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自我:“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困境
2021-07-14 14:24

破碎的自我:“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困境

出身小镇、拥有高学历的青年大学生本该是教育竞争和应试评价体系中的成功者,却因受制于现实的社会流动困境和预期落差带来的身份失落,在网络空间自嘲为“废物”,并试图通过“小镇做题家”这一网络新语词重构自我的身份认同。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沁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夏柱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由文本分析及线上田野研究发现,“小镇做题家”的网络自我呈现是破碎的,包括自我设限、自我拉扯、自我铭写、自我疗愈四种表征,陷入身份建构困境。可将这种身份困境归因于三种结构性因素:原生家庭的期待和社会流动现实、教育竞争异化和学历的身份功能缩减、媒介流动中的情绪传染与放大。


所以重构小镇青年大学生的自我主体性,需要理性认知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回归教育“认识自己”的本源,在不断与自我和解中体悟“平凡的世界”。


一、研究缘起


教育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2021全国两会青年期待”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期待的各类两会议题中,教育仅次于就业,排在第二位,其中大家最关注的教育问题是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均衡发展(65.5%),其次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61.5%)[1]


“公平”和“质量”一直是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关键,而当前的教育体系中依旧存在区域性教育资源不平等、素质教育不受重视、教育竞争异化等问题,在这种教育生态下出现的一群自诩为“小镇做题家”的青年群体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小镇做题家”一词源于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的网友发帖,豆瓣用户“水果糖”在小组总结称,“小镇做题家指的是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他们曾凭借刷题和超强的应试能力,经过高考的角逐从小城镇考入一流高校,以为能从此平步青云,但进入大学却发现自己曾因成绩优异而拥有的光环逐步瓦解,特别是与来自大城市的同学相比,在思维、眼界、家境、社交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差距。脱离了做题模式后的他们对新环境无所适从,甚至自我设限,以致在升学或求职过程中处处碰壁、屡屡受挫,陷入自我怀疑的焦虑迷茫情绪。


“小镇做题家”的帖子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组内热议,大家分享自己相似的失意经历,在自嘲为“废物”中寻求共鸣,“小镇做题家”成为部分211、985高校毕业生自我调侃的标签。


2020年6月3日,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推出一篇名为《小镇做题家:一个211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的文章,获得10万加的阅读量及转发评论,将“小镇做题家”带入社会公众视野。许多陷于自我认知困境、在迷茫中挣扎的小镇青年大学生似乎找到了精神皈依,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经历,纾解焦虑情绪,试图在抱团取暖中建构起对自我的身份认同。


随后澎湃思想市场、三联生活周刊等,在媒体平台发文讲述“小镇做题家”的故事,将这一话题从部分群体的自我调侃转变为社会公共议题,“小镇做题家”一时间成为网络热词。


然而网络空间出现的各种新语词是浮光掠影的,“小镇做题家”群体其实一直都存在,“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是当代寒门学子所面临的群体性困境,背后受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因素制约。据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985高校录取率的平均水平仅为1.62%[2],相较于其他小镇青年,能考入一流高校的“小镇做题家”已然是应试教育评价体系里的成功者,为何这些人会聚集在网络空间自嘲为废物?他们陷入了怎样的自我认知困境?又在社会互动中建构起怎样的身份角色定位?背后又受哪些结构性因素影响?


对此,本文通过“小镇做题家”在网络空间的自我呈现进行文本分析和线上田野观察,探索“小镇做题家”群体的自我认知现状及其面临的身份建构困境,并运用相关社会学、传播学理论,剖析这种自我认知和建构困境产生的缘由,反思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小镇青年大学生提供多元的自我认知路径,解除社会角色扮演中的枷锁。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思路


“小镇做题家”作为一个网络新词,现有的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较少,所以本文从“小镇做题家”群体的相似符号特征来综述研究现状。一方面是关于出身农村、进入城市的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另一方面是高学历获得者与身份建构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的研究框架。


“小镇做题家”群体和“蚁族”群体有相似特征,都与社会流动密切关联。“蚁族”群体大多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毕业后却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待遇很低,聚居在城乡接合部而成为新弱势群体。


