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团长”的春天
2022-04-14 17:40

上海“团长”的春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点original (ID:jfyuandian),作者:夏杰艺,编辑:王潇,头图来源:受访者供图


这个春天的上海,一切似乎被冻住了。


一座约25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菜场、超市、饭店、外卖悉数封停,人们退回了自己的居所,寸步不出。如何获得食物成为了许多市民心中的难题。


在全力以赴“保供”的各方力量之外,社区团购应运而生。“团长”一夜之间成为小区明星般的存在,拯救居民于匮乏之中,让人们有机会吃上蔬菜、点心甚至肯德基。一些网友将团长捧上了微博热搜,称呼他们为“上海小区里最受尊敬的人”。


然而,社区团购毕竟只是市场制度短暂而粗糙的替代品,其规则、价格、特性上的局限,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而将另一些人排除在外。在缺乏门槛和监督的情况下,一些“奇葩”团长们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非议。


不可忽视的是,团长和团购在社区中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是其他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都不曾产生过的。


1. 停摆


4月2日是刘庆晨所在小区被封控的第10天。她打开冰箱,里面还剩两根白萝卜、一些生菜、一包蚕豆、一条海带、一块豆皮、两斤猪肉和一斤牛肉,大约够两个人吃4天。但她仍控制不住内心的焦虑。


刘庆晨和室友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建于1995年的大型老旧小区。这里共有120栋楼,居民逾7000人。3月中旬,疫情爆发后,近三分之一楼栋都发现了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还在不断增加。


解封的时间尚未可知,但挨饿的日子近在咫尺。快递停运了,外卖商家悉数停业,小区里的菜场和超市被封控,手机上的大多数生鲜电商已关停了附近的站点。只剩下“叮咚买菜”,每天早晨六点和八点放单,数量有限,刘庆晨从未抢到过一次。而那些声称提供保供物资的企业、商超、农业合作社,最少也要20单起送,总金额不得低于2000元。



上海市民自制的“买菜战术手册”,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网络截图


作为一个收入不错的城市白领,刘庆晨不曾想过自己会遭遇“断粮”的狼狈。这个晚上,她失眠了。她甚至拿出筋膜枪,打算明天抢菜时放在手指上,提高自己点击“支付”按钮的速率。


和她一样为买菜心慌的人还有很多。同一个小区的居民叶佳男,在食物只能撑3天时打电话向居委会求助,工作人员登记了他的需求,承诺可以帮忙购买,但无法保证发放时间。


“居委会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该小区一名志愿者告诉记者。数千人的需求不断向居委会涌来:“我们家有孕妇,需要去医院产检,能不能开个通行证”“我是尿毒症病人,我再不透析就不行了。”“我妈有高血压,你们必须给我配药,太危险了。”“我爸是糖尿病患者,我在外地,你们能找个人照顾一下他的饮食吗?”“孩子他爸根本不会做菜,他和孩子今天饿一天了,你们能不能给他送饭啊?我们离婚好久了。”


核酸检测及医疗转运工作也占据了居委会大量的精力。一名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每天休息时间不超过4小时,夜宿在居委会的折叠床上,已经十多天没有回家了。


志愿者文倩负责协助居委会的药品需求登记工作,她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当天的配药登记单——足有半个食指那么厚。光是开车去各定点医院配药,就可以耗掉一名社区卫生干部一整天的时间。


显然,对于这个配置不到10人的基层行政组织来说,要代替市场,满足这个大型社区每天层出不穷的需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抱团


刘庆晨不能再等了,她要“自谋出路”。她观察到,朋友圈里不少人都是通过和邻居“抱团成单”获得物资:大家凑足一定的单数或金额,再从保供企业处订购。她想加入一个这样的群,却不知道向谁求助。


她和室友找到所在楼栋的楼组长,一名60多岁的女性,“您知道咱们有楼道群、社区群吗?”“没有,我不知道,我也买不到菜。”对方眼神警惕,很快关上了门。


两个女孩突然感到自己在社区中的孤独,除了彼此,她们不认识任何人。


转机出现在4月3日的早上,刘庆晨打开手机,蹦出了一条室友的消息:“我加到群了。”


