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考察一个农民家庭三代人的婚姻演变过程，分析经济文化变迁对个体婚姻家庭及其命运的影响，其中异地婚姻对家庭的整合和团结构成极大的挑战。
一方面，家庭新老成员之间存在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正常沟通存在障碍；另一方面，新成员远嫁他乡，远离原生家庭，得不到及时的帮扶，缺乏安全感，情绪焦虑不稳定。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容易加剧家庭新老成员之间的隔阂，影响家庭团结。
如何解决异地婚姻的家庭融入问题，需要新旧成员之间双方共同努力，学会包容和相互融入。一般情况，开明的家庭，其融合速度快效率好；反之，要么分家，要么解体，对家庭造成伤害。流动时代流动社会，充满活力也充满风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易文彬，原文标题：《婚姻半径与家庭关系：异地婚姻的形成及其影响—基于一个农民家庭三代婚姻的历史考察》，头图来自：《Hello！树先生》剧照
经济大发展带来社会大变革，其中婚姻半径与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面相。随着改革开放和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迁移、大流动的时代。从计划经济社会进入到市场经济社会，原来相对封闭的婚姻市场就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化，农村青年男女的婚姻市场和婚姻半径不断扩大，异地婚姻越来越多，成为农村婚姻家庭的新现象。
异地婚姻，是指婚姻对象一方是本县行政区域之外且地理距离在100公里之上，主要包括跨县市、跨省婚姻。应该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从行政区划来看，至少要跨县；第二，地理距离至少100公里以上，排除县域交界区域的近距离婚姻；第三，婚姻对象或主体处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至少存在一定的语言和风俗差异。因此，异地婚姻可以称之为远距离异地婚姻。与此相对应的是近距离的本地婚姻，婚姻对象处于一个共同的经济文化圈，共享一种风俗习惯。
婚姻半径的大小透过经济文化差异而对婚姻对象之间的磨合和未来的家庭关系构成深远影响。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经济文化圈内的人，日常生活习惯和价值信仰基本上相近似，相对比较容易沟通交流。而且多数近距离的本地婚姻是通过第三者媒人牵线搭桥，通过一系列看亲、走亲、订亲等风俗获得对方比较全面的信息。一场成功的婚姻至少要双方家庭与婚姻对象经过三两年的时间互动和相互考察才能最终达成。
所以，近距离的本地婚姻一般都比较稳定。而远距离的异地婚姻，由于婚姻对象因为感情决定走到一起时往往缺乏对对方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重要因素的深入了解，两个人真正生活在一起时各种观念行为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摩擦就会逐渐累积怨气、怨恨而对家庭关系造成伤害，甚至于最终导致婚姻关系解体。
对于农村跨地区、跨省等异地婚姻问题，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开始关注，1991年田华最早提出异地婚姻问题，关注中西部农村妇女东迁对发达地区农村婚姻的影响[1]，但纵观近三十年来的研究，主要关注异地婚姻的外部效应：
一是女性视角，从妇女婚姻迁移的角度分析异地婚姻生成原因及其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对于流入地来说，积极影响有扩大通婚圈，缓和婚配矛盾，补充劳动力；消极影响是冲击计划生育工作和传统婚姻，造成一些家庭的不稳定。对于流出地而言，积极影响是传播更多信息，促进本地与外界的联系，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消极影响是女性流出造成本地男女比例失衡，婚姻挤压和农村空心化等[2][3][4][5][6][7]。
二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异地婚姻的特点和发展态势。从择偶阶梯规律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异地婚姻主要迁入地，而西部贫困地区则成为主要迁出地。运用推拉理论和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东西部农村异地婚姻的动力和运行机制[8][9][10]。
三是研究乡城流动带来的城市异地婚姻的城市融入问题，认为农村女性嫁入城市家庭之后的社会融入和家庭融入存在一定的困难[11][12]。少数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农村异地婚姻的家庭融合和社会适应问题[13][14]。
