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健康科普浪潮下，人人都或多或少成了半个专家，看医生成了理所当然的正确选项，可是看医生具体是怎样的、被诊断后可能遇到的状况等等，却在现有的科普中缺失了。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姚家怡，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6月25日晚上，在上海市长宁区的“闲下来合作社”——一个由防空洞改造成的社区空间，一本名为《精神科初次就诊指南》的册子完成了它的发布仪式。
这本册子由公益组织刺鸟栖息地和公共空间BelongingSpace联合制作。在简介中，刺鸟栖息地自称为非主流精神健康公益组织。其创办人，也是册子作者小卡告诉全现在，在主流精神健康科普中，有病就去看医生，是一种被反复传播的“正确”，而她并不想太过武断地说出这句话。
左下方是《精神科初次就诊指南》，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小卡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工作系，在研究生期间修读过医疗人类学课程，并做了两年的抑郁症相关田野调查，其后也一直在组织相关的活动。2018年1月开始，她便全职做精神健康的公益工作，自称是个“独立社工”。
日常工作中，小卡几乎每周都会收到咨询——我要不要去看医生，这些咨询者或是自觉精神状态不好，或是怀疑自己是某个精神疾病的患者。
根据原国家卫计委联合多部门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30万人，其中73.2%的患者接受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随访管理及康复指导服务。
其中，抑郁症是目前最为人所熟悉的精神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也显示，抑郁症是世界范围内造成精神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多人老是说精神疾病像感冒，或者说精神疾病就是病，就跟身体疾病一样。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为了去污名化，有点强行（类比），因为精神疾病真的不太一样。”小卡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医院得到精神疾病的诊断结果并不是一件平常事，而且精神疾病与人的精神世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不太可能完全被当成生理疾病来看待。
当一个人考虑到精神科求医时，往往既有顾虑，也有对治疗的期待。小卡指出，但现实情况中，一些患者看病时是找不到人商量和陪伴的，而医患之间也存在信息差。
复旦大学精神医学博士、精神科主治医师袁心崧告诉全现在，因为医疗系统的复杂性，在“怎么看医生”这个问题上，能给出的具体回答往往是有局限和不准确的，例如建议去大医院找专家，这样比较不会“踩雷”，可是要面对挂号难的问题；建议配合心理咨询，但是咨询师擅长的领域差异很大。
“（指南）它的角度还挺巧妙，它从一个去理解、关心患者的角度切入，相当于不是去答这个问题，而是去反问，关注患者提问的原因——可能源于他的焦虑、不信任，或者想要被关怀。”袁心崧觉得这样的切入视角更具人文关怀，也有别于网络上常见的就诊建议。
一名精神科住院医师也表示，自己日常工作不会接触门诊，在看完册子后，才注意到有很多人对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有这么高的需求和期望。
《精神科初次就诊指南》就是根据这一现状制作的。它并不是一份介绍精神科科室特点的导诊册子，而是一本与患者“聊天”的陪诊册子。它用与读者对话的形式，介绍了在决定看病前该考虑的问题、看病期间可能遇到的状况，以及关于诊断和治愈的讨论。
《精神科初次就诊指南》中的插画配图，插画：彭珮瑜。图片截图自指南
其中包括有关于“痊愈”的讨论——多数人去看医生都是想要“痊愈”，但册子指出，在精神健康领域，几乎不太使用“痊愈”这个词，因为精神疾病的发作有反复趋势；同时，册子也提出“治愈自己”不是回归社会生活的唯一出路，如果社会对精神障碍者或康复者的有足够的肯定和接纳，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同样能得到保障。
“就诊指南”并没有正面回答要不要看医生这一问题。其结尾写道：“我不会去阻止你就医，也不会一头热地把你往医院里面拖，我希望就医是一个你获得了对等信息后，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这也是小卡的观点，她觉得在精神健康科普浪潮下，人人都或多或少成了半个专家，看医生成了理所当然的正确选项，可是看医生具体是怎样的、被诊断后可能遇到的状况等等，却在现有的科普中缺失了。
