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串联起家政女工的青春故事
2021-07-21 12:39

用手机串联起家政女工的青春故事

家政女工比男性在从业时间上更具持久性,是一个在照顾和服务中不断“耗散青春”的群体,聚焦和回顾其“青春耗散”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起初,农村到城市的跨界流动和“脱域”使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被割裂,并压缩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工作环境中。作为“外来者”和“陌生人”面临不同程度的自我认同与情感危机,而手机作为一个突破时空限制的媒介在其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鉴于此,诉诸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和舒茨“生平情境”的理论视角,通过对家政女工桃妹的青春叙事及其微观生活场景展示发现,手机作为一种“青春陪伴”,是家政女工建构城市生活哲学和探寻生存策略的重要工具,凭借它,她们不仅实现了自我寻找与建构,而且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造与重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何芸(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向荣(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学院科研助理),原文标题:《青春与手机:家政女工生命历程中的自我重构与关系再造》,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家政服务业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其从业人员也呈现出短期内迅速增加的态势。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87亿农民工中约有家政服务从业人员2602万人[1],其中八成以上为农村女性。她们呈现出不同于男性的特点,由于就业选择的限制和契合“照顾性”角色的标签,她们入行早且从业时间长,一般都接续了打工妹和小保姆的职业发展轨迹,即当下的“4050”是过往的“2030”群体的延伸。


她们的青春不断地耗散在城市生活中,但这一过程却犹如一个“黑箱”,很少受到关注。总体而言,家政女工是一个文化、性别、阶层等弱势因素叠变相加的群体,她们可能面临权益受损、经济匮乏、社会区隔、歧视污名及雇主骚扰等问题。对此,学界主要集中于职业训练、权益保护、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研究与政策建议。


尽管如此,研究背后的假设存在两方面可拓展的空间,一是目前的研究大都将家政女工作为一个“定势”和“大写的人”,从宏观层面静态描述其遭遇的问题并提出整体性政策建议,缺少从过往动态和微观日常生活场景透视其生命样态及生活政治;二是现有研究大都将家政女工视为是一个“劳动体”“中年人”,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其“情感体”“生命体”“青年生活历程”的一面。


有鉴于此,我们追溯家政女工桃妹的“青春记忆”,回顾其城市日常生活历程,叙述其“脱域”后的情感体验,发现使其突破“家庭围困”“城乡区隔”的手机的意义与价值,窥视其如何通过手机来重塑自我及社会关系,以期能丰富小人物大生命史的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家政女工的研究呈现出零散性、稀缺性和断裂性的特点,主要围绕家政女工是一种“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而展开,聚焦于横向生活形成“描述问题—政策建议”的研究架构。一是关于合法权益和就业歧视的讨论,主要认为家政女工的用工形式导致其游离于《劳动法》保护之外,因为大部分通过私人社会网络或中介方式进入私人家庭,属私人雇佣,并未与雇主或者家政公司形成真正的劳动关系[2],与此同时绝大部分遭遇了事实上的间接的就业性别歧视[3]


即便近年来许多人与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其为了避免“被剥削”而“多获利”倾向于“非正式用工”和“干私活”,又落入一种法律保护之外的循环。对此,优化制度环境、完善法律政策是主要的探索进路。二是关于社会融入和社会保护的讨论,主要认为因户籍、性别、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家政女工一定范围内面临着社会排斥、公司压制和家庭控制的问题。


她们自我认同度低、职业归属感弱和社会支持缺失,难以适应原子化的城市生活环境,缺少休闲和社会交往,社会融入艰难[4]。同时,一些家政公司存在拖欠工资和使其超强度工作的情形。此外,在“家庭空间”存在着性骚扰的风险,也存在“虚拟家人”与情感劳动的角色困境[5]。对此,需要探索社会保护机制和社会干预技术。


法律维权和社会保护事实上都是一种治理技术,都是将家政女工视为治理和干预的“客体”。在这样一个主流的研究之外,还存在着家政工作为“主体”主动融入现代性的零星研究,一定程度上手机成为其融入城市生活的导引,在其生命中具有积极意义。


朱虹认为,手机不只是日常生活用品,它对低收入群体具有多样化的社会功能,除了提升其工作效率,还起到了交往和娱乐的功能[6]。华豫民发现,“农民工手机消费具有群体特征,在城市陌生不安的环境中,他们将手机作为保障自身安全和与家里及时报送平安的工具”[7]


