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n who lost China,读《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2012-11-21 16:08

The man who lost China,读《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一九四九年两岸分治,此后蒋介石的历史评价始终摆脱不掉“丢掉中国的人”。其专制性格,加上白色恐怖的印象,也似乎掩盖了他的复杂功过。然而蒋介石是唯一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都曾掌权的政治领袖,终其一生不断参与具世界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且其时间长度近代少有人能及。蒋介石的一生牵动着现代中国的挣扎以及世界局势的复杂变换。
英文版序

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以八十九岁之龄(官方公布为虚岁)逝世时,我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任职,负责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事务。当时,我正在中国大陆旅行,由于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是另一个单位,我对这位国民党高龄领导人的过世,并没太加注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还是派驻台北的年轻外交官,曾有两三次在酒会中和他握过手。他看来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很惊讶他握手时力道很轻。

蒋氏过世之时,我对他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一样。一般公认他是个残暴的独裁者,掌握权柄近五十年;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军事领袖,在命运大逆转之下,把中国大陆丢失给了毛泽东。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认为自身清廉诚实之外,毫无可取之处;更甚的是,他还隐忍了其支持者普遍的贪渎之风。他似乎成了没有真正原则或理想的人,一生也没有太大成就。影响到我观点的书籍,有伊罗生(Harold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佩克(Graham Peck)的《两种时代》(Two Kinds of Time)、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Mans Fate),以及杜希曼(Barbara Tuchman)的《风中尘埃》(Sand against the Wind)。

将近二十年之后我撰写蒋氏的儿子、继承人蒋经国的传记时,发现这位老人并不是西方人经常描绘的那种肤浅人物,当然,也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台湾随处可见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偶像。不过,我在他儿子的传记中仍按一般的看法来描述这位父亲。哈佛大学出版社继《蒋经国传:台湾现代化的推手》一书出版之后,又要求我为蒋氏本人写本传记,对这项必然耗时甚久、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我忖思良久。虽然我对蒋氏的看法大半属于负面,但身为温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务实派,我想我能够开明地处理好这个主题。

我又受到若干学者的鼓励,他们证实了我的印象;近年来,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等地,都出现了大量的新档案材料,但西方还没有人善加利用写出一部丰富而完整的蒋介石传记来。中国学者则利用这些素材,就蒋在大陆和台湾长久任期中的特定事件和国内外动态关系,已写成数百篇有见解且中肯的研究成果。而蒋家后人也开始陆续公开蒋氏长跨五十六年的原始日记。

通过新的访谈,加上我以前撰写《蒋经国传》时所作的准备,结果我引用的访谈过的相关人士有几百人——许多人也认识蒋介石。只不过这些人士上了年岁,交谈的机会恐将不再,因此集结这些材料来源,似乎是很美妙、很值得的一项计划。此外,就像他儿子的传记,我也将这本新书视为一个独特的工具,述说中国痛苦、动荡不安的历程,从一个在二十世纪初受满族统治的腐朽旧王朝,到百年之后成为一个和平、安定、快速繁荣强盛的国家。

在我为本书旅行、研究和访谈的过程,我发现蒋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个现代的新儒家,支持女权,也能接受他太太外甥女兼亲信公开穿着男装的女同志行径。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极端痛恨过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凌与羞辱,可是他却一点也不介意自己除了两个非婚生孙子之外,所有的孙子女全是欧亚混血儿。他没有太多领袖魅力,大体上也不为同侪所喜欢,但有时他的坚决、勇气和清廉往往也使他颇受爱戴。他是个很自我约束的人,但却具备气势凌人的个性,表面看来沉着、不苟言笑,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偶尔伤感啜泣。从日记分析,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面临对国家存亡、统一或他本身统治地位的威胁,他会不惜诉诸残暴手段。在日记中,他有时候会陷入偏执的怒吼,但是碰到危机又往往能够冷静分析事理,反映出他了解当前问题的动态和可能性。在大陆,某段时期他军功显赫、战绩彪炳,但一切都止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的大溃败。无论是有意或无心,他也替台湾活力充沛的民主发展作好准备。

蒋的日记让我们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有了新的了解:他意外蹿升为国民党领袖,他早年的左倾思想,他在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共,军阀一再兴兵作乱,他一面建军一面对日姑息历五年之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遭到劫持,国共联合阵线的过程与破裂,他和周恩来长久的特殊关系。我们也重新认识到他在淞沪保卫战及其后的军事策略,他和斯大林相互使劲把对方卷进对日战争,他和史迪威将军的长期斗争,以及在珍珠港事变后他对盟国严正的军事承诺——然而盟国的不断失信以及他仔细盘算却又不智的回应,都让这份坚贞大打折扣。

战后的大事则包括:马歇尔使华调停失败,蒋错误决定在东北孤注一掷,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计划退守台湾。最后,蒋氏日记和其他新材料也对他撤守台湾后,提供早先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他对台湾本省潜在的反对势力进行残暴、无情的威吓和弹压,国民党内不满他领导的种种风波,他对朝鲜战争、越战的悲观看法,他私底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光复大陆”,可又一再公开宣布即将“反攻”。他利用这些警告从华盛顿得到特别待遇,同样成功的,还有将两次濒临核战边缘的金门危机扭转成自己的优势,以及拒绝艾森豪威尔一项可能导致美中大战的危险提议。

后来还有许多重大事件相继出现,但是蒋氏在他生前最后的重大危机中倒回应得很务实——其中之一就是隐藏他对尼克松的痛恨之情。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修好,他显然先从周恩来那里得知的。现代史上主要的世界领导人能像蒋一样长年居于最高位、积极参与缔造历史的世界大事,此一纪录恐怕也非后人能及。基于这个理由,不论你怎么看待蒋一生动荡岁月的功过,他的故事大有可观之处。


中文版序



杨天石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陶涵先生原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工作,退休之后,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应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正在撰写蒋经国传记。为此,他不远万里,到北京来访问我。我们一起交谈过。我还陪他去访问过蒋经国当年的亲信贾亦斌先生,还曾联系奉化的朋友,为他在溪口开过一个座谈会,调查蒋经国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状况。当时我曾想,蒋经国留学苏俄的那一段很重要,陶涵先生大概不懂俄文,怎么办?没想到,有一次在台北见面,他却已经和中研院近史所的俞敏玲女士相处得很熟,谈话中,口口声声“敏玲”、“敏玲”。俞女士留学莫斯科多年,那时,正在帮助陶涵先生收集蒋经国留苏时期的资料。那一次在台北,我还了解到陶涵先生正在广泛访问蒋经国当年的故旧和同僚。我对陶涵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方法都很赞成。后来,蒋经国传出版了,在西方学术界评价颇好。哈佛大学出版社要他继续写蒋介石传。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既为他高兴,又颇为他担心。蒋经国去世未久,故旧、同僚存世者颇多,广泛访问可以抢救记忆,掌握一些难见于文献记载的口述资料,为著作增色。但是,蒋介石的故旧、同僚却大都已经逝去,留存的文献资料则浩如烟海,难以尽读,陶涵先生阅读中文的能力不是很过硬,他为了参考和引用的准确,利用中文文献时常须请中国专家先行翻译成英文。写蒋介石传,要读的资料实在太多。行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陶涵先生的《蒋介石传》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学术界仍然评价很高,并且很快在台湾出了中文版。

一部历史著作能成功,一定要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或以史实,或以观点,或以文字。陶涵先生为写作《蒋介石传》,尽其所能收集、阅读、研究了相关文献资料,也访问了蒋氏故旧、同僚和部属中的健在者。美国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后,他又迅速前去阅览。蒋介石日记,用文言、毛笔,以行书书写,没有标点,年龄大一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顺畅,年轻一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就会碰到一些疙瘩;对于外国学者说来,困难会更大,然而,陶涵先生仍然勇敢地走进了胡佛档案馆的阅览室。据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告诉我,陶涵先生为了理解准确,曾邀请中国研究生帮助,慎重选择,慎重翻译,因此,本书利用了大量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可以说,他是利用蒋介石日记为蒋介石写传的第一人。

陶涵先生是美国人,长期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熟悉美国政情,他利用这一优势,查阅了美国的国家档案和保存在美国的若干中美政军要人,如宋子文、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等人的文献,也研读了许多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因此,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而不是肤浅地了解蒋介石在美国的史料及其相关研究状况。中美关系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抗战开始以后,中美关系日益密切。政要、军要之间交往频繁,美国政府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的各个层面。可以说,不了解中美关系史,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1949年国民党迁台,这以后,台湾领导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可以说,不研究那一时期台湾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的往来,就无法阐释台湾1949年以来的历史。陶涵先生的书,以蒋介石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我以为,这是陶涵先生此书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贡献所在。

蒋介石这个人,地位重要,经历复杂,历来争议不断,尊之者抬上九天,贬之者踩入九地。即以毛泽东言,抗战初期,毛泽东曾称蒋为国民党中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位“伟大领袖”,但是时间不长,抗战刚一结束,毛泽东即斥之为“人民公敌”。古语云: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虽然早已盖上,但离论定尚远,争论还可能持续若干年,而且,在历史的发展尚未告一段落,历史的本质尚未充分显露之前,有些问题还可能无法作出结论,自然更难取得共识。中国俗话说:摆事实,讲道理。日常生活中的议论、辩论应该如此,历史研究更应如此。所谓摆事实,说的是必须从严格的、经过检验的可靠史实出发;所谓讲道理,说的是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提出思想,提出观点,作出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前者是基础,是历史著作的根本任务。史实讲清楚了,而且讲得可信、可靠,当代、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读者从中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古代的优秀史著大都符合这一特点。时移境迁,人们的认识会变化,观念会变化,但是,这些著作所保存的可靠史实仍然魅力常在,成为各个时期不同情况下各类历史学家或历史爱好者研究的出发点。我觉得,陶涵先生出生、成长于太平洋彼岸,对中国历史和国情可能会有某种隔膜,在阅读中文文献时可能会有误读,某些叙述、判断不一定正确,有些问题,文献阙如,难免依靠猜测,例如,1949年之后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本书是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原则写作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点,但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你却必须面对。

中国古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描写音乐时写道:“嘈嘈切切错杂弹。”科学的发展与此类似,它不怕辩论,也不怕众声嘈杂。在辩论中,在不同观点的切磋、攻难中,真相会显示,真理会昭明。近年来,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都在讨论,新见迭出,这是大好现象,是学术活跃、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百家争鸣”的表现。陶涵先生这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他对蒋介石其人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讲了他的功,他性格中的优点,也讲了他的过,他的毛病和缺点,这一总体把握是合适的,两分法的解剖也是可取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陶涵先生的经历、教养、思维方式都和中国人不完全相同,他以异邦人的身份,能够既沉潜于中国历史之中,又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摆脱中国原有党派、政治团体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利益需要,不以宣传,而以还原历史真相为目的,力争以科学态度比较全面地、客观地阐述蒋介石丰富、复杂的一生,这对于人们了解蒋介石、研究蒋介石,为其作出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自然是有意义的,对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既往研究蒋介石的西方学者大都将之视为“失去大陆的人”,以贬斥为主,陶涵先生本书与之不同,说了不少蒋介石的好话,有些方面的评价甚至很高。自然,本书的观点可能有些读者同意,有些读者反对,我在台湾学界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写书评说好,一位则写书评大骂。这不要紧,只要著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读者持开放心态,各种意见其实都可以促进我们思索,作为我们在通向揭示本相、昭明真理途程中的参照和思维资料。

陶涵先生的文字很好。他以自己的语言叙述传主的生平和思想,一般不大段引用原文,因此,行文干净、流畅。我觉得,陶涵先生本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既有历史学家的严谨、求实精神,又有文学家对形象的敏感。本书在叙述历史发展过程时,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注重环境描写、人物的肖像描写、心理刻画,以至细节烘托。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作者的叙述能力高于其思辨能力,这就使本书的若干部分写得相当生动、可读,给予我们写作人物传记以启示。

陶涵先生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很快就寄了一本给我,我在研究工作中,曾经参考过这本书。其间,我在加拿大,在中国重庆,都曾有过和陶涵先生见面的机会。陶涵先生希望他的书能在大陆出版。大概是2010年的夏天,我正在胡佛研究所访问,陶涵先生再次写信,重提他的愿望,并且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了两部台湾翻译并出版的中文版来。今年5月,中信出版社的王强先生通知我,本书决定出版。我既为陶涵先生的著作有和大陆读者见面的机会高兴,也为中国的学术、出版环境的进步高兴,因此,在王强先生要求我为本书写篇导读时,我便愉快地答应了。但是,一动笔,却感到“导读”太严肃,太正规,担负的任务过重,还是不如写篇序言,轻松、自如一点儿吧!

是为序。

2012年6月2日写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


西安事变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



十二月二十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接了宋子文,带他去见委员长。宋子文单独走进房间,蒋抬头一看,大为意外,不禁痛哭流涕,浑身涌上挫折感和极端的无助。十年作战,努力制服军阀、剿灭共军,眼看已到“最后关头”,眼前不是军事胜利,就是还算令人满意、以实力地位谈判、得到斯大林保证的政治交换。岂知全都功亏一篑,现在全无地位可跟苏联谈判;如果他同意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不就显得是被恫吓而接受了吗?

中国的经济,甚至蒋的支持度,终于开始有了起色。他认为,再过两年,他的军队就可完全准备好对抗日本。甚且,反共公约使得日本很可能卷入希特勒的对苏战争。新时代眼看即将到来。哪晓得两个军阀——在蒋的眼里,一个是急躁、无能,一个是贪腐、无知——却坏了大事。宋子文交给蒋一封宋美龄的信。她写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来,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又潸然落泪。

重新控制住情绪后,蒋重申他绝不在胁迫下接受任何东西。他告诉宋子文,他对张学良说过,他可以率领东北军进入内蒙古,这样可以稍微取得对日本人作战的优势;杨虎城可以改组陕西省政府,换上他属意的人选。他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中央军攻打西安。宋子文说,如果中央军进攻,张、杨部队可退入共产党地区,“内战会到处爆发”。蒋的大舅子又对他说,蒋的性命已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张、杨和宋子文交涉时,似乎不愿退让。宋子文似乎也不了解两个军阀处境疲弱,只要保证赦免其罪,他们很可能就会放了委员长。他决定,他妺妺宋美龄及代表黄埔系的情报头子戴笠应该来西安劝说委员长要妥协。

南京方面,宋美龄和戴笠急着要和宋子文一起到西安。宋美龄仍然设法阻止何应钦发动攻击,何终于同意轰炸暂停三天。她一到西安机场,和张学良、杨虎城握了手,就向少帅要求,别让他的手下搜查她的行李,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弄乱”。张学良一脸尴尬答说:“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

一进到城里,宋美龄单独去见她丈夫,发觉他又病又倦。他眼眶又红了,责备她怎么涉险而来。他说,当天上午他翻阅《圣经》,正好读到一段:“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来护卫男子。”蒋说他预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离开,戴笠冲进房里,扑通一声跪下,抱住委员长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

张学良实际上已经十分沮丧。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预备立刻释放委员长,可是杨虎城一伙人不肯。146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他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放了周的传说属实,两人都可以查觉其中的讽刺意味。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有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义;(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完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三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关键是共产党必须遵守他这位领袖的命令。周告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中共本来就接受所有这些条件,立场丝毫不因西安事变有所改变。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也要维持独立于中央军之外的军事体系。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产党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了这些条件。此外,周又一再向宋子文警告,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

当天稍晚,蒋和宋子文、宋美龄会商时又表达若干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他会停止中央军向西安推进,政府军不进驻陕西和甘肃,当中日战争开始,他会“支持”(现金补助和补给供应)所有的部队。宋子文把这几点转告周、张、杨时,他们都很满意。次日,张、杨底下大多数军官坚持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至少部分条件应先兑现时,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宁死也不肯在获释前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这些军官也坚持不让。于是乎,戴笠匆匆带着蒋给何应钦的命令离开,要何停止向西安推进。

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宋子文,他和杨虎城出现激烈争执,因为杨不想在没得到具体让步前放人。张、宋讨论带委员长夫妇逃到机场,但觉得太危险而作罢。圣诞节大清早,唐纳德进入蒋的房间,把他的一双高尔夫球袜挂在壁炉边。一只袜子底下是一台新式手提打字机,要送给蒋夫人;另一只袜子底下则是送给委员长的一张电毯。委员长还穿着睡衣,笑了,这是事变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了。

当天早上,周恩来告诉宋氏兄妹,他希望和委员长见面。上午八点钟,周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房间,举手敬礼——象征着红军服从抗日统一战线总司令。周以浙江方言向这位身份特殊的囚徒报告,共产党一年来避免作战,为国家保存实力,又说共产党没有从西安事变得渔翁之利。他们对此次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方案一样。周表示中共希望蒋个人担保将会停止剿共,把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并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他们的立场。蒋回答,如果共产党愿意服从他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和其自己的部队一视同仁。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宽大为怀。周接下来告诉蒋,蒋经国不久将回到中国,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令他们惊讶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二姊宋庆龄和他联系;而且又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五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姊是否送钱给毛,使得她通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怎能对人提起这种事。很显然,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没向蒋介石提到他们二姊是中共的联络人。对于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次日下午两点,美龄看见一名苦力推着行李,穿过他们的庭院,张学良则跟在他后头。几天前还阴谋推翻蒋介石、预备取而代之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少帅,现在表示他要陪他们回南京,向国人展现他用心坦荡。突然,宋子文出现,说掌控西安的人同意他们可以走了。委员长说,他要先和张、杨说点话。杨虎城赶到后,蒋告诉这两位军阀,他不记个人恩怨,他的重点是救国。158他说,如果他们无保留地服膺中央政府命令,国家即可因祸得福、化险为夷。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明确地原谅了他们的行为。

一伙人挤进几辆汽车,驶经已经覆盖了雪的马路,前往机场。委员长夫妇搭乘少帅的波音专机离开,委员长坐在副机师的位子。当天他们抵达南京时,从机场到城里,数千民众夹道欢呼,沿路鞭炮有如机关枪响个不停。蒋前往西安时是个孚民望的领袖,现在则以民族英雄之姿归来。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要归功任何人帮他脱险,毫无疑问,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蒋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得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多年之后,蒋写说,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当然指的是周恩来)“真心后悔”。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同一调子,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现,周的确相信也在中共党内力主,如果蒋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委员长认为在政治场域上,他确实忠于自己对个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蒋遭受尤其严重的背叛与折磨,类似周这样的忠诚宣誓,对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现最真情流露的请吁。每当面对严重挫败,蒋强烈但内向忧郁的个性倾向将自己视做注定要受苦的烈士。两个月后,蒋在日记中拿西安考验与耶稣的屈辱和审判作比较。他对周说如果中共将领听命于他,便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他最忠心的部属,此处所言应不假,因为起码这能展现他高尚的姿态。然而他心里深处对中共的不信任,其实并未消散。

蒋回到南京后,召见陈立夫。陈立夫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接下来,陈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产党;但蒋低头不语。他已经作了承诺。消灭共产党,或是把他们赶出中国的机会已经错失。陈觉得蒋已经累了,就告退了。
若是没被劫持,蒋又推动剿共,毛可能被迫躲入西伯利亚或外蒙古;而鉴于苏联遭受的严峻威胁,斯大林可能也会提供给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军侵华时他给的同样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蒋在战后和共产党交战时就会更强而有力。但是,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毛泽东被斯大林催促,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潘汉年所谈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又与中国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可能会取消“最后五分钟”的攻势,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说劫持事件本身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十二月二十六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个大好机会可选择以全面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对日抗战黄河古堤淹死八十万人真相



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禧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六十五公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经过七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蒋氏再次展现乘胜追击的精神,认为继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

日军坐火车,直扑西边三百二十公里的郑州。蒋介石亲赴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这个战略要冲督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建议军方炸毁黄河古堤,水淹广大平原,以阻日军直扑郑州、再沿铁路南下进犯武汉。法肯豪森稍早也建议采取此一激烈措施。69数百年来,黄河淤积十分严重,逼得中国人把堤防越建越高,有些地方河床已高出附近地面。若是溃堤,对人命、环境都将造成大灾难,但是蒋批准了。六月五日、七日,士兵奉命炸塌南岸河堤,大水往西南流向河南、安徽和江苏。

洪水淹没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农田,漫向淮河、大运河,甚至进入长江。黄河入海口也因之南移数百公里。数千村庄被淹没或摧毁,数百万农村人口流离失所。70战后,国民政府官方估计有八十万人淹死——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71当时,蒋发表声明谴责是日军轰炸造成溃堤。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许多人也有不同看法。

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畑俊六(Hata)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72蒋决定不再投入大量兵力防守武汉,而是在日军从长江南侧进击时进行一系列战斗。法肯豪森也附合白崇禧的主张,转向小单位机动作战,蒋原则上赞同此一新战术。但是,几乎全转向游击战,却使得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城市和运输线;如果蒋氏希望保住大片领土、凝聚人民的忠诚,并等候外国援助,他就必须保有庞大的传统兵力。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近午时分,在迭遭战火摧残、炽热的重庆,一名助手拿着一台短波收音机进入蒋介石宽敞但简朴的办公室,打开东京电台频道,几分钟后,通晓日语的蒋和日本人民一样静静地听到了裕仁天皇的首次“御音”广播。代表日本灵魂神圣化身的裕仁要子民“忍其不能”,为了保护无辜性命不再受敌人“残忍”的炸弹伤害,他接受了盟国领袖的“波茨坦宣言”。换言之,“伟大”的武士之国无条件地投降了!
终于,大战结束了。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浴血抗战八年,有一半的时间更是孤立无援。其实自从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东北以来,抗日战争即已间歇性地开打。经过十四年的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三百万人,可能另有一百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阵亡的士兵中绝大多数——九成以上——是蒋的部队。死于战乱——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的中国人民还有九百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逃难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从上海等大城市逃离出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乎失去了一切;数百万个农村家庭则是日本皇军“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牺牲者,沦为赤贫。有些城市整个被夷为平地——有些城市,如长沙,还不止一次遭到焚城厄运。