小卡在发布活动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下是全现在与小卡关于精神科就诊、患者陪伴等话题的对话：
Q=全现在
A=小卡
一、科普浪潮中的患者们
Q：当时有什么事情触发到你，会想要写一个精神科就诊的指引呢？
A：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和身边的社工朋友基本上每个星期都碰上有人来问——觉得自己是什么病、要不要去医院看，所以我们想统一写一个回复。
另一方面是当时有比较紧急的情况，有一个学生朋友，他觉得自己有阿斯伯格症（属于泛自闭症障碍），准备去看医生。我怕他太受这种医学化的影响，很快去拥抱诊断标签，建立阿斯伯格的自我认同。这对他不一定是个好事。
我跟他说了，我并不反对他去医院，要是幸运能找到一些答案，或者的确能通过治疗有所好转，那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是心态要准备好。因为他还是学生，我不太清楚他知不知道诊断可能会给他造成的后续影响，就想给他提个醒，把这想法写成文章。
我们目前正处于医学化的浪潮中，就是在2000年以后，整个从抑郁症衍生出的科普浪潮。“就诊指南”的内容更多是针对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说的，特别接受过相对主流的精神健康科普教育的这批人。
Q：所以是希望看完的人，能够对去医院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预判，知道可能会出现的状况这样子吗？
A：是的，也包括看病前和看病后的信息同步。我可能和很多做精神卫生科普的人或者自媒体有点区别，他们会非常果断说出你有病就去医院、有病就去吃药，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正确”的认知态度。
其实（看医生）这句话是有语境的，有的时候这么说完了，可能把患者推向更无助的情况。因为它的潜台词可能包括有——这个跟我没关系，是医生要对你负责；或者你已经病了，那么只能在看病的语境里解决。另外是一些科普没有给大家说的，看病本身带来的经济成本，以及看病后的各方面衍生反应。
获得一个精神科的诊断，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意义比较非凡的。
Q：也就是说，当人觉得状态不好，可能需要看医生的时候，他对看医生这个决定，其实是需要权衡很多方面的内容。像你刚才说到的心理成本，经济成本，这些其实都要考虑进去的。
A：对，可能有也有人觉得，这样说会让患者犹豫或者吓到患者，令一些人更不敢来医院。但我还是认为，对于有自知自觉能力的人，我给他足够的信息，让他自己去判断，我们（指南）所填充的部分信息，可能是以往主流公共教育里面很少提到的。
在主流里，就会说精神病是病，它是生理、社会、心理综合作用的结果，然后你要及时就医——就是一套看起来反正没什么毛病的话语，对吧？但实际上，当这个话语非常流行以后，它没有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我在B站上，看到有青少年分享自己的就诊经历，也会做“科普”，下面评论区就会说，“好羡慕你，我们这没有你们那种精神病医院”、“我特别想去精神病院看，但我父母也不理解”。那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有一部分在非一线城市生活，但又接受了这波（科普）教育的人，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个好患者，应该去精神科看病，但他周围的人（意识）跟不上、环境跟不上，他就会有点自怨自艾，好像没办法了，是不是自己就没救了？
而经济和就医条件不错，自救意识强的“好好患者”，也会遇到问题。经常有人会说，我带着十几年的生命故事去诊室，结果医生几分钟就下结论了。对一些患者来说，他的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甚至怀疑诊断、不信任医疗系统。当然公立医院的医生，是没办法给每个患者那么长的时间，这些（实际情况）指南里也有提到，我觉得（指南）是有配合实际的医疗工作的。
Q：你刚才有说到科普浪潮，你会觉得现在的科普的话语里，把看精神科医生这件事说得太过轻易了吗？
A：太轻易或者太过武断，因为它是被大家理所当然接受为正确的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它缺少细节和反思，也特别缺少亲历者主体经验和多元学科对话。这样的传播语境往往出现在一些泛心理学的号还有一些博主大V那，大家说的基本上就是刚刚说的一套话。