本文基于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婚姻关系谱系的历史考察（见表1），透视新中国70年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婚姻圈与家庭关系变迁过程，从微观角度探讨跨地区的异地婚姻带来的农民家庭内部的融入与整合问题，分析异地婚姻带来的新挑战及其因应之策。
一、一个农民家庭的三代婚姻
一个底层社会的家庭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折射和缩影。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制约着一个家庭的选择和行动空间。从一定的意义讲，个体，特别是普通个体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地适应社会求生存。
农民大爷HY，1916年生于赣中市郊农村一个农民家庭，因为父母双亡，大姐14岁嫁为人妇，二姐12岁成为童养媳，10岁的他和8岁的弟弟突然成为堂叔的劳动力。“父母突然暴病身亡，整个家就崩溃了，兄弟姐妹4人从此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苦啊，往事不堪回首。”
他们生活的时代是20世纪之初，民国初年，经济动荡，社会危机四伏，生活朝不保夕，个人非常脆弱。HY在农村干农活，挨饿受冻，还常常挨打。直到5年后，二姐成家立业在本市做点小生意，才把两个弟弟接到身边做帮工，解除他们寄人篱下的苦难，还可以放在自己身边加以照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二姐受到冲击，两个弟弟在城市也待不下去，便一同回到老家务农。这时HY已经30岁了，还是单身，因为在街上做过生意，虽然穷但很聪明能干，很快就通过媒人娶妻成家。之后又托媒说亲，操持弟弟成家之事。姐弟4人的婚姻都是通过媒人成亲的，除了二姐进城做童养媳之外，其他三人的婚姻半径不过5里路程。
HY一生都没有富过，但精打细算，日子还勉强能过。那时没有计划生育，HY一共生育2个儿子5个女儿，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最大与最小的孩子之间年龄相差22岁。所以，大孙子与小女儿是同一年出生的。笔者曾与他进行过多次友好的深度访谈。他乐观、简朴和睿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第一代人相似，第二代（1946—1968年出生）的7个婚配对象都是通过媒人介绍，婚姻半径很小，其中2个是本村委会的，3个是本乡的，2个是本县邻乡的，最小的地理半径1公里，最大的地理半径5公里，基本上是以务农为生的农民。
与第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大多出生在1949年之后，基本上都受过初小教育，而且是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最小的女儿受过初中教育，小儿子受过高中教育。还存在一些性别差异，儿子受教育的时间多于女儿。他们的婚姻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无论幸福不幸福，婚姻基本上是稳定的。
一般来说，还是男尊女卑的格局，女方在家庭的地位随着儿女长大了才逐渐得到提升。HY说，门当户对，自己家穷，找的人家也穷。但是总体上还算不错，儿女们还算争气，日子过得凑合。HY逝世前一年，曾与笔者做过一次长谈，他说：“看到子孙满堂，有的还考上了大学，我很满足，死而无憾。”
第三代（1969—1989年出生）的婚姻变得复杂多样，可以分为70后和80后两个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第三代的婚姻半径变得很大和多元，远的相距千里，近的也就3~5里。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第一，无论受教育程度多高，70年代以前出生的婚姻对象主要通过媒人介绍，而80年代后则主要是自由恋爱。第二，在家务农或在本地工作的主要是通过媒人介绍，而出外打工的则主要是自由恋爱。
第三，出现了远距离异地婚姻现象。21人的婚姻中7人是异地婚姻，占比达到33.3%，超过三成。随着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青年男女的社会交往圈也迅速扩大，跨地区跨省的异地婚姻不断涌现，HY的第三代婚姻中，跨地区（跨县跨市）的有2例，跨省有5例。跨地区的是娶亲2例，跨省的嫁女2例、娶亲3例，打工相识，自由恋爱。
第四，基本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体现在家庭决策和劳动分工方面的商量合作，甚至在经济权利方面，女方的地位略高于男方，也就是说，经济大权掌握在女方手中。
第五，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大为削弱，横向的夫妻关系成为家庭的主轴，也就是说，年轻夫妻的自主权很大，父母干预无力感增强。
二、几种主要的异地婚姻形式