当天傍晚,蒋来到重庆酷热不堪的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个消息。和往常一样,他穿着朴素的军服,笔挺地站在麦克风前。他的秘书陈布雷当天生病了,因此他本人亲自撰写讲稿。他调整了一下眼镜,用他清晰的尖嗓子向全国同胞报告日本投降了,他赞扬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也不忘褒奖盟国。他说:“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绝大部分中国人听不懂他浓厚的宁波腔,但大家晓得是他在讲话。接下来他谈到未来:“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然后,他迂回暗指内部敌人,提到说:“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消息先由有收音机的人传开来,不久全国大小城镇的人们走上街头奔走相告。大部分农村没有收音机,但似乎不到一小时,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了。从上海到重庆,从城市到农村,数亿男女老少齐欢腾,而日本士兵守在营房里呆若木鸡。数百万爆竹彻夜点爆。在重庆,美国人也加入庆祝中,群众“抓住他们的制服,向他们欢呼,高喊‘美国顶好!’”。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欢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美国人和原子弹击败了日本人这样的事实,一点儿也没减损中国人大胜的感觉。中国人觉得,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们英勇抵抗日寇,牵制住了上百万的日本劲旅和上千架敌军飞机。

蒋介石在广播中告诉国人,日本人民不是敌人,我们“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当天晚上当他走出广播电台时,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注意到,一下子“这位当今之世的大人物平静的外表仿佛被刺穿了,多年来的疲惫与紧张全都浮现上来”。然后,“西方人称之为大元帅的他,面容严肃地点头致意,走过欢呼的群众,回到他的指挥中心”。

驻在中共基地的美国人员注意到,在重庆北方约八百公里,毛泽东的延安总部也进行了一场游行来迎接胜利的消息,但却少了一分薄海欢腾的激情。

但是,不论是蒋或是毛,当天夜里都无心庆祝。国、共两党已经断断续续交战近十二年,胜负未定,要看到底是哪个党、哪个领导人能带领中国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两位领导人都说要进行谈判,以达成和平、统一的中国,但他俩心知肚明,一场殊死战已开始。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固的坚忍,让两人走过大败岁月,熬过敌人势力比他们强大不知多少倍的艰巨考验。在这一刻,蒋似乎在军事、经济方面占尽上风,比起以往任何时刻,他更孚民心、更有实力。美国人正在替国民党军队组训、装备三十九个师的兵力,使蒋对即将来临的国共之战充满信心。但是毛比蒋更乐观。美国人员派驻延安,正是象征了美国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对蒋的领导的厌恶态度,这对蒋来说是一个隐而未发但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蒋本人私底下也一直相信,共产党部队的官兵以及文职干部,整体而言比起国民党的部队和文职干部更尽忠职守、更有纪律——这个结论使他即使在此胜利的时刻也感到前途黯淡。

蒋拍发电报给毛,向他担保“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诚挚”邀请他到“陪都”重庆来共同商讨“国家大计”。毛很清楚,蒋的邀请不仅是在国共斗争中显示亟盼两党团结与和平的一个诡计,这也证明了他长久以来的看法:蒋不正直,又一直自命仁义道德——更不用说这也是蒋的政治手腕和危机处理的伎俩。

蒋介石的崛起乃是一个与坚毅、忠诚、勇气、真诚等种种品质相关的故事,同时也是愿意承认降临他个人及中国的悲剧超乎他的控制的故事。蒋从一个仅在军校预备班受过一年教育、见识褊狭的军官,一步步成长为具有战略观、能洞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动态关系,也知道如何以弱克强、以柔制刚的国家领袖。他以战事紧急和达成国家目标之需求为理由,在大陆合理化他冷酷的战略和军事决定,在台湾则以无情的军事行动和秘密警察的镇压,令数千人丧失性命。他和其他不民主的强大领导人一样伪善,但他并不犬儒。和同时代的人(包括共产党在内)一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和秘密的政治、帮派社团关系密切,征收鸦片税同样也是他在大陆执政时期政府税收的来源之一。可是,他仍自认为是个有道德的、真诚的、与时并进的儒家基督徒,并比较少地受到个人权力欲的驱使,反而是着重于维护一个统一、现代和独立的中国。



十九世纪末,蒋介石的祖父玉表公在上海南方一百八十公里的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外拥有三十亩(约五英亩)农地。不远之处即是云雾缭绕的山岭,有着“屠虎”、“雪窦”等戏剧化的地名,层层瀑布坠泻入谷。本地所产的武岭茶,迄今仍是中国上好茗茶。

蒋家的地产包括山麓竹林、梯田和茶园。这三十亩地使蒋家在溪口镇成为五大首富之一,可谓地方精英,不过还称不上乡绅阶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隔了几年,玉表公把农地出租,在村子里开了一家盐铺。盐当时是政府专卖,玉表公通过某种关系或服务(或许与平定太平天国战乱有关),取得贩盐执照。

小店生意开始兴旺,是在蒋介石的父亲肃庵公接手经营,且又取得卖酒执照(另一项官方专卖生意)之后。蒋家三代一起住在小店楼上,店铺面临剡溪,这条平常平静的溪流,每到春天水位升高,偶尔会淹了小店一楼。肃庵公的元配早逝,留下一个儿子取名瑞生,一个女儿取名瑞春。二房无子女,亦过世。一八八六年,他娶进年轻的王采玉为继室;这一年,王氏二十二岁,肃庵公四十二岁。蒋、王两家的一位亲戚记得,王氏来自“山区一个很穷的村子”,当地主要作物就是竹子,王氏和当时大多数女人一样缠着小脚。(这原本是富有人家的一种虚矫习惯,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相当多数父母——满洲人则不——都让女儿缠足,这种做法很痛苦,把足背绑紧,可使脚小了约三分之一。)不过,王氏很精明干练,对子女前程颇有野心。

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婚后一年,王氏在盐铺上方一间房里产下一个男孩。祖父玉表公替孙子依辈分取名瑞元,学名志清;按中国的传统,瑞元后来以字行,称为介石。数十年后,因为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广东音称呼他这个名字,外界遂跟着喊他“介石”。
蒋家的小铺生意兴旺,一八八九年全家搬到沿武岭街约三十米外的一座两层楼商房。接下来,王氏又生下两个女儿,但只有瑞莲一人存活。一八九四年,玉表公去世,同年王氏又生下儿子瑞青。瑞青长相俊秀、性格可爱,深得母亲宠爱。长子介石则既不英俊,书也没念好,而且越来越有叛逆性格、脾气坏。据蒋自述,幼时母亲“一再责打,才不会使我变坏”。可是他能言善道,个性浮躁且喜欢发号施令。一八九六年,年方五旬的肃庵公突然去世;不久,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瑞生过继给一位伯父,并继承了盐铺。九岁冲龄的介石继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银元收入的竹林及水稻田。家里的女子分不到什么财产。

少年蒋介石的教育就是跟着私塾老师学习。据说,九岁之前,他已念完“四书”(《大学》、《中庸》、《论语》与《孟子》)。这些书都是以文言文写成,诘屈聱牙,小学生的蒋介石自然读不懂,每天花好几个钟头去背诵,只是囫囵吞枣而已。

蒋介石十四岁那年,王太夫人基于种种理由决定给儿子成亲。在亲友建议下,王太夫人希望给自己找个身强体壮、顺从听话的媳妇,也可服侍儿子。最终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十九岁、半缠足的姑娘毛福梅为儿媳妇。婚礼在一九○一至一九○二年的冬天举行。婚后,福梅搬进蒋家那栋两层楼的房子。而她在八年之后才怀孕,足可证明夫妻俩的婚姻并不和谐。

一九○三年,蒋介石参加童子试,未考取。但王太夫人并未气馁,立刻让儿子入奉化县城凤麓学堂,学习英文、算术等西学,但传统经史仍占相当大比重。奉化虽是个小城,已远比溪口先进;介石在城里首次见识到“大鼻子”的外国传教士——也开始嫌弃替他料理家室的不识字的糟糠之妻。根据种种转述,福梅曾向朋友抱怨她不时遭到丈夫殴打。但是据乡人传说,她仍然和蔼可亲。蒋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母亲常常护着媳妇。


有两股力量影响到蒋介石在此一成长阶段的认同与人生观。第一个影响是儒家教育,或者更重要的是新儒家精神——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中原,并建立起元朝,这场剧变之后,汉人学者、官员心心念念要恢复、保护中国文化传统,到了十九世纪蒋介石就学时,死记硬背两千多年来的古籍以及撰写八股文,还被认为远比学习艺术、音乐和算术来得重要。

但是,新儒家精神最影响少年蒋介石的,是它对修身养性、自律和自省的强调,并且注重责任、勇气、荣誉和积极进取,而非消极冥想。能培养这些原则,方能成为人上人。新儒家同时亦鼓励传统儒家有关道德行为及社会责任的观念。儒家看待道德是以政治秩序为基础,具有政治目标——创造和谐、有序的大同世界。这套信念历经数千年的打造,使得大家庭生活在拥挤、以血缘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虽有独立、家户的耕作,也要靠社区共同维护基础建设和秩序。

影响蒋介石的政治观点和事业,甚至影响到20世纪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第二股力量,是此前六十年内,“天朝上国”一再丧失领土、主权和自尊的惨痛经历。蒋介石出生时,满人建立的清朝已经统治中国近两百五十年,作为帝国的统治者,满人虽然保持自己的民族语文、禁止满汉通婚,但采纳了许多中华文化。和从前的外族朝代一样,他们的统治体系要靠汉族大臣、农村精英仕绅的合作。可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清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屡战屡败;这些西方人不仅相貌迥异于汉人,也不像满人或者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那样接受中华文化的优势地位。

一再的战败和丧权辱国记录,实在可怕。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凭恃军事力量逼迫中国接受种种屈辱,包括准许鸦片进口;到了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中国人中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数千万人之众。孱弱的清廷被迫接受“治外法权”,把西方人在中国犯罪的司法管辖权让渡给列强驻华使领馆,并且开放通商口岸,准许西方商人及传教士进出,他们享有即使最富有的中国人也不具有的特权。此外,列强还接管中国海关税收之管理,以尽可能地榨出他们“被迫”和中国交战而取得的赔款。

英、法、德、俄全在中国境内取得特殊权益或租界及租借地。美国西部爆发反华暴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华人移民。接下来,脱离封建孤立状态仅只四十年的日本,也加入掠夺行列。经过一场短短的战争,它强迫中国付出巨额赔偿,并且“永久”割让台湾。中国人大吃一惊,文化抄袭自中国的“倭寇”而今竟也拥有可与欧洲列强媲美的现代化海军和陆军。即使最食古不化的大臣也感到势必需要激烈改革,可是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和清廷却弹压了光绪皇帝发起的“百日维新”。

一八八七年,亦即蒋介石出生那一年,在香港学医的二十一岁青年孙逸仙,开始萌发建立现代、民主中国的理想。孙逸仙幼时曾与大哥住在夏威夷,一八九二年从医学院毕业,但两年之后决定全身心投入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他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很快失败,孙逸仙逃亡出国,辗转来到日本。在日本他得到了日本自由派及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们预见到中、日应携手对抗西方。孙也认为日本是中国理所当然的盟友。

当一九○○年中国上演一场爱国但又荒谬的血腥仇外运动,造成中国最屈辱的一段历史时,蒋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义和团矢志消灭在华所有洋人及信奉基督教的华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残暴地杀害数千名教徒以及数百名外国传教士。慈禧太后忌惮义和团,但更恨洋人;义和团初期的成功也使她相信了他们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奇力量,因此支持他们“扶清灭洋”。

但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一支八国联军轻易地击败义和团和清朝军队,并及时打到北京,救了数千名教徒和洋人。八国联军同时也展开了奸杀掳掠行径,并逼迫中国赔偿数额高得令人惊诧的大把银子——大约等于二○○二年币值的五十亿美元,还强迫中国同意不在沿海设防。
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最蒙昧的大臣、清廷以及不识字的大众,现在都了解到西方与日本不只军事上比中国强,在科学、技术、医学、教育、公共服务乃至生活水平上都遥遥领先中国。紫禁城颁发一系列谕令,建立推广数学、工程和现代科学的公立学校新体系。可是,改革的步子慢得出奇,令人痛苦。

此时,日本和俄国已经觊觎中国东三省(西方人称之为“满洲”)。满人这片广袤的老家,面积约为大不列颠的四倍半,矿产丰富;虽然朝廷有令禁止汉人移入,东三省的汉人人数早已超过满人。一九○五年,日、俄双方在东三省爆发战争。五月间,东乡平八郎大将率领的日本海军舰队,歼灭俄国由波罗的海调来参战的大型舰队。

对于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而言,日本能击败欧洲大国是个令人鼓舞的大事,这也可能是触动蒋介石决心投笔从戎,立志做革命党而不是去保卫清廷的主要原因。一九○三年二月,他转入宁波箭金学堂。毛福梅陪读,但几个月后,蒋嫌她土里土气,打发她回溪口侍候婆婆。

一九○六年二月,蒋显然是仰慕既是新儒家又不守旧的老师顾清廉之名,决定再转回奉化龙津学堂。顾鼓励这个新学生研读王阳明(浙江人,一四七二至一五二九年)、曾国藩(湖南人,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年)的著作。王阳明主张能自知,才能有道德实践,知而能行,道德才有意义。但是,身为“儒绅”,他也强调正直、诚实、忠诚。王阳明的哲学似乎颇能引起青年蒋介石的共鸣。董显光是龙津学堂老师,宿舍恰与蒋同一层楼;他记得这个十八岁的学生每天早起,在寝室前走廊上立正半小时,抿紧双唇,眼神坚定,双臂抱胸,全神贯注在他的目标上。
在龙津学堂也只待了几个月,蒋便向家人报告,他要东渡日本。他剪去辫子以示坚决反清,此举令亲友、邻居大惊。十八岁的蒋介石已经是个革命青年。


留学日本




一年之后,各个反清组织领导人和一群学生在东京集会,组成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此时,孙已发展出其集现代政治理论及实践大成的“三民主义”,强调民族、民权与民生。这是一个温和的政纲,反映出当时西方的知识潮流。

年轻的蒋介石又把妻子丢在家乡,自费前往东京学习日文,见识到这个格外整洁且井然有序的国家,似乎不论是铁路、警察、公用设施,当然也有军队,样样运用都有效率。28蒋这段期间能自费念书,显示他除了继承田产之外,一定还颇有积蓄。但是他无法进入向往的军事学校学习,不得不折返国内,报考竞争激烈的保定军校。蒋考取后便在保定接受军事教育约一年,旋即又获取官费赴日本就读军校。他再度到东京,进入专收有志到日本军校研习的中国学生之预备学校——振武学校。

蒋因自视甚高,在同学中人缘不好,但也结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位同样来自保定军校的四川学生张群,后来是他的终身密友;另外一位贵州学生何应钦,后来一直是蒋的重要将领。放假日,蒋和同伴会上馆子饮酒,偶尔也会逛窑子。蒋在这段时期养成了喜欢漂亮的妓女的嗜好,美女往往令他神魂颠倒。

不上学的日子里,他也与来自浙江的同盟会要角陈其美保持接触。蒋初次到日本时即结识陈其美。经由陈其美介绍,蒋及其朋友加入同盟会,陈成为蒋的“大哥”,一路提携他。蒋也结识了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的青年戴季陶。戴是个意志坚决、早熟的青年,他的爱国激情令蒋大为折服。

这段时期,蒋接触到一份在旅日华人中流行的报纸——《民报》,了解到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西方思想家。《民报》有两位重要编辑和写作者——汪精卫和胡汉民。他们俩都来自广东,日后都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汪精卫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擅长辩论、思虑清晰,和戴季陶都是在日革命党人中的翘楚。《民报》不仅鼓吹不惜一切手段(包括暗杀)推翻清朝,还主张土地国有化,支持世界革命。

在中国留学生(包括蒋在内)中间酝酿的这股激进革命思潮,引起了日本统治当局的密切关注;一九○七年,日本政府要求孙中山离境。许多中国留学生也越来越警觉日本人的帝国主义行径,尤其是日本人在朝鲜的活动。可是,同盟会领导人并不打算批评日本,仍然以与日本合作为主要目标。孙在离境之前,甚至在东京发表演讲,表示日本如果因协助中国革命而觉得应该取得东北北部地区,他也不会抱怨。

同年,陈其美由东京迁回上海,成立秘密总部,预备在江苏、浙江起事。蒋在暑假时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一九○九年夏天,蒋决心休妻,和毛福梅离异,但王太夫人听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元配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大官、贵人。王太夫人决心介入,她带着媳妇来到上海。蒋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哭着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与丈夫在这个夏天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她告诉蒋,蒋旋即要她回家。

一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毛福梅产下一子。很可能是王太夫人记起算命先生的预言,替孙子取名“经国”。“国”遂成为蒋介石未来或许还会再生下儿子时的辈分之名。当儿子周岁时,做父亲的显然根本没当回事。他不注意自己的亲生儿子,反映出蒋不仅和孩子的娘感情不好,也显示他越来越投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一九○九年十一月,蒋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和友人张群奉派到驻在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九野炮联队实习——凡要进入日本军校接受军士官养成教育,都需先经历实习阶段。军营生活非常清苦,训练严格,部队经常在风雪中操练。蒋积极接受挑战,但是他仍被认为冷漠,尤以脾气坏而出名,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的认真和努力或许赢得过师友们的勉强尊敬,不过他的整体成绩实在并不突出,在预备班同期六十二名中国学生当中,蒋排在第五十四名。

然而,十九联队中认识蒋介石的日本军士官,却记得他愿意接受严格的纪律,也表现出绝对的忠诚。有个士官记得他“仪表堂皇”。二十多年之后,当蒋已成为国民党领导人、开始清共时,他拜访昔日的日本师团长长冈外史将军。告辞时,蒋留下一幅题字“不负师教”给长冈。长冈认为,这正是蒋成功的秘诀:“忠诚、感恩”。

一九一一年夏、秋,陈其美忙着策划在长江流域各城市(包括武汉)起义。蒋以低级助理身份参与了攻占浙江省的计划。但是,十月九日武汉革命党人的地下炸弹工厂有一枚炸弹意外爆炸,引起清廷注意。这时蒋还在日本,清廷侦骑查获同盟会会员名册,开始逮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十月十日,新军第八镇中的革命党人鸣枪起义。

革命因而爆发。各省新军高级军官纷纷响应,成为实际上的政治领导人或都督。也有少数情况是由帮会头目与军事单位合作抢下控制权。虽然尚未正式得名,中国已迈入“军阀时期”。蒋介石听到武汉新军起义的消息后,与张群等一百二十名中国籍士官学校学生立刻离营,把制服寄回联队,设法尽快回国。

二十四岁的蒋介石,在日本已居留三年,读日文、说日语都不是问题。除了一夜情,他大多在华人圈中生活,并没有结交真正的日本友人,但是日本对他影响很大,加强了性格里与生俱来的一些倾向,他从此保有强烈的军事纪律感、革命热忱与对主义及领袖的忠诚。这些特质加总起来,使他格外坚持政治信念、个人勇气和诚实。他认为武士道至死不渝的精神是日本军事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也认识到,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是与日本生活中从铁路系统、教育和生产制造领域,样样讲究纪律、效率分不开的。终其一生,蒋认为爱国和民族精神——尤其是认同国家高于家庭、个人生命及财产——是恢复中国的尊严及世界地位的关键。问题出在,中国似乎缺乏建立这样一支大军所需的公共意志力以及热切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就慨叹中国犹如“一盘散沙”。

蒋介石、张群等人从长崎搭乘日本货轮,在上海日租界码头上岸。上海市四分之三的地盘是外国租界,但中国人仍占全市人口的九成五。洋商汇集的黄浦江畔江湾,以及商业街道南京路等主要道路,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熙来攘往:洋买办穿梭其间,留长辫、穿长袍的本地商贾亦出入市井。西方金融家、日本生意人也穿着黑色西装,点缀其中;少数洋人已有了新兴时髦的汽车,和推板车、人力黄包车以及一根竹竿挑起重担的苦力争抢道路。但是,上海的生命线是市区里数以百计的胡同巷弄,午夜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有上万名商贩、工人、家庭主妇、工匠、学生、店员和失业者,川流不息地穿梭在一排又一排的水果摊、面摊、云吞摊、作坊、菜市场与茶室之间。店家坐在凳子上和邻人、行人闲扯。蒋、张两人走在人潮中,十分失望,因为这里根本看不到大革命正在进行的丝毫景象。

他们抵达同盟会秘密总部时,陈其美正在计划攻打位于上海华人地界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以及一百四十五公里之外的浙江杭州巡抚衙门。杭州方面,支持革命的官兵已经准备好了。陈其美命蒋率领由奉化县渔民及上海青帮、红帮会众组成的“敢死队”。

这些“秘密会党”是地下、革命、准宗教等事物的歃血兄弟。这些各自独立的会党后来逐步涉入而且控制今天称之为“组织犯罪”的活动,同时往往也经营有合法事业。会党强烈的反满根源促使他们坚守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党成员中有知名商人、银行家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公民。孙中山本人即与广东省的会党联系密切。

蒋对于生平第一次作战任务十分兴奋。他一直憧憬这一天的到来,并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声称献身革命,请她原谅不能尽孝。其实,在浙江起义事件中,蒋只是小角色。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起义新军占领了省城各重要建筑物,蒋率领的敢死队虽也加入战团,却没遭遇太大抵抗;清廷巡抚已逃往上海,驻军守将在最后关头也决定加入革命。蒋的表现或许不错,但详载起义规划、执行内容的省城公报,根本没提到他。

攻打杭州的前一天,陈其美率领的部队(包含三千名青帮会众)攻占上海抚衙、警局和江南制造局。革命党的“五色旗”一夕之间挂满上千座屋顶,兴奋的民众挤满街头。不久,即有五十万男子纷纷剪去辫子。

蒋回到上海后,发现大哥陈其美已被拥立为沪军都督。据说,陈曾任命蒋为沪军第五团团长。但是,有那么多日本军校生回国参加起义,比较可能的是,陈交代了蒋设法尽量留住他那支敢死队里的渔民和会众,再招募兵员,试图打造一支有纪律的部队。陈也指示手下指挥官自筹军饷,维持部队。

武汉双十起义时人还在美国的孙中山,终于在湿冷的圣诞节搭船返抵上海,直接前往法租界的住所。各方访客纷纷上门,其中有一名替《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担任记者的澳洲青年唐纳德(William Henry Donald),从一九○八年起就是同盟会的顾问。眼光远大、充满理想的孙中山和务实的唐纳德立刻结为好友。数十年后,唐纳德说他的角色是“导引”孙、“像个荷兰大叔对他训话”;但国民党高级官员形容唐纳德主要是参与公关事务,有人甚至怀疑他曾秘密替英国人工作。至少,他是个有趣的目击者,见证了往后二十五年中的许多事件。