我一开始没觉得不好，但大概六七年前，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大家对这个事有点太理所当然了——把自己偏悲伤或者消极的情绪选择用抑郁症解释，也用这样的方式跟自己的生命相处。同时，国内外的研究都有提出不一样的说法，像《我的悲伤不是病》（The Loss of Sadness）之类的著作、或者探讨抑郁症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文献等。（编注：《我的悲伤不是病》由两名社会学学者所撰写，反思了抑郁症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抑郁症确实存在，也会严重到需要医疗介入，但从盛行的精神医学观念来看，许多正常的悲伤感受都被归类为异常的经验。）
所以，我会站在两边来看，一边是不管你用不用抑郁症形容那个状态，那都是痛苦的，如果看病、药物或者抑郁症这个说法，真的能帮助到人，我就觉得没关系；但另一边我也的确看到，看似选择最科学的方法（医疗），但是似乎把问题窄化了，可能忽略了很多环境的、结构的（可改善的地方），或者患者身边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变成只把希望寄托在医疗体系上。
Q：你说的缺少多元学科对话，是指精神医学跟社会学、人类学这类学科的对话吗？
A：对，也包括历史、文学和哲学，现在我们好像把精神健康局限在精神医学或者是心理学。
但实际上它们也算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上世纪也出现过反精神病学的思潮（anti-psychiatry），也有像“去院舍化”、社区康复等诉求的提出（编注：去院舍化主张让精神病患者离开大型的精神病院，回到家庭、社区等场所继续治疗，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出现了一波去院舍化运动），那时候精神医学和其他学科的话语权都是相对均衡的。但是到了现在，明显发现精神医学的音量是更大的。
这也是一个社会环境的体现，一个患者能得到的支持，大多来自医院和家庭，而他的工作单位或学校是比较缺位的。这种力量本身的不平衡，也体现在学科话语权不平衡之间。所以这次我们做指南，也有点忐忑，可能会被说“你怎么有资格来谈精神科”。我们是社工背景，本来是可以去谈这个事，而且也在做这个事（精神健康服务），但我们的话语权是很弱的，或者被当作一种“民科”。
不过在做出来之后，有给医生看，还是有一部分医生觉得是有意义的。比如有的医生说，他平时接触的都是重症的，或者被送过来的患者，这本册子提到的人群——觉得状态不好，考虑主动求医并且有很多思考的人，其实是他日常少接触到的，册子也丰富了他的思考。
Q：所以对于公众来说，更重要是看到，当人进入到医疗系统去求助之后，人的反应是非常多样的，而且有很多的个体差异。
A：对，其实我很想对那些劝别人赶紧去看医生，甚至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抑郁不去看病，就好像他有罪一样的人说，也不要走到这一步，好像我们一定要去当特别乖的患者。你要知道，很多人不去看医生，不一定是因为病耻感，不一定是因为他不认为这个东西是病，他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如果我们真的把精神健康理解为是一个更良性的，人跟自己、跟环境生存的状态，我们首先还是要尊重大家不同的选择。
二、“好像只有一套语言去描述精神健康”
Q：很多人会遇到自己身边的亲友状态不好、抑郁的状况，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需要做陪伴者。但这个过程有时会让人觉得挺无力的。你可以分享做好陪伴者角色的一些方式吗？
A：比较通用的，肯定是减少评价或者不评价，多去倾听。因为很多人都忍不住要发表一些自己的“高见”。其实能做到不评价，或者只是听他说，在需要的时候陪着，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每个人的话语空间都有在被压缩，人真的能被别人完全看到和听到，本身就挺不容易的。
还有一方面是照顾好自己，不要觉得所有的问题你都能处理掉，不要觉得（处理）所有问题都是你的义务。另外，积极寻找外部支持，并不是一定只能推到咨询师或者医生那，一些兴趣团体，或者接触大自然、艺术的活动，其实都可能有帮助。
Q：你接触过的案例中，有你觉得比较好的陪伴吗？
A：很难说，还挺看双方的，也不是说陪伴者做到什么程度，被陪的人就一定能怎么样。保有被支持者对生活的想象力还是很重要的，让他觉得活着这件事还是有可能性的。
另外我想到的一个小点是，我们现在的语言已经改变了，开始用大量的泛心理语言描述自己的状态，这跟信息时代的健康传播有关系。
像高敏感人格、微笑型抑郁、原生家庭，这些心理学或泛心理学的词已经进入到生活中，例如不再说我跟父母怎么样，而是说我原生家庭不太好。整个语言体系都在变，他既然用这个词，就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一些关系的问题，并且认可用心理学或者精神病学对这些问题的观点。
这是一个现象。这些语言来自于各学科术语的加工、转化和演绎，当我们好像都更科学，好像这些术语大家都知道，并且去使用的时候，看起来是科普的成功。但我想说的是，这个现象可能使得沟通更困难了。
