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直播间里的父亲
2021-08-30 07:53

寻亲直播间里的父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高佳,头图来自:高佳



郭刚堂找到了儿子,姚福吉还在路上。


听说郭刚堂寻子成功后,姚福吉决定去他住处——山东省聊城市李太屯小区“蹭热度”。他驾驶的那辆红色三轮摩托车贴满了失踪孩子的相片,当然最醒目的还是他女儿姚丽走失时的模样。一人一车,“代步走遍全国寻找女儿”的标语写在车身顶部,走到哪儿都很显眼。


2021年7月13日这天,公安部要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郭刚堂儿子郭新振被拐案件的侦破情况。该案今年被列为“团圆”行动挂牌督办案件,这是公安机关打拐行动中的一次成功攻坚。作为电影《失孤》的主人公原型,郭刚堂骑摩托车跨越逾50万公里、寻子24年的事迹广为流传,在公众视野里留下了坚韧的父亲形象,如今父子团聚,寻亲群体又难得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姚福吉只有小学文化,可他觉察到,郭刚堂要有“热度”了。这种敏锐甚至狡黠的觉察,近乎一种被网络环境滋养的“本能”,不光他有,郭刚堂也有。2021年3月“山东拉面哥”在网上爆火时,郭刚堂为扩散被拐卖儿子的信息,专程到临沂市找“拉面哥”合拍,视频在抖音上获得150多万次赞。


寻亲者们用脚跑出来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赶不上网络传播带来的效果。


姚福吉也需要这种“热度”。那辆贴着快手账号的显眼三轮车冒着大雨从300公里外的山东省东营市出发,以60公里的最高时速赶了一夜,终于在7月13日上午新闻发布会召开前,出现在李太屯。当郭刚堂为保护儿子隐私而离开家,回避媒体采访时,记者们毫不费力地在郭刚堂家小区门口发现了姚福吉。


“我就是来蹭热度的。”他有问必答。


在郭刚堂家小区外的姚福吉。摄影:高佳


中午,姚福吉的直播架刚在李太屯小区门口支好,一份热菜和几张饼递过来,“别嫌弃。”一个男人骑电动车经过。“那是俺哥。”他指郭刚堂。


他解释:“听说俺哥找着(孩子)了,我都激动得没睡着觉。”作为亲人,他觉得自己更能理解找孩子的苦。姚福吉边应和,边挪手机屏幕,想让直播间的人看见他。那人连忙摆手,瞄了眼直播架,“最重要的,还是找着你的孩子。”


他离开后,姚福吉赶紧向直播间的“家人们”汇报,刚才郭刚堂的堂弟来了——他推测这是堂弟,他觉得郭刚堂肯定听说了自己来的消息,才派堂弟送吃的,“这说明,等过两天,他一定会见咱们。”他更坚定了留在李太屯蹭热度的决心,“等他回来,给我出个视频,我再离开这儿。”



郭刚堂最终能找回儿子,得益于公安部的“团圆系统”。它上线于2016年5月,供全国6000多名打拐刑警移动办公。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团圆”平台共发布儿童走失信息4692条,找回4602名儿童,找回率为98%。


“宝贝回家”的数据则提供了另一种“现实”。它是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与公安部合作,被看作“中国失踪儿童的晴雨表”。这个网站创立于2007年,截止2021年8月7日,最新发布的寻亲编号为557388,其中有3835个成功找回案例,寻回率和国家重拳下的“团圆系统”有明显差别。


姚福吉的女儿姚丽在“宝贝回家”排4217号。她于2008年在北京市大兴区太和中学上学路上丢失,当年14岁。这桩人口走失案于2011年在北京市大兴区瀛海派出所立案。


姚福吉今年59岁,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下岗后到北京打工。和郭刚堂相比,姚福吉的寻女故事更容易被概括。女儿丢失后,他乘坐火车,最远到过深圳,四处张贴寻人启事。电线杆和公共厕所是他在城市里张贴的固定角落。2021年4月,他买了这辆三轮摩托车,开启在路上的寻女生活。


三轮摩托4000块,是在吉林买的二手车,姚福吉把两排座位靠背拆了,在车厢内做了个卧铺。他从吉林开车回北京,又从北京开到河北、山西、最近来到山东,车里的一台小风扇呼呼地吹着热风,伴他度过闷人的夏日昼夜。对于他而言,三轮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还是直播间里的背景,进入“流量池”的工具。


