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重来,我不想再做 “迁徙式小镇做题家”
2021-09-08 22:30

如果能重来,我不想再做 “迁徙式小镇做题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ID:biede_),作者:BIE别的,原文标题:《重生之我不要再做 “迁徙式小镇做题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上周,名为“人生重开模拟器”的测试火了。


测试中可自由分配的点值共计 20 点,由玩家自行分配至颜值、智力、体质、家境四方面。我将 7 个点分配给了智力,7 个分配给了家境,4 个给了体质,只有 2 个给了颜值。


“人生重开模拟器”。我按照自己的真实重生愿望分配点数。


测试结果是一份重生编年史。简单概括我的:一个普通城市中产直男的无趣一生。另外,因为我的家境被评价为 9 分的 “非常优秀”,所以这个城市大概率还是上海或北京。


重生宇宙里的我未历经任何重大个人危机,小时候是市内三好学生,三十岁结婚做了个平凡丈夫,安稳地活到了 73 岁心脏病突发去世。读下来,感觉在读《斯通纳》之城市中产版。虽然寿命不算太长,但现实中的我能活到 37 岁都是难题,更别说 73 了,所以不设太高要求。 


其中,重生编年史的前两条如下:“0 岁,你出生了;1 岁,你一直在城市里长大。” 


看到第二条时,我便略有满足,感觉重生的我会比现我更幸福。是的,“好想出生就是城市中产”是非常腐朽的愿望,但我想它曾在不少“小镇做题家”的心中闪过。


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小镇做题家”,因为我不擅长做题、不会的我直接跳过不做,但是成长轨迹告诉我,“小镇出身、本科升入大城市的 211/985 学校”——我所拥有的经历就是小镇做题家的特征。细分的话,我想自己还属于其中的一类分支:迁徙式/游牧式小镇做题家。


有的做题家从出生到高中毕业的十八年都在一个小镇里做题;而有的,每次升学就迁往不同的地方继续做题,这类就是“游牧/迁徙式”。此处的迁徙与游牧并非因为家长工作地变动而迁移,而是远离家人、独自在外求学的“做题牧人”。


青春期的帷幕刚拉起之时,这些稚嫩的做题牧人便挥手告别家庭、随着升学而不断在各个城市中迁徙。坠入陌生的新空间与环境,迎来的不仅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还有被迫早熟、孤独滋生的焦虑,以及透视到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苦涩。


1. 人生迄今,有一半时间在外求学


我的迁徙求学始于 12 岁。在县城出生长大、度过了人生头 12 年的我,小学毕业后去到家乡所属的地级市念初中,从此开启了独自流落他乡的住校生活。 


地级市距离我的家乡县城 140 公里,约两小时车程,人口规模 40 万左右,计程车起步价六块,开车十余分钟便能把市中心绕完,说是个县城也不会有人诧异——可能发达地区的小县都比这里更现代。因为距离较远、市区基础建设和县城相差不大,所以我们县的人对于这个地级市没有太多归属或依附感情,也较少有人主动搬至该市生活、工作,而更愿意迁至离家更近的也更发达的省会。但我还是跑进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小城里初中了,没办法,全市最好的教育资源都在这里。


那是全市最好的初中,我所在的是次重点班。一个班里共有 70 多人,数量惊悚,但那在教育资源紧缺的地区是常态。比起担心特大班的教学质量不佳,我们更担心 40 度的夏天、教室内那一锅酸腥的汗臭味。那味道,打开门窗通风一节课都不会消退。为什么不关门开空调?因为教室与宿舍都没有安装空调,这是五线小城的名牌学校。


没有空调的 40 度夏天,教室的桶装水也不够喝,于是会有人每天带 4.5L 的水来上课。


这 70 多人中,约一半是本地人,另一半则和我一样,从其他县城独自来到城市求学。在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学生从初中阶段便开始异地求学是普遍现象。