朱虹进一步指出,“打工者会借助手机来抗拒工作和生活环境中的异化、歧视和束缚。通过手机实现某种‘虚拟在场’,回避工作的单调和束缚,通过手机实现某种‘缺场关心’,保持他们与家乡和亲友的社会联系,通过手机建立江湖友情抵御外来欺辱,或拓展浪漫选择的范围”[8]


李红艳认为,“手机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他们利用手机拓宽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推动了他们的城市适应进程”[9]


杨善华和朱伟志的研究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使用手机过程中的复杂心理,即在“异化”的生存状态下手机作为他们能够把握的具体的“物”,在与他人的联系与自我表达中,确认并肯定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状态[10],强调了手机的符号意义和价值。丁未和宋晨以叙事研究的手法从鲜活的个案中展示手机作为新媒介对农民工的赋权[11]


这样一些研究较好地阐明了手机对于被城市陌生社会围困的家政工具有的特殊意义与社会功能,对于转变家政工“客体性”为“主体性”的研究视角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对于现实中手机与生命体的互动及建构社会关系的过程缺少细致的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青春生命故事呈现手机对于家政女工的自我塑造和社会关系建构的意义。基于生命叙事、自我、社会关系等关键概念,试图以米德的“心灵、自我、社会”和舒茨的“生平情境”理论作为分析视角。


米德的理论是关于自我形成研究中最具影响力和原创性的社学会理论之一[12],他认为一个人身体的自我并非真正的自我,自我的存在是以心灵为基础的,人们通过社会的经验过程,在个体的互动中产生和发展心灵,然后形成自我[13]。自我不再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个体,而是一个社会心理学上的个体,人也不是独立的身体自我,而是社会自我。


这一理论曾被用来讲述一个下岗女工在时代背景中个人命运的转折和突变,探讨人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自我认知的不断摸索和调整[14]。这对于本文具有较好的启发性。


另一个是“生平情境”理论,它是舒茨建构其现象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主要阐释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历史,即一个行动者所在的任何一个情景不仅仅是“现在”,不仅仅是“此时此刻”,还是“历史性的”。而行动者以往的生活背景、历史积淀都构成了他在面对具体情景时可以利用的“手头知识”[15],或“库存知识”。


杨善华和朱伟志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手机消费行为为研究切入点,将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对这种环境的认识作为分析起点,以“生平情境”为理论视角,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赋予了手机除了消费之外的其他意义[16]。手机作为农民工工作主体的一种符号和工具而存在。


由此不难理解,家政女工过往的家庭生活史、乡土生活经验以及进入城市后不断累积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经验都构成她们的“生平情境”。综上可知,这两个理论对于回顾家政女工的青春记忆,探索在城市境遇中的自我建构和关系再造具有借鉴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文采取聚焦家政女工桃妹的“青春时段”的历时性研究,以其与手机的故事作为研究进路,具体分为两条叙事主线,一条是桃妹进城十多年的青春生命故事,另一条是桃妹全天日常工作生活的轨迹。这两条主线都以手机的使用作为切入点与交汇点,探寻在桃妹“区隔”的青春生命中有着特殊意义的手机超越其通信工具本身的社会功能,其一是“脱域”之后的自我重构功能,其二是“断裂”之后的关系再造功能。


这两大功能分别诉诸两个理论进行审视,前者将运用米德的“心灵、社会与自我”理论分析桃妹在与他人及周遭社会环境的点滴对话和交流过程中不断形塑的真正自我,这个自我遵循了一条从迷茫无助、逐步坚强,到快乐独立的成长轨迹;后者将运用舒茨的“生平情境”理论对桃妹过往的乡土生活经验及进城后不断累积的生活智慧进行剖析,全景式呈现其在城市境遇中的关系再造,城市环境之外家庭关系的跨时空维系,进一步探析城市中的“他者”与乡村里“外人”之间的角色转换策略。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文主要采取叙事研究方法。这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又称叙事学或叙事探究,最早属于文学理论的研究范畴,后发展成为文学叙事学理论。叙事研究方法也被教育研究领域广泛运用,其过程一般为分析具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或教师的生活经验或教学实践经验,从而进一步挖掘日常生活事件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或者价值。