姚福吉知道,在“幸运”降临到身上之前——这种幸运是指在更庞大的组织或机构帮助下,获得小概率的寻亲成功——他只能依靠更多社会资源降低寻子成本。这也是他苦心“蹭热度”的原因。


他的车里到处散落着寻人启事,有姚丽的,也有受别的家长嘱托,找他们各自孩子的,这是寻子家庭的一种互动方式。


“同情经济”也在这环境中萌生,成为社会互助的一部分。除寻人启事外,车里最多的是水,各种牌子的纯净水、凉茶、饮料,大多是他在路上停留时,好心的路人递来的。他接受施舍,100块、200块这样的数目,别人坚持要给,他不拒绝。郭刚堂在路上时也遇到这样的状况,他的记账本里记着每一笔收到的钱。姚福吉没有,给了就给了,他赞美人心的温度。但遇到别人给他的转账数额过大时,例如他的快手直播间管理员曾转给他1万元,他就不接受了。


他每天花大量时间直播。他为此在车顶装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以便保障两台手机的日常用电。直播同样是寻求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和许多陷于持久寻亲的家庭一样,社会网络提供的支持,让寻亲家庭得以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找到支撑的力量,他们依赖于此。


三 


姚福吉没有要下播的意思。7月13日晚上10点,他搬了马扎坐到车前,马上就被人群围住。有佝着身子散步的老人,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有刚喝完酒、站不稳的男人,有举起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总之,碰上这辆显眼的寻亲三轮车,路人都想停下脚步看看。


聊城当地主播“堂哥”也来了,因为评议“姚策错换人生案”,他在快手上积攒了近30万粉丝,听说他的直播常有几千人观看,姚福吉建议:“咱们连(麦)一下,给我涨涨粉。”他自己的直播间人数常在300人左右。


有一条留言引起了姚福吉的注意:“你上热搜了,上新闻了。”他眉头一下舒展开, “电视上也有我么?家人们,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这些路人始终不散,也陪着咱们呢。”


有些围观路人则搞不清状况,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指着直播的屏幕问道,“他女儿是在这里面吗?”“走走红心呢家人们,咱们在热门上,红心走起来吧。”姚福吉自顾跟屏幕对话:“别忘了给榜一榜二榜三点点关注。”


这听起来跟任何一个别的直播间没有两样。直到有人在留言区提到:“网上说你蹭热度。”他回应:“我不蹭热度就传不出去我女儿的消息。”这个直播间成立的最初用意才重新浮现。但目前,“走走红心、点点关注”跟“寻找女儿”已经成了两条分不清主次的线,构建起姚福吉的直播间。


“感谢每一位家人点亮的红心,我会加油的。别给我找宾馆,以免让家人们破费,咱们是找孩子的,有些事情不会麻烦所有的家人。”一段结束语说完,10点半,姚福吉下播了,他点开自己的头像,右上角有“红点”提醒,“涨了527个粉丝。”


粉丝对姚福吉来说绝对重要。“孩子没出事儿之前,我手上的钱简直就跟碎纸片儿似的。”他讲话夸张,实际想表达的意思是:“找孩子这些年,钱像流水一样花完了。”“我每个月交600块养老金,800块北京的房租,还得管我老家那套楼的取暖费。这压力,搁一般人,那能承受得了吗?”他觉得:“像我这种找孩子的方式,没有雄心壮志,早就撤退了。”而且,在目前情况下,找孩子不光得有雄心壮志,还需要有人支持,“没人支持,根本就走不动,(后头)都得用经济顶着。”


粉丝就等于“经济”。姚福吉对未来有模糊的设想:“要是遇上一个老总能资助咱们,把直播间做起来,咱给他卖一批货,直接就给个三、五十万,把孩子也找了,欠的钱也还了……”他说:“网络上就是这样,该挣钱挣钱,你将来也得把你自己的号养起来。”他又皱眉头:“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社会你没钱,你啥都不是。”


这次“蹭热度”或许能帮姚福吉更快实现他的设想。话题“我就是为了蹭郭新振热度”在当天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人民日报》的官方账号转发了关于他的一条采访视频,当晚阅读量达到822万。“我就因为蹭热度这句话火起来了吗?”822万,这个数字让姚福吉感到震惊,“一句话(的影响)就能这么火?”