原来,室友在微博上找到一条网友的帖子,自称是同小区的居民,可以帮忙拉入“买菜群”。经过网友牵线,她加入了许多小区购物群:生鲜蔬菜群、正邦买肉群、大棚蔬菜水果群……


刘庆晨一下子醒了,从床上跳起来,一个个地点开、加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团购信息在手机屏幕上炸开:


“猪肉团购一份138元,包含小排一盒,大排两盒,五花肉一盒,需要请接龙。”


“新鲜蔬菜包,小份5斤68元,大份10斤108元。”


“新鲜土鸡蛋,一板30个,3板125(元),4板160(元)。”


刘庆晨激动地在“群接龙”中留下自己的地址并付款,甚至没有时间仔细计算价格。她已经太久没有成功地拍下一单了。


这些购物群多由小区居民为解决“口粮”自发组织而来,其中,有一定渠道和人脉、愿意为大家牵头购物的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团长”。


“有人想吃鸡腿吗?咱们团一个?”团长在微信群问道。


“有!”一秒钟不到,居民们就留下了一列齐刷刷的回答。一呼百应。


3. 考验


社区团购几乎成为居民唯一的购买渠道,团长们也一夜之间成为上海小区里明星般的存在,他们似乎“手眼通天”,掌握紧俏资源,拯救居民于匮乏之中,甚至能让大家吃上海鲜、点心和肯德基。


上海网友将团长们捧上了微博热搜,他们为团长制作电影海报“我的团长我的团”,将团长称呼为“上海各个小区里最受尊敬的人”,还有人制作了红遍全网的表情包,上面写着文字:“我们靠什么活着——团长,小区最可爱的人——团长。”


小区里刮起一股社区团购的风潮,居民们跃跃欲试,都想做一次团长“过把瘾”。但实际上,团长的职责远比大家想象得琐碎和复杂。做了一周团长的上海博主“米十分米”在视频中给出一句听上去略微夸张的评价,“如果各位不是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岗位,你做一周的团长可能会比你上一年的班收获还要大。”


首先,你要变成客服和销售,在数个微信群内发布信息,统计数据,收付账款,解答问题;其次,你要充当采购,确认供应渠道的资质,把控货品的质量和价格;你必须紧跟物流,了解司机的位置,向大家同步到货时间;最后,你可能还要充当搬运工和消杀员,帮忙卸货、消毒、分发,再统筹志愿者一一配送到订购的居民手中。


“身兼多职”决定了一件事情:组织团购的每一步中都蕴含了一定的风险,一旦团购规模扩大,发生意外的概率便会增加。如果团长仅凭一腔热血,将会面临很大的考验。


王丽姿现在是一所小型社区的团长之一,她是一名家庭主妇,曾经在广告公司负责执行,有一定采购和组织经验。刚开始封控时,她加入了居委会组织的业主群,由于经常在群聊中为别人解答问题,被居委会干部认为“热心、靠谱”,请她帮忙组织居民团购。


她和另一个女孩共同承担“团长”工作,一人负责找供应商,一人负责和对方沟通。另外还有一个财务工作的女孩负责统计、收款、核销等。当货物到达后,王丽姿会先卸货、分拣,再用小推车搬运至各栋楼下,将货物喷洒消毒水。静置半小时后,每栋楼的志愿者再将货物送到居民家门口。


王丽姿和志愿者们的对话。受访者供图


王丽姿不愿意夸大自己的工作,“我也需要大家和我一起拼单,并不是我单方面在帮助大家,而是互相帮助。”另外她也强调,因为小区仅有6幢楼,所以工作相对轻松,“如果是那种很大的社区,我也不愿意做的,太麻烦了。”