十二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在南京召开由同盟会主导的临时国会。光复会首脑陶成章想当浙江都督,但陈其美坚持要由同盟会人士出任。双方争执激烈,陶成章深恐性命危险而退出,躲进一家医院,然而还是被蒋查出其下落。陈派出杀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潜入陶的房间,将他杀害。蒋曾暗示他没有策划暗杀案,但“负起责任,以免牵连陈其美”。当时的报纸没提蒋涉及此一谋杀案,这代表说不定事发时他并不在场。

一月六日,南京临时国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此时,孙与清廷派任的总理大臣、控制华北的前军事领袖袁世凯之间长期的政治对峙,似乎已不可避免。除了日本之外,列强都希望孙下台。后来事情有了意外的发展,在达成终身之梦、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六天后,孙中山答应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孙愿意作出痛苦让步,来实现组织联合政府、达成国家团结;这个无私无我的伟大动作反映出他的理想崇高和政治天真。蒋介石和陈其美一样,强烈不赞同孙的辞职决定,但孙中山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权位的风格,令蒋大为佩服;他后来一生中也多次效法。三月十二日,袁世凯正式接任总统,但他也只对半数的清朝军队有明确的指挥调度权威。接着,孙中山又做了一个事后看来乃是大错的决定:同意以北京为国家首都,临时政府应该北迁。

陈其美继续留任沪军都督(最重要的省级位置之一),蒋也继续在上海练兵、筹饷。但是,革命的激情已止,这位年轻军官花了不少时间与陈其美、戴季陶和少数留日同僚讨论政治。蒋的急性子渐渐闹得圈子里人人都知道了。陈其美的家坐落在公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Mohawk Road),有一天蒋去探望陈,一名卫兵不让他进门,蒋竟动手殴打卫兵。这件事惹得陈对蒋一顿痛责,“有些人”也劝陈甩掉这个年轻人。但是,陈其美显然认为军事领导人好勇斗狠一点并不是妨碍。蒋本人也知道急性子是个麻烦:他也一再自责对黄包车夫等平常人发脾气。

这段时期蒋的个人生活有几项重要的变化。一天,他在青楼邂逅了非常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姚冶诚,姚出身苏州,那是座以古老运河和美丽女子闻名的城镇。蒋对她一见钟情,带着她在蒋法租界的公寓里同居。大约在此时,蒋结识了陈其美的十八岁的侄儿、助理陈果夫,以及十二岁的陈立夫两兄弟。他俩就在陈其美的家里住,多年之后,陈氏兄弟组成国民党内著名的CC派。通过陈其美,蒋又结识了古董商人张人杰,一个非常支持孙中山的浙江人。张人杰个子瘦小,瘸了一只脚,虽出身富有的丝绸商贾之家,但思想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而非右翼保守派。这个关系使蒋更接近核心圈,但是他仍未得到孙本人的注意。

同时,蒋留日时期学问最好的朋友戴季陶,成了中国革命之后的潘恩(Tom Paine),创办《民权报》,成为“中国新共和政治的良心”。孙中山辞职后,戴仍继续批评袁世凯,以及个人与省区利益挂帅、取代国家利益的政治风气。戴的思想左倾,不仅强调经济发展,也反帝国主义和进化的社会主义。蒋天天阅读《民权报》上的文章。

孙中山的同盟会此时与另四个政团合并,组成国民党。曾经参与广州及武汉起义的宋教仁负责国民党党务,在新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次。可是八月间,在北京经过四个星期的谈判,孙中山宣布应该让袁世凯做十年的总统,并立刻接受了袁授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一职。
此时,陈其美也辞去沪军都督这个重要权位,偕蒋介石一起东渡日本。两人可能是担心遭暗杀才出国。他们虽然坚决不同意孙与袁合作,但仍然先请示孙且得到同意后才出国。陈、蒋此时已考虑到恐有发动“二次革命”的必要,可是孙、袁的政治协议似乎会持续若干年之久。蒋一度匆匆、秘密回到上海,带着姚冶诚一起匆匆去了日本。


结识孙中山




一九一三年三月,国民党在大选中赢得对国会的控制,也因而与袁世凯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结果造成干劲十足的代理事长宋教仁遭人暗杀身亡,显然是袁政府的特务所为。脆弱的联合政府立刻瓦解,孙中山遂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蒋介石潜回上海,号召蒋的旧部(包含青帮会众)组织讨袁军。但是这次青帮被袁方或许也被上海的欧洲人当局收买,不肯参加讨袁革命。帮会毕竟只是反清,并非支持民主,而且清朝不是已被推翻了吗?根据友好的传记家之记载,蒋英勇攻打江南制造局和吴淞要塞失利,差一点被俘,但是他和同伙设法乔装沿江逃出。袁展开搜捕行动,杀了数千名支持国民党的人士,就连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也不放过。他下令国民党全面解散,缉拿陈其美及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蒋则名气不够大,还上不了通缉名单。

蒋、陈又逃赴日本,一九一三年八月,曾经满怀乐观壮志的孙中山也狼狈流亡到横滨。他恢复使用原来的日本名字“中山”(孙一生只用“孙文”为名,“中山”是革命期间在日本的用法,同志称他为“中山先生”,他不自称“孙中山”。——编者注),住进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黑龙会”首脑头山满提供的秘密住所。孙立刻召集东渡党员重组秘密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必须宣誓效忠孙中山作为党无可争议的总理及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等人拒绝接受这个条件,离开日本,但陈其美、蒋介石认同有必要全面效忠,遂宣誓入党。新的党纲采纳孙的原始构想:革命运动取得权力之后,要先经历一段由革命党及军事统治的训政时期,才能过渡到民主宪政。换句话说,中国要经历一段时间不明确的威权、军事统治。

追随孙中山东渡的人士当中有一位即是著名的宋耀如。宋耀如曾在美国念了八年书,得到范德比大学神学学位。回到中国后,他做了几年卫理公会传教士,后来投入《圣经》印制业,最后又从事大量产销面粉的生意,并因此而致富,旋即成为孙中山的重要金主。宋偕家人抵达日本后,其长女霭龄又恢复担任孙的英文秘书;霭龄自佐治亚州梅肯镇卫斯理安学院(Wesleyan College)毕业后来到上海,在共和政府成立后曾一度担任孙的秘书。

这一年的十二月,孙首次见到蒋,对他的投入印象深刻,旋即派他回国从事一项秘密任务。宋霭龄注意到这位留着小胡子的瘦削军官,额头高、宁波腔极重。她问也刚从卫斯理安学院毕业的妹妹庆龄,有没有兴趣与蒋介石交往。庆龄一口就回绝了。霭龄这时还不知道孙中山已经喜欢上她,有一天孙向宋父吐露心意,想要向霭龄求婚。孙中山和蒋介石一样,早早就娶了一名村姑为妻(卢慕贞),这时正和他一起住在东京。他们育有两个子女,都已成年。对于当时的中国男人而言,离婚休妻易如弹指。但孙和宋家人都是基督徒——宋耀如一听,大吃一惊,当下就拒绝了这门亲事。

几个月后,宋霭龄嫁给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孔祥熙。孔祥熙出身山西省一个富商、金融业家族,拿的是美国欧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文凭,是孔子后裔。孔祥熙年轻时即受洗为基督教徒,义和团运动蔓延到山西时,他的家人和很多朋友——华人教民、传教士,都被杀害,孔自己则被亲戚藏起来,才保住性命。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孔并没有从事家族的生意,反而受聘主持一所教会学校。辛亥革命之后,孔成为二十八岁的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顾问。后来,显然不满阎与袁世凯合作,他辞职改就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可见孔在年轻时并不看重金钱与权力。

接替霭龄的秘书工作、服务革命领袖的,是二十一岁的妹妹庆龄,她比姐姐更苗条、美丽;孙立刻又爱上了妹妹。孙中山没向庆龄表露心意,而且既然已知宋耀如的态度,也不用再向他透露。而庆龄对于这位大她二十六岁的长官的感情纯粹是政治、精神上的崇拜敬爱。

此时,宋耀如可能感觉到孙中山又喜欢上他的二女儿,决定全家回上海。庆龄原本不肯走,但违不过父亲的坚持。回国之后,她悄悄寄了一封信给孙;孙回信说,他在东京迫切需要她的协助。一天夜里,在家中女佣人的帮助下,庆龄爬窗、沿扶梯逃出家,旋即搭乘日本船只来到横滨。孙中山在东京迎接她时,已完成简易的离婚手续,并向她求婚。这一年,宋才二十出头,孙已四十八岁。婚后庆龄继续担任他的英文秘书,也开始负责他的秘密电码通讯。因为这件婚事,宋耀如宣布与女儿断绝关系,发誓再也不跟孙中山往来。

一九一四年春天,孙派蒋到上海组织已经星散且士气低落的地下革命党人。蒋的若干部下被捕,他再次间不容发地回到日本。次月,孙又派他到满洲,考察与东北军阀合作的可能性。但名义上已接受袁世凯节制的东北军阀,对蒋发动“三次革命”的提议反应冷淡;蒋只好准备回到日本。在回日本前,蒋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预测如果欧洲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日本就将借机在东亚扩张势力。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东京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包括日本实质从经济上控制满洲,把德国在山东和福建的权利让渡给日本;其他一些要求更将使中国实质上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消息披露后,海内外中国人群情激昂。袁世凯先是对“二十一条”尽量敷衍,但在日本威胁要发动战争时,袁只好让步,批准了一项纳入大部分二十一条的条约《中日民四条约》。

支持者的相继离去,使革命事业陷入最低潮,孙因此更珍惜那些仍然留在他身边的忠贞部属。

尽管孙的支持者大减,蒋和陈其美不久后又潜回上海,躲在法租界胡同里,酝酿新的革命计划。首先,他们计划暗杀淞沪镇守使郑汝成。十一月十日,两名枪手在外白渡桥拦下郑的座车,将其乱枪打死。接着,陈和蒋率领敢死队攻打警察总局,但不幸失败了,陈、蒋勉强脱身。这项行动普遍被认为失败,孙的声望跌到底点。疲惫使蒋病倒了,王太夫人来到上海陪他,在她的悉心照顾下,蒋终于病愈。

二月间(一九一六年),陈其美和蒋介石带着日本人借给孙中山的七十万美元巨款,在上海法租界青帮老大黄金荣(绰号“黄麻子”)的保护下,再度试图在上海建立中华革命军。71但是,一群可能是北洋军阀收买的杀手,潜入陈的办公室,打死了陈和卫士。两天之后,蒋为这位大哥发丧,在祭文中自许:“继公事业,不渝初衷者,更有何人。”72他还动容地说道,有些人试图“向之趋炎附势,排我斥我毁我诬我者,果何如乎?”但蒋声称不怕谗言的,“不恨生前之中谗,唯愿死后之可告慰耳”。

这篇祭文透露了这个二十八岁革命青年的雄心勃勃,但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仍努力克制、不轻易表露。蒋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在他那从一九一八年起就不曾间断过的日记中,一再列出自己必须克服的一些性格缺点,譬如“暴躁、性急、自负、顽固、狂暴……浪费、嫉妒、吝啬、好色、傲慢、怨恨”,“好炫耀财富”。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的突然病故,结束了政治危机。副总统黎元洪重新召集经选举产生、国民党人居多数的国会;孙中山也偕夫人自日本返国,定居上海法租界莫里埃路二十六号。接下来两年,孙中山和他的核心支持者们都居住在法租界里,彼此照应。蒋介石若到上海,有时候会住在张人杰家;现在张取代陈其美,成为他的“老师”。76蒋的爱妾姚冶诚也随他从日本回国,蒋把她安置在宁波。一九一七年九月,蒋向孙提出一份进攻北京、统一全国的军事蓝图——他称之为“北伐计划”。

蒋一连四年为党奔走各方,接二连三忙着一个又一个起事计划,但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活动却罕为人知。在他始于一九一八年的日记中,曾经略为提到这段期间的事。他曾提到,一九一七年春天奉已经前往广东的孙中山之命,应该是从德国领事馆领取了一百万元德国政府答应借给革命党的钱。

二○○六年蒋氏家人交给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蒋氏日记副本(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有一百多页经过编修——有些是家族所编辑,有些则是数十年前经蒋本人或其儿子所修订。鉴于删除的这些记事已时隔九十年,它们极有可能是关系到蒋氏家人觉得尴尬或有所牵连的行为或意见,也因此各方猜测颇多。

我们或许可以相信,蒋在这段时期参与了青帮的一些犯罪活动。一九一四年,上海的英国籍保安处长曾针对蒋发布逮捕令,指他涉及“小沙渡的犯罪”,但并未说明详细犯罪情形。这个指控可能有关此时他和陈其美在上海从事、后来失败的地下工作。一九一七年十月,北洋政府的淞沪护军使向英国公共租界警署提出状子,指控蒋涉及“一九一○年谋害公共租界知名华人”,那是七年前的事。但有可能它指的是一九一三年一月的陶成章被刺事件,却把日期弄错了。一九一○年,蒋只有夏天在上海逗留,又无其他报道指出有类似的犯案。一九一八年七月,同一个护军使又指控蒋“涉及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发生在公共租界西华路的武装抢劫案”。英国当局或许认为所控事件是中国各党派斗争的一部分,怀疑这项指控有政治动机,并未逮捕蒋。

二○○八年时,蒋家有位成员断然表示,家人针对蒋氏日记所做的修正,绝对没有涉及青帮、犯罪活动或政治事件,只跟“个人私事”有关,不涉及政治议题。但即使如此,有关前面一类的记载也不无可能是由蒋本人或其儿子经国删除的。

从一九一八年起,蒋每天以文言文至少写下一页日记。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一九七二年,因为健康原因才告终止。蒋的日记中,除了记录一天里发生的大事以及感想之外,还记下每天起床、就寝的时间,温度和天气。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日记中也列举自己的缺点,此举固然反映儒家修身思想对他的影响,也表示蒋承认自己行为的一些不成熟。不过,列举的缺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正。孙中山对蒋的严重缺陷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也看到蒋可贵的特质,如坚忍不拔、忠心耿耿、大胆不畏死,接连失败和死里逃生都挫折不了他的斗志。

袁世凯过世后,中国政治陷入一片混乱,北京接二连三上演军阀政变闹剧。一九一八年,国民党籍国会议员逃往广州,和孙中山联手发动“护法运动”,成立临时军政府,推举孙为陆海军大元帅。广东和云南的军事统治者都宣誓效忠,其中就有粤军首脑陈炯明。尽管头衔赫赫,但孙中山即使对广州的新政府——事实上,它派系林立——也并不具有绝对权威。

三月,蒋奉孙中山之命加入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司令部,担任作战科主任。可是,因为南方一些军阀要求在新政府中有更大的权力,孙中山在广州脆弱的联合政府很快又动摇起来。孙中山辞职返回上海。陈炯明及其三万兵力仍坚定支持孙;七月,蒋在福建作战,成功攻克一座重要城镇,不久由于脾气不好,与粤军军官处不来,他一度辞职,不过陈炯明仍要他回来,担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手下有一千名士兵。蒋全力以赴练兵,率领他们翻山越岭,深入敌后作战。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件影响到中国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了彼得格勒,并掌控了大部分的俄罗斯。次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南、北政府合组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要求收回德国以不当手段在中国取得的但现已落到日本手中的一切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投票表决时输给欧洲列强,只好妥协,把德国在华半数领土权利正式让渡给日本。当《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传回中国时,学生、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消息灵通的中国人群情激昂。北京大学首先发生抗议活动,旋即蔓延到其他大学、中学和工厂。蒋在日记中记载:“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并认为:“国民气不馁,民心不死,尚有强。”

一九一一年之前,中国革命党人的焦点集中在结束中国的落后与屈辱上,并把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咎于当时的清朝统治者。现在,清朝结束了,汉人主导的共和政体建立了,但国家却在分裂,军阀兵戎相见,比起清朝来更加衰弱,不仅内战战火不断,还继续受到列强压榨。面对此种情景,有改革之心的中国人一方面责备列强帝国主义使中国沉沦至此,但另一方面,也开始觉得只有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格进行彻底改造,才能使国家重新站起来。戴季陶即是反复申论此一主题的健笔之一。不过最著名的是作家鲁迅,他批判了中国传统中孕育退步、愚昧的文化,以及中国人道德上的怯懦。孙中山也一再呼吁应该有不自私、爱国、英勇的新中国人,一个他认为前所未有的新民族。蒋也同意应该改造国民性,但是他的乐观并没维持太久。他注意到,人民精神固然似乎已有提振,但大部分中国人仍是文盲。他担心,很难在十年之内完成国家性格的大改造。以国民坚毅精神而言,“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过于吾国者,其改革之速,更可知矣”。往后二十六年,蒋在这一点上一直很悲观。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或称新文化运动)固然令孙中山信徒士气为之一振,它也对在中国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在学术界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提供了巨大动力。知识界受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北大教授胡适这一位杜威实证主义派作品的影响,也出现“第三势力”,不过它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太大影响力。实际上,包括军阀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五四运动的目标。问题在于,中国在追求实现重振国势、现代化的共同梦想时,应由哪个党、哪一派或哪个军阀来领导。

虽然孙中山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不符合中国国情,但他仍越来越受俄国革命成功消息的鼓舞,和它的消除阶级差别、全世界终止帝国主义的理想之启发。蒋介石也一样,他开始阅读《俄国革命纪事》。在日记中写着,他会永远敬佩这桩历史大事件、人类史的新时代。日记中一再出现“读俄文”、“习俄文”等字样,他喜欢左派的《新潮》杂志,有时候早上读了下午又读。这一类阅读益发激起蒋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情绪。当莫斯科宣布它将放弃帝俄沙皇取得的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利、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时,俄国革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吸引力大增。对于长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而言,这是善意的闪电。

这时候,蒋仍在福建率领粤军作战。他在日记中写下,他不喜欢福建姑娘,但是脑子里赶不走性的念头,“色念,仇恨,嫌恶,诸几未绝,虚灵未足也”。一九一九年三月,他暂时离开前线、回到上海,与他称为“介眉”的新爱人同住。从蒋所表现出的热情来判断,她一定是个美女。由于姚冶诚好赌,俩人感情不睦,现在蒋疯狂爱上介眉。根据他的日记,有一天他已到了码头,准备回到福建前线,但又舍不得分离,因此又多留了几天。他甚至想要娶她,但是根据她写给他的一封信所述,即令她想和他长相厮守,也并不想被一纸正式婚约所捆住。这段时期,尽管感情不睦,蒋仍不时返回宁波去看姚冶诚。

蒋和许多女子发生性关系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自认感染了性病、失去生育的能力。也因此,他越来越关心唯一的亲生儿子。在返回福建驻地之前,蒋折回奉化,拜托他的老师顾清廉看看九岁的经国,评估这个孩子的潜力。蒋在写给经国的第一封信中提到,顾老师说孩子“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不久即送儿子到奉化,进他的母校凤麓书院就读。

同一时期,蒋告诉母亲和毛福梅,姚冶诚将带着一个他认养的三岁小童到溪口。蒋介石替他取名“纬国”的这个男孩,是蒋的好友戴季陶和日本情妇所生。姚和纬国住进蒋家,但毛夫人和她处不来;后来由蒋介石的伯父出面安置纬国和他的养母。从蒋写给两个小孩的信来判断,他疼爱养子胜过了亲生儿子。一九二○年春天,蒋陪母亲到城市治病,但不久自己即因伤寒病倒。养病期间,他有更多时间反省,在日记中频频要求自己改进。

受到思想越来越左倾的影响,蒋这段时期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地批评商人和资本家的“狡猾势利”。他写道:“资本家之不扫除殆尽,则百家无乐利自由之道。”有个地主想骗姚冶诚,他就评论说富人脑筋里想的尽是如何占别人便宜。但是,一九二○年七月一日,新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由支持国民党的人士为了替党筹募资金而设)正式开业时,蒋立刻买起了股票。蒋和陈果夫四处借钱,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炒股”。原始资本三千银元,初期略有亏损,不久就上涨到三万银元;十二月初,张人杰帮他向另一家投资公司买进三千五百银元的股份。可是,股市很快就下跌,到了年底,蒋在日记里坦承,他损失了七八千银元。这笔钱他显然欠着。

蒋没有时间去盯紧股市。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孙中山派他出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这是他前此未有的最高职位。蒋在日记中承诺,为避免别人的怀疑,绝不接受任何(政治)官位,暗示他将恪守军职,不招惹是非,不要因其直言批评人及坏脾气而讨人厌。蒋接任参谋长职务时,孙中山领导的粤军部队,在帮会、河盗和一万名苦力支持下,已经慢慢胜过一九一八年逼孙下台的南方军阀。整个十月,蒋与部队一再进军、“连战告捷”。但是,作战压力使他脾气更大,经常对同僚发作,使得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大炮”。

当年秋天,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责备他的坏脾气:
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蒋也同意,但他似乎依然改不了。有一次,他和戴季陶激烈辩论后,写了一封虽表歉意但仍自我维护的信给他这位“兄”。他说:“有不自爱惜,暴弃傲慢,何面目以对良师畏友?”戴季陶回信时,重申对蒋的友爱和敬意,但形容他是“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虑根祸,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按捺不住,又回信驳斥老朋友用词尖锐、有偏见、太冲动,但又自承:“弟处世之病,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蒋的强项——对革命事业坚持专注、自视甚高——也成了他的弱点。

十月底,陈炯明率粤军第二军进入广州,民众夹道欢迎。蒋仍在前线与桂系军阀残部作战,但于十一月十二日赶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次日再回浙江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次月,孙中山得到海军第一舰队支持,由上海返抵广州;不料,他和陈炯明马上就对广州新政府的未来方向发生意见不合。孙主张要有强势的中央政府,准备及早发动北伐、推翻北洋军阀。陈则希望先专心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主张以和平协议方式推动“联省自治”。

蒋从溪口拍发电报给孙,促请尽早以军事行动占领整个广西省,为北伐作好准备。孙要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却轻率地回答:“今莅粤五旬,未闻发一动员令,中是以有待。如果出师期定,当不俟召前来效力也。”一九二一年四月底,桂系军阀得到北京政府支持,再次打进广东。五月十日,蒋终于赶到广州见孙中山。可是,五月二十四日夜里,他梦见“雪深数尺,一片白色”,觉得这是母亲病危之兆,赶紧奔回老家。王太夫人于六月四日去世。

许崇智率领粤军第二军迎战桂军;桂军阵脚大乱,指挥官弃职逃走。粤军有几架双翼飞机,但没有炸弹,就追着溃败的敌军扔木头。许崇智率部打进广西,不久,出人意料地,粤军和广州政府正式控制了广西所有大城市。五月四日,孙中山复任总统,认为发动北伐、统一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大本营迁到山水秀丽的广西省会桂林。