从异地来的同学之中,又有半数以上的同学来自距此地较近的三个县城。他们很多在小学、幼儿园便是同学,初中就算跑到了新的城市求学也是以结伴形式移动,周末也会结伴坐车回家。而从我家乡来的仅我一人。本就带着离乡的不满情绪来上学,现在还发现自己是游离在各种已固定好的群体之外的“1”,我更认定自己是这个城市的过路人,度过未来三年后就要将此地甩在脑后,干干净净,不再回忆。


但人无法轻松做到选择性遗忘这些——宿舍内的孤立,犯下的过错,睡不着的夏夜、苦思自己为什么不在县城里那个有空调的学校念书。印象最深刻的,是连续三年不在家人身边度过的冬至,本地的同学都回家过节,我和同为外地来的同学去食堂吃了一顿普通的饭,最后回到教室等待人员复位的晚自习;还有每个周日,在家乡返回城里的大巴上看到的晚霞,它往我身后跑去,离我越来越远。


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师资、教学设备、学校管理等),家长会将孩子送往教育资源更雄厚的地区,方式有学校自主招生、政策、择校等。乡村孩子往县城走,县城孩子往城市走,普通城市的孩子往省会走,省会或一线的孩子有人留下,有人早早出国。近二三十年交通与社会环境的发展,以及民营学校的大量兴办,为迁徙式的异地求学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我的老爸出生于 70 年代初,是一名在四五线城市活跃的管理层人士,更是指导了我整个教育之路的导师。当我问到“将子女放到更好的城市、让他们独立成长”在他的朋友间是不是很流行,他用了三个“非常”告诉我,这在他的社交圈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深知小地方教育资源、教学环境的落后,所以具备一定能力、财力的家长,会尽力将孩子送往更好的地方求学。多数是在中学时期开始,也有的从小学阶段就行动。


教育资源、环境与孩子成才并没有绝对的正相关关系,家长自身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就算仅有 1% 的可能推动孩子成才,他们也会努力抓住,把孩子送去更好的地方。至于成功与否,还得看孩子自身。 


我和老爸说,这听起来像是具有高风险的投资。他立刻温柔地反驳我,称那不是投资,为孩子的教育所付出的一切,都不能被施加“投资”这样冰冷的修辞。


学校老师也透视到小地方教育的局限。初三临近中考时,我的老师说了一句令我记忆深刻的话:“能出去就出去吧。”但其实那座小城的重点高中不算差,只是人们忍不住想象更好的客观条件带来的更多可能。正如我幻想自己是个一线城市中产直男就能消除现成的一半烦恼。 


借老师的吉言,我走了出来,进入位于省会的省重点高中就读。在初中所在的五线小城,我只待了三年,还未得以熟悉一个城市的节奏与脉络,便要换到另一个没有我历史的城市展开新的生活。这次我还是独自一人。


那所高中的外地生源不多,90% 左右的学生从本地初中升入,不少同学在初中,甚至在小学、幼儿园时就已相识。


我的宿舍除我以外皆是本地学生。距高考一个月的时候,午休时间,舍友的家长经常带着准备给孩子的午饭出现在宿舍中。他们会贴心地准备多人份,所以每次我都能蹭到几口。有一次,几位舍友的家长同时探访,于是我这边蹭点饺子,那边蹭点米粉,再去蹭点小菜,一顿午饭就这样解决。


后来,我和爸妈随口提到“XX妈妈做的饺子很好吃”。随口一提便引发了高考前的数天,我爸从 90 公里外的老家开车带了个保温盒过来,打开一看,是我最喜欢吃的咖喱牛腩。老爸说我妈刚做好、他就开车上高速送来了,叫我趁热吃。 


家长给我带顿午餐,要上高速,要跨越 90 公里;而舍友的家长带顿饭来,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车程,几个路口。在那时候,高中三年萦绕在我心中的异乡人情感上升至最浓烈的点。