谭文若通过对“蚁族吧”这一网络交流平台的文本分析,探讨“蚁族”群体在网络媒体使用中身份认同的构建及挣扎[3]。傅剑等人指出,“蚁族”是我国在社会转型、城市化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改革、城乡贫富差距加大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4]


其实,对于任何一类社会群体的研究既可从微观社会互动的角度来剖析群体内部的自我建构逻辑,也可将其放置在宏观社会背景中探究该群体出现的社会根源,群际研究视角为本文分析“小镇做题家”提供了大致方向。


对出身农村、流入城市的青年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农村大学生所处弱势地位的现状分析和对他们克服困难、融入城市的心理层面解读。


马道明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和生活环境差异使农村大学生遭遇不平等的社会流动竞争[5]。秦惠民等发现农村大学生受到文化劣势和学业受阻双重叠加,在文化资本上处于弱势地位[6]。而余秀兰认为,农村独有寒门家庭文化资本,如勤劳、坚韧等心理品质,对底层升迁性流动也有促进作用[7]


这些文献从不同维度对农村大学生群体进行研究,对本文全景式解读“小镇做题家”有一定参考价值。现有文献一般采用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进行实证分析,而“小镇做题家”缘起于网络空间的自我呈现,有鲜明的身份建构倾向和网络书写痕迹,本文通过分析其自我呈现的文本来解读他们的群体特质,将研究重心放在自我认知与身份建构层面。


除了出身背景外,高学历是“小镇做题家”的又一身份标识。学历与身份之间的连接在古代科举制度就已确立,科举制具有教育的身份赋予功能,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是一种社会共识。


自21世纪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后,我国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向大众过渡,大学毕业生人数也随之增多,学历逐渐贬值,学历的身份功能也逐渐缩减。李春玲通过对高学历群体的就业状况与收入数据调查发现,农村乡镇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会面临更多就业困难[8]


高学历群体的人数不断增加,通过学历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道路也日趋拥挤,学历贬值严重影响着底层群体通过学历来提高身份的功能。李强指出,高学历大学生有上升的动力,家庭对他们也有美好期待,当预期难以达到,对自我和家庭会产生强烈打击且容易引发社会问题[9]


学历与身份之间的连接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小镇做题家”的角色预期被打破,会陷入自我怀疑的身份困境,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自我认知的概念最早由威廉·詹姆斯提出,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将“自我”分成纯粹的自我和经验的自我,分别对应着“主我”和“宾我”。主我是人们在认知自我中所产生的积极知觉、思考等心理过程,而宾我是指自我如何被感觉的过程,如思考“我是谁”,在认知体验中形成个人对自我意识的觉察。


1902年,库利提出镜像自我的理论,突出社会环境对自我认知的影响,他认为镜像自我是指当我们与他人交谈时反射给我们的自我视像[10],自我是在个体与他人的互动中产生,透过他人的“镜子”来建构自我认知。


在詹姆斯和库利的研究基础上,米德提出了符号互动论,从传播视角对人的自我意识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提出“自我”是符号互动论的核心[11]。所以,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对自我的觉察是自我认知建立的关键,始终离不开人们的生活世界。


由于自我认知与社会互动存在相互作用,处在社会连接中的个体必然存在对自我的身份建构。“身份”是一个庞杂的概念,具有多重性特征,在不同语境下也有不同意涵。除了指代社会地位外,身份与角色、类别等概念也相关联,都是用于表示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期望,这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分工的重要标识[12]


身份的确认是个体存在于社会的核心,也是个人情感归属、价值肯定的基础。身份建构与“认同”密切关联,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建构是身份建构的核心,个体通过他者的意向和行为来感知自我,引导自我抵达他者认同。身份建构在于明确“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关乎个体对自我的确认,从本质上讲身份是自我认知的一种显性表征,身份构建“离不开自我理论和认同理论的支撑,它是在两者基础上演变而来的”[13]


自我认知与认同经由身份建构来表征,而身份建构又通过社会互动中生成的社会角色扮演而凸显。个体在不断变换的社会情境中运用自我知觉及反思性认同能力来建构不同身份,每种身份在不同情境下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构成了人的社会形象和符号化的自我呈现,这也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及互联网田野的研究方法,将“小镇做题家”在网络空间活动中留下的记录作为分析样本,主要包括公众号推文的精选留言和豆瓣小组“小镇做题家”的线上田野,经过筛选后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留言文本进行编码,归纳得出“小镇做题家”存在四个方面的网络自我呈现,并将其身份建构困境归因于三种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进而回溯对自我认知本源的探讨。