创立黄埔军校




南方军事虽然告捷,蒋仍留在溪口,遵守古礼,为母亲守丧。他筹划丧礼,选定墓地。在通往雪窦寺半路的蜿蜒山径边,蒋替自己盖了一座亭子,可坐览山景。他一连多日静坐亭中沉思,不理会孙中山急催他回桂林的函电。此时,蒋能够“更成熟地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缺点”,他经常在日记里详载自己性格和行为上根深蒂固的缺点。虽然经常反省,他还是免不了会吹牛、自以为是和傲慢。他的急性子和严于律人,经常使同侪和部属不痛快。而上司虽然欣赏他意志坚定,但也时不时会被他的桀骜行为激恼。此外,即使已经纳了一房侧室,他仍性好渔色,流连青楼。固然对于一个青年军官而言,这些都算不上不寻常的行为,但也绝不是儒将所应为。

蒋在山间漫步沉思良久,为自己拟订新的人生计划,决心身体力行新儒家的理想——正心诚意、慎思笃行。虽然年仅三十四岁,在孙中山阵营里也只是中级军官,但他对自己的使命已经看得很清楚——他注定将是现代中国的伟人之一。此时或许他已看到自己即将肩负神圣使命,将会领导孙中山麾下的部队北伐、统一全国。他内心里甚至也隐隐想过,在更远的未来,自己可能继承现年五十六岁、身体仍然健康的孙中山的地位。虽然这种可能应该是在更远的未来。为了准备此一领导角色,他必须克制自已,以自省、自律来控制自己莽撞、冲动的坏脾气。
这段期间,蒋和两个儿子感情远比前些年亲近。纬国只有五岁,因此宠溺似属必然,经国已经十一岁,则必须严加管教。不过,蒋每天仍抽出时间和经国相处,他带着经国上雪窦寺、游千丈岩瀑布。蒋认为:“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九月初,蒋终于起程南下到桂林向孙报到。途中他在上海停留,和陈果夫商讨他们的投资在最近大跌的状况。几个月前,蒋还因市场自去年十二月后恢复元气而大为振奋。但是上海的证券号子现在却一家又一家关门,经纪人纷纷破产,有些人(包括蒋的一个朋友、共同投资人)甚至自杀身亡。蒋本人自一九二○年开始投资至一九二二年崩盘为止,大概损失了二十万银元(可能是墨西哥鹰洋)。没多久,蒋的债主开始向他追讨积欠的两千五百银元,孙中山还伸出援手寄给他一部分钱,其余债务则通过友人出面调停而一笔勾销。青帮首脑黄金荣邀请了蒋的“五十多名债主”吃饭,请他们把这位青年军官的欠债记到他(黄)头上。据黄金荣的说法,来宾看在他的面子上,都情愿一笔勾销,因此蒋拜在他门下当“徒弟”。蒋怪自己不留心、没经验,才会赔钱,但又说此事并没什么好气馁的。就像对待军事与政治上的挫败一样,蒋扛住了这次个人财富的重大损失,然后完全置之度外。

这一次商场经验使蒋思想上比往常更加左倾,也更加专注在革命及军事生涯上。不久之后,他试图在溪口开办学校,收容本地儿童,但是根据他的日记,这件事遭到了某位村绅的阻挠。他发誓,除非这个村绅死了,否则他绝不再回老家。他也观察到,要改造中国,必须终止绅、商统治。事实上,在蒋漫长的一生当中,他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并没太大好感。不过,他一贯相信共产主义无法在中国实行,阶级斗争是个有害的观念;而有钱的精英和富有的仕绅,则和军阀、秘密会党一样,是可以善加利用与交往的现实力量。对于自己的革命前程,蒋现在已觉得是“极广大极光明”。

蒋在上海邂逅了一个年轻女子陈洁如;两年前,她才十三岁,蒋已迷恋上她。陈的父亲是个纸商,一向支持国民党,根据她的说法蒋在她家的一场聚会中认识她,几天后就约她吃午饭。饭后,蒋引诱她到旅馆,但是她机灵地跑掉了。后来蒋又试图说服陈母,让洁如做他的侧室——陈在回忆录中则坚称是要娶她为妻。123陈母尚未给出回复,蒋这时已回去溪口安排母亲王太夫人的丧事了。

母亲过世后,蒋才休了毛福梅。蒋给毛的哥哥毛懋卿写信说:“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与毛氏离异后,蒋仍然出钱资助姚冶诚的生活。他虽可以弃她于不顾,但因感念她愿意带养纬国,遂安排她带着纬国住到她老家苏州。同时,陈洁如母亲也答应把女儿托付给蒋。陈洁如声称,他们两人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结婚。六年后,蒋已贵为国民党领导人,想娶宋美龄,便公开宣称陈洁如是他的妾,不是正室。

不论他们在何时又是如何结识、相恋的,根据陈洁如的说法,这是一段不寻常的遇合。陈并声称自己在蜜月期间就染上性病,这段经验不像是她编出来的。她说,蒋为示悔改,发誓再也不喝酒、咖啡或茶。从此以后,蒋果真只喝白开水,不再喝酒或茶。蒋新的俭朴生活方式可能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的,包括表明忠于陈洁如,每天只吃简单的宁波菜,养成每天早睡早起的习惯,除了仪式需要,通常只穿军便服、不佩勋章,只在胸前挂着潘兴式的背带或单纯一袭中山装或长袍。这些习惯给人强烈却非常好的苦修印象,象征了他的成熟、自律和严肃。这些后来更变成他举止的鲜明特质。

蒋旋即回到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的工作岗位,忙着规划北伐攻打湖南、江西的作战。但在这时,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孙宣布免去陈的广东省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广州陈部企图夺权,孙被迫连夜逃出广州,仓皇间乘着炮舰“永丰舰”驶向黄埔。孙又伪装成给蒋的养子纬国拍发电报,通知人在溪口的蒋“事紧急、盼速来”。在这次危机中,孙求助于这位一向忠诚、意志坚定的行动派大将。

蒋匆匆赶到上海,找到后来当上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孙中山的一个长期支持者,借到六万银元(银元类别不明)。带着这笔巨款,蒋搭船到香港,再租一艘小艇沿珠江而上。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蒋登上泊靠黄埔的“永丰舰”,与孙会合。随即蒋接过“永丰舰”的指挥权,命令它驶往下游。往后五个星期,粤军第二军和陈炯明部队激战时,“永丰舰”就停靠在闷热的河港白鹅潭。但是舰上孙部接获报告,陈炯明已击败许崇智以及效忠孙的滇黔盟军。八月九日,英国一艘军舰同意载孙中山一行人到香港,到了香港后他们再转往上海。

蒋登上“永丰舰”和孙中山独处,是蒋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很显然,孙自此对他更加铭记在心。蒋在战场指挥官、涉及多单位的参谋长任上,以及都市游击战、秘密作业(涉及两桩暗杀案)和其他地下工作中,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他似乎忠心耿耿,又不怕向最高领袖表达异见。尽管蒋受的教育有限,但好学深思,肯研究世界事务,对俄国新社会情况能侃侃而谈,并且还提出过一份北伐计划;他有胆识且极为诚正;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除了富有的张静江,他没有其他靠山,背景清白,又只有戴季陶、张群等少数好友,没有拉帮结派。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会妨碍他全心全意地效忠孙中山和革命事业。这些条件是蒋崛起的一个关键。

孙中山再次遭遇失败,但他仍很乐观——他有了值得期待的新支持者,甚至可说是迄今最为重要的新盟友。前一年(一九二一年),化名马林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孙会面,建议苏联可与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并把这一年稍早时刚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拉过来,和国民党成立统一战线。马林答应孙,苏联可以提供大量的军事武器与补给品来援助国民党,一直苦于没有日本和西方列强这类援助的孙,闻之大喜。

虽然孙不肯和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但他同意让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在共产国际的坚持下修正立场,同意接受统一战线,其成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内的集团”。苏联此一决定,反映出它希望有了孙中山这样具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国民党会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苏联人也觉得他们需要有个强大、统一和友好的中国,作为抵抗英国和日本的前沿堡垒;在中国各派力量中,国民党是较有可能促成实现这一目标的政党。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一百二十三名党员,马林还不觉得它是重要的组织。国民党本身虽然只有几千名党员,但是他们涵括了职业军人、作家、教师和学者,还有新兴的爱国商人阶级及金融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有军队。苏联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可以使居于少数的共产党得到尊重和信赖。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Adolph AJoffe)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定下了一个详细的合作计划,包括莫斯科要提供的武器、弹药及现金的数量,准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及国民党依照马列主义路线彻底改组。此时,蒋写了一封长信给孙,陈述他的政治策略观点。他说,在努力于国家统一、争取革命领导权上,国民党“当先求政权而后推行主义”,也就是“不妨先用中国式政治家。如谭、唐、李、孙,专为统一中国之预备不然”。孙同意这个看法,这时又恢复了自己大元帅的头衔而非总统的名号。他认为,军事手段是目前作战的最高优先。

孙委派蒋介石担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十月间,蒋抵达福建后第一个建议就是派遣更多特务去收买陈炯明部下的高级军官。蒋很早时就参与过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这里正是他重视特务工作的又一例证。但是,担任参谋长不久,孙又派他率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其军事及政治制度。有鉴于此时孙对与苏联关系的重视,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任务。孙致函列宁和托洛茨基,介绍蒋是他的“参谋长和密使”:八月中旬,蒋和另三名代表(其中两人为中共党员)搭乘邮轮前往东北。他们在大连坐上火车,跨越满洲里中苏边境,再转搭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

蒋介石和三名同伴在苏联逗留了将近三个月,考察红军单位以及海、空基地。他也参观了苏共(当时名称为联共)各级单位、军事院校等,甚至还包括一家化学武器工厂。然而,蒋此行主要任务是寻求苏联支持他本人设计的、经孙中山认可的一项西北军事策略方案。这项策略希望苏联支持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好让国民党进攻北洋政府。蒋在拜会革命战争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E•M•Sklyansky)及参谋长加密热夫(L•B•Kamenev)时,强调不论采取何种计划,国民党希望尽早发动北伐以铲除军阀、统一中国。但是苏联人并不高兴,他们不希望苏联支持的革命会激怒日本;何况,早日北伐,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时间发展实力。斯克良斯基告诉蒋,在中国,应该作大量政治准备工作后,才可能发动军事作战,否则“此种行动注定会失败的”。

托洛茨基也向蒋说明,“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经过这些会谈之后,蒋写下: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工人晓得必须要革命,农人希望有社会主义制度,而其领导人允许国内一百五十个不同民族组织联邦来自治。十一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邀请蒋到其执行委员会演讲。蒋在演讲中暗示,共产主义是下一阶段中国革命可能的目标;但是国民党若公开拥抱共产主义,将会伤害到它当前的主要目标——团结所有的中国人、驱逐帝国主义。起先,这似乎是暗示说,国民党基于战术理由,现阶段不能拥抱共产主义,但随后他直接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无产阶级革命并不适合”中国。听完蒋的演讲,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有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文,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

蒋对于共产国际如此直接抵触他对团结路线的解释,以及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排斥,相当失望。他在日记中形容苏联政府“轻信,迟缓,自满”。当他参观彼得格勒时,觉得这座城市“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他也注意到,国有化造成过度集权,工厂缺乏能力强的管理者。此外,平等分配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还很难做到。

向红军团体讲话的请求被获准后,蒋向四百名士兵发表了演说,宣称他和他们一样是革命者,他的目的是来向苏联学习、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击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他演讲时,“声音提高、两手发抖”。十月中旬,蒋率领的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出一份有关中国革命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除非我们(全世界人民)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虽然蒋很喜欢以世界革命来对抗可恶的帝国主义这个理想,但对蒋来讲,这句话大体上也只是说说而已。不过,他还是接受了红军中设置政治工作人员的制度,后来把它纳入国民党部队;他也接受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构想,写道:“(共青团)对于青年竭力培植注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

苏联考察之行也在蒋的事业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使他突然间成为国民党成败所系的这个既强大又神秘的北方邻国的头号专家。蒋在十二月十五日搭苏联船只回到上海时,主管国民党财务的大员廖仲恺前去迎接。廖也是孙中山挑选出来负责依照马列主义改造国民党的人员之一。国民党内有些人士深刻关切莫斯科的真正意图,对此,蒋向他们担保:苏联提议援助国民党是真心的。(不过多年后,他痛苦地表示,当年回国时他已对苏联的意图极为警觉;此说分明不确。)蒋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终于回到广州,向孙交上一份书面报告。

此时,共产国际新派来的驻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已在广州依照列宁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在孙中山的命令下,国民党党员以“同志”称呼中共及苏联盟友。不过,孙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全代会上宣称,中国并无明显的阶级差异,每个人只是大贫与小贫的分别。这一说法和共产党进行剧烈的社会革命的主张大为不同。军事方面,孙就比较能接受苏联的影响。他晓得,当他指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成员,并主持为训练军官而成立的新军校时,莫斯科一定会很高兴。一九二四年六月,蒋陪孙站上司令台,主持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开办军校的费用靠的是苏联赠送的两百七十万元(中国钱),另外每月补助十万元,才得以成立。孙在开学典礼的演讲中宣称,目标是仿效苏联红军打造一支“新革命军”。

应蒋的要求,苏联派蒋在西伯利亚结识并一见如故的苏联远东部队司令加仑(V•K•Blucher)到广州,担任他的参谋长。莫斯科另外派了几个军官到黄埔军校。154蒋搬出在莫斯科学到的东西,派戴季陶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至于戴之下的副官,则是中共提名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周曾留学日本两年、法国近四年,刚回国不久,时年二十七岁。周也是浙江人,和蒋很谈得来;他长相英俊,有如默片电影明星,风趣幽默、仪表堂堂、谦恭有礼、饱学多闻、自信满满,且温文儒雅。在蒋看来,周是个很真诚的人。国共两党虽历经四十七年的竞争、斗争和激烈交战,两人之间却发展出不寻常的关系,彼此尊重,即使在两党激烈冲突之际,这种感情仍会不时显现出来。

黄埔军校倡导武士道精神,校训“亲爱精诚”,还有一套威武不屈、誓死不降的荣誉规约。这套价值的极致就是“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兵一卒;不计牺牲、英勇攻敌;不容疑问、奉命唯谨”。它还订立“连坐法”,任何单位只要有一成员失败或犯规,全体接受惩罚。战术课和武器操练只占四分之一的受训时间;大部分的讲课是政治思想课程,即研修三民主义,但也教授马列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以及中国沦为分裂、被压迫的半殖民地之历史。尽管上课时间甚长,操练仍十分严格,需要全心全神投入。

中共有权推荐若干人进军校各期受训,但国民党召募来的报名者占大多数——总共有七千人,大多来自中等以上阶级的城市居民或地主乡绅家庭。蒋介石从名单中亲自挑选了约五百人作为头几期的学员。每期三个月的密集训练——长度与美国收大学毕业生的陆军军官预备班相同——一年下来,培训了约两千名新军官。“黄埔系”成为未来二十五年蒋的核心支持者。

前一年,国民党内有十一名元老曾因共产党势力大增(包括在各阶层皆已建立秘密小组),首次向孙中山提出警告。到了一九二四年六月,其中多位大佬又呈请下令清共。这些人拿出中共的秘密文件质问鲍罗廷,文件显示,共产党密谋利用国民党达成其革命目标。但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广州国民党领导人并没在意。蒋认为,“当此关键时刻……(同志)必须紧密合作,国民党员应与共产党携手对抗共同敌人”。蒋在一次演讲中赞扬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他们国家及平民之福利奋斗,不全为个人利益努力”。同时,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苏联答应给的第一批八千支步枪抵达广州,不久又送来一万五千支步枪,以及若干机关枪和大炮。到了当年年底,莫斯科派到中国工作的军事、政治人员已达一千人左右,并且提供给国民党每月三万五千元(中国钱),外加其他补助。从这段时间起,至一九六○年为止,苏联是在中国最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例外的情况有二,一是作为侵略者及占领者的日本,二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盟国的美国。

苏联武器源源而来、堆满广州码头之际,广州商团和国民党右翼人士组成了一支九千人的民兵队,在英国人默许下,香港的保守派华人运送一船的武器给这支民兵队。蒋获报后,召集军校学生组成作战队伍开进广州,没收这批武器。商团威胁要展开总罢工,香港的英国人炮舰也升火待发,孙下令交还武器,但民兵队和国民党军队仍爆发冲突。孙终于授权蒋平乱,短短几天里,蒋完成了这一任务。
同时,北洋军阀新的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的健康情形已经大坏,但觉得这是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最后机会,仍决定抱病北上。他一到北京即病倒,医生诊断他的癌症已经无法治愈。孙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五十有八。直到这一刻,蒋还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快成为政治领导人,不过他一定考虑过总有这个机会的可能性。两年前,他在日记里曾引述过十九世纪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话:“看曾公尺牍,至《复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后面是他咬文嚼字地说:“信乎,吾可不以迁移默运之人,自任乎。”

孙逝世时,蒋还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党内高层人士中多数也不认为他足堪竞争领导人地位。蒋在军队中也有政敌(这段时期他随身带着手枪)。但是,他强悍的军事指挥官的形象已经英名在外。这个阶段,他在低阶军官及一般党员中的追随者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任何其他的国民党政治领袖。在他们心目中,蒋不仅是个战功彪炳的军人,还是孙中山首屈一指的学生,是个坚强又有独立主张的左派分子,不贪腐,且“坚定不移”地追求目标。蒋也被公认是个熟悉苏联的军人,受到苏联的信赖。苏联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新角色,对于蒋在国民党内的蹿升,起了极大作用,而蒋也明白,在未来几年内,苏联的影响将更加重要。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



一九二五年春天,列强在中国依然横行无忌,但中国人民已越来越不愿容忍这些侮辱。五月间,孙中山逝世之后两个月,上海某日资纺织厂的守卫开枪打死罢工工人;学生爆发示威活动,英国人带领的警察又打死十一名示威者。武汉方面,英国志愿队架起机关枪对付“数千名滋事苦力”;当滋事者焚烧九江的日本、英国领事馆时,英、法陆战队紧急驰援。

警方把上海骚乱归咎于“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尤其是“国民党激进派”。《纽约时报》特派记者警告说:“激进党”(国民党)决心废除“所有的外国特殊地位、特权和治外法权”。他又叹息列强对如何处理这一挑战,并无共识,不像当年对义和团事变的反应。记者还警告,就连日本也有可能“和黄种人世界站在同一边,对抗西方”。

由春季迈入夏季,动乱愈演愈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包括童子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在内的一支反帝游行队伍在行经广州沙面外侨居住区时,有人开了一枪,岛上英军开火反击,击毙五十二人,另有上百人受伤。蒋介石闻报有二十名黄埔学生丧生,对英国的仇恨升至新高。他写下:“英贼凶暴……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他每天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反英意见,如“汝忌阴番之杀同胞乎”,他也一度提到:“法、美可恨。”蒋介石反帝国主义的心,跟他的爱国精神一样强烈,因为他视两者为共生关系。

七月一日,国民党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为主席。另两名重要成员是党内大佬中最左倾的廖仲恺,以及高级将领许崇智。蒋氏为强化自己高尚、无私的军官形象,觉得军人不宜参与政府运作,因而婉拒出任政府委员。不过,他还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建议下,所有的军事单位,包括联盟的军阀部队,今后都统称“国民革命军”。此外,他替主张及早发动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若干国民党领袖站上最前线,提议建立七个军,在广东建立若干军火库,并将广西纳入革命阵营。最后一个提议的目标,是把新兴的“广西陆军第一军”纳入国民革命军,这支由三十四岁的李宗仁率领的部队在一九二五年底即将征服广西省内大大小小的军阀。经过冗长交涉,李宗仁和他的两大亲信同僚黄绍竑和白崇禧,正式同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广西的军队和省政仍保持着有效的控制。

李、黄、白三人不仅是军阀,还是当时少数有能力的军事领袖,强烈认同“让中国统一、强大”的理想。他们率领的桂系军队是当时中国所有部队中领导统御最佳、效率最高的,并且借由对经过广西省的鸦片课税,粮饷也最充裕。桂系对社会或经济改革没有太大兴趣,一向强调维持本身的独立地位。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提出一个主要目标,即肃清军中的贪腐。他下令:“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稽核之责任,各部更不得于驻防地自行筹款。”他打算把国民革命军打造成为纪律严格、现代化的组织,像日本的皇军或苏联的红军那样诚实、有效率的部队。这也正是他高度重视政工干部角色,也愿意接受政工干部大部分为共产党员的原因之一;这也表明:早在此时,他已承认中共党员比国民党干部更有纪律、专心致志和诚实。政工干部另外的功能是确保部队指挥官以及其他军官的忠诚和诚实,并且要保证征召来的士卒和平民得到相对人道的待遇。

不幸的是,蒋氏手下大多数将领根本拒绝这个集中军中财务的方案——蒋介石不久就发觉,他必须把反贪腐的优先度降低,先着重保持他手下品流复杂的文武官员的团结和忠诚。他别无选择。然而很重要的是,他在一九二五年取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之后,立刻停止了这一财务改革,这一事实显示出:尽管蒋很了解军队和政府中的贪腐毛病及其可怕后果,但他从未能成功地反贪腐过。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他一九四九年撤退台湾之前。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刚下车即有几个人从暗处跳出来,开枪把他打死。蒋介石获讯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此事应系英国人在幕后策划。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政府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此事。蒋氏以后生晚辈之姿突然跃居党内三大要角,而党内领袖当中被公认为最保守的胡汉民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不久就发现刺杀廖仲恺的一个主嫌竟是胡汉民的堂弟,此人在被传讯之前就逃离广州。

调查也发现,国民党和粤军中有一群保守派阴谋铲除广州的左派分子。中央政治会议下令将许崇智——负责调查工作的三大员之一——手下几名高级军官处以极刑。许崇智本人并未被认为直接涉及廖案,但是不久又冒出另一指控——他涉嫌和陈炯明有秘密接触。九月二十日上午,蒋介石率领少许士兵包围许崇智住处,要求名义上仍是上司的许崇智离开广州三个月。许崇智贪腐人尽皆知,中央政治会议同意他立刻前往上海。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下,派反共的胡汉民前往莫斯科。挺讽刺的是,胡汉民不久后又被派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决定国民党方向的权力落到了两个人的肩上:汪精卫,政府领导人、革命军首席党代表,也是昔日反清革命党人最知名的人物;蒋则是地位较低的军事领导人,兼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两人似乎都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左翼;汪外向、好说大话,蒋则内向、一本正经。根据鲍罗廷的说法,汪善体人意,“能闻一知二”,但若被要求“负起责任,他一向退让不遑”。