通过对HY家的所有婚姻关系的详细调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近距离的本地婚姻关系基本上是稳定而牢固的。虽然其中两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很冷，一辈子吵吵闹闹，甚至出现过自杀未遂，但也没有离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还是维持夫妻关系和家庭的稳定。而其他的婚姻关系，有两对平平淡淡，不好也不坏，磕磕碰碰凑合着过了一辈子。
远距离异地婚姻是社会变迁背景下从封闭走向开放，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结果。异地婚姻作为农村婚姻的一个新现象，对农民家庭团结和整合构成新的挑战。
第一，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异造成沟通困难。中国地域性风俗文化差异大，无论是远嫁还是远娶，家庭的新老成员之间沟通磨合都相对比较困难；不仅小夫妻之间的磨合需要时间，而且新成员与老成员之间的磨合也比近距离婚姻所需的时间要长。
第二，代际间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较大容易滋生摩擦和误解。80后、90后出生的条件和文化氛围不一样，注重自己的感受和自身价值，不太注意关照他人，从而造成新人新做派，老人老风格，难以一时融为一体。
第三，异地婚姻女方远嫁他乡也就远离自己的社会圈和社会支持，既渴望融入新家庭新社会，碰到困难障碍时又容易沮丧和退缩，如果自己的丈夫没有从中调解和充分的支持，则可能积累对新家庭的仇恨和不满。
第四，异地婚姻的双方感情基础并不牢固，常常是在异地打工认识相熟的。一方面认识时间不长，短的几个月，长的一两年，相互之间的了解不充分；另一方面都是打工族，孤独寂寞，同病相怜，情感支持和心理慰藉的需要容易滋生情愫走到一起。从HY家的几个案例来透视，异地婚姻总体上的幸福指数并不太高。从婚姻状态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案例1：无理取闹型。HY的一个外甥取了一个外地媳妇，且生了一个儿子，是女儿家的独苗，唯一的男性后代。所以这个外来媳妇在家里的地位就不可一世了。不仅日常的家务活不干，且要求吃好玩好，稍有一点不满意，就拿孩子出气，即一边打孩子，一边指桑骂槐，常常让HY的女儿女婿受气，但就是没招应对。
因为家穷，儿子又性格软弱，在农村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能娶到老婆就烧高香，不敢得罪媳妇，生怕她离婚或不辞而别。但有了这样一个自私刁蛮的媳妇，一家人就不得安宁，似乎在苦海中度日，很少有发自内心的笑容。父母对这个外来媳妇礼让三分，倾其所有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就像“在家供了一个老祖宗”。
案例2：忍气吞声型。HY的孙女远嫁到发达的浙江义乌，虽然也是自由恋爱，但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总会磕磕碰碰，甚至吵骂动手也在所难免。有一次夫妻俩吵得很凶，男的叫女的“滚”，女方就带着两个小孩在附近的旅馆住了两宿。孙女生了两个孩子，都是自己带，公婆不帮忙带小孩，孙女为这事埋怨了几句，与老公吵起来的。
一个人远嫁他乡，打不赢，骂不赢，远离父母和家人的支持，受气只能自己忍气吞声，眼泪往自己肚子里流。不怨天不怨地，也不怨自己的父母，只怨自己的命。孙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责任心和爱心，非常珍惜生活。无论怎样，日子总要过下去。自己的生活半径就是自己的小家以及工作小圈子，非常狭小，经常打交道的不到10个人。忍气吞声是生存之道。
案例3：若即若离型。HY的一个外孙女远嫁千里之外的他乡，因为丈夫老家在湖南偏僻的农村，又穷又闭塞，没有兄弟姐妹，丈夫常年在广州打工，自己则选择常年居住娘家带孩子。逢年过节丈夫接自己与孩子到夫家小住一段时间。外孙女与夫家的父母亲戚都不熟，根本就没有融入对方家庭之中。
小夫妻常年分居，女方偶尔带小孩到丈夫打工的地方住一段时间，但总体上还是处于分居状态。男方也很少到女方家常住，只是借道回老家小住几天。但外孙女婿在广州做生意，人比较灵活，嘴比较甜，彬彬有礼，与女方家人相处得不错，但从来没有掏过心。表面上看起来，夫妻双方相处得还不错，但都没有真正走入对方的家庭，而是处于两个家庭之间的边缘地带。
案例4：单向融入型。用男方父母的话说，“儿子卖给了人家”或“给人家养了一个儿子”，“自己只有名分没有实际的好处”。HY的一个孙子和一个外甥都是在外地打工认识自己的妻子，在打工地或女方家所在城市购买了商品房，一个在重庆，一个在广州。成家之后，男方单向积极融入女方家庭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单向融入型”。
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安家，在农村务农的父母腾不出手，也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孙子孙女主要由女方父母帮忙照顾。这样就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自己的儿子日常与女方父母生活在一起，照顾人家的父母，自己在老家务农，有个病痛和什么急事，儿子都靠不上，甚至儿子媳妇逢年过节回家团圆都指望不到。
