cummings）于1854年发表《点灯人》（The Lamplighter），两部小说都以小女孩为主人公，叙述其成长经历，其中不乏感伤情节和道德教训，针对的读者显然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
1852年斯托夫人出版《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成为其时以及整个十九世纪最畅销的小说，发行量从三十万册上升到一百万册。小说激烈抨击了残酷的黑奴制，同时也借用了伤感情节的作用，用眼泪和情感感动读者，以此达到对南方黑奴制产生愤恨的目的。
以上三位作者都是女性，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准则和道德情感是她们写作的依据，也是打动读者的秘诀。同样，这也为后来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定下一种基调，即用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压抑和调和大众文化中的躁动、粗劣与抵抗倾向。
但是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固有的倾向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常常会突破某种道德标准的干预，一路高歌猛进，各种显现方式与商业化的结合更让其成为社会生活不可忽视的力量。
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大众文化商业化的倾向发展迅猛。巴拉姆主办的各种稀奇展示在1841~1865年卖出了3800万张票，这个期间美国的人口增长到了3500万。由此对大众文化活动的影响力可窥一斑。
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大众娱乐的最主要方式是“欢乐歌舞表演“（Bur－lesque）和“杂耍歌舞表演”（Vaudeville），后者包括歌唱、舞蹈、杂技在内，场面更加宏大，内容更加杂多。在商业化演出过程中，两者都增加了身体裸露的内容，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吸引观众的武器，歌舞表演变成了“长腿秀”（legshow）。十九世纪末，尽管制定了表演内容方面的道德戒律，但实际上杂耍歌舞表演团体依然常有身体和性挑逗的场面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氛围有所松动，相应的是，对上述歌舞剧的接受也开始有所变化。大众娱乐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程度影响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些原本被认为不入流的歌舞表演开始进入正式剧场。大众文化与社会生活间的互相关联愈加频繁。
竞技体育与美国梦
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向西拓进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拓展了美国的地理面积，也生发了对美国有着深远影响的西部文化。
1882年，被称为“水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的科迪开始表演西部牛仔马背套牛情景。他有过丰富的西部生活的经验，当过牛仔，内战期间在北方军队服过役，与印第安人打过交道。他把他的经历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让其时已经逐渐消失的西部转化成了一种大众娱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西部成为美国的象征，深深地刻印在大众的脑海中。科迪的表演非常成功，还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巡回演出，甚至远达欧洲，输出美国文化。这是美国大众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重要事例。
竞技体育一直是美国人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活动，赛马、斗鸡等在殖民地时期一度流行。十九世纪后期，通过媒体的鼓吹与宣扬，经过商业化运作，体育开始大规模地走向大众生活。
1878年，来自爱尔兰移民的后代约翰·萨利文（John Sullivan）在一次拳击展示赛中获胜，脱颖而出。三年后，他开始了全国巡演赛，打败所有挑战者，之后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娱乐界的奇迹，在各种商业化比赛演出中名利双收。
一个默默无名的移民后代，靠着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萨利文的经历经过体育媒体的报道成为个人奋斗的好故事，给人们描述了通向一种“尽管摇晃，但阶梯可攀的可能性”景象。这种早先的“美国梦”的雏形很快也在一些诸如棒球这样的大型体育竞争中显示其意义所在。二十世纪初，一些在棒球比赛中崭露头角的运动员被认为是宣示一个事实，“美国梦是可以实现的”。
而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看来，美式橄榄球这样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加强男性气概，改变中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的男性气概不足的现象。尽管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运动过于暴力，甚至发生多次死亡事件，罗斯福总统亲自出面召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校的球队聚会，讨论制度规则，以遏制过分暴力的发生。