三、“小镇做题家”破碎的自我呈现


自我认知是一个在社会互动中动态调整的过程,对“自我”的理解需要辩证分析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小镇做题家”在网络空间的自我呈现包括自我设限、自我拉扯、自我铭写、自我疗愈四种表征,自我因社会现实中的角色瓦解而趋于碎片化,陷入身份建构困境。


1. 自我设限:在不确定中寻找“标准答案”


成为“做题家”的人,在小镇时不太会被挫败感笼罩,他们能沉浸在做题世界中总结应试技巧,并通过考试排名证明自己的能力,扮演着优等生角色。


当生活被刷题和考试填满,成绩是“小镇做题家”衡量自我与理想大学距离的标准,也是他们透过周围人的“镜子”知觉到的优越感。“小镇做题家”往往有较强的自尊心、自制力与执行力,在应试教育的评判体系下,他们最有希望走出小镇,而“做题”就是最高效便捷的路径。


然而当“小镇做题家”来到多元复杂的大学环境,“做题家”身份带来的自信与希望在逐渐变得黯淡。“上了大学才发现,自己缺乏广义上的能力,不懂学习方法,也不会解决问题,只有一个985的起点,赤手空拳地和那些比我聪明、努力、能力强、家境好的同学竞争,太累了”[14]


小镇做题家们在入学即巅峰后面临的是全方位的打击,逐渐意识到自己除了做题技能外,在家境、眼界、社交能力等方面有强烈的局限性,曾经靠做题得来的优越感逐渐降低,甚至陷入自我怀疑的失落情绪。


尤其是在面对就业压力时,会发现自己通过考试积累的证书、绩点,对面试找工作没有想象中给力。“很明显,大学生活让很多人误以为真正跟其他优秀同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了,而出了学校就被打回原形”[15]。“可是孤身奋战的人就是这样,往往一切都依靠自己,最终在迷茫和不确定里做出错误选择”[16]


“小镇做题家”的思维是在刷题中寻求标准答案,通过单一考核体系就能评判成功的概率。但是生活是无数观点交织着的,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习惯了“做题”模式的“小镇做题家”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往往缺乏试错的勇气,甚至在升学或求职过程中自我设限。


自我设限是指个体针对可能到来的失败威胁,而事先设计障碍的一种防卫行为[17]。脱离了纯粹做题环境的安全区,“小镇做题家”在面对具有多元评判标准的社会语境时,失去了对未来的自我掌控感,外加部分“做题家”较为敏感、自尊心强,为了避免潜在失败对自我价值感的损害,往往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策略。


“很多时候问题不是来自于能力不够,而是真的不敢”[18]


他们害怕承担“敢”和“做”所带来的失败风险,因而在行动过程中谨小慎微,处处设限,试图在不确定中寻找标准答案。但事物的运转复杂多变,“小镇做题家”越是把精力消耗在寻找标准答案中,就越容易受掣肘,陷入恶性循环。


2. 自我拉扯: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焦虑


出生小城镇、原生家庭资源匮乏导致见识短浅是“小镇做题家”们的共同特征。


其实“小镇做题家”人生的每一步都包含着与奋斗相关的美好品格,他们早就意识到原生家庭并没有太多物质资源可以依靠,在成长路上也无法提供额外的资源助力。想要走出去,现实让他们只能选择“刷题”这条道路,将大量时间放在钻研做题技法上,但也导致了他们没有时间自行发展其他软性技能。


“小镇做题家”的努力实际上是用时间在换取空间。


当“做题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流名校,才发现来自城市家庭的同学,在自己钻研做题技法的时候,已经凭借丰厚的教育资本掌握了更广阔的的视野和能力。研究表明,城市青年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的频次显著更高,高中时阅读量更高,会使用电脑、网络等等[19]