两个老人孤苦伶仃的，虽然儿子每年都会给一些生活费，但心里就是别扭。做媳妇的更是像客人，而不是家人。一年到头，在丈夫家待不下10天半个月。男方单向融入女方家庭，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于男女双方都不容易。男方父母有时也怨自己无能，帮不了儿子半点忙，儿子幸福健康足矣，别无他求。
案例5：独立打拼型。HY的一个外甥娶了一个广州的女孩为妻，但是对方是一个孤儿，母亲病逝之后父亲也不久于人世，与一个哥哥相依为命，但哥哥成家之后也没有时间和能力照顾她。所以，他们两个人从自由恋爱到成家都是靠自己双手打拼。女方很能干能吃苦，男方很聪明懂技术会管理，两个人赚钱结婚，贷款买商品房，如今在一线城市广州也有一个自己的家。
儿子出生之后，女方辞职回归家庭做全职太太照顾孩子，孩子三岁上幼儿园女方又进入职场。小夫妻风风火火，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自己的父母也不错，逢年过节，只要有空就会坐车回家与父母团圆，为父母买礼物。父母对儿子媳妇也很满意。但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夫妻双方都是打工族，都远离自己家乡，靠两个人的双手打拼在第三方城市安居乐业。所以，男女双方对对方家庭来说都是客人，融入对方家庭的实际需要和迫切性都不高。
以上的概括并不完全准确，但也反映了异地婚姻基本形式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从HY家的异地婚姻模式来看，也许婚姻当事人感到幸福，但对父母难以尽孝，没有实现传统家庭的整合预期。根本原因是女方没有完全实现家庭融入，仍然游离于原生家庭与新家庭之间，或干脆留在原生家庭以拒绝融入对方家庭。
其中，语言、心理、生活习惯等无形因素构成障碍，深层原因仍然是人的认识与观念不到位。受到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制约，当事人的再社会化动力不足或不够成功。如何破解异地婚姻困境，HY家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三、双重融入：异地婚姻成功的实现机制
西方社会的婚姻可能是两个人的事，但在中国却不能这样认为，夫妻关系是嵌入在双方的家庭关系之中。如费孝通所说，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也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
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本位传统的社会，过去的农业社会是这样，如今的城乡社会也是这样。虽然核心家庭地位越来越凸显，兄弟姐妹之间关系有所淡化，亲子关系也有所疏离，但总体上家庭本位的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维护一个家庭的名义与利益仍然是家庭成员的基本义务。婚姻是一件人生大事，关乎一个家庭的香火相传，也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荣誉。
异地婚姻能否圆满成功，关键在于夫妻双方的家庭融入问题，男方要融入女方家庭，女方要融入男方的家庭，我们称之为双向或双重融入问题。这对于青年夫妻双方及其家庭成员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新人，或妻子或丈夫是否主观上积极主动融入对方家庭。一般推理，应该都会积极主动融入，不仅可以为自己的爱人挣得面子，也可以为自己今后生活打下人脉基础。但也有少数因为礼金等一些小矛盾闹得不欢，心里产生抵触情绪，婚后拒绝融入对方家庭。这种情况一般会给女方带来较大的痛苦。
第二，对方的家庭是否有足够的诚意和意愿接纳新人。婚姻对象的父母、兄弟姐妹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如果是独生子女，则父母的态度显得特别重要。理论上讲，做父母的一般都会积极接纳，甚至讨好新媳妇新女婿，形成和和气气的一家人。但也存在少数抵制对方融入的情况，经济殷实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往往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碍于自己小孩的面子形式接纳了对方，但心理上的坎尚需较长时间才能顺过来。新人融入的过程就是家庭原有成员接纳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婆媳、姑嫂等关系都很微妙，但实际上处理好与家庭权威的关系是融入对方家庭的关键机制。