几天后高考结束,我迎来人生中最长的三个月暑假,终于得以和父母连续长时间相处。我与父母收拾宿舍内的物件,抹清在这个城市的三年印记只需一个多小时,时长等同于返家的车程。


如果要坚持“让孩子独自迁徙求学是一种风险不定的投资”这个类比,我爸妈的这笔投资显然是失败了。我没有如父母的期望,在重点高中里好好学习、最后考上 985 大学。在最后一次从学校返家的高速路上,我和爸妈坦白:其实我觉得自己辜负了一家的期望,或许烂人如我在哪里都一样,根本不必去好学校。坐在前座的他们却说,只要我在这里成长为了更好的人,并健康安全地长大,那就足够了。


也许他们也清楚,在那不安定的迁徙求学中,我获得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同时也失去了成长期中非常重要的什么。


2. 潇洒求学牧人的得与失


身为“求学牧人”,我获得了什么?


“求学牧人”,这个名号听起来挺酷,我们的经历仿佛也是:年小离家住校,早早学会独立,四处结交朋友,青春期就具备了同时处理恋家焦虑、学习苦恼、感情问题的强大 multi-task 能力,未成年就开始过 thug life、还惧怕什么未来艰难。


某种角度上,因为家庭管束的长期隐形,所以‍‍‍‍‍‍‍‍‍‍‍‍‍‍‍‍这是比较自由的青春期‍‍‍‍‍‍‍‍‍‍‍‍‍‍‍‍。为了不与你失联、所以爸妈给你配备了手机,一般还会是智能机(初二那年,我的同桌、一位只有老人机的本地生,在晚自习前借走我的索尼 Xperia 去打神庙逃亡,被班主任发现后没收);不会有家人盯着你今天怎么晚了几分钟回家、是不是有一级警戒的恋爱讯号,还是钻进学校旁边的暗黑小巷、和所谓的“坏学生”学抽烟;孤身在外,你和同学都不太熟,你爸妈和你的同学更不会熟,所以他们不会向同学打听你的动向;不会被批评怎么天天喝奶茶,怎么又吃地沟油路边摊;家庭内的纠纷也因物理距离而不会影响到你。 


高三的宿舍。由于没有家长管束,桌上堆的是漫画和对应试作文无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最重要的:我确实从良好的教育资源中收获了很多,其中更多的是无法外露、显现、早已内化到身体之内的存在。


如果用完全功用的角度看待“教育”,期待教育带给人的影响是直接的、显性的,认为接受良好教育与成为精英间存在“有前必有后”的绝对关系,那么你很可能会失望。先赋因素(如家庭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与致获性的知识因素共同控制着个人在社会的流动,其中不同阶层间的先赋差异限制了在一开始、各阶层获得教育的机会便是不平等的。而学校其实完成了权力的再生产,以温良的方式将社会的不平等转化为了能力的不平等,而并没有开拓一条绝对有效的实现社会平等、向上流动的途径。


无论如何,你仍能感受到教育的隐性作用。它不足以彻底扭转个体的命运,但润物无声式的改变渗透在人生中——视野、潜能、人际、经验。我所拥有的确实比无法走出小镇的同龄人的更多,这是潜在变化推动的结果。


同时,我失去了什么?


当我回头检视过去十年的异地求学生活,摸索这一形态的成长历程对我施加的最大影响,不需要犹豫太久便能得出答案:它把我从向外开放的小孩,收缩、挤压为内向、谨慎、少言、缺乏安全感的人。


有些事件间的联系是凭直觉便能感知到的,无需任何复杂的理论去推演。即使从未学习过心理学,我也能知道,降临在身上的抑郁症与青春期缺乏家庭关爱间的关联。


游牧学子为了教育不断迁徙,父母在其青春期中长期缺位。中学时期,和父母连续共处的最多时间是寒暑假,上学时间最多一周见一次父母。而我还算比较幸运,有些同样从外地来求学的同学,因为家乡离求学地较远,所以要到节假日才能见父母一面。