而“小镇做题家”除了纸面上的学习成绩之外,才艺、运动甚至连人际交往等各类技能都是欠缺的,思维、眼界、见识也远弱于他人。


“我就出自小镇,大学农村学生学习成绩不差,缺乏的是眼界。来自大城市的孩子从入学就开始规划未来是出国,读哪个方向的硕士,还是从事哪种工作,农村孩子往往没规划或者盲目跟风”[20]


“小镇做题家”扮演的社会角色是通过努力刷题离开小镇,实现阶层跃升,其中也包含着原生家庭给予的角色期待。而当他们来到更广阔的平台,原生家庭已无法再给予任何模板式的指引,面对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得靠自己把握时,就会产生迷茫、焦虑和落差感,特别是当高等教育没能带来预期的社会经济地位时,便会陷入自我怀疑和身份焦虑。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建构属于自我的“泛化他人”阶段,即将社会群体的规范、态度、价值和目标内化于个体,形成自我,使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被认可、接受[21]离开小镇的“做题家”承载着家人的期望,他们渴望在大城市立足,“害怕再回到小镇”是“小镇做题家”的心声。


角色期望对社会角色扮演者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推动扮演者向理想角色靠近。“小镇做题家被亲人寄托了许多期望。然而这些骄傲却在进入更大的世界之后渐渐消散,甚至变成了自卑,于是产生了落差,有人便溯源到自己小镇青年的身份、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父母”[22]


对于缺乏家庭资源兜底的“做题家”而言,小城镇已再难回去,而能否留在城市也存在不确定感,担心一步走错会再次陷落,在原生家庭裹挟着的身份焦虑中反复自我拉扯。


3. 自我铭写:抱团取暖式的情绪宣泄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是社会动物,人们具有想要清楚地评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动机,但常常缺乏客观评估的手段,于是通过与相似个体的比较来评估和定义自我[23]


“小镇做题家”在2020年6月创建了专门的豆瓣小组,目前有3000多名成员,探讨话题包括分享自己的失败经历,寻找同乡、同校或面临同样困境的“做题家”,寻求他人帮助等等。通过对这一虚拟社区的线上田野观察,发现“小镇做题家”在倾诉释放情绪的同时也在寻求一种身份认同,很多组员在刚加入时表示,这个小组有家的归属感。


当人们处于迷茫或混乱状态时,会转向社会环境寻求“相似”的认同,以消除自我的不确定感,而社交媒体所营造的网络虚拟时空,为情绪流动、身份认同搭建了桥梁。


“小镇做题家”在自我设限、自我拉扯中形成了矛盾复杂的性格,情感唤起的原因是由人的“预期”与“经历”一致的程度决定的,当二者高度不一致时,情感就随之产生[24]。“小镇做题家”曾设想离开小镇能拥有美好未来,但在大学却经历了种种挫败打击,特别是在面临潜在风险时,对未来的不安感及不确定性会使焦虑情绪不断放大,期望能找到情绪的宣泄口,或者寻求他人协助、寻求自我认同,来缓解失调感带来的情绪,即所谓的“抱团取暖”。


此外,媒体报道的“小镇做题家”的故事亦引发了部分“做题家”的共情,他们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看完有些泪目,同样农村本科毕业,留不下城市,回不去农村,工作两年仅存了的一点钱选择了辞职考研,其间患上抑郁症,好在最后考上了一所211,但我又怀疑这样继续返校又能改变什么?”[25]虽然情绪是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在网络空间的传播互动中,能实现个体间的情绪唤醒与互相感染,在交流中重构自我的社会角色。


据调查数据显示,从整体上来讲,农村大学生占比为27%,比城市学生少了46个百分点,而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名校清华、北大和人大城乡学生比例中,农村学生仅占16%,城市学生占比达84%[26]。所以,通过刷题进入大学后的“小镇做题家”周围大多是来自城市的青年,他们经受着这些强劲同伴的全方位挤压,现实的窘境让他们试图通过网络纾解情绪或寻求认同。


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联系,情绪的传播链具有感染特性,能形成个体和社会关系中的情感同质性。“小镇做题家”一词出现后引起了很多人共鸣,他们纷纷认领自己的“做题家”身份,在网络上互享失意的人生经历,在释放蓄积的压抑焦虑情绪中抱团取暖,期望实现对自我的铭写与身份认同。