叙事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主张通过对个体生命故事的详细讲述而将其生活体验与社会环境勾连起来,透视个体代表的群体在某一时代的生存境况,同时也会折射出大的时代背景,即通过个人生命史和社会发展史的相互融通来窥探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生存、抗争与发展的过程。故事模拟了生活,并展现出一个因应外部世界的内部现实[17]


由此,本文通过叙事手法展现社会转型期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家政工“青春耗散”的过程,她们如何运用手机在城市中实现自我建构与关系重塑。研究选取了长期从事家政服务的桃妹作为叙事主体,通过多次深度访谈辅以参与式观察,再加上与桃妹日常接触中的自我讲述搜集资料。通过手机使用、自我认同及塑造、社会关系等故事因子窥探家政女工通往现代性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三、家政女工青春生命叙事及日常生活呈现


桃妹,安徽安庆人,最美好的“十年青春”是在北京的家政行业中度过的,这里有她青春的记忆与印迹。十多年前,她还是一个年轻羞涩的“农家女”,不善于言说且羞于启齿自己的工作身份,而目前已经对自己的过往及家政工作津津乐道了。


桃妹只在小学读过几年书就辍学了,16岁开始就在村里的养殖场做工,后来嫁给同村的木匠,虽然正值青春年华,但早早的就成为孩子的妈妈。这也是多数农村青年女性的“生命轨迹”,她们的青春是加速运转的,早婚早育使她们承担了青春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重。


上世纪90年代末,丈夫与同村的人一同去北京打工,她还是一个“大孩子”却要留在家里照顾“小孩子”。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丈夫偶尔也会打电话到村委会,但没有大事从不联系,因为电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只是用来通知对方有“大事”发生,不是作为沟通感情的工具。这也是桃妹青春记忆中电话不同于现在的功能。


那个时候手机还叫“大哥大”,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座机都很少,只有村委会和条件好的人家才有,没事也不会想到打电话,除非家里的老人病重或者外边打工的受伤才会打电话通知,专门通过电话聊天(感情)一是(费用)负担不起,二是会被人笑话。(20160802)


上世纪初,手机的使用已开始趋于增多,但对桃妹来说还是非常陌生,丈夫有事一般会打到邻居或朋友的手机上。一天早上,邻居姐妹匆匆跑来让她接电话,丈夫出车祸住院让她去北京照看。从未出过远门的桃妹第一次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姐姐担心她联系不到接站的人,就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了她。接站人打来的电话使桃妹真正第一次开始“被迫”使用手机。


坐了一夜的火车快到站了,包里“嘀嘀啦啦嘀嘀啦啦”地响,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呢,打开包才发现是手机响,我不会接,当时急得呀,又怕周围的人看见了笑话,就把手机用毛巾包起来塞进包里死死地揣着。火车到站了,电话一直响,我不会接也不会打,在出站口不敢动弹,后来才被接站的同乡看见。(20160806)


丈夫租住在海淀一个农民工聚居区约5平米的简易平房,周围住户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三个月的医药费花了大半积蓄,好在年轻就是挣钱的资本,桃妹决定留下来打工挣钱,开启了打工妹的生活模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最容易得到的工作就是家政工。在一家家政公司,桃妹笨拙地在登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年龄和籍贯,开始了第一份家政工作。2006年,她也开始拥有了第一部自己的“山寨手机”。


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温州商人家里带孩子,家里的婆婆像防贼似的盯着,我心里直发毛。干了一个月,雇主觉得我年轻缺少经验就不用我了。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挺委屈。孩子的爸爸(丈夫)为了安慰我,给我买了一部简单的“山寨手机”……遇到再难的事只要能和家人及过去的姐妹打打电话就好了,有了手机找工作联系起来也方便多了。(20160806)


桃妹的青春是在家政工作中不断耗散的,她带过孩子,做过钟点工,做过酒店服务、学校的保洁。手机成为她枯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了手机,城市打拼的苦与累,欢与笑,都有了诉说的地方。2011年桃妹收到了第一个“北京朋友”送给她的礼物“手机”。


客户小云还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后来做了人流,又不敢告诉父母。其实她比我小不了几岁,但我却是一个“过来人”,当亲姐妹一样照顾她,她和我也无话不说。后来结束时,她非要送我一部小米智能手机,我死活不要,她说不收就是没把她当“朋友”(她有时也很同情我,觉得我年纪轻轻就当了母亲,还出来打工),最后还是没有推掉,我也不敢告诉公司……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20160806)