他的设想更进了一步:“如果我找到孩子,她以后可以不去赚钱,我从现在开始赚钱,也够她活半生的。”


四 


丢失孩子的父亲都想尽了办法,从前,郭刚堂也想要“热度”,要把寻子的消息传出去,现在他更想“躲”起来,躲开媒体的注视和社会的讨论。


父亲节那天,6月20日,郭刚堂已经得到了郭新振被找到的消息。林萍在郭刚堂创办的聊城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担任副会长,她记得,6月21日一早,她就接到他的电话,“孩子找到了。”


虽然郭刚堂嘱咐过这消息不能外传,她思前想后,“实在忍不住,决定小范围内,朋友间庆祝一下。”第二天,她组织几名寻亲协会的成员一起陪郭刚堂夫妇吃了顿饭。


林萍从来没见郭刚堂的妻子那么开心过,聚会时,她一直笑,给大伙看郭新振现在的照片。郭新振在南方读了大学,目前在安阳林州做教师。


认亲后,郭新振打算继续留在养父母身边生活,舆论中出现不理解的声音,郭刚堂直播时向网友解释:“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担当,没有必要给他讲太多的东西。”


他还强调:“不要去打扰郭振的私人空间,我觉得对孩子不公平,不管怎么说,孩子是最无辜的。”林萍觉得,在那段时间,郭刚堂回避媒体采访,最主要原因正是为了保护郭新振的隐私。


姚福吉暂时理解不了郭刚堂对公众目光的躲避。在这场蹭来的热度之中,他得到一个“大好消息”,直播间里有粉丝提供线索,称在河南一个村庄见过疑似姚丽的女孩。“郭刚堂刚找到儿子,这又找到一个,你想想,这不得闹的翻天覆地?”姚福吉把这还未证实的消息称为“特大喜讯”、“重大利好”,“不管找到的是不是我女儿,那些寻亲的家长,一看我这次曝光率有这么大,都不知道有多少羡慕我的。”


相比以前走街串巷贴传单的寻找方式,“没人同情,没人搭理”,现在不管是在网上直播,还是开寻亲三轮车四处“巡游”,姚福吉都收到了更多旁观者的善意。


于是,他先把网络当作工具,现在又几乎将自己的整个生活都覆盖在网络平台上,幻想它给他破碎的生活带来更多种可能,哪怕这种“可能”不是找回他失去已久的女儿,即便只是带来他所说的“经济”,那也不错。随着女儿的消失,在已被打乱的、沉到谷底的生活中,所有“可能”都变得难得,姚福吉很想抓住它。


7月15日,接受完许多媒体采访之后,他在快手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中,他端坐在屏幕前,“郭刚堂把他的儿子郭振找到了,我想,我的女儿什么时候能找到?”他开始抽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行吗?这拍的。”发布之后,他抹了眼泪,又着急点开这条视频供人“点评”。


已经找到孩子的申军良显然更能理解郭刚堂的心情。他也是用老办法来找孩子的,发铺天盖地的寻人启事,走街串巷问人。在儿子申聪被拐至的广东小城,人口有80多万,寻人启事他发了20万张。


找到申聪之前两年,家里的生活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窘困境况。2019年年底,申军良离开广东回济南过年,家里没有年货,冰箱里只剩几个西红柿。他买了一颗白菜、一块猪肉包饺子,又蒸了一些馒头。除夕那天,水饺和馒头连吃两顿,两个儿子要水喝,他只能给他们盛锅里剩下的饺子汤。那是他找孩子的第14年,他觉得:“我家进行不下去了。”


他还背着近六十万元的债务,在那个除夕,他决定停下来,找个工作。但等过完春节,还没到正月十五,又坐不住了,他又回到广东。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赌徒”,疯狂地走在路上,而且越赌越深,他不想认命。


但等到申聪真的回家了,他才发现,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止“找到申聪”那么简单。


五 


2020年3月,申聪认亲回家。从广东来到济南的申聪首先需要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他现在还吃不惯馒头,更爱米饭,相比鲤鱼,他更喜欢吃在南方常见的多宝鱼。申军良记着南方网友给他的建议,常给申聪准备着蛋花汤和炒青菜,他总担心做饭不合申聪口味,开始钻研各种菜品,给孩子们做叉烧、竹升面、煲仔饭……