第三，妻子或丈夫是否积极主动帮助对方融入自己的家庭，发挥桥梁与中介的纽带作用，这一点也是实现有效融入新家庭的关键因素。在现代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其他的因素都是次生的，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可以起润滑剂或延缓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良性互动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日常生活世界，相互尊敬，礼貌待人；勤快干净，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善于表达沟通，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大方有节制等，都有助于被对方家庭接纳而有效融入。二是重要的生活事件，比如过年过节和生日等重要的生活事件，通过礼物等人情往来深化和厚植人际的情感和信任，借以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确立自己在新家庭中的地位。我们结合HY家的一个典型案例来进行分析。
案例6：积极融入型。HY的一个外甥娶了一个外地媳妇，但这媳妇却很好地融入了男方的家庭之中。这也许与她读过高中，受过较好的教育有关；也许与她的性格开朗有关；也许与她的丈夫的调教开导有关等。她的成功做法有三：
第一，处理好与公婆的关系，深受公婆的喜欢。婆婆帮她带小孩，她就帮婆婆买衣服，给零花钱，孩子吃什么公婆都有一份，而且“妈妈前妈妈后”叫得很亲。自己在县城打工上班，购买了商品房，小孩在县城读书，婆婆负责接送孩子上学和做饭，但只要自己休假就会接替婆婆，让婆婆休息轻松一下，回乡下透透气。婆媳关系处得很不错。婆婆满意，公公自然就没有意见。而丈夫有面子，就更加呵护自己。
第二，处理好了妯娌关系，相处和谐。兄弟姐妹四人，一个哥一个弟一个姐都在农村务农，相对比较贫困，所以这位外来媳妇每逢过年过节到夫家都会买很多水果和鱼肉，与大家一块吃一块分享；每次办喜事都会随一份重礼，礼金一般高过平均水平，很给丈夫家人和亲戚面子。
第三，处理好亲戚、邻里等外围关系，口碑不错。每逢红白喜事，这个外来媳妇无论到丈夫的哪个亲戚家，都是“嘴甜，会叫人；手勤，会干活；口碑很好!”深受大家的欢迎，基本上融入了丈夫的家庭及其人情关系网络之中。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不仅对自己妻子呵护有加，还有担当有爱心，积极融入女方的家庭，并得到对方家庭的认可。
有两件事可以佐证，一是岳父重病急需救命钱之时，他全力以赴，不仅出了几万块钱的医药费，而且日夜在医院尽心照料。这件事深深打动和感动了女方一家人。二是女方的弟弟跟自己在同一个城市打工，在妻弟没有找到工作之前经常接济他，工作与生活完全稳定之后又经常去看望他，两个人的关系密切、友情深厚。这样，这对年轻夫妻就比较成功地融入到对方的家庭之中，夫妻关系融洽，家庭关系融洽，二者良性互动，大家庭关系和谐。
四、讨论与结论
婚姻家庭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长久不衰的主题。社会学主流从人的社会性假设出发，强调社会因素对人的制约性，人是社会的人，所以人的行为是由物质生产、社会制度、文化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决定的。
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看，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要维持一个有机体的有效运转，有机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要发挥相应的功能。人在社会结构中占一个位置，扮演一个角色，承担相应义务。但这样可以解释社会常态和有序运行，却无法解释社会变迁与社会革命。所以，结构主义或整体主义就转向个体主义寻找答案。
社会理论的个体主义强调人的行动主体性和能动性，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本身也是人的行动的结果，也可以说，社会结构也是人的主体性行为的结果。个体或者家庭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回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讲，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产物；人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无论何时，尤其在中国，一段好的婚姻需要个人条件、家庭条件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传统社会主要是家庭与社会两个条件起主导作用，如今个人因素慢慢地占主导地位。结合以上HY家的异地婚姻状况，我们从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两个层面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做一些分析与探讨。
1. 结构层面
异地婚姻问题，以前也许也有，比如逃婚或买卖婚姻所造成的，但是当代中国，只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沿海大开发大开放之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青年男女从四面八方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在一个新的劳动或工作场域相遇、相恋而形成异地婚姻。内陆农村作为主要劳动力流出地，出现人口空心化和农村衰败现象，没有流出去的留守青年在农村几乎找不到可以匹配的女青年，从而出现一些光棍村。