不过,尽管只是一个共144户的微型社区的团长,尽管只承担了其中一部分工作,但王丽姿还是“从早上一睁眼,忙到晚上睡觉前,一直都在看手机、回微信、打电话”,家人也因此颇有微词。


王丽姿组织大多数团购都不超过50单,过程也比较顺利,唯一糟心的经历是一次接近100单的蔬菜团购。供应商送来的“像是湿垃圾”,50元的蔬菜盲盒中,仅含一根断掉的胡萝卜、两根损坏的白萝卜和一颗包菜。小区里不少居民收到后,气势汹汹地在微信群里找王丽姿问罪,王丽姿也很愤怒,“太欺负人了。”最终,她拒绝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将钱退给了居民。


王丽姿和居民们团购的价值50元的蔬菜盲盒。受访者供图


叶佳男则是前文提到那所逾7000人的大型社区的一名团长。他本是普通居民,后来因为嫌其他团购价格过贵,便开始自行组织团购。他当过4次团长,前3次团购的面包、草莓、蔬菜,单数均在30-60单的范围内,过程也比较顺利。但第4次团购消毒物品时,单数暴增至736单。


他向我回忆了这次极其波折的大规模团购,团长工作的每一步中蕴含的困难和风险,也一一暴露出来。


寻找供应商就足够让他抓狂了。由于订单数量较多,多数供应商都无法满足要求,这个过程中他接触了30余家,然后终于在淘宝上找到两家上海店铺可以供货。


接下来是送货,运程30公里,但是封控期间有通行证的货车极少,并不好找。群友提供了3名货车司机的联系方式,分别叫价1200元、3000元、3500元,“不能还价。”而在平时,通过货拉拉APP的价格估算功能可以看到,同样规格的货车在这一运程内的价格仅为300元不到。


叶佳男选定了第一个司机,但第二天需要送货时对方却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早晨突然被封控了。叶佳男立刻联系了第二名司机前往发货地址,却把发货地址弄错了,让司机白白多等了两小时。他又加了500元才安抚了暴躁的司机,让对方赶到了正确地址。


这时,微信群里出现了居委会志愿者的求助信息——消毒物资告急,他们也想参与团购。叶佳男立刻联系供应商紧急加了64单。


货物送到后,没有防疫物资也不懂消杀程序的他,一个人卸下了货物,并开始配送。即使有多名志愿者和居民协助,他还是从下午2点一直分发到晚上10点多。


那天配送的过程中,叶佳男只有一个薄薄的口罩,“我相当于‘赤裸上阵’。”他记不清自己曾接触过多少人,“我很担心,真的很担心。”


回想整个过程,叶佳男觉得“特别疲惫、烦躁”。虽然在这中间,他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快乐,感受到为居民服务的成就感,也得到了许多关心和感谢,但他还是决定,“以后再也不团了。”


玉玲是同小区的一位“大团长”,深得居民信任,组织过多次单数超过100单的大型团购。她原本是快递站的工作人员,快递停运后便开始组织团购,也赚取一些收入。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当团长的时候,“整整一天都没吃没喝没上厕所”。微信群里,经常看到她凌晨一点还在回复消息和卸货。


最让她郁闷的是,有时得不到居民的理解和体谅。频次最高的时候,每五分钟就有一个人在群里@她的名字,不少人会用质问的语气,“你人哪儿去了?”“我买的大米怎么还没到?”每次团购,明明已经将货物配送至楼下,却总有人声称没有收到货物,还会出现偷拿物资的情况,她不得不自掏腰包。


“事情真的很杂,我给的都是良心价,但这两天太难受了,我想歇一下。”她对我说,她不想再干了。此时是凌晨1点47分,她刚回到家。


群聊中人们不断@团长玉玲,时间间隔极短。受访者提供


4. 资格


封控的时间不断延长,居民的物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样,从基本的米面粮油扩展至日用品、烟酒、消杀物品,更多的团长涌现出来,人员资质参差不齐。