汪能言善道,但“重权力、好出名”。鲍罗廷、李宗仁等人认为汪不能信任,也不够坚定。鲍罗廷反而觉得蒋虽才学有限,却“勇于承担责任”。李宗仁和蒋第四度也是最后一次决裂之后多年,说蒋“心胸狭窄、偏执顽固、狡滑、多疑、好妒”,但也承认,“他喜爱作决定”。

事实上一般公认,顽固(或说坚定)和果决是蒋的主要特质。他刻意培养、练习并向外界展现这些特质,可是一生当中,他在和军阀、日本人、中共及美国人谈判当中,也有战术灵活的时候,必要时也会务实地后退、让步。在蒋所处的环境里,狡猾和猜疑往往是成功政治领袖的标记,蒋也有这样的特质且一路精进。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诚心以及精明之强烈信念,不但让他喜欢被赞扬和奉承,也颇能领受传达尊重、好意,以及让步的举措。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直到许崇智下台之前,蒋一路稳步上升,并无任何拉帮结派的可疑举动,他没有试图打造派系(除了年轻的黄埔学生)以积累政治盟友,也没有争取政治地位。此外,蒋看来是个异常能克制自己野心的权力人物。浙江人的身份是他政治缺陷的其中一项,革命军当中除第一军有许多黄埔学生外,绝大部分的官兵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湖南。

廖仲恺、胡汉民和许崇智等大佬相继退出舞台,加上共产党的持续崛起,国民党内出现裂痕。一九二五年夏天,戴季陶发表两本小册子,指控共产党代表外来的激进主义,“轻蔑中国价值,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秩序”。戴也写了一封长信给蒋,重申他担心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渗透后果将十分可怕。蒋却大怒,慨叹戴和一干老朋友“老朽、跟不上时代”。

蒋大部分的政工已是共产党籍,由周恩来领导,蒋对政工们的动员工作越来越关注,他甚至任命周担任他最忠诚的第一军中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就和当时他的日记内容一样,此一任命表明蒋的思想依然十分左倾,相信与苏联的同志关系,以追求共同利益——打倒全球帝国主义、统一中国,除了不愿让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国内事务。这个态度还有另一个例证:十月间,他很快就答应十五岁的儿子经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念书。同一个月,终于敉平陈炯明的势力,他在中苏军官一起出席的庆祝大会上赞扬苏联人的国民精神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以及它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使命。他说,中国若不与世界上所有的革命派结合,中国的革命必败。

但是,国民党的裂缝日益扩大。十二月间,戴季陶等一干大佬在北京西山召开出席人数不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党籍,停聘鲍罗廷,解散中央政治委员会。对此,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责备中国革命迄今未能成功,就是因为西山会议派的傲慢和腐化的嫉妒。同一个月,他对黄埔学生演讲,“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同时,蒋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肩上披着披风出现在代表们面前,很是吸引众人的目光。共产党的领袖张国焘对此的印象是:蒋是在传达一个“重要军事领袖”的感觉,并塑“自成一格”的形象。

国民党“二全大会”有三分之一的党代表是共产党人,蒋首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党工干部中百分之七十为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军的八百七十六名政工干部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为共产党员。共产国际的档案文件显示,黄埔军校甄选第一期学生时,蒋甚至向苏联顾问建议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由共产党人担任,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中只占极少数。有位苏联顾问向他的上级提出警告:蒋对中共的偏袒已引起“国民党内各级指挥官的愤慨”,搞不好会有反弹。

同时,苏联顾问团在广州的人数也快速扩张。苏联六艘轮船定期载送石油、武器甚至拆解开的飞机到广州来。苏联派在华南的代表团向北京苏联大使馆报告,说它实际上已承担起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的工作。这份报告说道:“国民党现今的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提案没有一项不会被政府采纳。”化名季山嘉(Kisanka)的库比雪夫(N.Y.Kuibyshev)将军,十一月间取代加仑出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两个月后季山嘉呈报给莫斯科一份报告,透露苏联的终极目标: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住国民革命军。

有位苏联顾问觉得蒋“自负、缄默、野心勃勃”,但是若能“微妙地赞美”他,“以平等地位待他,绝不显示向他夺取一丝一毫权力”,便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即令如此,季山嘉仍然公然鄙视他的中国军方同僚,写下:“他们完全不懂兵法。”冲突遂在所难免。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蒋就记下他对这位新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及其部属的不满:“我已诚往,彼以诈来。”季山嘉“讪笑”他之后,蒋又抱怨苏联人欺骗、多疑、善妒。
很快就导致双方失和的事件之一是,蒋全力规划早日发动北伐,此时国民革命军拥有八万五千名部队官兵、六万支枪;军阀对手虽有十倍之多。但蒋深信,精神、意志力才是胜负关键。可是,斯大林反对提早北伐:他依然担心日本的反应,也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壮大还需要时间。

同时,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散布谣言,试图扇风点火,挑起广州人士的疑共心理,并传说汪精卫和苏联人有阴谋要铲除蒋。蒋的部属向他报告,广州出现明显出自共产党之手、诋毁蒋的传单。蒋此时也开始在日记中批评起共产党,有一天他写下: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不久,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单枪匹马,孤苦伶仃”,政治生活仿佛“绝境”。

就在这时候,汪精卫派他到莫斯科去和苏联人商讨北伐计划,以及他和季山嘉的不和。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蒋的机要秘书。陈立夫后来著书说,蒋并不想去莫斯科,但是觉得他必须接受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原则,即党(汪精卫)控制军(蒋本身)。照陈立夫的说法,三月十八日午夜过后,中共中央执委会里头有个浙江籍成员传递密告给蒋,表示共产党和苏联人正阴谋要逼他下台。

次日,革命军一艘炮艇“中山舰”(舰长为共产党员)作出令蒋起疑的移动,而且汪精卫当天两度打电话问起蒋的行程。据陈立夫的说法,蒋担心有陷阱,决定搭车前往广州城外效忠他的第一军驻地。途中,他决定要反击共产党冲着他来的威胁。经过和第一军高级将领彻夜讨论后,三月二十日清晨四点钟,蒋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以及周恩来在内的约五十名共产党人。第一军部队解除了广州共产党纠察队的武装,并没收苏联顾问团营区卫兵的武器。下午,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冲到蒋的总部,追问:“你疯了吗?还是你要向帝国主义投降?”想到总理孙中山一向深信他会接受文人统治,蒋不禁“伏案痛哭,有如小童”。

苏联对此事件的后续报告似乎证实,蒋怀疑汪精卫居心叵测似乎不无道理,但莫斯科方面此阶段根本不可能试图倒蒋。每一个迹象都显示斯大林和鲍罗廷视蒋如雅各宾激进派,近似共产党人,在国际事务上可接受共产国际的权威,但在内政事务上则不,有朝一日说不定可将他争取过来。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九二七年四月初闯进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抄出的文件中也找不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苏联有倒蒋的阴谋。苏联内部的报告也下结论,认为苏联顾问躁进,想抓权,却激起公愤,但也暗示汪精卫在“中山舰事件”期间及事后都是反蒋联盟的一员。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事后蒋也相信中山舰舰长未涉及阴谋,他仍然把握这个机会,不仅确立了国民党在中国有超越苏联顾问的完全权力,制止中共渗透国民党,还确立了他在国民党乃至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希望避免被看做是借由政变来达成这些目标,因为这会违背孙中山的原则以及他自己诚正的誓言,也会危害到未来苏联的援助。因此他立刻向苏联人保证,一切不变。事件当天下午,他就把部队撤离苏联营区,并表示道歉。他也命令士兵撤离工会,释放周恩来等大部分被扣押的共产党人。汪精卫大怒,以为除了第一军之外,他可以号召所有部队反对蒋,不料各军司令除了一二例外,都强烈反共,乐于见到蒋对中共及苏联人的限制。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迅即核准蒋的行动,包括让他接手汪精卫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位,中执会还提议,“鉴于当前情势,左翼同志应暂时后退”。汪精卫遂以养病为名,立即前往上海,后转赴法国蒋向苏联在广州的高级外交官索罗扶耶夫(Solovyev)担保,他的目的不是阻止国民党联苏容共,他要求加仑回任,以及暂时回去莫斯科的鲍罗廷快点回到广州。索罗扶耶夫同意,并表示他会罢免季山嘉。

蒋也逮捕若干国民党保守派,并向黄埔师生发表公开信表示他和孙中山一样,认为若不容共,革命阵线无从团结起来。这时正好在广州的苏联考察团团长布伯诺夫认为,蒋愿意也有能力“和我们合作”。虽然中共此时已有三万名党员,但短期内夺权的机会不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因而同意它应继续维持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蒋为“三二○”事件向国民党中执会自请处分,不出意外地,中执会不但没惩处他,反而决议把革命大业交付给他。六月五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总指挥,一个月之后又接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孙中山一样,西方媒体自此即称他“Generalissimo”(委员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和弟弟陈立夫,以及一向提携蒋的张人杰联手清共,拔掉多数共产党人所担任的各级党务主管工作。陈果夫也开始派出手下秘密小组渗透进工会、农会甚至军中政工干部。

此时蒋早日发动北伐的想法更加坚决了,他预计一开始若能连番告捷,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就会团结起来都支持他。他也晓得,虽然苏共、中共都认为他只是“刚刚蹿起的无名小卒”、“自封的拿破仑”,可是他一旦发动北伐,他们别无选择,就只能支持他。蒋有第一、第七和第四三个军的实力,承担了北伐一路激战的主要任务。除了第一军外,其他军都有军阀部队的背景。六月间,反国民党的湖南军阀中,最大一个师的师长唐生智率部倒戈,被授予第八军的番号。

蒋的策略是取湖南,占领往北近五百公里的长江重镇武汉,与左倾的军阀“基督将军”冯玉祥(以水管替官兵施洗,要他们信基督教而闻名)联合,再往北京推进。长沙的美国籍传教士医生菲尔•葛林(Phil Greene)在家书中提到,湖南有许多“小王国”割据,各有军事首脑和成群的游手好闲的士兵。事实上,湖南一省就有二十三个大小军阀,国民革命军北进,他们不是闻风而逃,就是加入革命军行列。蒋的军官宣称“所向无敌”。

七月十一日,国民革命军在一大队青年学生尾随下进入长沙。次月某一天,湘雅医院(YaleinChina Xiang Ya Hospital)的外科医生葛林接到军方总部传话:“立刻派牙医来照料委员长。”湘雅医院受西式训练的华人牙医早已逃往上海,因此葛林亲自出诊。等了好几个小时后,“进来一名男子,身穿平常白衫、灰裤,中式鞋子”。葛林以为他是传令兵,问起名字,病人只说:“姓蒋。”葛林解释,他虽不是牙医,但可以替他拔牙。蒋说:“那就拔吧。”葛林说,蒋不像一般中国人“东问西问”,很干脆。三天后委员长在湘雅医院对面设立一所全新、设备齐全、两百张病床的军医院,所有的美国人都很佩服。这是可喜的兆头。葛林认为,或许梦想终能成真——中国恢复完全主权,重建自尊,欢迎愿意伸出援手的外国人。

蒋命令国民革命军立即进攻湖北。接下来的武汉争夺战,一向不怎么欣赏蒋的李宗仁,赞佩总司令“镇定地”站在前线,“不畏黑暗中擦身而过的子弹”。十月底,革命军已击溃湖北军阀势力,攻占武汉。同时,何应钦率领的第一集团军也绥靖福建,进入浙江。闽、浙两省军阀立刻宣布效忠国民党,蒋也立予收编。后来,蒋一再招降纳叛,来者不拒,后续的政治问题以后再头痛。这是孙中山的旧策略,它日后使蒋吃尽苦头,但是在这一刻,他觉得也别无他计。

北伐途中,蒋率本部参谋随主力部队行进,经常骑马,偶亦坐轿(因为根本没有卡车)。不论身在何方,蒋总是晨起静坐、运动。他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先练拳术,用那种梦幻似的传统姿态慢慢地伸展、紧缩并放松他的肌肉,然后练习吐纳。面对每天的挑战,他总以曾国藩和王阳明为师,并参考古代兵学家孙子,思索他们会怎么做。

蒋面临的挑战极大,他又巨细靡遗、大小皆管。由于他对底下多数将领的能力没有信心,或是未必信赖他们,有时他直接找团长沟通。台北所藏他的军事指令和通信的全集,有七十八卷之多。他经常亲自裁定分配多少弹药和器材给哪个单位,有一次还细微到配给四门臼炮、一百发炮弹、四百枚手榴弹。鉴于当时器材、弹药、军毯、粮食当然还有金钱奇缺,有时候是否配发四门臼炮这种小事都不只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每一次蒋分配稀少的供应品、每一次的部队战术调遣,都会影响到其他单位,引起羡妒。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的重炮是特别珍贵的罕有资产,有时候这几门炮要怎么调遣都得由蒋亲自裁定。

显然蒋指挥的是一支良莠不齐的杂牌军,各部队的训练、经验、忠诚度、可靠度都天差地别。他经常请教加仑和白崇禧,但又觉得到头来只能相信自己以及少数在日本军校的同学,如何应钦和张群等人。固然共产党籍的政工起先协助他降低军中的贪渎邪风和弄权玩法,在“三二○中山舰事件”之后,他撤销了最信赖的部队第一集团军中的共产党政工干部。(李宗仁的第七集团军则自始即不准他们进入。)

蒋和陈洁如在这段期间的关系也是跌宕起伏、吵吵闹闹。两人一分别,他就想念她,要她到不同地点会合;她若不能准时出现,他就发脾气。他们经常吵架,吵完他又后悔。一九二六年六月,他曾到孔祥熙、宋霭龄寓所去拜会宋氏三姊妹。三天后他又单独上门找美龄。宋家三小姐和陈洁如——更不用提蒋以前的女性同伴——的差异相当大,他开始嫌弃陈洁如没念多少书,不会打理家事。

蒋第一次邂逅宋美龄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孙中山寓邸的圣诞晚会上,据说他一见宋美龄就惊为天人(毫无疑问,她的家世背景也是一个因素)。尽管不久之前他才把陈洁如迎进门——他问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是否觉得宋美龄会接受他。据说,他们俩斩钉截铁告诉他,“不可能”。宋美龄本人也回话,她一点兴趣都没有。五年后的一九二六年八月,蒋短暂回广州处理公务,孔祥熙夫妇邀请蒋介石、陈洁如吃晚饭。陈洁如认为,孔氏夫妇此时已经打主意要搓合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待男士离开房间,宋家两姊妹问起陈洁如和蒋的生活情形,话题转到他出名的坏脾气。宋美龄说:“可是,男人有坏脾气,总比没脾气要好呀!”蒋追求宋美龄的希望大增,此次会面后,他和美龄开始不时鱼雁往来。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她还发函恭喜他。

革命军北上时,往往带走由地方仕绅和地主供饷、掌控的民兵团练,结果是跟在革命军后头,中共创设的农民协会收益更大,许多地方的地方官反而失去权势。照毛泽东的叙述,年轻的中共干部通常把新团体的领导权交给一无所有的村民,如失业者、乞丐、佣兵等。他们领导一伙最穷的农民斗争地主及其他阶级敌人,且对“土豪劣绅”举行群众公审。毛泽东在他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恐怖现象。”

基督教会也受到攻击和劫掠。葛林和太太露丝的一些传教士友人在“仅有蔽体衣物”之下逃往长沙。一月二十六日,美国驻长沙领事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力劝葛林和四个子女夜里秘密前往一艘拖船,它会带他们往下游去找另一艘英国邮轮。葛林一家人遂在学校医学院学生协助下顺利在午夜逃亡,但誓言一定会回来。

中共中央试图阻止在农村这些太早漏出痕迹的过当行为,却不成功。苏联在湖南的军事顾问对这些贫下农民攻打有土地的乡绅以及革命军,忧心忡忡。许多集团军司令官事实上罢黜共产党籍的政工,换上非共产党籍的政工,弹压贫农暴动及退还没收的土地。

一九二六年底,蒋介石控制了从广西、越南边界起,往西至四川(当地军阀已正式加入革命)、往北到达长江的武汉,往东到闽北这一大片土地。蒋这段时期令人意外大败军阀一直被归因于“民众自发起义,使国民党部队顺势占领”业已夺下的地方。66但当时中国的报纸,不分中外文,都形容民众对革命军的支持是“散乱、随其兴之所至,且不积极的”。北伐之所以能以一当十,主要原因是革命军军纪良好。蒋不久即把军事总部移到南昌。

同时在广州方面,国民党中执会的自由派,包括宋庆龄、宋子文姐弟,担心蒋军功彪炳、声望日升,无可避免会建立军事独裁。让他们忧虑的是,蒋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紧接着的动作,如当选为中执会主席,以及继续把中共党员清出国民党各级机关和部门。蒋了解反共的各集团军司令官也忌惮他取得独裁掌控,因此,蒋并没有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动作。国民党左派再结合中共党员,此刻掌控了中执会;十月间,中执会通过决议案,对蒋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进行政治权力的集中,暗暗地表达不满。甚且,十一月间,它又表决将中执会和国民党中央移到武汉,就近掌握北伐情势,而且当地环境也较有利于工会。蒋在日记里起先欢迎国民党党中央北迁,可能是不想扩大间隙。

两个月之后,国民党内亲蒋、非共派在江西庐山集会。庐山是江西省的山区度假圣地,雄峙长江南岸。蒋再次为了消除各方对他个人野心的忧虑,在会中附议一项提案,解除自己中执委主席的职位,并如早先的作为,呼吁汪精卫回国,恢复与党的关系。或许这些动作被批太假惺惺,但从他的日记和脾气判断,他可能希望妥协可使国民党内非共人士包含汪在内能够团结——这是设法抑制共产党势力之前必需的一步。他在日记写下,他急欲攻下“长江下游”,稳住武汉,并发展经济。

一月十一日,他又以一项大胆行动表白他的诚意——亲赴武汉,把自己交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手里,试图说服中执会迁到南昌。鲍罗廷在中执委欢迎蒋的接待会上,几番暗讽独裁者和追求权力的军阀。鲍罗廷“几乎当下”就怕说得太过火。不久之后,这个苏联代表发信给李宗仁,建议李取而代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李担心若逼蒋这位国民党新领导人下台,中共会乘虚而入,予以拒绝。由于他痛恨共产党,也为了自保以防鲍罗廷的信遭到拦截,李极有可能向蒋报告此一接触。此时蒋十分忧心,一连几天失眠,四度在日记中吐露了自杀的念头,希望以死明志,“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二月一日,他写下:“决将政府迁移武昌也。”但是,只要鲍罗廷还在中国——他的“奸邪”难以言喻——蒋似乎就不可能这么做。

此时,革命军通往上海之路已经打开。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都希望北伐军北上,和冯玉祥部队联手。从冯玉祥最近访问莫斯科的言行声明来分析,他应该已坚定站到国民党左翼立场。可是,蒋坚持革命军先取南京、上海,因为新的国民政府就可定都南京,直接取得上海巨大的财金资源,甚至外国的承认。庐山会议赞同蒋的策略。但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武汉中执会正式把蒋纳入它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节制之下。会议亦把蒋的重要党职移交给不在国内的汪精卫,同时发布秘密命令要逮捕蒋。陈果夫可能事先得知此一密令,蒋极可能此时下定决心必须清共。

革命军向上海挺进,上海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工会发动联合罢工响应。接下来的暴乱中,两百名工人丧生;但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军阀防卫司令投向革命阵营,福建海军舰队也易帜投靠,蒋遂控制了长江流域。白崇禧三月二十二日率部进入上海。已率部进入南京的程潜将军,收到武汉中央命令要他逮捕蒋;程不予理会;而且,为了自保,蒋三月二十四日搭乘新取得的“楚同舰”到达南京时,程肯定向蒋报告了此事。两天后,蒋到上海,发现工人和学生天天集会示威,要求收回外国租界。许多西方人怀疑蒋有意愿或能力控制局势。周恩来此时主持上海市中共活动。     四月一日,汪精卫搭乘苏联船只抵达上海。上海的国民党领导人包括蒋在内,多数要求汪留在上海,领导团结统一的国民党,驱逐鲍罗廷,“节制”共产党。鉴于大多数人强烈支持汪精卫回国,除了何应钦之外各军的军、师长亦莫不皆然,蒋一定觉得他必须接受汪回复政治领导地位。如果汪同意反共,情况如何发展很难说,但他可以在强化个人控制后,号召多数的左派国民党人归队。果真如此,则可能无限期地延搁蒋崛升政治领导地位的时程,甚至永久阻绝。可是汪拒绝了,坚持必须在武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开会来决定这样一件大事。

次日,蒋通电全体司令官,宣布汪“主席”已回国,今后所有的军事、民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应集中接受汪的指挥。然后蒋拜访汪密谈,力陈必须把碍事的鲍罗廷遣送回国,并肃清党内共产党员。蒋认为汪的反应正面。可是,同一天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突然也来到上海,他和汪很快就发表联合声明,否认中共意图颠覆国民革命军或推翻国民党——不过,结尾又是一句马克思的话:中国需要民主专政,让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对付世界反革命。汪、陈旋即秘密登上邮轮,前往武汉,使得蒋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内所有反共势力的共主。蒋颁布戒严,下令解除民间一切武装,然后又搭乘军舰折回南京。

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致决议清共,并成立“沪清党委员会”主司其事。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体上是个荣誉性质的机构,并无执行权力,其成员有支持蒋最力的张人杰,以及戴季陶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青帮不和中共结盟,因为国民党分析此事可能性不小。

青帮两大首脑杜月笙、黄金荣“基于政治理由”和共产党、国民党都保持密切关系。根据陈立夫的说法,杜月笙和上海总工会(Shanghai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负责人汪寿华有直接接触;汪是青帮人,也是中共党员。由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不认为强大的青帮是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可是,青帮大佬杨虎早年和蒋一起参与革命,现在担任清党委员会和杜月笙主要接触人。清党委员会同意给杜六十万(中国)银元成立“中华共进会”之类的武装暴徒组织,协助执行青帮被赋予的任务。蒋在出城前也任命杨虎为上海卫戍司令。

同一天,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警察冲入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逮捕苏联外交官和中共党员,并载走好几卡车的文件,这些“可靠证据证明莫斯科通过其特务鲍罗廷控制中共”。张作霖下令勒杀在使馆里抓到的李大钊和其他十九名中共党员。但是,双方其实都一样残酷和尔虞我诈。凑巧,斯大林不知北京这头发生的事,在莫斯科对三千名党工干部演讲,表示“当(国民党)右派已经没有用处,蒋介石将像柠檬一样被挤干后丢掉”。