客户送给桃妹手机是对她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她作为“同龄人”的怜悯,更是她真心付出的回报。从此,桃妹开始不断尝试与别人交朋友,2013年开始学会使用QQ、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大大地的拓展了“朋友圈”,手机成为日常生活工作最重要的工具。用她的话说“巴掌大的东西(手机)”带给她很多温暖与欢乐,为其青春增添了色彩。


看到身边的人都在不停地换手机,功能也越来越多,我花了1200元买了一部三星手机,不仅能和儿子视频,能储存更多的照片,还可以用微信与老家的好姐妹聊天,能看到她们的朋友圈和生活动态,还能手机观看电影电视剧,再也不用为夜晚的无聊时光如何打发而发愁。可以用手机随时拍下美丽风景和与家人朋友在一起时的幸福时光。(20160907)


和大多数家政工一样,桃妹把手机号码留给家政中介公司,利用手机灵活安排家政服务时间,也通过手机接“私活”。手机会帮她处理一些难题,如查阅劳动合同和权益保护知识,育儿知识、护理知识、卫生清洁知识、美食做法等,还可以导航并准确定位客户的住址。


除此之外,桃妹说手机还能替代手表,没有手机没有安全感,不能看时间,不能及时联系到客户。因为钟点工的工作性质体现为雇员弹性(薪资弹性、劳动弹性、时间弹性)多数情况下这种弹性工作往往被视为非正式劳动,难以得到法律与福利制度的保护,只能依赖与雇主的讨价还价作为维权途径解决待遇问题,或是增加劳动时间和工作强度填补政策空白并短暂提高有限的收入[18]


列斐伏尔曾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他认为日常生活的诸多元素如工作、闲暇、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构成了一个整体[19],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人类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总和[20]。由此,通过对时间的“测量”,可以反映出人的存在诸方面的状况,借以体现各种生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活动范围、活动内容、活动形态的客观、完整和真实的记录[21]


有鉴于此,我们选取了桃妹日常生活中一天的场景进行了详细记录(如表1)她仿佛一只旋转的“陀螺”,在其忙碌和枯燥的生活中手机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代替手表发挥了报时和提醒的功能,用手机随时看时间能让她对全天的工作生活做出合理的规划;


二是手机和微信电话使她能够异地履行作为女儿或母亲的职责,满足其亲情连接和慰藉的需求,实现一种跨时空的“在场”;


三是利用手机与家政公司和服务雇主保持联系以应对工作的临时变动和安排,以便得到更多的业务;


四是利用手机在闲暇时间进行一些简单的娱乐、学习和交友活动,大大提升了自身的成长和融入能力。


由此或可以说,她的青春是与手机相伴而行的。




四、手机对于自我的形塑与重构


1. 手机陪伴迷茫的“自我”


作为都市里“讨生活”的群体,总是无法让自己远离散布于异质的、极其冷漠的、不可信任的甚至可能“有敌意”的城市环境中的那些诱惑[22]。这种诱惑或可能夹杂着孤独和排斥,而这种情境中冰冷的手机却给他们带来了陪伴与抚慰。初来北京的桃妹,对城市的不适应、工作的不顺心、对家人及孩子的思念都让她的生活充满了迷茫与孤寂,除了工作很晚才能回家的丈夫,手机是她唯一的陪伴。


刚来北京时,我觉得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很难,去雇主家里做事,许多电器没用过,与雇主说话总是有些害怕,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总是完成不了,也受到过白眼和责备……那时我三天两头就给家里打电话,但是因为怕电话费太贵,每次也不敢说太久,说太多……遇到不开心或者小矛盾时会打开手机看看老家拍的照片,或者给老家的姐妹们打个电话。这样做还挺管用的,慢慢地就开始适应了。(20160907)


米德认为,人们一直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留下有利于适应周围环境的特征,尤其是心灵和自我的特征。这些个人的独特性都是通过不断适应环境而慢慢产生的[23]。初到大都市的桃妹内心开始萌发出一个怯懦或迷茫的“自我”,面对陌生环境不知道如何调适与应对。因为过往的乡村秩序总体上以男性为主体,女性更多还是一种“客体”和“附属”,其“主体”“自我”容易被忽略和遮蔽。