刘庆晨的室友在一次团购中上了当。那位团长自称是“送温暖”,名下的爱心套餐定价300元。到货之后她却发现,原本说好10斤新鲜蔬菜变成了3斤的“胡萝卜大套餐”,10斤大米变成了5斤,图片中品相上乘的五花肉也变成了有味道的劣质五花肉。但那位团长并非小区居民,维权无门,她只好自认倒霉。


刘庆晨室友团购的价值300元的爱心套餐。受访者供图


而刘庆晨曾经遇上过一个不靠谱的团长。当时她主动充当过团购志愿者,帮忙统计和配送货物。结果,这名团长一直隐瞒自己所在楼栋早已封控的事实,直到货物到达后才告知其他人。最后,“他就在家指挥我们配送,接受大家的感谢。”


这名团长还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加货售卖,导致人员聚集,增加了志愿者感染的风险。而当刘庆晨手忙脚乱地送货、回复居民问题时,团长却组建了一个叫“优质单身club”的微信群,和他人闲聊,“他说自己不小心受伤了,问有没有漂亮小姐姐愿意帮他看看。”


在江苏路南辉小区做志愿者兰妮妮也遇到过一名“奇葩团长”。配送前,团长要求召开电话会议,“我们这次要打一场硬仗。”配送后,团长又要求开会,“大家觉得我们要怎么优化改进一下。”他还曾在业主群中命令志愿者不能配送其他团长的物资。


到了配送货物时,团长竟然“临阵脱逃”。在群聊记录中他说道,“我爸不让我去。”并发了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


兰妮妮认为,团长并不是为了服务大家,只是为了“享受权力的滋味”。


事实是,团长的确不都是称职的,他们中也可能出现骗子、流氓、来“过官瘾”的人,还有许许多多虽然善意,却欠缺组织能力,也不懂消杀程序的“小白”。未经筛选的团长们,也给疫情下的社区团购带来了许多问题。在没有平台背书、没有机构监督的情况下,有人上当,有人货物丢失,还有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


5. 排斥、分层


记者蹲守在刘庆晨所在的老旧小区门口,社区团购的货物被卸下,整齐地摆放在入口处的道路两旁。不少佝偻的老人慢慢走过来,在货物旁边徘徊,他们犹豫着,还没开口,守着货物的人就会赶紧摆手,“这个不卖,都是人家定好的。”


一位约摸70岁左右的老人悄声说道,“有没有多出来的?”对方给出否定的回答,他不甘心地在旁边转悠了一会,终于走了回去。


另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居民问,“这个怎么定?”在对方的指导下,她戴上老花镜,拿出手机,皱起眼睛操作起来。


团购群中的信息变化得很快,就连许多年轻人都分不清群里在卖什么,如何付款,自己买了哪些东西。老年人即使加上了微信群,要他们跟上团购的节奏,学会使用“群接龙”“在线文档”“付款”等功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除了老人,贫困者也被无形地排斥在社区团购之外。特殊时期,团购物资的价格涨了一倍到三倍不等。叶佳男观察到,平常30元一板的鸡蛋涨到了60元,两个西红柿能卖到15元,20元就能买到的蔬菜包现在定价68元。


对于那些经济状况较差或消费水平较低的人而言,社区团购过于昂贵。


“有一些来居委会登记买菜需求的居民,一听到套餐的价格扭头就走了。”居委会志愿者文倩告诉我,有的儿女在他们这里为父母订购物资,送上门去之后,老人却拒绝了,“他们嫌太贵了,非要退款。”


团购的性质也决定了,一些小众群体或微型社区的需求也很难得到满足。王丽姿的孩子才两岁,她需要购买奶粉,然而“小区里的宝妈太少了”,无法成团。陈珏是王丽姿同小区的居民,她想团购消杀物品,但是供应商告诉她,“金额需要达到12000元以上。”最后,她找到附近万邦都市花园小区的消杀物品供应商,“乞求了半天”,才搭上隔壁小区的便车,帮邻居们团到了20单消杀物品。


社区团购是市场的粗糙的代替品,其规则、价格、特性上的局限,导致它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将一些人包括在内,而将另一些人剔除在外。


