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我们越追求意义,越感到意义缺乏
2021-08-11 19:57

周濂:我们越追求意义,越感到意义缺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郝汉,编辑:程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卡尔·荣格说过,“人类无法容忍没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也都建立在对这一问题的孜孜探索之上。


过去,人们往往将意义的问题寄托于上帝、神明等宗教性超验事物,随着人类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明,一切超越性存在的神圣魅力不再,当尼采在1882年终于说出“上帝死了”,他也宣告了“虚无时代”的来临。


在超自然实体轰然崩塌的世界,人类感到突然被抛进了“冰冷、黑暗的众神遗弃之地”,善恶是非开始混淆,人群由此告别崇高,技术的精进昌明之下,日常生活却只剩“可怖的单调感”,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即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此时我们仍然会感到,对于有关生活的问题,人们尚未初窥门径。”


在“虚无时代”,我们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这确实是个难以回答,又不可逃避的问题。


著名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虚无时代》近期引进出版,这本书通过对那些最优秀的头脑包括哲学家、诗人、剧作家、画家、心理学家等)的思想与作品的调查、研究与梳理,来试图回应这个困难重重的问题。


作者认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荣格、胡塞尔、易卜生到毕加索、鲍勃·迪伦,从心理学、现象学、神智学,到印象派、波普艺术、爵士乐……这些才智卓越的灵魂们及其创造,对世界意义的再发现正在弥补“上帝之死”的意义缺位,给当前的人类境遇带来了积极而有力的慰藉,并构成了当代文化的重要DNA。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濂从学生时代便开始读尼采,早早地关注到“虚无”这个话题,并坦言,青年时期的自己也具有比较深刻的“虚无主义”倾向。


在《虚无时代》的推荐语中,他如此写道,“当诸神隐退,虚无主义这个最阴森可怖的客人终于按响门铃,普通人会从狂欢中惊醒,因为过度惊吓而四肢瘫软,而真正的勇士则会挺身而出,穿越贫瘠的大地,探访精神生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寻找生存的勇气和生活的意义。”


两年前,《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刚出版时,“佛系青年”是堪比“躺平”的年度网络热词,周濂曾不留情面评论道,时下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与“奴隶道德”。


在他早期的杂文集《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他也讨论过生活之意义,并认为它既不在于从紧密的生存质感中,用一刻去体认一生,在刹那间领悟永恒,执迷于过分琐碎的生活,也不能如尼采般狂飙突进,轻视一切,如此的唯一后果将是生活的崩溃。


近日,在烈日荡涤万物的广州,硬核读书会见到了周濂,和他聊了聊“虚无”这个话题,对“不断追求意义,又总是感到意义缺乏”这一当代病症,他开出了他的药方。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杰出青年学者,曾任哈佛燕京、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著有《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正义与幸福》等。


“佛系青年”的内核是“虚无主义”,但“躺平青年”或许并非如此


硬核读书会:我记得在前两年“佛系青年”这个词盛行之时,您曾公开地对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消极进行过批评,认为其内核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虚无”这个主题的?它何时成为哲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命题?


周濂:我大学的时候开始读尼采,很自然地就接触到了“虚无主义”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尼采在《快乐的科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上帝死了”。


上帝之死意味着什么?对于无神论的中国人来说,上帝活着还是死了,没什么意义,并不重要。但对于深受基督教文化传统影响的西方社会来说,“上帝死了”就意味着社会的道德基础垮塌了,人们似乎可以陷入到“怎么都行”的一种“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状态当中。


后来,海德格尔在《尼采》这本书当中特别解释了“上帝死了”的意义,他说,这意味着,“虚无主义者”这个最可怕的客人已经站在门口了,他开始敲门了。


尼采/wiki


我个人觉得,首先要明确的是,没错,是尼采说出“上帝死了”的秘密,但尼采不是杀死上帝的罪魁祸首。恰恰相反,尼采明确指认是普罗大众杀死了上帝,因为上帝知道人们的所有秘密,普通人对此不堪忍受,所以人必须杀死上帝。