而面对新的环境秩序及其生活的挑战,其独立的“自我”可能被唤醒与激发,当然,这个“自我的形成,一方面要认识自己,把握自己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必须认识他人,通过他人,通过对他者的沟通,再反转过来重新认识和比较自己”[24]。由此不难理解,割舍不下的熟人社会和融入不进的陌生社会容易使桃妹陷入迷茫、困惑与无所适从,而手机作为一个连接过往和融入现代的工具起到了中介效应,为迷茫的“自我”增加了动能。


2. 手机慰藉坚强的“自我”


跨境遇流动已成为家政女工的一种生活常态,她们在语言、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社会交往等诸多层面都会伴随流动而面临挑战,再加上各种资本的缺失和结构性的社会阻滞,导致其生活在一种脆弱但又必须坚强的状态中。在这样的生活情境中,个体的脆弱性和主体韧性交织凸显,对此,手机超越时空和阶层沟通的特性可以有效发挥情感安慰剂的作用。


原来因为读书少,所以讲普通话时家乡口音重,再加上年纪也小,许多孩子的妈妈看到我和听我讲话就拒绝用我,后来才知道人家怕我影响孩子学习语言,也担心我没有经验。后来我在手机上下载了普通话学习音频,一有空就插上耳机听和读。


慢慢地普通话说得溜了,人也变得自信了。我每周都会固定时间打电话给女儿和老母亲,问问她们的生活。每当受了委屈,或者累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哦,打开手机,看看孩子的照片,一切苦和累感觉都能忍下去了。(20161009)


米德指出,个体不仅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具有生理结构,还有心灵和自我的特殊结构,更有自我检视与反省的能力。因此,个体对于周围环境具有积极的改造倾向,并能使环境符合自身需求,对于环境亦能做出能动性反应[25]


这里的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而手机作为信息传播和沟通的媒介则可能成为调适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张力的重要工具。从乡村到城市面临生活环境和逻辑的骤变,驱使桃妹不得不重新认识和面对新的世界、重新理解周遭的人和事物,进而反思察觉自我的存在并调整应对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社会压制—个体反弹”的生存范式,对她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契机。


面对都市生活的挫败与困境,她能通过手机获取家庭和熟人社会的支持,通过跨时空倾诉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接续过往的情感性连接,再造“网络家庭共同体”。再者,她可以通过手机社交、娱乐、压缩时空及虚拟场景等功能在陌生的社会中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络共同体”。这两个共同体的交织使其“主体”和“自我”不断形塑而成。


3. 手机重塑快乐的“自我”


现代性遵循一套发展主义的逻辑,在塑造各类社会精英的同时也制造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些群体在一套宏大的发展和消费的话语体系中逐步失去了“存在感”,他们像一个“小齿轮”一样推动着现代性“大机器”的运转,但自身却是边缘性的,这种边缘性在现实中表现为社会区隔。然而,这些群体并非被动地接受这种边缘处境,他们会借助于现代性的工具如手机来突破社会区隔,找寻自身的生活志趣。


以前我一般很少和别人说自己是家政工,也不敢和别人交往,生怕被人家笑话是“伺候人的”(佣人),有时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手机给了我自信和支持,遇到任何不懂的(知识)随便一查就能找到答案,不用去求人,也不会暴露自己文化不行。还可以看电影和故事,能看到许多想去的旅游景点,看了之后和去了一样。


这些年,我慢慢发现,其实做家政和育儿,并不是低人一等,你只要真心诚意地为雇主家做事,一般的人都会感念你的好。我手机里保留着所有带过的宝宝的照片,不仅给我美好的回忆,还能带给我成就感。(20160912)


任何自我都是同时包含着社会互动和自我意识活动的产物[26]。按照米德的观点,一个人想要具备自我意识,首先是把自身当作自身的对象,如同和他人发生关系一样和自己发生关系,如同他人对待自己一样对待自己。即“自我”的形成不仅要充分认识自己并居于主体地位,而且要充分认识他人,通过他人以及与他人的沟通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由此,跨境遇的流动给桃妹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和建构自我的机会,而手机则成为认识和建构的工具。她利用手机学习各种生活、工作知识技能,用微信表达自己的心情、心声及存在,通过手机寻找家人和朋辈倾诉。这不仅是一种外在主动学习和沟通的过程,也是一种内在与自我心灵的对话,由此开始了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塑造。