比如很久以前我有次和我妈有小矛盾，我一生气就用理论去分析、指责她，说家庭教养方式怎么样、背后动机等等。我妈直接哭了，因为她根本听不懂我的话。后来我觉得这样的态度也蛮傲慢的，是一种很读书人式的粗暴，你完全是在用别人不懂的东西去做沟通。
这个例子再延伸一下，当你说自己有抑郁症的时候，别人可能会对你说什么呢？理想的说法，他可能会问你还好吗，要不要聊一聊对吧？但好玩的是，你更有可能听到这样说的——你确定真的是抑郁症吗？你做过量表吗？你分得清楚抑郁情绪跟抑郁症吗？
其实分不清楚又怎么样呢，如果我现在是抑郁情绪，不是抑郁症，难道抑郁情绪就不值得被关注吗？
所以，我就很建议去说你发生了什么，去关注别人发生了什么，看那些经历和事实，而不要太快使用这些标签化的语言去定义事情。一个人说自己抑郁症了，你先不要管他是确诊了没，你就先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哪里不好。
Q：所以有时候可能回到一些大白话还更好，像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
A：整个社会对精神健康的认知差异是很大的，在大城市里，可能大家已经在推广很人文、反思性的东西，在农村则还有人把精神分裂者关在家里。但我们好像只有一套语言去描述精神健康。
所以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讲故事，分享案例，把它的复杂性给表现出来。
三、 我们对待精神疾病的态度还会再变化
Q：你是怎么看陪诊这个概念的？
A：陪诊这个概念，也跟我自己经历有关，我也是一个经常到各个科室的老患者了。先不说精神科了，就是我们这种生活在大城市，会用电子产品的人，在医院里也经常会找不到地方，这个忘了、那个落了，这种时候，哪怕不是要陪诊，只是给我更多信息，或者有这样一个册子，我都觉得心里会好受很多。
至于在精神科看病，我们了解到的年轻人、青少年，他们要不就是在大城市独自打拼，要不就是自己偷偷去看病，甚至父母都不知道。自己一个人去看病，会孤单，同时没有人商量。
Q：到精神科就诊跟其他科室会有什么特殊性吗？
A：一个是看病的人可能有心理压力，毕竟是来看精神科，还有人会考虑更多隐私的问题。精神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你进去诊室和出来后，心情反差会比较大。有人陪着能立刻说掉感受，不太会憋在心里。
很多人老是说精神疾病像感冒，或者说精神疾病就是病，就跟身体疾病一样。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为了去污名化，有点强行（类比）。它跟你的精神、你的存在，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社会认为你是什么人，这关系还挺大的，不太能够完全脱离开，把它当成生理疾病去看待。
Q：你有办过一些精神科就诊相关的工作坊。当大家聊到就诊经历的时候，会比较关注哪些方面？
A：很多人会很在意医生的态度和表达，对这些印象特别深刻，他们会记得医生的原话、语气，还有眼神。还有人会说起，去医院那天路上看到了什么，或者在医院里看到了一个什么标志，什么人，（这些表述）可能带有点文学性，但是聊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这些事。
Q：你在这个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你觉得在对待精神疾病的标签和看医生这个事情上，病友群体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A：我还没有做过严谨的调查，只能按我的观察来说，能够以比较坦然的态度去聊精神疾病的人更多了。以前说起抑郁症，人群中找不到几个，现在去B站、去微信上看，很多人在聊自己的病，（谈论精神疾病）逐渐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
我还感觉到，大家的主体性在增强，看病的人也有自己的思考，他们会知道（疾病的）标签意味着什么。有的人可能说，当前他就是需要这个标签，更像是一种策略——今天我选择做患者，而不是被动卷入的。
同时也逐渐能看到反思性、批判性的内容，比如我在豆瓣上看到一个转发很高的贴，说抑郁症就要去病化了。我（心）说，之前是强调病理化，现在怎么突然这么一下子到这步了。当然“病和非病”之间它是有逻辑，有各自的理论观点，我想说的是，有这种思潮出现了，还够获得那么多转发，就说明开始有一部分人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会不会像西方一样，走一遍对精神医学的反思浪潮，我也不知道。但我的判断是，我们对待精神疾病的态度还会再变化，还会跟现在很不一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姚家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