体育与美国梦、与民族气质相关联，这种理解深深刻印在了美国大众文化之中，日后时常显灵，发生作用。
“大熔炉”中的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是二十世纪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影响波及到了世界各地。
十九世纪后期的音乐制作非常散乱，写歌者只是赚几个小钱，不见市场效应。这种情况被一个名叫查尔斯·K·哈里斯（Charles K. Harris）的班卓琴自学演奏者打破了。他在自己的工作坊门口挂起一块牌子，上书“订购歌曲”。自己不会写歌的哈里斯，雇人写下他哼唱的曲调。
1892年，他写出的《舞会之后》（After the Ball）一炮打响，几个月内发行40万张曲谱，到了年底，每个星期他的收入达2.5万美元。自此后，音乐生产便开始流行起来。
一批主要由犹太人构成的歌曲写手聚集在纽约下曼哈顿28街开办门店，销售音乐，路过的人时常能听到从各个街店里面飘出来的叮当作响的音乐声，叮砰巷（Tin Pan Alley）一词由此而出。1910年通过邮寄等市场手段，叮砰巷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3000万张乐谱。
这些融入了市场因素的音乐能够流行的一大原因是反映了来自社会底层的移民的心声，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其时正在经历的“大熔炉”（melting pot）过程。很多歌曲写手本身就是移民。
有着移民背景的著名歌曲写作者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写出了诸多反映文化融和的歌曲，此外他还着力推广主要由黑人作曲的拉格泰姆（Ragtime）音乐，后者融和了欧洲传统音乐、移民生活内容和黑人音乐风格，对维多利亚时代音乐传统带来很大冲击，被一些中产阶级家庭视为不雅之音。
同样曾被视为不雅之音的还有爵士乐。发源于新奥尔良的爵士乐是典型的各种音乐的混合体，既有蓝调的影子，也有拉格泰姆的节奏，更有产自叮砰巷音乐的风格，认为是一种“美国式的文化试验产品”，也可以说是确确实实的“大熔炉”的结果。
爵士最具特色的是打上了黑人生活的烙印，但影响远远超越了黑人群体，很多白人、尤其是年轻人成为爵士乐的爱好者。到了1920年代，所谓的“爵士国王”是一个白人，一个来自中西部丹佛的中产阶级白人乐队领队保罗·怀特曼（Paul Whiteman）。
黑人文化对白人的影响在日后的摇滚和嘻哈音乐潮中会再次显现作用，这足以说明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融合的趋势和影响。当然这并不完全等同于种族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消失了，一些白人在推广爵士乐的过程中并不承认黑人文化渊源这个事实，怀特曼即是其中一人。
挺过大萧条的好莱坞电影
与叮砰巷音乐发展过程类似的是电影在美国的发展历程。
19世纪末，电影技术出现后，美国开始出现一些被称为是“五分钱娱乐场”（nickelodeon）的街边小电影屋，专门制作和放映一些刺激、下流为主要内容的生活场景电影，观影者以下层劳工为主。
如同此前“黑脸歌舞”这样的娱乐形式一样，电影的发源也是来自底层生活的需要。早先的卓别林的电影如《流浪者》面向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提供了朝向工人阶级的能够产生强烈印象的样板”，另一方面，电影在发展中同样也经历了商业化和走向中产阶级趣味的过程。
二十世纪初，一些有着精明商业头脑的犹太人看中了电影的发展前景，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并将其发展成了一个日后在美国大众文化产业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行业。街边的小电影屋被改造成了大电影院，模样豪华，华丽壮观，看电影于是成为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1920年代，二十世纪福克斯、华纳兄弟、米高梅等电影公司成为好莱坞的主人，这些犹太电影制造商们完完全全地“发明了好莱坞”。
电影内容的讲述方式也经历了重大变化，1915年，D.W.格里弗斯（D. W. Griffith）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成为美国第一部故事片（feature film）。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这部影片充满了种族主义思想，把黑人描述成庸俗不堪的“坏人”，三K党成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救星。故事中的南方家庭的温馨气氛显然是中产阶级趣味的表现。
电影业的大规模发展无疑推动了消费文化，电影明星成为很多人生活和行为的“模特”。一个观众如此提及早先的女星玛丽·皮克福特（Mary Pickford）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每一天我无不在想着她，她不光是电影明星，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朋友，一种理想”，而被称为美国的“甜心”的后者在1920年收入达到了一百万美元。无论是作为产业还是作为生活影响者，大众文化的力量由此可见些许端倪。