4. 自我疗愈:在与现实妥协中愈挫愈勇


陷入困境的人通常会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舒缓内心的孤独恐惧感,并试图从他者的“镜子”观照到自我,不论是“同一”还是“差异”,都希望能感知到对自我的确认,抚平内心的迷茫、空虚与焦灼,在社会联结中获取前行的力量。然而,将自我转交给他人只是一种外在调适,回归本源仍离不开对于自我的内在调节。“小镇做题家”并非完全呈现消极自我、停留在哀叹命运不幸的阶段,他们也在自我调节中积极分析当下处境以寻求出路。


自我疗愈是一个当事人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心理平衡的过程,鼓励我们去拥抱自己不良的情绪,不是要逃避,而是要正视内心的痛苦,哪怕是孤独、恐惧、被遗弃感等[27]。自我疗愈以内在调节为主,它鼓励人们转向自我的内在,积极面对困难挫折。


“置身小镇时,算一个开朗自在的少年,到了城市接触种种,寡言了许多,挣扎很久了......我淡淡活着,能够自立就足够,不是佛系或丧,我还有好多想去看,去爱,去明白”[28]。“作为一个合格的小镇做题家,我发现大家都忽视了一个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会做题啊,短板是应该去补,但还是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优势”[29]


其实“小镇做题家”自愈能力较强,他们从一个普通小镇青年不断奋斗成为“做题家”,并经过高考的“厮杀”进入一流高校,本身就反映了其坚毅的特质。即便是面对难以逾越的挫折困境,也能在与现实的较量中越挫越勇。“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就是普通人的人生,这就是坚强活着的我们”[30]。“努力向前,认真生活”是“小镇做题家”们在网络空间的相互打气,也是对自我的调节和积极暗示。


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自我疗愈,都会指向内在自我与生命经验的和谐统一。当高层需求受挫时,潜意识里低层次的自我满足感会逐渐凸显,以此填补因高层需求受挫带来的空白感和失落感。“相比同龄的同村人,我们跨过了家境背景的门槛,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会以我们为基点再向前跨一步!”[31]


或许“小镇做题家”的步调慢于周围人,也存在对自身命运和原生家庭的抱怨,他们也知道向上流动的艰难挣扎,所以才会一次次陷入自我认知困境。若只看到他人的成就,就会陷入“幸存者偏差”的焦虑恐慌中,但“小镇做题家”并没有气馁,反而在与现实妥协的同时愈挫愈勇,寻找自我的身份归属。


四、“小镇做题家”身份建构困境的归因分析


通过深入剖析“小镇做题家”在网络空间的自我呈现,发现他们关于自我的认知是破碎的,曾经扮演的社会角色在进入城市后被击碎瓦解,陷入了身份建构困境。为何“小镇做题家”会产生破碎的自我认知?他们的身份建构困境与社会互动又有怎样的关联?本文将从家庭、教育及媒介三个层面进行探析。


1. 原生家庭背景与角色期待


家庭环境对个人的影响是第一位的,人从出生起就被嵌入由家庭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与家人的互动中形成自我认知。个体从幼儿时期学习各种技能与行为习惯,到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认知和思维观念的塑造,都离不开家庭环境的影响。


“小镇做题家”能从小镇青年群体中脱颖而出也受到家庭因素刺激,他们一般出生于小城镇里物质条件较好的家庭,父母有一定的见识且能提供教育资本,“家庭是子代教育的发端地,家庭背景在决定子代教育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父代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成就以及投入教育的资源等会影响子代教育成就”[32]。“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与父代息息相关。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的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人们对向上流动存在普遍的渴望,而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小镇做题家”的父代已难以走出小城镇,他们往往将实现社会流动的期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子女能够在城市扎根立足,实现代际社会地位的向上垂直流动。


科尔曼曾提出家庭资本的概念,来衡量家庭资源的占有情况,认为家庭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33]


对于家庭资本各方面都难以形成强力支撑的“小镇做题家”而言,应试教育这条相对公平的道路是他们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主体对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的参照框架,所以“小镇做题家”可能从小就在“知识改变命运”等思维的影响下确认了自我的角色定位,他们不断鞭挞自己要努力学习获取高学历,这在代际之间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决胜高考”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