在普陀区的中环名品公馆的团长睿睿告诉记者,他们的每幢楼都配有多名楼组长、团长、志愿者,大家沿用原先早已成立的业主群开展团购,“没有人被落下。”物资覆盖到了每一户人家。而居民也众筹了一万余元给负责配送的志愿者购买防护物资。


另一个住在宝山区一所青年社区友间公寓的居民告诉记者,小区里都是年轻人,大家沟通顺畅,氛围和谐。在公寓管理者的指导下,他们制定了共同的规则:团购只保留由官方牵头的一个渠道,每天只配送团购物资一次,私人快递不得购买,有特殊需求如卫生巾、狗粮等,可以由居民互助来满足。两天前,公寓甚至还举办了“阳台音乐会”,人们隔着玻璃一起狂欢了一场。


社区团购在年轻或高档的小区中,似乎更可能呈现出有序的面貌,在这里,没有人被忘记,没有人被遗漏,也没有人冒着脆弱的防护,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中。


小区门口,志愿者在分拣团购物资。受访者供图


6. 变化


随着社区团购的问题和局限渐渐显现,居委会、团长、居民们也试图寻找补充性的措施。


针对团长的资格,不少居委会出台了团购的新政策,要求团长签订责任承诺书,其中的条款包括,“组织团购必须提前报备”“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志愿者”“货物质量有保证”,甚至有要求“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一切的责任由团长承担。”


这引起了一部分团长的不满。尤其是那些未得到过居委支持,又不曾从团购中获得利益的团长。陈珏既是居民,也当过团长,她认为,“权责应当统一,很多团长都是好心帮助大家,分文未取,凭什么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但是刘庆晨在做团购志愿者时发现,这项条款的确筛选掉了一些不负责任的团长,“有的团长一看要签承诺书就退缩了,只有那些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敢签,才敢继续做团长。”同时,承诺书也提示了团长潜在的风险,让他们更加注意货物消杀和配送秩序。


针对那些无法被团购覆盖的群体,一些小区居委会也尝试和团长合作,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购买渠道。


在刘庆晨所在的老旧小区中,团长应居委要求,提前预留了一部分物资,以较便宜的价格摆放在小区门口,老年群体和贫困群体也可以现场购买。



刘庆晨小区内团长预留的物资,老人可现场购买。受访者供图


而在王丽姿所在的小区,居民们开始主动摸排每一栋楼中的孤寡老人、困难群体,统计他们的需求,众筹免费物资赠送给他们。


社区团购或许只是非常时期为满足刚需而产生的代替品,相比那些有着完整体系和资质的超市、菜场、电商、物流,它是如此的粗糙,无法承接上海这个超大城市中2500万居民复杂而多样的状况。


然而,它却在社区中产生了一些极为奇妙的化学反应,是其他市场组织或许都不曾产生过的。


睿睿曾经是小区里的隐形人,很少在业主群中发言。成为团长后,他的组织能力和责任心被居民认可,不少邻居主动送来水果和饭菜感谢他,还在微信群里起哄“要把他升为‘旅长’”。


陈珏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邻居们,他们不再是面目模糊的陌生人,而是有一个两岁孩子的热心宝妈,在小区宠物店工作的“万事通店长”,一位愿意和大家分享香烟的“烟瘾大叔”。


刘庆晨了解了许多过去不曾注意的、看上去也没什么用处的关于社区的细节。比如小区健身器械旁是老人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社区志愿者多是外地来的年轻女孩,住在六楼的阿姨虽然有点抠门但心地不坏。她加了将近60名小区邻居的微信,还牵头组建了楼道群,成为楼上楼下叔叔阿姨口中的“小刘”。


这可能是这次疫情中最为正面的副产品——上海市民似乎重新找回了“附近”,在团长的带领下,在这个颇为沉重的春天里。


(文中除叶佳男外,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点original (ID:jfyuandian),作者:夏杰艺,编辑: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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