其次,尼采虽然宣告了“虚无主义”的来临,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正如尼采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但他不是像叔本华一样的悲观主义者,恰恰相反,尼采要在“虚无时代”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具体怎么做?就是他所谓的“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认为,“虚无主义”的到来恰好提供了重估一切价值的机会,所以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高贵的虚无主义者”,通过权力意志和超人理想去直面虚无、战胜虚无,最终成为人生和世界的主宰。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尼采活在今天,他看到“佛系青年”这类说法的时候,会有什么判断?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不认同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意志力衰退的表现,是生命颓废的状态,这恰恰是他特别要批判和否定的东西。


硬核读书会:几年过去,“躺平”开始流行,相比作为生活方式调侃的“佛系”,在“996”语境下的“躺平”似乎有更多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您认为二者有区别吗?


周濂:对于“躺平”,我会有别的态度,某种意义上“躺平”是现代青年一种曲折的抗议方式。他们通过这个方式迂回地挑战现有的游戏规则与社会秩序,通过不参与游戏,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尼采所谓的“奴隶道德”和他对于“虚无主义”的批评好像不能完全适用到这些青年身上。


另外,在一个现象或者概念出来以后,大家都在争夺对它的解释权。一些人想把“躺平”跟左翼运动结合在一起,对于“躺平”进行话语的再包装,试图把“消极抵抗”改写成“主动出击”,但好像这个解释方向的潮流如今也戛然而止了。


硬核读书会:您在早期的作品《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里讲到罗素的时候说,他超越了“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现在“犬儒主义”这个词比较少提到了,它跟“虚无主义”有哪些细微的区别?


周濂:“犬儒主义”不仅虚无,还沾沾自喜,它还嘲讽那些积极奋进的人。我甚至认为“犬儒主义者”对于这个时代的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


一个人可以不是任何教派的信徒,但依然相信永恒的东西


硬核读书会:著名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虚无时代》刚刚出版,您正是这本书的推荐人之一。这本书里,在伟大的神圣遭到祛魅、上帝已死的背景下,作者介绍了“人类最优秀的灵魂与聪慧的头脑”(包括艺术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科学家、心理学家及哲学家等)对生活其他路径和世界意义的探索。


您经常提到“追求卓越”,但您也说过“卓越”是一种“贵族气质”,注定是少数人才能获取的品质或者成就,彼得·沃森所提到的人物都是卓越的幸运儿。他们对抗“虚无”的经验对大多数普通人有借鉴意义吗?


周濂:彼得·沃森分析的都是各行各业,尤其在人文学科领域卓有成就的人。他们本身在这个社会当中获得了认可,生活自然会比较饱满充沛。但我认为,作者并不是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向他们看齐,比如说,要像尼采一样,或者像德沃金、哈贝马斯、托马斯·内格尔一样成就卓越。作者介绍这些人对这个时代所做出的分析,是希望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与帮助。


比如书中提到德沃金在晚年提出的“没有宗教的信仰”,一个人也许不是某个教派的信徒,但依然可以拥有对超验领域的信仰,相信永恒的东西。这其实给当下的许多人,提供了一种对抗“虚无主义”的途径:你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基督徒,或者任何具体宗教教义的追随者,但你依然可以去相信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从中获得“内心的平静”。对于高度世俗化的当今中国社会,德沃金的这个观点是有积极的实践意义的。


硬核读书会:彼得·沃森同时指出了,对于普通人而言,“超验性”的替补物可能是意识形态。


周濂:确实,中国社会是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当情感纽带缺失,人们又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选项就是国家,这个时候,成为“国家主义者”似乎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尼采的名言“成为你自己”,如今仅仅是句“口水话”


硬核读书会:您曾经说过,尼采是自己最珍爱的哲学家。他对尚处在⻘年的你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崇尚“躺平”的年轻人,他们能够从尼采那里获得什么思想资源?