桃妹手机里留存着带过的小宝宝的照片,翻看这些照片是最快乐和最有成就感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是她与曾经的服务对象的对话,也是与过往勤勉劳动的自我的对话,也是与悦纳自我的对话。毋庸讳言,她在城市中会切身体验到社会分层与区隔,手机帮她增长了见识、拓展了视野,更使她累积了弱者的生存智慧与法则——脚踏实地和真心实意的服务可以换来人们的尊重与认可。


这也是都市农家女的生存法则。在这一系列的交往互动和自身成长历程中,桃妹开始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不断调适和转变着自我认知、调节着自我行为,趋向于形成一种更具主体性的自我,逐步实现了“自我”的重新建构。


五、手机对于社会关系的接续与再造


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体化社会的日趋迫近,而伴随个体化进程而来的是所谓的“为自己而活”或“自我文化”[27]。这对于传统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及面对面社群衍生出的情感性共同体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与挑战[28]。而个体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导致的熟人关系的疏离、危机甚至断裂则是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然而,具有社会性的个体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关系网的“撕裂”,反而会利用现代性的工具来修补和再造各种关系,一是过往关系的维系,二是当下关系的重塑。手机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种工具,它缓释了个体成为城市里的“他者”和乡村中的“外人”的困境。


1. 手机实现了城市中乡土关系的接续与复制


自芝加哥学派以来一直存在着社区消亡论和社区继续论的争议,前者认为随着人口向城市流动,传统社区共同体趋于消解;后者则认为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着自己小圈子内的活动,在圈子内人与人保留着亲密与相互信任的关系[29]。这里的圈子即是一种同乡,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等。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考虑到现代通信手段对于个体关系的维系、连接与拓展。


来北京时我还年轻,儿子主要由家里老人照顾。我自己的爸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所以隔三岔五都要打电话问问情况。一般是先联系公婆问问家里的情况,看看有什么事需要我拿主意和处理,然后再和孩子通话,最后要问问我爸妈看看他们的身体情况……虽然不在一起,但感觉和在家里一样。


尤其是现在微信视频面对面地说话更亲近,我们村(长)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会发各种通知和公示,如申请低保、财务公示等等,有时也通过微信投票和发表对村干部的意见。也有许多私事,如各种红白喜事等大家都会在群里通知,我也会发个红包给人家,人不在但人情还要在嘛……


刚来北京走得最近的就是老乡,别看平时都忙联系少,但有什么事一个电话人就来了,我们建立了“老乡微信群”,找工作生活等方面都相互照应,节假日之类的也约着聚聚。(20161120)


人的存在离不开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个人能够获得各种资源(如信息、物质、友谊等工具性或情感性帮助)的社会关系[30]。桃妹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往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支持网络受到重创,至少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断裂”,而在陌生的环境中接续和重塑这种社会支持网络意义重大,这对于桃妹也是一种情感皈依和前行的动力。


第一,桃妹通过手机塑造一种压缩时空和虚拟在场的亲情关系,如远程教育自己的子女,问候自己的父母,对家中的事情给公婆提出处理意见,等等,通过这些她依然履行着“母亲、女儿、媳妇、女主人”的角色功能;


第二,桃妹通过手机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这也是一种“人情储蓄”,她通过网络积极参与村民的私人活动,如红白喜事发红包(礼金),同时参与着村里的公共事务,如选举投票和评议干部等,这使其作为一名村民保持着一种在场,正如她所说“人不在但人情还要在”


第三,桃妹进入城市后保持着一种积极的“老乡关系”,这是一种乡土纽带关系在城市的移植与翻版,在手机联络功能的强化之下这种关系更加巩固和强化,如老乡之间日常的聚会与交流,生活中的互助互惠,找工作信息的提供,面对风险的共担,等等。这些“老乡关系”保障了都市中“异乡人”物质、情感和社会层面的需求,或可称之为是一种“生活共同体”。


由此不难理解,桃妹并没有随着个体社会的到来而被“自我文化”裹挟,她还是保持着一种这种交往、互惠和连接的“生平情境”,这种生活积淀和智慧对于拓展其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2. 手机帮助其拓展和延伸城市社会关系