青春期仿佛是一个泉眼,时刻都在涌出烦恼:学业,人际,爱情,家庭,孤独……它们构建为庞大的焦虑宇宙。有人能够将之与父母交流、疏通,而游牧学子的焦虑从泉眼中涌了出来,最终又流回心脏,循环反复,没有出口,唯有说服自我和解。如今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关注、讨论异地求学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但是有效的缓解方法仍然缺乏。


还有友谊。每隔几年就更换一次居住地,到达新城市需要融入新集体。而友谊还未生根多久,就升学了,又要走了。这和异地恋共享着相同原理:一些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接触才得以有效传达的感情与力量,无法完整地以文字形态转录到聊天对话窗口中。通讯录里躺着许多在各地结交的同学、友人的名字,但是能够稳定维系友谊的屈指可数。


以及爱情。有时候我想起高中时交往过的一个男孩,他是我的初中同学,而我们到初中毕业后才熟络起来,那时他在初中的城市,而我去了别的地方。我们从头至尾都是网恋一般的异地恋关系,后来当然也分了。这件事我从来没和父母说过。即便成人后、脱离了传统认知里的“早恋”阶段后,我也不曾和父母交流情感问题。我羡慕遇过的那些能与父母交流这类话题的朋友。


在良好的教育资源面前,仿佛任何坎坷都不值得一提。无论预知了多少风险,只要看到向上的机会,家长仍然会将孩子送往远处,懵懂的学生们仍然也会踏出那一步。


有些人幸存了下来,从中毕业;同时,永远有正孤身在异地求学的孩子,他们的心理问题需要被关注。再自由不羁的牧人,也需要家庭与爱。要记住,看似潇洒的他们,其实也只有十余岁。


3. 那些没有机会迁徙的人


2019 年末,我的家乡小镇终于迎来了第一家肯德基。将这事告诉我的同学,一位从小到大都在上海成长、念书的中产女孩,她略微惊奇地问:“怎么你家那边现在才有肯德基?"


因为在城市之外的不发达之地有很多。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行走在城市的华灯靓影中,能触碰一线城市的更是少部分。还有很多年轻人、孩子活在城市后,他们中甚至有的没有机会迁徙。


如果必须要感激这段不安的迁徙求学青春期中的哪一点,我会想感谢它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人。虽然本不应以他人的经历吸收为自我的收获,因为这是残忍。 


先把时间轴移到小学,县城。在那个没有田径场的学校,有从农村来的、比我大 4 岁的同班同学,有母亲 18 岁便生了他的男孩,有因为家里生了二胎而下岗、放学后要回家照顾弟弟的女孩,有升入初中后被包养、不再念书的人,有斗殴,有偷窃,有药丸,有家长希望孩子不要去沾染的灰黑一切。


到了初中,小城市,学校终于有了田径场,但那是沙石田径场,跑起步来会扬起灰尘,无人维护的足球场也从没长过青草。但是,至少它是个田径场。


高中,在省会城市,我第一次看到塑胶跑道。耀眼的橙红与沙石操场的灰色构成鲜明的对比。也是在这里,第一次发现小学和初中时期的自信非常容易被击碎——因为优秀的人太多。他们不仅成绩优秀,还会摄影、剪辑、写作、绘画、编程……无论在哪些方面,都已将我这个小镇做题人早早甩在身后。学校里有网球课、短片比赛、涂鸦比赛、水上竞技、电影放映会、讲授陈阅增《普通生物学》此类大学教材的课程……有各种我在小地方没曾接触过的、与学业无关联的活动与社团。 