周濂:尼采不否认人生实苦,人时不时会消极、颓废、悲观甚至绝望,但人需要重新发掘自己内在的意志力,重新去肯定“价值”本身,然后“成其所是”。不少学者认为尼采的“超人”是“种族主义”的概念,是吹嘘或颂扬金发碧眼的日耳曼民族,认为他们才是超人。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不再认同这个观点,比如查尔斯·拉莫尔就认为,“超人并不是一个不同的物种或一个更高级的种族,超人就是人自己——一旦他学会了肯认他真正所是的那个人。”


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曾经评价过这个观点,他说,尼采与歌德的根本主题是一致的,就是“个人如何滋养自己以图生长?”尼采的“超人”特别像歌德在《浮士德》当中所表达的观点——每一个人都要克服身上的恶魔,那种动物般的元素。


巴雷特说:“人必须把他的恶魔与自己融为一体,或者如歌德所说,人必须变得更善些和更恶些;树要长得更高,它的根就必须向下扎得更深。”每一个人都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尼采所设想的“超人”无疑是要向善、向好的,但这个向善和向好并不意味着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浅薄的“好”,而是“权力”或者说“力量”得到增长的那种“好”。


并且,这种向善和向好一定是跟你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人心、人性的理解深刻地绑定在一起的,它们是个完整的统一体。之所以要把根向下扎得很深,是为了让树长得更高、枝叶生长得更加繁盛。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根扎得也不深,枝叶长得也不高,就是在浮土上面生长的小草,迎风摇荡,时代的风往哪吹,他就往哪儿倒。


歌德、托尔斯泰这些人,都是尼采意义上的“超人”,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你会发现托尔斯泰对于人心之卑劣、丑恶,对人世的苦难,认知的程度有多么的深刻,他的根扎得深,但与此同时,在这些小说中你依然能够感受到人性的光辉、自由的美好还有自然的宏伟壮丽,向上的枝叶也十分繁茂。用句古希腊的话,托尔斯泰、歌德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一个复杂的、内蕴丰厚的、完整的人,尼采希望人应该都成为这样的“超人”。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太高的要求。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每个人就想轻轻松松地当一株小草。


硬核读书会:您在《打开》里说过尼采的名言“成为你自己”“人如何成其所是”如今被庸俗化理解了、鸡汤化了,甚至沦为消费主义的口号。


周濂:没错,它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口水话,大家有口无心地说“成为你自己”。这些伟大哲人对人类历史与命运的观察、提炼和总结,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像是一句“陈词滥调”。


前两天听一个音频节目讲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这句诗刚写出来的时候,时人都觉得刷新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但是在一百多年后再读这句话,它居然成了“心灵鸡汤”。“成为你自己”“成其所是”尼采的这些话是如此直指人心,但也变成陈词滥调了,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把它挂在嘴上,我们以为我们反复说这些话,我们就可以“成其所是”,殊不知,我们是要反复地去做,真正把这些话语落实到我们的行动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成其所是”。


我们普遍有一种意义的“焦渴症”与“强迫症”,越是追求意义,越是意义缺乏


硬核读书会: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指出了当今西方社会的重要病症,即在庸俗化的“做自己”口号下,年轻人变得“自恋”“唯我”“个人主义”。他认为,在上帝死亡、神圣祛魅之后,“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如今则只剩下“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人类对内在自我价值的肯定与指认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关于自我的理解已经被严重歪曲,其解决之道在于对社群价值的重建。您会怎么看待查尔斯·泰勒的诊断与方案?