因为农民的生男偏向，农村本来就男多于女，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被挤压状态，竞争非常残酷，家庭贫困和个人条件次优的男青年在本地农村几乎找不到配偶。所以，出外打工不仅可以改善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增强竞争力，更有可能在打工妹聚散之地碰运气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案例1就是这样，家境贫穷在本地找不到配偶，在打工地方找到了配偶就珍爱加珍惜，有时会无原则包容女方的一切不当行为。留在农村的未婚女青年本来就稀少，一般家境比较好才不舍小孩打工受苦。所以，家庭经济收入中下的男青年要解决婚姻问题，就只有外出打工碰运气。
相对来说，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沿海地区，往往未婚青年女性劳动力偏多。HY的一个外甥就是在东莞打工时找到自己的配偶。与此相比较，HY的第三代能在本地娶亲成家的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劳动力大流动之前就已经成家；另一种就是大流动之后成家，其不仅家境殷实或社会地位较高，比如城市郊区化过程中拆迁补偿几百万元，或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等，概莫能外。
2. 个体层面
社会结构对于个体行动选择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力量，是个体难以抗拒的力量。如果一个家徒四壁的男青年留在本地找对象，而不是去打工的城市碰碰运气，那就只能成为老光棍。
笔者在乡村调查时曾碰到过一个案例，因为家里穷，男的30岁还没有成亲，成为父母的一块心病。但他是独子，父母又不愿让儿子外出打工，就这样给耽误了。最后儿子在本地街上打工碰到一个离异、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儿子的三十大几的少妇，非要与其结婚不可。父母觉得自己家里虽然穷，但儿子长得仪表堂堂，又是处男身，认为找一个离异女人很丢面子，坚决不同意。结果，儿子跳河以死相逼，父母才勉强接受这桩婚姻。这近乎悲情的婚姻，无论给当事人还是外人，都留下太多的无奈和叹息。
但是个体并非完全被动的，关键在于顺应时代潮流主动创造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物质力量制约，个体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观念对于其行动能力、行动目标与行动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的地位不一样，所采取的策略就不一样。女方可以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扩大选择空间和自由度，优中选优，也可以放下身段配合自己的丈夫积极融入对方的家庭以实现共赢；男方为了婚姻牺牲原生家庭的福利，也可以与配偶积极实现双向融入形成双赢格局。
从HY家第三代的异地婚姻情况来看，婚姻的地理距离并不是决定婚姻幸福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婚姻主体的性格、教养、能力、态度等因素则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大流动的时代，流动的不确定在所难免，流动带来的异地婚姻的挑战，其实也是中国农民提升人口质量和婚姻质量的机遇。
随着国民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青年人适应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也会随之越来越强，既能建设好自己的小家庭，又能顾及父母兄弟姐妹的关切，营造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氛围。就像HY第三代的异地婚姻状况所展示的，首先解决婚配问题，其次才是经营婚姻问题。一个没有婚姻的人是没有机会经营婚姻的。所以，总体上异地婚姻虽然会给农民家庭带来一些挑战，但整体效果是积极的，是进步的和有益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4BSH035)、江西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农村人口空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JD1909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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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易文彬（南昌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