申聪在广东生活时,和家里的奶奶最亲近,他告诉申军良,他的愿望是好好读书,也让奶奶过上更好的生活。申军良心情复杂,他为儿子懂得感恩而欣慰,同时又觉得“打内心里,实在没办法谅解买家”。关于日常生活、学校里的见闻,他跟申聪无话不谈,但关于养父母,两人都不太提及。申聪也常跟广东的奶奶通电话,他们通话时,申军良都替他掩上房门。


申军良接触过许多被拐卖的孩子回归原生家庭的案例,但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尽力相互理解,互相融入的情况很少见。


有的孩子在跟亲生父母相处之后,会选择离开经济条件更好的原生家庭,回到养家生活,有的甚至会删除、拉黑亲生父母的联系方式。“这些孩子内心的创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亲仪式就能消除的。父母首先要理解他们,他们自己也需要有接受命运的勇气,这对孩子而言往往很难。”申军良说。


除了需要跟申聪重建情感上的亲密,对目前的申军良而言,更棘手的是保障一家五口人的生活。


申聪刚回家时和申军良互相许诺,申聪要提高学习成绩,父亲要找到一份稳定工作,“让家里来个大变样。”申聪的确在实现他的承诺,但已经43岁的申军良没想到,找工作有那么难。


去年有段时间,申军良白天在外面找活儿,到吃饭时,在小区楼下不敢上楼,“实在不知道怎么跟家里说,找不到(工作)。”他觉得无奈,“找孩子这15年,跟社会脱节太多,我再也不是二十几岁的自己了。”


他在抖音上有40万粉丝,有商家看中这资源,要跟他合作直播带货。去年9月份,他第一次做直播,卖螺蛳粉,还有酒。后来他发现,他卖的酒比京东上贵3块钱,跟供应商大吵一架,挨个跟买家退了钱,不干了。


申军良的直播带货也有“同情经济”的意味。粉丝跟他讲,“我们去别的地方买也是买,在你这儿买一样是买,但我们更想在你这儿买,同时你跟孩子也能把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但他排斥利用同情来赚钱,仔细考虑之后觉得:“同样的品牌,同等的质量,如果在我这里买比在别的地方便宜,那我可以接受,如果只为了自己赚钱,那我接受不了。”


没有好的选品团队,申军良决定放弃做直播。“钱是很重要,但我不想纯粹地用这种方式去追求它。”他更希望自己可以用体力赚钱,“虽然收入少,但感觉心安。”


二十年前,他在广东某间工厂任高管时,工资是六、七千元。从2020年4月开始,他跑代驾,每天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赚150元。最近,他的心总是跳得厉害,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是心率不齐,不能再熬夜。他暂停代驾工作,申聪和弟弟在放暑假的第一天就主动提出做暑假工,在餐馆帮忙打下手,为家里赚得这个月的生活费。


申聪在刚放假时提出,想到河南周口老家去看望爷爷奶奶。申军良借口说,还没想好,没有答应。他算了一笔账,一家五口的往返车费,加上买烟钱,再加上在村里摆宴席的费用,大概要花四、五千块。他不舍得。


他也有时陷入迷茫,他做了许多自己相信的选择,不认命,不依靠同情而活,故事的结局有时朝着他坚信的方向发展,可总体而言,命运弄人,他得到的生活看上去那么单薄。


郭新振被找到后,申军良也接到许多媒体来访,他在朋友圈中动情地写道:“我还记得五六年前,那时临近春节,我们(指和郭刚堂)相约一起见面,讨论如何找孩子的问题。说实话,那个时候的我们都处在绝望中,但正是在那个环境之下,我们好像互相给了彼此一个支撑力。”


那时,他们都还用一种漫无目的地巡游方式,传播着孩子的讯息,无所依靠、独自上路的故事带有悲情意味,在社会资源集聚网络的时代,这种方式显得笨拙。许多丢失的孩子还没回家,但申军良能想见,越来越少的父母会像当时的他们一样,走一条孤独的长路。


7月19日,姚福吉还没等到跟郭刚堂合拍的机会。热度已经不在了,他离开了聊城。


(文中林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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