周濂:查尔斯·泰勒在特定的西方语境上做这样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是“无羁绊的自我”,每个人必然生长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或者人际关系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找到与周遭事物毫无关联的“纯粹的自我”,这确实是一个幻想。


比如说,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西方哲学,也接受了很多关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但我始终很清晰地意识到,我是个中国人,我从小到大受的古典诗词教育和中国文化的熏陶,这是我无法彻底与之割断的。你说这是“历史的负累”也好,或者说它是“意义的母体”也好,总之它是你看待与理解世界的背景。


但是另一方面,社群主义并不是天然的好东西,它在给共同体成员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同时,极有可能会对内造成压制性、对外造成排他性。当年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来北京时,我曾经采访过他,他承认“社群主义”的主张在西方有合理性与针对性,在东方则存在被歪曲和绑架的危险。


硬核读书会:您和陈嘉映在一次叫作“为现代生活辩护”的对谈中提到《价值的理由》中的一段话“事事都要显得合乎或明或暗的意义才是当代生活的重大疾病。我们倾向于把平平常常、琐琐碎碎的动机欲望上升为观念。”对于这个疾病,您的药方又是什么?


周濂:现代生活本身需要不断地得到辩护,这既是现代生活的特点,也是现代生活的病症。传统生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活,自然而然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特别的辩护,惟当生活出现问题时才需要辩护,而现代生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为不断处于变化之中、不断地出现问题,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辩护。 


当人沉浸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人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也不会追问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义。反之,当我们不断地停下来,反问自己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义时,恰恰意味着人处于一种意义的缺失状态。也正因为此,现代人有一种意义的“焦渴症”和“强迫症”,因为缺失意义,所以不断反思,因为不断反思,所以把那些“平平常常、琐琐碎碎的动机欲望上升为观念”,因为这些抽象观念与实际生活没有联结,于是益发凸显意义的缺失,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面对此情此景,我没有什么良策。前不久我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过,首先还是要投入地去做事,去做那些看似微小却给你带来生活实感的事情,比如讲课、读书、写作,甚至于学一门新的乐器,或者做一次手工。只有把自己的生活和最实际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不至于觉得脚下是无根的。


中国人消解“虚无”的重要方式,是将它“审美化”


硬核读书会:查尔斯·泰勒认为,人类没办法克服对超验性的追求,在他看来,内心平静的生活只能靠基督教复归来完成。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显然是无稽之谈。在处理“虚无”上,我们似乎是一个例外。


正如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里所说:“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到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


彼得·沃森在《虚无时代》的结语里也提到,一些人只是继续自己的生活,并在有能力的时候及时行乐,最世俗的人或许是满足感最强的人。您怎么看中国人对待意义世界的态度?这是一种幸运吗?


周濂:我以前读过这段话,特别喜欢。张爱玲确实冰雪聪明,说出了中国人消解“虚无”的主要方式就是把“虚无”审美化。我们现在也是把悲剧审美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悲剧本身特有的沉甸甸的分量就消散掉了。


除此之外,历史一直是中国人的“宗教”。我们讲究香火传世,从祖先到后辈连绵不绝的血脉流淌当中,我们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永生。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么“非此即彼”,西方人的价值信仰会寄托在超越的唯一神上面,一旦超越的唯一神不再能全盘地控制社会的时候,价值空虚就出现,而中国的传统让价值有许多的立足点。除了审美和历史,中国人对国家的信仰和崇拜也是自古如此。


幸运或者不幸运,比较难说。我在《打开》里谈到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时举过一个例子。小时候嘴馋,总是喜欢在外婆家的厨房里盘桓,我很小就注意到餐桌边上放了一个巨长的物件,上面盖了一块布,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是外婆提前给自己置办好的棺材。对于中国人而言,生和死就在一线之间。死亡如此切近,它就摆放在身边,但我们可以用一块布就把它给遮住了,布的外面是烟熏火燎、热气腾腾的世俗生活。中国人就是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神奇的平衡。


你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生活智慧,但另一方面,因为正是因为主动地选择不向死而生,所以也就失去了直面生死攸关的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郝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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