而身份建构的重塑也就意味着这种参照框架发生了变化。当“小镇做题家”进入大学后,与他们形成互动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实现社会流动的价值期望和实际能力出现难以弥合的间隙。


“做题家”曾依附的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也存在冲突、不契合,曾经的自我在经受一次次挫败感后逐渐瓦解。特别是与周围来自城市家庭的青年相比,他们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多家庭资本,而小镇的文化氛围和信息流动本身就与大城市存在差距,进入高维空间的“小镇做题家”往往会有心理落差,逐渐意识到实现向上流动并不容易。


而此时家庭环境已无法再给予实质性的指引,曾经父辈对实现阶层跃升的角色期待也转化为“小镇做题家”的思想包袱,对原生家庭的愧疚感和回报家庭的心理需要矛盾交织,他们无法再从原生家庭中观照到自我的未来,在现实社会观照到的是难以融入城市的尴尬境遇,从而陷入追问“我是谁”的身份困境。


2. 学历贬值下的教育竞争异化


当今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功利化、市场化趋向,在工具理性的浸染下,教育演变为人们获取社会功名的工具。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是社会阶层结构再生产的工具,受教育水平高、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通过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和高的教育期望以提高子女最终的教育获得,最终实现社会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34]


教育具有代际传递的特性,人们往往把教育看作一种社会投资,追求代际投资收益最大化。当前充斥着工具性和功利性的教育竞争压抑着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对高学历的追逐也导致学历不断贬值,工具理性被置于价值理性之上,教育被看作实现职业与阶层向上流动的中介手段,“小镇做题家”也是这种教育竞争异化的产物。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基础教育仍存在严重的应试化倾向,在经济社会不发达、缺乏优质素质教育资源的地区,升学率是各学校间竞争的核心。


“小镇做题家”与这种应试考评体系有天然亲近性,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用教育实现阶层跃升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在“唯分数论”等教育环境的鞭策下,“小镇做题家”通过拼命刷题成为应试考评体系里的“成功者”,他们也承载着老师和学校声誉的希望,两者之间达成共识。


社会关系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从踏入校园起,师生之间便开始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本身,也在潜移默化传递着对待知识的态度。“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每一个老师每一位家长都在告诉你,高考就是你奋斗的终点,你高考好了人生就一片光明了,可是现实呢?”[35]


当学历对身份分层的作用不断降低,“小镇做题家”在寻求向上流动处处碰壁时,才逐渐意识到现实社会并不像曾经设想的那样美好,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无法满足复杂社会需要的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


人的情绪来源于自我的认知落差,在纵向与横向生存境况的攀比中产生相对被剥夺感。从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社会时个体自身的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的不符导致纵向相对剥夺感的发生,在逐渐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由于个体选择参照群体的不当和狭隘的公平理念导致横向相对剥夺感的滋生[36]


工具化教育选拔体系培养出的“小镇做题家”,纵向上与曾经在题海中运筹帷幄的自己及横向上拥有各种资源的城市青年相比,都存在价值期望落空的失落感,当曾经的角色和预期的角色都被击碎瓦解后,就会陷入自我认知和身份定位困境。


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认知自我,而当前社会对高学历的追逐在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导致教育的知沟差越来越大,学历不断贬值使教育竞争更加内卷异化,认知自我的本源在工具理性的裹挟中搁浅,带来自我的异化和身份建构困境。


3. 媒介流动性与情绪感染


家庭和教育因素的影响源于“小镇做题家”在物理空间的社会互动,而媒介因素更多是通过网络虚拟空间作用于人的认知情感,具有情绪催化和放大效果。流动是媒介的本质属性,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媒介流动性深深嵌套于流动性现代社会发展轨迹中[37],个体的情绪、经历等都能在网络空间流动分享。


“小镇做题家”这个新语词也是源于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发帖,通过媒介流动渠道,引起具有相似认知体验的个体的情感共鸣。分享是一种释放情绪、寻求认同的过程,当个人分享经过媒介的裂变式传播后,个人情绪就演变为社会群体的共同情绪,实现了情绪感染和社会化传播。私人情绪只要迎合了某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经由自媒体进入传播渠道后,在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的交织作用下,就会如同病毒般地大规模快速复制和感染,瞬间传遍网络空间[38]