历时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在上海展开。前一天晚上,青帮杜月笙邀请共产党籍的工会首脑汪寿华到家里谈话。杜劝汪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汪拒绝。当他告辞后,两名刺客开枪撂倒他。过了午夜,白崇禧的第七集团军部队于上海接管亲共的总工会办公室,不听话的人就地格杀,青帮组织的共进会武装人员在若干地方攻打工人纠察队,杀了数十人。周恩来等人又被捕,送到白崇禧总部。周是中共在上海的高级领导人,但白释放了他,很可能是经蒋核准或直接下令。

青帮人马揪出躲起来的中共党员,据说杀了好几百人,另有几千人逃跑。第七集团军部队也开枪驱散一群示威民众,又打死了好几十人。广州、桂林、宁波、厦门等地,亦纷起响应清共。数十年后,陈立夫说:“这是一种残忍的方法去消灭内部敌人。我必须承认许多无辜的人被杀了。”据陈的说法,一万六千名共产党员“投靠到我们这一边”。蒋日记里没提清共,但是他在四月十四日写说,“余决心暂取守势,巩固江南,以运用时局之变化也”。武汉领导人为示报复,杀了八名抵抗共产党主宰武汉的工会领袖。长沙方面,与外国往来的三四十名生意人也被共产党人枪决。

四月十八日,蒋在南京另立国民党政府,推举胡汉民为主席。胡在廖仲恺遇刺后被迫下台,最近才从苏联回国。胡汉民和汪精卫一样,自命比蒋高明,把蒋当成乡气十足的后生小子。纵使如此,胡以国民政府名义嘉许蒋的忠诚和勇气,并下令逮捕鲍罗廷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二百名中共党员。另一方面,武汉的中执会以汪精卫为主席,指控蒋介石犯了十二项罪名,如“屠杀人民,镇压党”,并革除蒋一切职务,悬赏二十五万两银子活捉蒋,若是杀了他也有十万两银子的赏金。

没有迹象显示蒋在发动清党以前有考虑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即在莫斯科念书的儿子的命运。蒋经国已经成为狂热支持托洛茨基激进路线的青年,当清党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他既震惊又生气。次日,他公开谴责父亲是“叛徒、凶手”。固然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经国被迫发表此一声明,但蒋介石可能都怀疑这是实情。他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儿子还要滞居苏联十年,留苏期间他一直自视为真实的马列主义信徒,而他的父亲由于清共,乃是中国人民的叛徒。


宁汉分裂,初次下野




上海清共之后,蒋在军阀群中的声望大增。他现在得到浙江、福建以及上海、南京和一部分安徽、江苏的军阀之支持。广西、广东和四川似乎牢牢掌握在国民革命军阵营中反共的军阀的手中,不过这些军阀对蒋的忠诚度不足。立场摇摆的唐生智军事力量独步湖南,但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到中共控制。北方军阀控制了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基督将军冯玉祥控制陕西、甘肃和一部分的河南、内蒙古,拥有苏联新型武器,在宁、汉之间举足轻重。

蒋的地盘包括上海、宁波和南京等商业及金融中心。这些城市财金领袖对他的支持并没受到冲击其军事基础的派系斗争之影响。事实上,资本家在国民党内并无地位,国民党依然反资本家。蒋介石整个事业历程一向紧密控制这些城市的许多金融家、企业家组织,榨取他们的钱,必要时还借杜月笙帮众的威胁、捣毁财产甚至绑架的手法——只是都不承认罢了。89往后十年,蒋也靠向鸦片的种植和消费课税而获得大量财源。官方的本意是借由此一课税办法逐步减低毒品的使用——杜月笙也成为反毒任务的正式成员!
 
蒋确认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必要维持北伐的动力,遂派出最可靠的部队跨过长江,继续北伐。效忠他的第一集团军和靠得住的第七集团军再度打头阵,不久,三路部队已占领苏北大部分地区。

上海清党之后,蒋在日记的每日反省内容已变成:“叛逆未灭,列强未平。”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翼和中共之同盟仍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有些微势力。但是,这些地区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开始瓦解,因为共产党不分青红皂白在乡村展开斗争,激起民愤。湖南左倾的国民党将领唐生智某天午夜在长沙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血腥突击。反共的屠杀很快就散布到湖南其他县份,并波及到湖北、江西。蒋满意地注视这些发展,他也极可能躲在幕后操纵了一切。

中共的重挫使得斯大林难堪,激使他发电给鲍罗廷以及刚派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M.N.Roy)。斯大林下令共产党人占领中国农村土地,“换下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铲除“不可靠的将领”,并组建一支七万人的革命工农部队。这些任务一点也不实际,当中共领导人读到指令时“啼笑皆非”。罗易也不知怎么想的,居然向汪精卫出示电文,使汪骇然发觉苏联打算清除武汉政府的非共人士。他告诉了冯玉祥,冯也紧张起来,设法要和蒋介石会谈。

六月十九日,蒋率若干将领在上海西北方四百多公里的徐州火车站恭候冯玉祥。他们穿军礼服,腰间的佩剑也笨拙地晃来晃去。为示隆重迎接贵宾,军乐队也来了。冯的“花车”缓缓开进月台,迎宾队向车厢张望,只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仆役。仆役指指专列后头的车厢。蒋终于透过车门见到一个穿破烂制服的高大汉子坐在地板上。待列车停稳,这名军人起身离开车厢。蒋问:“冯司令在哪儿?”这个汉子笑答:“我就是冯玉祥。”军乐队奏乐,冯一一和众人握手。

冯、蒋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都有左派观点,也都接受苏联大量军事援助;两人都有小孩在莫斯科——事实上冯有两个子女在苏联;冯是基督徒,蒋日后也信奉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两人此时都将中共和苏联视为大敌。会谈结束,达成完整的协议。由于蒋此时有中国大型银行的“贷款”、捐款的门路,又有鸦片税收,他答应每个月给冯两百万(中国)银元的津贴;远比武汉答应给冯的数额高出许多。

冯回到郑州总部(郑州位于武汉北方约三百六十多公里),立刻下令驱逐——有些地方是枪毙——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二十五岁的邓小平,先后在巴黎和莫斯科念过书,此时在冯部担任政工,仅以身免。山西军阀阎锡山原本依违于南京、武汉和北京之间,听到冯清共,也宣告支持蒋,追拿山西省内少有的共产党人。

北洋军阀孙传芳却让国民革命军在徐州吃了败仗。蒋坚持亲自领兵反攻,却惨败,军队后撤到长江北岸。蒋满脸胡髭、风尘仆仆于八月五日回到南京,对于战败大发雷霆。他下令枪毙前敌指挥官王天培——通常只有未奉命令、敌前撤退的将领才会受到如此严惩。私底下他写下战败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轻敌”。

同时,汪精卫也开始清共,把共产党人赶出武汉,并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武汉被捕的一些共产党人遭到枪决,但汪小心保护苏联顾问,假装最近事态发展不应干扰对苏关系。可是,苏联承认其对华政策已乱了套,决定退出中国。罗易率领三辆大车,挂满汽油桶,跨越戈壁沙漠撤退。鲍罗廷因为北方军阀抓了他太太,关在北京,所以他没走。等到他的太太化装成修女逃出,他们才在七月底穿越戈壁,逃到蒙古。

但是苏联还不肯放弃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作战。中共中央政治局隐蔽到上海,奉莫斯科的指示,宣布只要有可能就起义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九月,共产国际派人携三十万美元到上海给中共,斯大林另外批准运送一万五千支枪、一千万发子弹和三十挺机关枪给中共。毛泽东也回到家乡湖南,重启农民运动。九月初,毛泽东的军事单位杀死地方官员和地主,攻击长沙等城市。到了九月中,各省军队实质上已摧毁了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被迫率领残部撤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冈山。

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再次派人和汪精卫接触,提议尽弃前嫌、修好合作。可是,汪坚持蒋必须先辞职才能讨论和解方案。蒋派人请李宗仁过来一谈,告诉他由于汪的坚持,他已决定下台。李宗仁很清楚,蒋若下台,南京同盟必将分裂为派系互斗,汪精卫无法维系国民党团结,北伐也将停滞。蒋虽然缺点不少,如盛气凌人、个性冷酷,但专心一致要统一中国、廉声在外、迄今领导北伐成绩斐然,使他仍足资号召全国。李也认识到蒋一旦下台,将严重伤害到南京当局从上海筹款的能力。李“恳求”他再考虑。

但蒋认为是时候应该走人了,遂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递出辞呈,呼吁国民党团结光复华北和北京。他恳求:“武汉同志,为何踌躇?”他清空南京的办公桌,搭乘军舰由长江前往上海。从上海,由两百名警卫护从前往溪口,由险道登上雪窦寺。每天清晨五点在僧众梵唱和寺庙钟声中起身后,蒋即读书、静思。身穿灰色长袍,他告诉两位美国记者,他打算未来五年出国考察各国风土民情,作为中国跻身大国之参考。同时,中国记者也把一位乐善好施、坚守原则的将军自我流放和僧众为伴的形象,传遍全国。蒋等待复出,但要争得道德制高点之前,他必须冒不可预知的风险。


与宋美龄结婚,中原大战




这位四十岁的领导人不只沉思哲学和政治问题。他和宋美龄鱼雁往来已经一年。一九二七年五月,也就是他辞职前,他通过书信向她求婚。据说一九二二年宋美龄拒绝他,但这一次却欣然接受。他现在中外知名,而她也已二十九岁,当年中国女子若此时仍旧未婚都会开始担心自己的尴尬年龄。但是,美龄的母亲反对——毕竟她已有一个女儿不孝地私奔,和大她三十岁的已离婚的国民党领导人结婚,而这桩婚事并未带来子嗣。但是,至少孙中山受过高等教育,也是基督徒;蒋介石却不是基督徒,也没受过大学教育。更糟的是,他至少结过一次婚,有好几个小妾,且育有一子。有意思的是,蒋一九二七年夏天的日记提到宋美龄的次数不多。但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他写下:“近日无论昼夜,心中但有三妹别无此思矣。”

九月底,在雪窦寺静修已有数星期,蒋脱下长袍下山,然后乘船到上海。他一到沪上,就向记者表明此行唯一目的在求宋美龄家人同意婚事。可是,宋夫人此时正和霭龄、美龄姊妹在日本的疗养中心。蒋追到日本镰仓表明来意,并提出文件证明已和毛福梅离异。他也保证会研读《圣经》与基督教义,但表示不能保证受洗为基督徒。宋夫人终于同意这桩婚事。蒋向报界宣布,他已付钱、结束和陈洁如的关系,像早年遣散小妾(姚夫人)一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乃是当年上海社交界最大盛事。他们先在法租界宋氏宅邸举行小型的基督教婚礼,然后再到大华饭店大宴会厅办中式婚礼。美龄身穿银、白配色的珠绿礼服,蒋则穿上翼领燕尾服与直条纹裤。两人对披着国民党旗的孙中山遗照鞠躬三次,接着蒋宣读一份声明,表示这场婚礼“是中国社会再造的象征……也是革命的基础”。结婚证书被大声朗诵、蓋印,新郎与新娘先互拜,再同拜婚礼证人;紧接着开始的是一场宾客上千的茶会。这对夫妇婚后起程前往浙江的莫干山,在借来的别馆度蜜月。

蒋这门婚事在每一方面来讲都是最优异的安排。他的太太是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美女,她有国际观、能言善道、聪慧、富有。在长期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她向全世界及中国人民传递了中国尊严、勇敢的形象。她知道自己的角色,也知道如何恰如其分扮演角色,如参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以及保护童工的公益活动(也可能是诚心的)。她和蒋截然不同,绝无俭朴、低调的生活方式;她尽可能地雍容华贵。她一向化妆打扮、穿传统旗袍(开岔及膝),但不佩戴昂贵珠宝。综其一生,她享受财富,一点也不扭捏作态。她有位专用旗袍师傅,每三四天就替她裁制一件新旗袍。111她视仆从如云为天经地义,有时候出外旅行仆从六七十人。然而,生活奢华、一直有仆人服侍并不一定使她生活颓废。丘吉尔一生穿衣、脱衣也都由仆人服侍。

宋美龄喜欢西洋音乐和香烟,婚前也爱跳舞、饮宴。她一直是个夜猫子,看书、写作至午夜,蒋则早睡早起。她喜爱阅读,研究中外历史和政治;而且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友。她在政治上果断,经常是个精明的幕后操纵者,并且在各个不同场合通过考验证明勇气不逊须眉,也经常陪先生亲自上战场、参与不同战役,住在帐篷或火车上。她能言善道,很好相处,和索然无味、毫无幽默感的蒋先生完全不同;蒋害羞又情绪冲动,作为一个中国男子,蒋太容易流泪。他试图改变沉默寡言的形象。或许在他母亲过世之后,蒋刻意要软化他的公共形象,他开始展现祥和的一面,接受访问和拍照时经常面带微笑。

蒋和宋美龄的夫妻生活交织着深刻的差异、相互龃龉、共同的伟大志业、真情相爱。宋美龄二十一岁时写信给一位美国女性友人,提到:“如果你把这(性)和其他组成爱的元素一起考虑,它就不让人觉得恶心。”这段晦涩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对性有热切的观感,但是那些说这桩婚姻乃基于政治的结合且两人根本不曾圆房的传言,是不可信的。蒋精力旺盛,只不过他以前总是和知识上、地位上低于自己的女人在一起。新的对象让他意识到自己从没交往过独立、聪明、自主的女人,这定使他相当振奋。宋美龄称他做“Darling”,他则以英文缩语“Da”称她。他会挑鲜花送给她,在公共场合牵她的手,这些对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举动。

宋庆龄不喜欢蒋,但与美龄姊妹情深,她说这两人是“情投意合”。蒋脾气不好,但他太太脾气也不小。宋美龄认为她比他聪明,也更懂得人情世故,而他的顽固和对效忠者的信任常常令她沮丧。不过,她依然认为他是个伟岸男子。

宋美龄和蒋介石成为中国的象征,他们也自认自身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结为一体——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也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一。直到蒋介石的儿子从苏联回来、赢得父亲的信任之前,宋美龄是委员长的亲信,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不仅担任他的英文翻译,也介绍他了解西方行事作风。她有钱、信仰基督,在许多方面高度西化,似乎没让多数中国人介意。一九四一年五月周恩来在为共产国际写报告时提到,宋美龄在国际事务和财经事务方面可以影响其丈夫,比她丈夫更开明民主,也支持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合作。她对蒋在中国的形象可能颇有正面贡献——至少直到战后经济和士气皆溃堤之前是如此。

蒋现在认为对新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日本的帝国野心,不是英国。六月间,依然在职期间,他回应日本在山东的施压,发起“断绝对日经济关系同盟”。这个杯葛运动得到青帮支持,发动一群乞丐盯紧贩卖日本货品的商人,检举他们,榨取大额“罚金”。蒋前往日本向宋美龄提亲时,放弃孙中山对东北的立场,告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他的意向是重申中国的主权,包括东北在内。田中劝蒋力守长江以南,不要和北方军阀——日本的势力范围——交锋。蒋不为所动,反而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干预北伐,应该协助北伐,以扫除他们和东北大帅张作霖沆瀣一气的印象。

蒋非常钦佩日本社会的各方面,但也明白武士道心灵里的残酷和主宰一切的意志。在此一早期阶段,他担心日本会竭力阻止中国统一。117可是,这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愿意在收费之下协助中国。虽然仍然“在野”,蒋欢迎他从德国延揽来的外籍军事顾问——曾在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元帅麾下担任首席作战官的鲍尔(Max Bauer)将军。往后十年,鲍尔率领四十六名德国军官替中国中央军起草三十年的现代化建军计划,并开始执行它。德国人也制定一套参谋本部制度,一旦蒋回任总司令,即可掌握每个阶段的军事作战和决策。    
    
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遭逢数不清的困难,尤其是财务方面寸步难行,因为上海的银行家和其他富有的资本家不再有青帮在背后施压要放款、捐款。因此也就不足为奇,当蒋从日本求婚回国之后不久,国民党人就在上海和他初步接触,邀他再度出山。蒋在第一天会议后前往黄金荣公馆向这位青帮大佬祝贺六旬花甲大寿,黄金荣六年前替蒋解决了债务问题。

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区新婚燕尔,各方军阀和黄埔门生函电交驰,呼吁他复出。汪精卫终于提议蒋官复原职,国民党中执会一致同意。翌月,蒋偕同新婚妻子搭乘铁皮火车回到南京,五天之后,回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北伐总司令职务。汪精卫承认颜面尽失,突然又赴法国,使得蒋大致上统摄政府和军事大权。国民革命军的苏联武器和补给即将告罄,但蒋决心维持动力,不等待重新补给就发动第二阶段北伐。新声望、新权力在手,蒋告诫自己要“宽裕温柔”。

蒋首先原谅他那位哈佛毕业、三十三岁的大舅子宋子文,不计较他和左翼国民党的结合,派他出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和他幼妹一样,相当西化、直来直往,喜欢社交生活;但也和妹妹一样,易于陷入情绪低潮。他出身哈佛,和他敬爱的二姊宋庆龄一样是个自由派,又是改革派,可是在财政议题上他是个保守派。他个子相当高,头发后梳成油头,走路带着几分霸气,经常穿西装;这一点蒋介石就不干,一生只有两三次穿西装。宋子文脱下西装外套时,经常露出身上枪袋有一把手枪。他对蒋这位未来妺夫、上司发展出谦卑的态度,在外国人面前称他为“委座”(Gissimo),但他也相当敬畏蒋介石。

银行家信赖宋子文,很快地政府岁入就超过前一个夏天。作为紧急措施,商人和工厂老板被期待购买相当于一个月员工薪资的政府公债。上海企业界人士爆发被绑架的风潮,可能即是青帮策划的把戏,据信与被害人不愿对政府适量捐献有关。但是,即使他们慷慨解囊,这些钱在未来军事作战也扮演关键角色,上海资本家对蒋的政治决定还是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

蒋现在将注意力投到战场,发动攻势对抗北方军阀联军(人数仍有六十万人之多)。孙传芳残部在山东一度抵抗甚力,然后越黄河北逃。往省会济南的大路门户洞开。济南的日侨约有两千人,田中义一首相要求国民革命军绕过济南,但蒋需要掌控穿过本市的南北铁路线。东京内阁意识到其侨民处境危险,批准派出福田彦助(Fukuda Hikosuku)将军率麾下五千名士兵“保护日本国民及其财产”。

蒋对于占领济南的风险十分焦虑,以致国民革命军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接近济南时,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五月一日晚间,蒋穿简单的战地制服坐车进入济南城,发现福田的五千名士兵帐篷遍布城里城外。他和福田和气地会谈,可是国军第四十军士兵已在城里撕扯日本国旗,冲突终于无可避免。次日早晨,日本炮轰一部分城区,打死数百名民众。五月五日,蒋照会福田他将率领全部国军渡河,只留下少数在城里维持秩序。可是,日军逮捕外交部济南特派员蔡公时,声称有人从他的办公室朝日军开枪。他拒绝下跪,也不肯指出谁开枪,日本人割他舌头、刨他眼珠,然后开枪打死他和十多位部属。当天夜里,蒋在日记里首次用中国人歧视日本人的词语,痛批他们为“倭子”。

蒋的部下,包括冯玉祥的联络官,力促他调来旧大炮对付日本人。国民革命军在当地约有十万兵力,远远超过日军人数,但蒋晓得日本的武装部队有飞机、坦克、重炮和重型机关枪,实力远胜过国军,而且东京会不惜投入大量兵力来报复。他写下:“日本军队……横暴……唯有忍辱而已,对一般愤激之军民,亦唯有劝止。……其种种挑衅侮辱行为令人难受。不屈,何以能伸?”