1927年，好莱坞纷纷向着有声电影进发，投资增加，技术更新，但是很快大萧条来临。在危急时刻，作为大众文化主力军的电影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够通过观影提升民众的信心，同时通过娱乐转移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好莱坞制片商们于是也要求政府减少对电影院的税收。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好莱坞的行业协会出台了此前部分实施的“电影制作守则”（produc－tioncode），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以期遏制已经出现蔓延势头的“伤风败俗”镜头。但道德管理并不能拯救电影业在经济危机时走向颓势，制片商们转而再次拥抱“暴力”和“情色”镜头，用这种方式提升观影人数。
行业协会一次又一次用“制作守则”加以约束、威胁和惩罚，制片商们则采取变通手段，用幽默、插科打诨或其他中性手段调节涉性情节和镜头。好莱坞明星梅·韦斯特（Mae West）的几部电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高额票房，甚至拯救了濒临倒闭的派拉蒙公司。好莱坞同时期还拍摄了很多匪帮片，匪徒的英雄气概导致他们在观众印象中成为“可爱的坏人”，匪帮片涉及的劫富故事多少给处于艰难生活的人们一些抚慰。
随着罗斯福总统“新政”政策的出台，政府对包括电影业在内的一些艺术行业给予了扶持政策，而好莱坞本身也把目光对准了现实生活，拍摄了一些颇具现实批判意义的电影。1940年，由约翰·福特（John Ford）根据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写于前一年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改编的同名电影深刻反映了大萧条时期农业工人的困境，以及对制度和政府机构的不满，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左翼思潮的代表。
大众文化在特殊时期一方面为了生存而挣扎，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底层社会的声音，好莱坞电影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了这个传统。
“超人”漫画的产生与延伸
面对时艰，大众文化表现了相当的韧性，同时也能在困境中寻到突破口。
“时势造英雄”，一个“超人”（Superman）横空出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漫画产业中。此前，漫画在美国已有一段历史，也有比较固定的读者群。一般认为漫画发源于十九世纪末期，出现在一些城市报纸上的漫画曾给很多读者带来娱乐，也成为一些报纸不可缺少的板块。
后来，各种漫画公司自己着手进行漫画书的创作和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漫画（comicstrips）产业。进入三十年代后，漫画业景气不足。1937年，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哈利·东恩菲尔德（Harry Donenfeld）在窘境中接手了一家倒闭漫画公司，重新命名为“侦探漫画公司”（Detective Comics，简称DC漫画）。
DC于1938年在一本漫画书中推出了“超人”的形象和故事，很快，“超人”风靡一时。两年后，公司从“超人”漫画发行中挣得了近百万美元，“超人”也闯入了广播节目、玩具行业，甚至走向了电影。
“超人”的故事和形象设计来自两个出生移民犹太家庭的中学生杰里·西埃格勒（Jerry Siegel）和乔·舒斯特（Joe Shuster）。这两个喜爱大众文化的穷学生受到以往各种漫画形象的影响，创造出了“超人”形象，并赋予这个人物勇气、智慧和想象力，而这也是众多年轻人喜爱且认同的。
“超人”虽然来自天外，但在地球也拥有自己的名字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他成为受压迫和需要帮助的人的救星。很显然，“超人”蕴含了平等的意愿，给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提供了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同时，这个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政”所宣扬的公正社会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这也是美国梦的一种体现，表现为人人皆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超人”影响甚广，有一个调查表明，在“超人”出来的头几年里，百分之九十的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都是它的读者。“超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大众文化中各类“英雄人物”的出现，如蝙蝠侠（Batman），美国队长（American Captain）和神奇女侠（Wonder Woman）等。而就三十年代末的漫画业而言，“超人”凭一己之力挽救了整个行业。由此，也可以说，从“超人”漫画的产生与延伸中看到了美国大众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路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金衡山（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美国中心副主任，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