“小镇做题家”破碎的个人情绪在媒介流动中传播发酵,网络场域弥漫着自嘲为废物的狂欢,映射出“小镇做题家”内心的焦虑镜像和压抑情感。


然而“小镇做题家”在网络空间分享失意的人生经历和传播丧文化的语词符号,也是一种情绪释放的过程,以此缓解内心的焦虑迷茫情绪和寻求自我认同。具有相似处境、相似偏好动机和相似符号系统的人,比那些话语体系外的人更容易完成对方的逻辑证明,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创造出排他性语境[39]


语言是身份建构的表征,小镇青年大学生在网络空间创造出“小镇做题家”这个新语词,并通过媒介话语不断铭写这个符号,是一种试图对自我身份重构的尝试。


约翰·费斯克认为,“媒介话语传播的实质在于意义、快感和身份的流通。媒体中新意义不断浮现,在消解旧意义的过程中建构新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塑造自我认同。”[40]但网络空间也裹挟着狂躁不安和非理性,在话语暗示、情绪唤醒等机制的作用下,个体情绪也会受到群体情绪环境的感染。所以,这种网络场域的情绪互动既可能推进了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可能会加速自我的瓦解。


如果家庭和教育因素是关于“小镇做题家”如何解构了曾经的角色定位而无法重构起一个新的自我认知和身份价值,导致了自我呈现的碎片化,那么媒介因素就是让破碎的自我更加破碎的过程。


从表面上看,网络媒介是“小镇做题家”在焦虑迷茫状态下一种抱团取暖、寻求认同的方式,但本质上却是在“饮鸩止渴”,网络狂欢之后的自我虚无感和情感归属的失落感并没有减少,甚至会让自我认知更加混沌。所以,向外求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困境,需要向内探寻被社会角色遮蔽的自我主体性。


五、结语:与自我和解


网络空间各种层出不穷的新语词,在媒介催化下形成一段时期的讨论风潮后又迅速消弭,当前对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热度逐渐散去,但小镇青年大学生在自我认知与身份建构中的困苦挣扎并没有消亡。


研究发现,“小镇做题家”经历了应试教育的分流、选拔与竞争性流动,实现了从小镇到城市的物理空间置换,但在文化心理、思维惯习层面依然印刻着原生家庭的痕迹。社会现实与身份预期之间的落差、身与心的不协调等冲突,带来难以融入城市的疏离感孤立感,“小镇做题家”曾经扮演和原本预期的社会角色在现实中瓦解,造成自我认知破碎和身份建构困境。


应试教育体系为渴望实现阶层跃升的小镇青年编织了美好未来的幻象牢笼,而在学历贬值和竞争异化的当下,教育的阶层跃升功能不断弱化,“小镇做题家”在现实社会的挫败中产生自我怀疑和焦虑不安。


受应试选拔体系影响,“小镇做题家”的自我认知往往观照他者镜像得来,无论是曾经对名次的追逐还是当前与城市青年的较量,实质上都存在对他者的依附。而这种社会角色依附遮蔽了自我的主体性,容易在现实困境和网络场域的交织中被击碎瓦解,失去了角色依附的自我就会陷入认知迷茫与身份焦虑。


“小镇做题家”重构自我的主体性,需要在不断整合与审视中实现自我的和解,将过去经验的自我和对未来预期的自我划归为“此在”的自我,从主我而不是被功利化架构的角色依附出发,实现自我主体性与社会角色的和谐统一,以多元的自我表征应对现实世界的挑战,在反思中实现自我超越。


此外,需要理性看待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功能价值,回归教育立德树人、认知自我的本源,解除功利化自我的社会枷锁。


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小镇青年大学生同样承载着国家的希望,在与自我和解同时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从思考社会应当给予我什么到我能为社会贡献什么,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实现自我价值。


当然,我们的社会系统也应该理性看待他们的社会角色定位,给予“小镇做题家”更多理解与包容。特别是媒介系统的积极话语实践,需要以正面报道的价值基调消解“小镇做题家”的迷茫焦虑情绪,积极引导他们在自我调节中回归“平凡的世界”,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社会青年。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基金项目“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渐进城镇化模式研究”(项目编号:413000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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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沁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夏柱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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