两军交火消息传到日本,田中首相下令从满洲和朝鲜调一万六千名后援军兵到济南。日本军舰沿长江而上,陆战队也在浙江温州登陆。同时,中国举国沸腾,呼吁南京政府与日本断交,发起抵制日货。蒋在日记中说:“民情激昂……但是要长期、深刻地维持,并不容易。”他下令大部分国军退出济南,取道西侧,渡黄河继续北上,只留下两个团五千兵力。可是,福田要求中方完全退出济南城。次日,确认要求未遂后,他下令攻击国军。蒋命令留下的两个团长率部突围、撤退。他们在伤亡惨重下完成任务。根据各方的估计,日军杀害两千至一万一千名中国军民;而日方却表示,伤亡仅有三十八人。五月十日,蒋向日方道歉,并调走国军指挥官;但是他在日记中下定决心,此后每天要记下“灭倭方法一条”。

全世界对日本人的傲慢、野蛮大哗。田中担心行动太过火,同意谈判。将近一年之后,中日双方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达成协议,双方各接受一部分责任,日军被限期在两个月内完全撤出山东——他们也的确履约撤军。

蒋若是预料到济南事变的发展,他可能会避免当时、当地和日军冲突,但是,一爆发,他决定退让或许是明智之举;因为日本人会歼灭稚嫩、配备不良的国军。而且一九二八年的美国陷于孤立主义,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国家得不到有意义的支持。只有在日本帝国的威胁,和纳粹德国崛起、严重伤害世界秩序串联在一起——那已是十多年后的事情——西方国家才认真关注日本在中国的武装扩张。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济南事变证明对中国可以恣意侮慢,不虞后果。中国方面,此一奇耻大辱激发中共宣传的新重点——猛烈抨击蒋介石对日姑息。

蒋在日记中一再写下“复仇”、“忍耐”。他写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济南事变证明了蒋的新发现: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敌人,在未来远比欧洲列强、共产党或军阀的威胁更严重。他对军校学生演讲,呼吁他们协助他洗刷济南事变之耻,但是他也提醒他们,要把这股仇恨隐藏到最后一分钟,否则就会令日本人起戒心。他认为目前唯一的路就是姑息日本,但绝不正式签字放弃中国主权,同时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统一全国,并努力以德国武器和训练推动国军现代化。

五月间,蒋正朝前盗匪、东北大帅张作霖盘踞的北京推进时,日本首相却令蒋以及全世界大吃一惊,宣布日本将接受国民党接管中国——满洲除外。张作霖晓得,没有日本人撑腰,守不住华北,遂下令奉军退入东北。六月二日晚间,全副戎装的张作霖率领奉系高级将领搭乘专列打道回府。两天后,火车驶近沈阳,经过皇姑屯一道桥下,突然炸弹爆炸,整座桥垮塌,砸在大帅的专列上。张作霖受到重伤,几天后不治。
东京日本当局事先并不知道这起暗杀阴谋,但张作霖二十八岁的少帅儿子张学良立刻怀疑驻扎满洲的日本军部策划整个事件。(的确,日本关东军一群军官不满田中义一的政策,觉得他们可以控制少帅,安排了此一暗杀行动。)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经过一段政治不确定之后,承接了东北军总司令的职位。少帅是个强烈的爱国者,决心绝不向日本人卖国。六月十九日,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表达效忠国家,东北决定投向中央政府。可是,委员长对少帅的前景颇有疑虑。蒋在日记写下:“汉卿(即张学良)仰慕之忱,似属诚意,惜其未经危难,恐不能当此危局耳。”

拿下北平(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改名北平。——编者注)之后,七月六日,蒋在北平郊外西山和主要的军事盟友集会。冯玉祥是嘻嘻哈哈,阎锡山则不苟言笑。伊斯兰教徒白崇禧也个性内敛,沉默寡言。平常外向的李宗仁在这种场合通常是冷眼旁观。这群高级将领进入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祭告总理。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观察家和少数中国观察家预料得到,距总理去世仅有三年半,国民党旗已由北平一路飘扬至广州。蒋一手扶棺,公然落泪。冯、阎一样频频拭泪。五大将领各自宣誓效忠国家、服膺国父遗教。但是,五人之中只有蒋恪遵遗教:中国要重振国势,必须成为高度集权的统一的国家。

蒋很快就和张学良接洽妥当东北易帜的协议,让青天白日旗飘扬在东北。田中首相严正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结合,但少帅冷冷回答,已依人民意志作出决定。张学良此举是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十月十日,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新任“委员长”——即总统、主席,他又是国民党的总裁、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张学良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会主席;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宣誓效忠国民政府,在沈阳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此时,少帅担心他父亲的参谋长杨宇霆勾结日本人。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邀杨以及杨的一位亲信一起晚餐。席间,张暂退去吸鸦片(另有一说是打一针吗啡);卫兵进到房里,格杀杨宇霆及其副手。有一说,张学良委决不下,靠投硬币来决定是否亲手杀杨。

蒋这位最新盟友是又一个军阀,而且是军阀中最为富有的,更是花花公子、鸦片成瘾。即使他比其他区域军阀更加爱国,少帅还是为自己的区域“王国”、为自己个人、为自己的大家族、为高级将领的内圈干部,争取高度自主权。不过,张学良也是相对自由派、现代化人物,一个理想主义者,必要时愿赌上他的遗产、封国和前途,追求伟大的中国统一之梦想。许多军阀依然恼怒国民党领导权落在新秀蒋介石手中之际,张学良却是新世代。他敬重蒋总司令,蒋的沉默寡言和僵硬的个性很像他同样的强悍和坚毅的父亲。数十年后,张学良告诉一位访客:“起先,我全心全力支持(蒋介石)。”

令日本陆军懊恼的是,田中首相虽然言辞强硬,却默默接受满洲重申它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现在,从极北的乌苏里江直到东南亚国境,中国似乎已完整联结起来;虽然中央政府的实质权力仅能及于少数省份。蒋介石冲决各种拂逆,竟然击败各路军阀,或号召他们纳入共和政府及单一政党(国民党)旗下。这是历史性的丰功伟业。

一九二九年一月份一项重要的军事编遣会议上,蒋举德国和日本为中国武装部队改组的模范,强调军事编遣需把军队控制权交还给中央政府。但是,军阀们及其周围的扈从、家人都无意交出对数百万人民以及广大资源的控制权,去换取到中央政府当高官。他们认为蒋只不过是牺牲他们,要把军权统统抓在自己手上罢了。各路军阀佯称接受编遣,可是军政部长冯玉祥、内政部长阎锡山纷纷弃职逃回自己的地盘,蒋觉悟到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挑拨军阀互斗、贿赂他们、收买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必要时在战场上击败他们。

接下来的两年于是乎就演出了一场合纵连横、阴谋诡诈,甚至大军火拼的大戏,蒋和想扩展势力以及通力对付自己的各方军阀一路混战。动员的兵力动辄数十万,死伤也不下数万人。最重要的是,从头到尾张学良一直效忠委员长。蒋能成功,间谍和地下工作,尤其是大手笔行贿,居功厥伟。这时,陈立夫奉蒋之命,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中统)这个情报单位。后来,蒋展现出创造重叠机关、使官僚派系斗争的行事作风,又要黄埔毕业的戴笠领导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这两个情报机关都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收买、暗杀敌人和黑色宣传,以及通过渗透、威胁和贿赂秘密收集情报。

蒋和军阀混战之际,一九二九年四月中苏边境爆发一场危机。据日后张学良的说法,他自作主张派人占领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抄出一些敏感文件。三个月之后,在蒋答应必要时可派兵支援之下,张学良又接管了自一八九六年以来即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少帅和蒋天真地认为斯大林忌惮国际反弹(包括日本)、不敢入侵中国,或者他若真的出兵,东北军也可力敌红军的远东师团。

张和蒋错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苏军在蒋的昔日老友、顾问加仑率领下越过边界、进入东北,迅速击败张的精锐部队,俘虏八千人。少帅退守新防线,急电南京求援,但蒋却收回早先大胆的立场,建议张学良撤退。十二月,南京和沈阳当局跟苏联达成伯力(Khabarovsk)协议,斯大林并不想刺激日本人,接受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地位,并在铁路公司董事会增添一席董事的方案。可是,日本人注意到,蒋一旦面对优势兵力、国际社会又没受理他的求助时,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会迅速退却。


攘外必先安内




一九二九年十月开始的史无前例的世界大萧条,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生丝、香烟、棉花、黄豆的出口大幅衰退。某些农村地区,数万人因营养不足而死亡。时局不好,使得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四面环敌的政治联盟——尤其不易推动财政及农村改革。它们也替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创造沃土,提升了共产主义社会代表未来浪潮的想法。此外,情势使斯大林认为全世界已出现革命浪潮,中国是一个关键地区。共产国际有一份检讨中共财务状况的报告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送呈斯大林。它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年底,苏联已提供约一百八十万元(中国银元)给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经常公开警告全国提防中共之威胁,但是他希望先胜过军阀,再来对付中共游击队基地。因此他暂缓大举征伐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游击队首脑,把“围剿”工作交给地方及省级军事指挥官负责。但是,这些“苏区”得到三年的喘息时间,有些成长得相当具规模。中共一位领导人张国焘就说:中共各“特区”成长的“主因”是蒋专注第二阶段北伐和后来与军阀的冲突。这些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得难分难解,让原本够糟的状况更加恶化,使国人疏离,创造出逃兵溃卒成群游荡,他们极易被中共吸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派系内讧消耗掉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共的苏区在苏联金钱及武器的援助下得到时间去扩张。

中共游击队基地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的成长,也反映出一九二七年中躲入山区的中共青年领导人令人佩服的执著、领导力和组织技巧。蒋仍然渴望替他的党和军队贯注同样的精神。朱德留学法国期间,经周恩来吸收加入共产党,他也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他们合组红军第四军,社会最底层民众被吸纳进队伍。此时,中共三个苏区合起来只有一万五千支步枪。毛泽东传奇性的战术口号是他们得以存活的关键——“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疲我攻,敌退我追。”

一九三○年六月,中国又爆发一轮冲突,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和张发奎,纠合阎锡山,同刚回国的汪精卫合组一个反蒋同盟。这些军阀担心蒋要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之种种作为,如企图以德国武器和训练建立强大的中央军,消除各省和区域之货币等等——全是让中国强大起来足可抵御日本的必要条件。

反蒋同盟在全国共有六十万大军。蒋有一百万部队,但相当大的数量担任驻守各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东北的张学良在两大阵营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九三○年从夏天到秋天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使得河南、湖南、山东广大地区再次成为焦土。但是,蒋的中央军(包括德式训练部队首次参战)后来得到张学良的戴毛皮军帽东北军之助,战胜。这是一场代价不菲的战争——共有二十四万人死伤。蒋并没追击已战败的军阀、打进他们的地盘,他早已放弃了试图说服或强迫他们执行大规模裁军的念头。这个克制之举或许是出自他抱持天真的念头,希望因为他的诚意和新近的声望会使他们回心转意;更有可能是他晓得张学良会反对裁军政策。但是,这些军阀存活下去只会使蒋再度空有一支巨大但分歧的联军,其质量和忠诚度高低不一。

即使如此,四年征战下来,他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既无坦克,只有一个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从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前线调遣多个军队。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道蒋的英勇事迹。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采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可是这套策略用到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却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屡次战胜叛变,证明了国家强盛之命运。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历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

一九三○年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毫无疑问十分认真,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军阀内哄、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中央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它仍能举步维艰向前走。

南京位于河宽可达近六公里半的长江南岸,四千年的古城。一九三一年的南京仍是艺术文化和工业的重心。国民党政府接收太平天国天王在城里兴建的宫殿,打通蜿蜒、狭窄的弄堂,代之以新的宽广大马路的过程早已展开。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四万,比上海少得多,没有大型百货公司、跑马场和西方式的娱乐消遣。夏天时比起上海更热,但是宋美龄和国民党一些大员的内眷不一样,还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伟的中山陵不远盖了一栋房子,取名“小红山官邸”(Mayling Palace)。她经常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或是出城参加各种协助孤儿、残障及阵亡士卒家属的团体活动。有时候也陪蒋到前线。

但是宋美龄也忧愁。她在前一年八月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流产(蒋介石日记也提到)似乎驳斥了外界传闻以及他自己的臆测,指蒋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许多年以后,蒋夫人告诉她的侄儿、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无能的医生失误,害她无法受孕。很显然她和常人一样也想要有小孩,也渴望替将成为现代中国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一九三一年七月母亲逝世,使宋美龄又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

自从结婚以来,蒋就定期阅读宋美龄送他的《圣经》。他决心在决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读完两遍《圣经》。当他在城里时,宋美龄和她的传教士朋友有时会和蒋一起读经,而他出差也都带着《圣经》。经过三年读经,他决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对外宣称的信仰,蒋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的。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通过磨难和死亡的砥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有些批评攻击蒋接受外来信仰,但对折中的中国人民而言,蒋信基督教所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拥抱外来意识形态多。

蒋指派江西省主席鲁涤平(Lu Diping)为第一次围剿总司令,统帅十二个师进剿江西境内毛泽东的苏区。战役始于一九三○年秋天,但进入井冈山的国军部队几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师长张辉瓒被俘,遭到斩首;它象征国共之战和蒋与军阀之冲突不同,是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一九三一年,蒋调何应钦和二十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围剿,但部队水土不服,又被打败。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又在广州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和蒋打对台。不过,此一政府暂时还未对蒋构成军事威胁,因此蒋赶到南昌,亲自指挥第三次围剿。他在日记中自承: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

七月一日,蒋动员十三万精锐部队,包括他的第一军团(第一军扩展而成)的几个师,分兵两路深入游击队区域。双方激战、互有严重伤亡,在最后一役中共红军投入的两万人折损五分之一。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围剿作战”。

这次新危机始于一九三一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报的日本军官,当他企图逃跑时杀了他。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抓住此一事件兴风作浪,相对温和的东京内阁在民间压力下公开要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驻守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军,其政治激进派军官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他们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并向附近的中国兵营(即北大营)开炮。战事因此爆发,日军司令下令全面进攻。日军攻占沈阳时,少帅急电南京请示。这一刻,蒋正在返回南京的军舰上,行政院给少帅的答复是“自行妥善处理”。少帅以为南京当局也不晓得如何处理危机,遂下令东北军撤退。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一万人,张学良手下有二十万劲旅。蒋介石过世多年之后,张学良有一次接受访谈,他自责错估了日方意图,以及攻击开始就撤退。但是,日本在朝鲜有大批后备部队,只需铁路运送,而东北军实则大多数在河北省。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开始和张学良取得联络,他也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更没有派中央军增援。蒋早先曾赌过,若中国在东北强烈坚持主权,日本不会在该区域追求霸权。但是,在沈阳事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中,蒋强调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实际上他又退回到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之后的“卧薪尝胆”策略,先姑息日本,同时努力致力国家统一,争取时间培养足够力量来抗击日本皇军。这个暂时姑息的政策持续了六年之久。

日军迅速从沈阳推进,不战即占领长春及东北其他城市。同时,蒋仍然试图让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准备对日一战。他发动全国抵制日货,公开宣示要派中央军赴东北,和幕僚讨论军事动员,也讨论要把首都和中国主力部队迁移到西北。他认为这些动作可能警醒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他在南京频频会见西方高级外交官,蒋在交谈中坦白承认,危机间接因为中方——事实上就是他本人——态度软弱而起,但是他强调现在迫切需要坚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绝不向暴力威胁低头,在日本军队撤离并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之前,中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事实上,南京会谈判,但协议绝不会由中国政府最高阶层批准。美国和西方列强只在言辞上表示支持,但不肯派观察员或施援;同样,国际联盟也只派一个没有力量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来瞧瞧。

东京根本不介意口头批评,还发出准备就绪甚且渴望扩大事端的信息,派出军舰溯黄浦江深入,并在长江水域进行海军演习。十月初,蒋慨叹:“倭寇威胁之行,迄为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一度他分别向张群和宋美龄表示,他决心放手一战;她说,她会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觉得中国“弱得不可能再弱了”。

对于政治积极的中国人而言,不肯对日作战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两万名学生在首都集会。其中,有一千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蒋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的汪精卫敌对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十月十五日,他写下他要辞职,但旋即改变主意。十月中旬,他和宋美龄飞到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会面。这两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早就决心赶走后起之秀蒋介石,现在又获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军阀之支持,他们指控蒋不抗日、搞独裁。蒋写下:“谈话诋毁讥讪,未改旧态。”当中国政府撤出东北最后一些城市,而反蒋示威更加凶猛时,蒋又改变心意,向广州方面表示,若为国家团结之需,要他下台“不是问题”。

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下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计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攻打政府高级官员。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的方案。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名独裁者。他不肯考虑批评者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

在风暴不断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感情。他说:“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这份感情很可能是因十二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

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三十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死于革命,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

蒋决定不为儿子介入,即使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行,增添了他的在批评日炽之下产生的烈士意识。他可能认为再次下野,像一九二七年那次,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保证。因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周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


第三章 南京年代



和上次一九二七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宣称仅肯接受他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也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五。中央政府虽换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各省扣住盐税不肯上缴。工商组织、民间团体甚至一些青年社团现在疾呼总司令回任。蒋亦获悉,莫斯科继释放蒋经国之计,又向南京提议恢复外交关系。蒋可以肯定斯大林企图增强国民党内反日派的声势,而又不明白蒋的真正立场。

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结果势必“斲丧……中华民族之命脉”。他的话引起当家负责的同志共鸣。固然南京政府当权派只有少数人喜欢蒋,而广州那一伙更没人喜欢他,他们不情愿地接受,在此一危机下,他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月之内,他们投降了。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协议由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政府首脑,蒋回任军事总司令。

此时,和日本的危机已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发生。6一月底,日本一支陆战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在上海登陆。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向日军开火时,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杀死许多平民。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通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同时,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决心持久抗战。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市日军高达五万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

根据蒋的说法,他警告蔡廷锴,敌军可能从长江南岸的浏河国军防线后方登陆。蔡未能派出部队守住此一地区。三月一日,一万名日军乘船溯长江抵达浏河。打从战事开始,中方部队就有四千人阵亡、七千七百人负伤,再也抵抗不了,全部退出上海。中国报纸、学生团体、宗亲会、寺庙和商业团体,无不主张全面抗日,但蒋批准局部停火,在城的四周划出中立区,国军不准进入。这个协定,和其政府与日本的一切协议相同,不由汪精卫或他本人签署;在他们眼里,协议因此是非官方的文件。三月,蒋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总参谋长。

由于日本攻击上海中国管辖区使得政府不遑兼顾,中共分散各地的苏区乘机快速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苏区规模最大,涵盖三十个县、三百万人口;其次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边区。国军针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两次围剿都以惨败告终,在淞沪战事冷却下来之后,蒋于一九三二年四月集结约四十万部队再次进剿,这次包围中兴建同心圆的碉堡步步进逼。张国焘发觉自己寡不敌众,且即将被彻底包围,遂率领鄂豫皖边区大部分部队突围,往西边的四川撤离,历时四年,其实比毛泽东的“长征”更壮观。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在一项军事会议上讲话,宣称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果我们这次(围剿)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抗日而后方遭人攻击。但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初针对江西共军的围剿之役又失败,且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武器被共军抢走。一九三三年五月,蒋指挥第五次围剿战役,采纳对付鄂豫皖边区的战术,集中力量兴建碉堡网,逐步围拢。这次他召集了八十万大军,大部分投入在扩建、补给和维护碉堡网,它们则受到机关枪交织火网的保护。双方损失皆以千计,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作战区盖了一万四千座碉堡,修了近两千五百公里的新道路,提供对共军地盘的有效封锁。

同时,对日停火只适用于上海地区;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从东北出发,进占位在黄海边、长城最东端、扼东北进出门户的山海关。守山海关的东北军断断续续地抵抗,但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一月间在军事会议上蒋说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军抗日时,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未来四年,他一再以此为号召。

日军继续南进,威胁到北平、天津。蒋在汪精卫支持下很难堪地同意华北局部停火(俗称《塘沽协定》),宣布河北省北部为非军事区,实质上又把中国一大块领土让给日本实质(但非法理)的管控。蒋对一群军官解释,停火目的是“为缓和侵略”,争取时间以“保存华北,稍纡喘息”。他又说,“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的变化”,可以缓解情势,给我们机会“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同时,他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移到内陆省份。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对一群资深政治领导人说,“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就会开始对日抗战——这个估计只比实际爆发抗战多了四十三天!他估计抗战要打十年,也算得上准确。他说,这段期间,列强最后会介入,世界大战将爆发;最后,日本国内将爆发革命。

日军占领热河,张学良辞去一切职务,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勒戒鸦片烟瘾,用俗称的“冷火鸡法”成功戒毒。等到出院后,他舍政治、军事,纵情社交,出入皆有美女在侧。四月,少帅偕元配、爱妾赵一荻及大批扈从前往欧洲。同船的还有他另一位情妇席爱娜女伯爵(Countess Eddy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儿,也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她后来要求张交还她写给他的情书。

委员长调派张学良还剩下的十三万东北军赴江西,参加下一次围剿。蒋晓得军事行动必须伴随着“政治措施,才能争取民心效忠”。他告诉属下将领,反共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说,如果“中共的宣传赢得人民支持”,特定的战役就不会有成果。因此,除了展开军事作战,他还投下大量时间和资源训练公民行动及宣传团队,甚至在庐山设立一个训练营专司其事。蒋好几次到学校演讲,强调土地改革是国家的生死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在军事命令下执行。可是就跟肃贪问题一样,主要的关键是如何不动摇军中及国民党内的稳定去执行土地改革。

国军包围圈越收越紧,红军在江西的司令员朱德、政治部首脑周恩来,手下共有九万支步枪,几百挺轻、重机关枪,尝试各种方法突围。斯大林极力提供援助。一九三三年六月二日,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报告,计划购买飞机,聘美国飞行员驾驶,“可轻易到达我们的地区”(显然指的是江西)。十一月二日,莫斯科指示上海购买“重型飞机、瓦斯面罩和药品”,并问需要以美金或墨西哥银元采购。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报告已收到三百万墨西哥银元,并要求再给二十五万美元。但是,即使有此奥援,共军士兵逃亡者日益增加——悄悄溜过封锁线——对中共红军而言,前景越来越黯淡。

和毛泽东不同,蒋介石根本没有外国的军事或经济援助,还得自掏腰包向德国买武器和支付训练。但是此时他相信他统一中国的整体战略是有效的:他可以暂时姑息日本,同时打造兵力扑灭有外国支持的共产党。

普鲁士的典范令蒋介石大感兴趣,在他听说希特勒这号人物之前,就已通过阅读以及实事求是的德国顾问晓得,德国重纪律、守秩序。他特别敬佩德国、日本、土耳其近年提振其“国民精神”的做法。在送纬国赴慕尼黑军事学院就读之前,他告诉养子:“德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我们可以从它那里学到东西。它可以给我们基础,进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坚实风格。”

但是,钟情德国的成就并不就是要全盘抄袭纳粹主义。蒋和日本人不一样,没有兴趣复制纳粹思想的主要面向,如种族优越论、领土扩张和征服世界。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提过,更不会有欢迎字句记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任何里程碑事迹,如希特勒出任总理,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德国成为一党专政国家,或是希特勒被封为国家元首。无论就目标和手段而言,蒋都不是法西斯分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半秘密的政治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藉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作为他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于一小群充满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的军官。和日本法西斯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自以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包括动用暗杀行刺)。但是,“褐衫队”(Brown Shirt)人数高达两百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一九三八年解散时,成员只有三百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

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蒋介石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时常自我批评检讨,蒋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领导人那样崇拜的迹象。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或“校长”,不是充满崇敬之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称为“先生”或“总统”。

据传他在一九三二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秘密演讲”,歌颂外国“法西斯”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独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领导。这段话据说引述三十年代的一卷日本政府材料“特辑”当中的说法,而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反日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很有可能这些话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可是,有些知名学者的确引述这些字句来证明蒋向往法西斯主义。

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段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说说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的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蒋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原本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相当严重。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身上找到他的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一连好几个月他喜爱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七月,他抱怨蓝衣社“不成熟”。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

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查封一家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周刊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它在一九三三年遭到查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

反政府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八卦小报也难以管束。这些八卦小报固然专注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新闻动态,偶尔也挖掘国民党贪渎失政的新闻——有些真实,有些虚假。更没有管制的是传单,充满着各式各样政治言论。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反共产党的作品。两者真是天差地别。

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立刻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恶毒的态度。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我们可以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通过恫吓他们对压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作出贡献。但是他们的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及非正式印刷品对蒋及对蓝衣社本身不断出现的抗议和猛烈批评。
暗杀是蓝衣社最受人诟病的活动。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涉嫌和日本人有往来;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这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分子的心态,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一九三三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四十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虽非亲日派,但批评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怎么说,报界把这笔账通通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重要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他也没在日记中显示关心它们,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

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广泛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一份“神秘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把五十五名“中国领导人”列入“暗杀对象名单”。伊罗生的杂志《中国论坛》(China 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伊罗生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茨基派,不是没有偏见,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秘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

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翼帮派刺客王亚樵。丁玲一九三三年初加入中共,但实际上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三年后逃跑——以严重的异议分子而言,这个待遇算不上严苛。王亚樵则被判刑十年。