流动人口的状态或许可以用中间、过渡和流动三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身体穿梭于乡村与城市之间,而认同和情感则充满了复杂和游移不定性,或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融入不进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这是一种“双重困境”。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并非被动服从,除了积极延续乡村的熟人关系,也在不断地拓展城市陌生人的关系,试图将“生变熟”,建构自身新的社会关系。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手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来北京这么多年,回到老家都觉得不大习惯了,幸亏手机一直保持着联系,见了面也不生分。好多家里的街坊都问我要了电话号码,还有的加了微信,说是北京有好的工作给他们介绍。我介绍了好几个姐妹来干家政工呢……


我觉得自己变得更爱说话了,也交了一些朋友,大部分和我一样是来打工的,关系最好的两个姐妹一个是四川的,另一个是湖北的。我和小云(堕胎后桃妹伺候过)关系特别好,她们谈朋友、结婚等大事都会告诉我。


我微信好友圈里也有一些雇主,都是以前在人家家里做过,他们觉得很满意主动留了我的电话并加了微信,有的还会带着孩子来看我,说孩子想我……有的还买东西给我,有的给我介绍工作,还有的会把我的电话和微信推给其他朋友。将心比心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待人真诚,把活干好,总会有回报,人家也会高看你一眼。(20160810)


桃妹的真诚、朴实、善良和勤劳是多数中国农村女性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在“生平情境”中塑造而成的,对于其在城市生活中社会关系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生平情境”是舒茨现象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历史,即个体所在的每一个情景不单单是“现在”或者“此时此刻”,往往还是“历史性的”[31]。个体过往的生活背景及其历史积淀都会形成其面对具体情景时可以利用的库存知识。


桃妹的过往是基于情缘和地缘而形成的社会交往情境,遵循一种面对面、互惠互助、将心比心、感情流动的交往模式,形成一种“我们”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真心付出即会得到同样的回报,这样一种日常的交往模式成为当下的“生平情境”。


面对城市的“陌生社会”,桃妹使用过往的库存知识,她始终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把工作干到最好,一定会与对方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也为桃妹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成为其社会交往中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基于这些“生平情境”中的智慧,在手机作为交往工具的助推之下,桃妹不断地拓展了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


六、结论


家政女工“青春生活史”的研究或许可以打破社会标签和定势研究,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弱势群体的生活全貌。总体而言,现代性对于弱势群体或许具有双向功能,一方面制造了分层、流动、区隔、生活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工具——手机,在日常生活中又试图弥补和拉平这种差异。


从此种意义上讲,手机对于桃妹这样一个在城市流动的“小人物”发挥了大的社会功能。


其一,流动和脱域制造了她的空间断裂和情感疏离,并将其落入“陌生环境”之中,她使用手机的跨时空沟通功能塑造出一种“网络情感共同体”,如诉诸手机远距离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教育孩子、问候父母、决定家中事务),通过手机虚拟在场进行“人情往来”(礼金转账、姐妹沟通)和参与村集体公共事务(选举、评议、发表意见等),也借助于手机建立打工姐妹微信群进行情感连接。


其二,手机加速了她的社会融入功能,弥补了其教育缺失的短板,通过育儿、烹饪、保洁等知识的直接获取及导航定位等功能增强了其工作效能,同时也为枯燥的生活发挥了娱乐、购物及休闲的功能。


其三,手机也成为其自我觉醒和建构的重要工具,在以往的乡村社会,她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生命的“客体”而存在,主要依循于男权秩序而生活,被塑造、被决定是一种常态。当她被带入到城市语境中时,各种形塑和替代的男权力量开始式微,她需要且拥有了独自面对生活的机会,而城市的各种阻滞性力量又迫使其开始反观和建构一个真实的自我。


最后,手机协助其在城市中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过往的“库存知识”使其深谙“勤劳”“真诚”“将心比心”对待他人即可获得同样的回报,这种日常生活的互惠哲学被桃妹复制到城市生活境遇中使用,她在家庭工作中投入了较多的情感性劳动,同时也获得了服务对象将其“拟亲属化”,尤其是育儿的情感体验带给她更多的成就感。这种关系维系离不开手机的时空压缩和沟通的功能。


由此不难理解,手机或许已经成为桃妹生命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在借助手机不断连接过往和建构未来,探寻着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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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何芸、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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