从高中的宿舍望出去,能看到游泳池、图书馆和田径场。游泳池旁的墙上都是学生的涂鸦。 


高中经常会有电影放映活动。虽然放的是诺兰,可能不够 fancy。 


教育不仅是对成绩的塑造,更是对人的塑形——在那时,真切地感受到“素质教育”这个总被批评悬置已久而不实践的短语落了下来。而对于身边那些家里有小实验室、护照上的印章多到要换本的城市中产同学而言,这些不足为奇。他们在小学就已习惯了塑胶跑道。


到了大学,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在与本地同学回忆中小学往事时,我更强烈地感受到地区教育资源间的差距。是这样的差距与不均让我迁徙、游牧,让家庭在成长期中隐形、缺位,推着我的性格向内坍缩,直到压出无法在短时内平息的创伤。


我们不应将苦痛分级比较,因为不应因更强烈的痛的存在而忽视小伤。每一种都是致命的刀。但是,每当回顾求学经历中遇到的、来自不同家境的同龄人,我会想:那些连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的机会都没有的同龄人,他们所吞下的苦的程度,是我青春期缺爱的创伤所能概括的吗?


锅巴是我高中追星时认识的朋友,她从 2019 年开始在一个国家级贫困乡的小学支教。当地师资紧缺,往往依靠参与支教计划的老师才能完成授课,而且通常一师多职:要教语文,同时还要教美术、音乐。


去年夏天,我跟着她走进了那所学校,从县城中心开始驾车,要二十分钟、绕过十余个山间弯道、最后驶下一个坡,才能到达。学校唯一一幢教学楼的对面是村子的池塘,后面紧挨着村民的家。一切包围在大山之中,吞在里面。这儿没有跑道,只有两个排球场地,那也是全村的公共活动场所。 


锅巴支教的小学旁的池塘,与学校里唯一一幢教学楼相对。到了雨季,池塘的水会漫上来。旁边就是村民的家。


我总认为去支教的人必保持着强烈的、难以磨灭的乐观主义。但现实能将乐观磨碎,很快凸显出幻影后的真实。从和锅巴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因为感到这样的教育没有出路而放弃支教的同行人,了解到一个学生病发时、家长甚至没有到场而是让支教老师全权管理,了解到许多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将孩子留在村中,手机是支撑他们联系的物理纽带,这些几岁、十岁出头的孩子喜欢看抖音与快手。


一种声音认为,短视频软件的崛起让城市人看到了城市以外、那个不够“体面”的世界,绘制社会的真实全貌。而转换方向,当乡村的孩子在看到抖音中呈现的、非乡村的同龄人生活时,会想什么?


或许在那个顽皮而迟钝的年纪,孩子们暂未感知到什么。也或许是我过度敏感和悲观,也许他们的未来不会差。但是,还是会忍不住假设,如果他们是县城的、城市的孩子,至少能有更多的道路可选择。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拥有可选的权利。


在教育资源不均面前,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仍有向上流动的逃离机会,而有的人没有。虽然怎么“逃”,所有人都活在同一个熔炉之中,但是一些人过着更幸福的生活。


4. 我们都在学习与前我和解


我问老爸,如果重来一次,他还会选择让我中学时期就去异地求学吗。他说会的,但是不会那么早,至少陪我走过初中、性格定型的阶段。而到了最重要的高中阶段,不能不再放我出去。


如果人生重开后我仍是小镇做题人,我想我也会再次选择“迁徙求学”——只要我有机会。而一些孩子连那个机会都没有。检视隐在我们身体里的 privilege,小镇做题家已是非常幸运的人。


幸存者不应转回头、对仍处在苦痛的人说“一切都会好的,你会走过来的”,因为有的人走不过来。所以我没法抚慰此刻正经历着“迁徙青春”的孩子、告诉他们忍一忍就好。你知道,创伤是持久的,甚至是永久的。而人生像是反复同历史、同前我和解的过程,为了还能活下去,我们都在说服自己与过往和解,我还在学会与自己和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ID:biede_),作者:dizzia,编辑:m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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