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清晰。明显的是,发生的杀人事件还不足以大量减少中国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结束批评了。亲共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国民党的残暴、贪腐,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姑息。就和这些大贪渎的指控一样,国民党从事政治暗杀的故事,管它是真是假,对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蒋的反共派政敌、乘机作乱的军阀,以及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也不问真假,努力散布这些谋杀的指控。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拉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对蒋及其政府的评价,助长大部分西方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军事武官对政府的鄙视。我们还可从其他情况看出,蓝衣社根本不是残暴不仁、使命必达的模范。共产国际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动的代表应该是国民党绑架、暗杀的主要目标。可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及地下组织挖出这些外国代表的成绩却相当有限。莫斯科收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档案文件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组织处理巨款转账,资助共产党青年和劳工运动以及记者和书店,负责与莫斯科及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它有“六到八个发报机”),经营一所报务员学校培训十一名学员,还有如前文所述,购买一架飞机。尽管它如此活跃,蒋的特务人员、英法租界警察、青帮,只抓到少许共产国际代表。

戴笠的手下倒是有一个罕见的突破,逮到中共“秘密勤务”(secret service)(显然与“特务部”有别)的负责人顾顺章。戴“说服”顾投向国民党,导致“(在上海)逮捕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落网”。


五次围剿作战,展开“新生活运动”



国、共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蒋发动一项群众运动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学术和道德生活。有人认为以其提振经济生活、推动土地改革,以及争取全民尊敬的目标而言,这是蒋的政治伎俩,也是一大挫败。可是,近年的评估则认为运动固然失败,却不是虚情假意。当共产党在赣南节节后退之际,国民党的民间活动队深入到各县、乡、村去建立法律与秩序,并推动农业及教育的重大改革。早先的一次庐山会议中,某些官员主张共产党重新分配土地,给了国民党大规模改革土地所有权及租赁形态的机会。他们认为,进行会扰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改革之最佳时机,就是与支持更激烈手段一方的拉据结果还不确定的时候。但是,国民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暂停重新分配,等候已经大伤元气的地方经济复苏再说。国民党官员在扑灭暴力的农村革命之火时,“并不想再去搅动余烬”。

不过,蒋的团队倒是尝试不同方法,实施非土地充公的土地所有权改革,譬如政府逐渐购买流入市场的土地,建立合作社,使地主的土地可出租给无地农民耕作。这些民间活动队中有些热忱、正直的官员认为,在家长制的架构中,从既有传统为根基去打造,他们可以进步到更公平、繁荣的社会。因此,恢复讲究团体责任的传统的保甲制,以它为关键的社会体制,不仅推动法律与秩序,还可作为新的小区模范。他们希望上述改革再搭配上水利灌溉渠道和公共卫生所,可产生全新的国民荣誉感和爱国精神。

但是,红军一九三四年从江西撤离之后一年,国民党的草根运动也四分五裂了。或者换个较精确的说法,在江西推动政治、经济“新政”的希望,因为地方贪婪的乡绅重回台面而被粉碎。这些农村的上层人士不像受过更多教育、不在籍的地主以及其他优势阶级的文化精英,那些人一般住在商业、财政、专业更能快速发展的城里。这些人是较低层的地方人物和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耕作。这些小地主除了略有几亩地出租作为收入来源,也别无太多财产,而共产党来之前和期间的多年动乱已使他们流离颠沛。共产党既已撤离,这些小乡绅又起来,借助地痞流氓抢回权力。不久,他们就主宰村子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强化权力。

蒋介石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作战时,也展开“新生活运动”。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在仍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全国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新生活运动意在改变这一切。

新生活运动想要培养的价值观,大部分就是新儒家优点和传统的日本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卫生和整洁。在批评者眼里,新生活运动令人不安的是,它意图让“全国国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可是,“完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要培养“勇气和敏捷、吃苦耐劳、忍受辛苦工作,特别是有统一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它的目标是“告别昨天的野蛮生活方式、无秩序、倦怠和委靡”。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好反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摆在平凡的儒家和基督教框架中。

基督也越来越深入委员长的思想当中。他的日记经常提到《圣经》,通常是在忍辱负重的脉络下。譬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他写下:“基督信徒必须克己忍辱耐苦。(他们)日日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蒋大约也在此时开始读一本基督教的文集《荒漠甘泉》(Streans in the Desert)。它的主题是清贫自修,面对失败、灾害和牺牲关头要坚贞信念。蒋在每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都做眉批。

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条件时,她、澳洲顾问唐纳德和陈立夫三个人兴起这个念头。蒋夫人“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同一副筷子伸进菜盘去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夹菜。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

陈立夫建议新生活运动也强调儒家的旧美德——礼、义、廉、耻。蒋又加上节俭、纪律和爱国精神。在蒋夫人发起下,美国传教士响应,加入推动此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运动。强调卫生和礼貌也切中美国人的礼貌和清洁习惯。不过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注意到,这项运动强调香烟的害处(美国的灾祸)大过对鸦片的挞伐。

早先,南京政府继续尝试各种办法以管制及逐步终止吸食鸦片,但是在国内混战那段动荡时期,对种植、配销和吸食鸦片所课的税,一直是中央政府及各地军阀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禁绝鸦片就没有太大进展。一九二八年,政府颁布法令要改善执法、治疗和教育,但因为中央对各省没有实权,进展依然有限。一九三二年,军事委员会显然在蒋核可下负起责任,成立一个毒品管制委员会;加重刑罚(包括死刑);两年之内在十七个省市正式全面禁绝鸦片。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成了委员会一员——非常诡异的一项任命案。但是杜月笙已经赚了许多合法钱,如果他真心合作,显然成绩将会大有可观。

根据中国大陆二○○○年出版的一篇未载明来源出处的文章,这段期间从鸦片生意课征到的规费和税款,每年高达二十亿(中国)银元以上,其中毫无疑问大部分被侵吞。文章认为固然成绩有限,新规定加重刑罚以及军事委员会的魄力,替下一阶段奠定“坚实基础”,可是新阶段却被战事打乱。总之,中国的吸毒恶习继续替政府、贪官污吏、军阀制造所得,但已有一些认真措施试图终结它或降低它。

与取缔鸦片相反的是,到了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明显已在围剿上取得相当进展,不仅江西苏区,就是城市里的中共势力都受到打击。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红军一九二九年高达三十万名战士,到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两万五千人。有一度,中共中央代表江西苏区要求共产国际多拨点钱,莫斯科建议在赣南设立一个“驻地”以便运交补给品到被包围的苏区去。中共在江西原本控制七十个县,现在全丢了,只剩下六个县。中共领导人开始辩论是否突围,长途撤退到靠近苏联的某个偏远地区。终于斯大林借由短波无线电指示中共突围、寻找新的基地,或许接近外蒙古。俄罗斯社会与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收藏[Russian State Archin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RGASPE)]的各种资料表明,斯大林在共产党长征之前曾提供此类的物资援助。

十月十六日,中共红一方面军八万名红军战士踏出他们的赣南基地,展开向北方撤退的行程。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战士有步枪。这大批人马中,有三十五人是领导人的妻子,如毛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毛本人带着一袋书、一把伞,骑在一匹褐色马背上。他和大家一样,有一条毛毯和三天份的口粮。他们携带大量墨西哥银元,一路上用来买粮食和其他物资,甚至行贿军阀让他们通行无阻。早在突围之前,中共上海局就向共产国际报告,已把五万墨西哥银元送到江西苏区;在十月中旬它又表示还需要四十万元,“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送交这些钱了。去年十一月,它已收到三百万墨西哥银元,显然已送到江西苏区,现在又追加这些款项。

逃出包围圈竟然相当容易。当年稍早,蒋介石力促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广东实际当权者)参加第五次围剿。可是,军阀们担心蒋要把红军赶入他们的省界,以便替自己的中央军打开一条路跟进,然后乘势占领他们的地盘。多年之后白崇禧接受访问时说,他向大伙儿建议表面上参加围堵共产党,但基本上还是保留实力固守地盘。

这些军头不肯积极参加围剿,也不是全没道理。蒋此时的优先目标是歼灭共产党,但是和所有的中国现代化人士一样,他的长期目标是消除独立的军队和割据王国。当共产党进入贵州时,蒋在日记里写下,这个发展提供机会可从军阀省主席王家烈手中接管全省。

共军没受到阻挠,从守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的广东部队的防线溜出重围。十一月底,毛部抵达湘江,蒋亲自赶到湖南指挥作战。经过一星期激战,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红军趁火力稍弱,越过湘江进入贵州。中央军追上来,蒋飞往省会贵阳,拉下省主席,换上效忠他的顾祝同为省主席。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一方面军抵达贵州省遵义,与一九三三年撤出鄂豫皖边区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在此开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共政、军领导人。一月中旬,张国焘率部往西,毛则率领红一方面军先往南、再折西穿过云南。云南军阀龙云大概是收了中共的墨西哥大洋,允许共军和平过境。蒋又飞到四川省会成都亲自坐镇,他没办法追上张国焘或毛泽东,但是中央军的追剿在政治上的收获不小,他乘势掌握了四川、贵州两省(不过,此外也没有其他收获了)。这个经验也使得蒋开始认真思考以高踞三峡天险的四川为基地,将来抗日战争时可将政府及军队迁移此处。

尽管中共撤退,中国政治依然不稳定。南京又发生一件事故。秋天某个清凉的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部门口集合拍团体照时,一名记者掏出手枪,朝汪精卫连开数枪,重伤了他。事有凑巧,蒋当天身体不适,没出席拍照,当然引人猜疑。汪精卫太太陈璧君公开要求国民党中央解释。蒋对自己被暗指涉及阴谋非常不痛快,下令戴笠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戴笠动用“最残酷的刑求”,亲自盘诘刺客,同时陈立夫奉蒋之命也另行调查。陈立夫和戴笠一致的结论是,汪精卫自己的改组派内部有人心生不满,发动枪击事件。当特务人员杀了一名嫌犯又逮捕了若干人之后,陈璧君向委员长道歉,夫妻俩即搭船赴欧洲治伤。蒋可能并未涉及暗杀阴谋,但他因而接任行政院长,又掌控了南京政府。

九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交给蒋一项增进中日关系的三点方案:中国要接受对日关系优先于和西方的关系;承认“满洲国”;“和日本一起设法消灭共产主义”。蒋的回答避开第一、二点,但表示,只要日本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国预备和东京讨论扑灭“中国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蒋也照会广田,如果“两国军方之间”所有的协议,包括一九三二年的《淞沪停战协定》、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塘沽协定》,统统废除,东北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中国会停止反日活动。

蒋亦拍电报给中国驻日大使重申任何方案里,中国都不会承认满洲的傀儡政府,但是若传统主权得到尊重,中国可以同意不用军事手段处理此一问题。最令日本动心的是,蒋愿意探索两国合作“对付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方法,但日本必须符合恢复中国主权此一基本条件。同时,蒋也设法展现如有必要,他预备和日本开战;他在南京城外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沿陇海铁路部署军队,并在武汉增建防御工事。

华盛顿此时终于愿意提供南京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伦敦也提供一笔一千万美元的融资。但是,美、英都要求中国在东北问题上面要“务实”。九月,英国使节李斯-罗斯(Sir Frederick Leith-Ross)访问东京和南京,提议日本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以交换中国“承认”伪满洲傀儡政府。在重庆经过长谈之后,李斯-罗斯向伦敦报告,蒋的政府绝不会放弃东北的主权。

记录显示得十分清楚:蒋不预备在主权问题上面妥协退让。东京和南京之间这段期间的交涉记录突显出,蒋及其谈判代表坚定地坚持中国保有对东北的主权,即使他们有时候提议,只要日本完全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并且废除违反此一原则的所有不平等协议,可以暂时搁置东北主权问题。

但是,日本关东军继续伺机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东京方面亦要求委员长停止对日本的双面政策——公开表示友好,秘密准备开战;同时中国的党、政、军及情报机关所有人员一律退出河北省及北平、天津。蒋觉得即使这个要求很可恶也得接受,他向深感屈辱的中国民众解释,中国接受了它,并不是正式“协议”,因为并没有签署文件是经由最高层批准的。次月,中日双方有一个“非协议”的协议,让南京政府全面退出内蒙古的察哈尔省。蒋在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声望更往下坠,但他很欣慰毛泽东溃逃,德式训练的中央军也有了持续进步——不过他害怕会刺激日本更加侵略,不能炫耀建军成绩。

日本并不以最近的收获为满足,又有新计划要建立完全自治的华北,包含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的察哈尔、绥远共五个省,每一省分别册立一个愿和日本配合的中国将领。阎锡山和冯玉祥拒绝合作,但其他人接受这个机会。有一天蒋在日记里激动地写下,现在“唯有自强与力抗,再无其他方策”。但是现实上,歼灭溃逃的红军、完成军事现代化,仍是他的最高优先。他消极地接受,但不承认“华北”在日本人挑选的中国“当局”之下组成“特区”。实质上,淮河以北的中国已完全由日本人掌握,只差没正式从南京政府独立出去。愤怒的学生再次涌上街头,抗议中国遭到瓜分。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率领七八千名跟他一起长征的士兵抵达陕西北部的小村保安。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约一万华里)。在村子四周的岩洞安置下来,毛泽东带领的队伍和本地的一支共军(刘志丹)会师,有约两万名士兵。毛告诉大家,目标是扩大控制区,和苏联、外蒙古联结起来。

这一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希特勒冲破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武装的条款。民主国家显得瘫痪无力,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八月一日号召全世界成立反法西斯的“人民统一阵线”,它似乎代表放弃全球共产主义革命,转而支持以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派、温和保守派和民主社会主义党派共组反法西斯同盟。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新策略口号是“联蒋抗日”。

毛泽东在陕北仍然无法和莫斯科通过无线电联系,但显然有信差带给他共产国际新的全球统一阵线政策的消息。毛、蒋都明白局势变了:由于战争快速接近,而中国唯一可恃的武器供应及直接军事援助来源是苏联,蒋剩下可以歼灭中共的时间正在快速流失。周恩来在抵达陕北新基地之前,就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正式信件”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此时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刚入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此时终于拥蒋派占多数)。陈果夫担任江苏省主席。可是,两兄弟仍主管情报及地下工作。周的信函提到,报道指南京政府“计划联俄”,南京的气氛“已与过去相当不同”。周说,两党间的合作又再度可能。他宣称,中共红军在西北的唯一目的是防守该地区不受日本侵略。他要求陈氏兄弟向蒋进言,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并与苏联、中共联合抗日,同时又要求国共尽早会面,开始“负责任的协商”。

蒋认为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以及周恩来的信函,不仅反映出斯大林觉得来自东、西两翼的威胁日益严重,也反映出中共十分衰弱。他指示陈立夫给周恩来正面回复。蒋决心发动最后一次对毛全面进剿,但他也有诱因认真考虑以统一阵线的政治协议。一方面毛有可能率部逃入苏联或外蒙古;另一方面若是接受政治协议,或许可使苏联大规模提供军事援助,在即将来临的对日抗战中,可发挥跟北伐期间同样重大的作用。蒋获悉周恩来来信之后,于十月十八日召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提议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条约。莫斯科答说,蒋必须先“规制和中共的关系”。蒋和鲍格莫洛夫接下来讲好,由张群和鲍氏就此一秘约的细节进行后续谈判,在中国政府和中共就统一阵线达成协议后即可生效。通过中间人,陈、周决定将在一九三六年初在上海首次秘密会谈。

但是,蒋、毛都相信“谈谈打打”的策略。因此,蒋一方面试图和苏联、中共和解,一方面又指示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驻陕北,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会合。杨虎城不识字、土匪出身,是冯玉祥旧部。张、杨奉命准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对毛泽东新基地的杂牌军发动攻击。张学良两年前由欧洲回国后,他的反日民族意识益发强烈,蒋的这道命令使他起了疑心:它表示他的东北军将驻防西北,离老家越来越远,何况还要接受另一个效忠于蒋的区域指挥官的节制。张开始相信其他军阀指控蒋介石消灭了共产党之后,就要收拾各地区独立部队的说法(蒋有这个想法当然是真,只不过他希望以和平方式去达成)。张学良和杨虎城慢慢觉得蒋的用心就是让他们的部队在剿共作战中失血。

第一次交手,国民党又失利。张学良报告,他折损两个师,数千名部属投降过去。毛初期交战能得胜无疑是因为他的组织能力高明、战术运用灵敏,但对手的领导能力和军纪欠佳也是原因。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官兵此时根本没有斗志。但是也有可能,即使在此一初期阶段,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没像向南京报告的那样全力攻打共产党,也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早先,蒋为了保存实力对付未来的抗日之需,何应钦提议派出手下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北上剿共,被蒋否决。

很可能蒋只是要这两支军阀部队驻守陕南,骚扰毛泽东部队,等候大批中央军(但不是精锐部队)可从南方调来。可是,把两支军阀部队投进和中共交战而失利,反而强化了毛,使他虏获不少武器和兵员,把许多被俘兵员编入共军部队。最重要的是,吞下败绩使得张学良更听进去中共的联合抗日的号召。周恩来的宣传部队已经在全国各城市及大学宣讲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甚至渗透到蒋底下各路军队,尤其是东北军之中。


张学良和中共暗通款曲




一九三六年一月,蒋再度向一群大学师生辩护他的外交政策,声称虽然他“不惧日”,中国仍不够强大到足以和日本帝国一战。这个立场无论在情感上或意识形态上都不能让中国人民满意,但是很明显,中国按照进度在未来三四年继续整军经武,必可在对日抗战时发挥重大作用。此外,这时候的西方民主国家仍未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欧洲或美国的命运视同一体,完全无意提供实质援助。

下一个月的东京,经过狂热军人流血政变失败之后,广田弘毅领导的文人新内阁宣布“积极外交”的新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日本要主宰全亚洲。这些“理性的极端国家主义派”支持与太平洋列强开战的备战,不是只同苏联开战。他们也希望在真正的大战开始之前,先制服中国。广田内阁立刻向中国提出新一轮的要求,如“睦邻亲善、联防反共、经济合作”。蒋体会到他再也姑息不了日本,战争已即将爆发。

东京发生政变之同时,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也爆发一场战事。苏联远东军仍由加仑将军率领,击退日军和满洲国傀儡部队的多师团联手进攻。此役战败使日本海军南进的主张大盛,压过陆军向西、向北发展的声音。华盛顿政府许多人不理解此一简单的动态。一九三六年,日本制服中国而称霸,似乎根本没引起罗斯福政府或大多数美国人的关心。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认为,日本侵夺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关联。他说,日本事实上“有效率地”经营东北和华北,可能替美国企业打开重要的经济机会。

蒋再次下令张、杨进攻陕北共军部队。战绩再次相当难看:又有数千名士卒阵亡或失踪,虽然数字仍可能被夸大。通过一名被俘军官,周传话给张学良,表示希望和他谈谈抗日统一阵线。二月间,无疑是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张在西安与周派来的中共代表秘密碰面。经过这次会谈,周和毛通过联络人与张学良持续接触;张甚至准许他们在东北军里成立左翼的“抗日同志会”。

张学良和中共接触后,已不需要更多的说服。他反而主动提出,不可能与蒋介石联合抗日;他说,蒋的姑息政策已摧毁了他领导国家的道德权威。在周恩来鼓励下,张建议成立西北反日政府,含纳中共及其他爱国(军阀)势力,打出“联张、反蒋、抗日”的口号。野心和爱国精神使少帅决定和蒋总司令反目。他建议由他本人领导这个反蒋联合政府,周立刻就同意。此时,毛已经被正式告知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是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并不是反蒋抗日。即令如此,毛还是认可了少帅此一(与共产国际)相抵触的策略,认为可以好好利用他的“英雄主义”,莫斯科终究会同意这个决定。他搁了四个月,没告诉共产国际有此一新计划。

蒋介石的特使并不知道张学良和中共暗通款曲,经过陕西前往中共在保安的总部与敌人展开谈判。保安是位于陕北的一个贫困市集城镇,以窑洞出名。中共在这次会谈中建议国共成立联合政府,致力国防并建立抗日联军——国民党先要停止内战,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双方同意南京政府将在下一次于上海会谈时作回答。

春天时,张学良秘密穿过陕北共产党地区,来到延安某个已荒废的天主教教堂和周恩来碰头;延安此时仍在杨虎城部队控制下。周夸赞充满理想主义、天真的少帅,张则告诉温文儒雅、饱读群书的周,当代中国最受他尊敬的几个人物当中,周是其中之一。虽然与南京当局已展开秘密会谈,中共此时仍起草一份和张、杨合作的反蒋同盟详细协议。大约同一时间,中共通电全国要求停火、与国民党和谈。

一九三六年六月,无线电通讯恢复了,毛泽东才首度通知共产国际,已经成功地和张学良有了秘密协议。毛报告说,此一反蒋同盟将亮出“西北国防政府”的旗号,推举张学良为“政府主席”以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毛又指出,东北军每月俸银大多仰赖南京政府拨付两百万元(应该是指中央政府发行的纸钞“法币”),但是少帅一旦与蒋介石决裂,这一大笔钱当然就没了。因此,毛问共产国际是否每个月能拨三百万元支付红军和东北军的饷银。他说,当然红军的饷银“必须和东北军一样”。毛在同一封函电中也要求重炮、飞机和其他武器,并保证两个月内发动攻势,达成“歼灭蒋介石西北部队”。

斯大林读到毛泽东这份报告大吃一惊,认为蒋若受到此一共产党主导的军阀同盟严重威胁,他会怀疑是苏联躲在背后支持它。这种遭到出卖的感觉,会为日本打开种种的可能性,如与国民党内保守、强烈反共分子结成同盟。这种发展也会刺激日本的反布尔什维克、反苏情绪。斯大林八月十三日回信,全面拒绝毛泽东的做法。他直截了当地指示毛泽东“立刻正式向国民党及蒋介石提议展开停火谈判,并就共同抗日签署具体协议”,包括成立“统一指挥本部及共同的军事计划”。斯大林又说:“不能把张学良当做可靠的盟友”——即使他可能“直接叛逃过来”。中共及军阀联合反蒋阵线的构想自此消沉。

毛泽东立刻遵命行事。八月底,他撤销中共反蒋口号,发信给国民党中执会,恭喜蒋的“进步”,表示认同他的对日政策。蒋把毛的恭维解读为共军首脑已走投无路。他准备在年底以前再全力发动另一波围剿作战。张群扮演蒋的密使,春天起即与鲍格莫洛夫多次讨论如何共同维护和平——意即协助中国抗日。可是,因为日本在内蒙、外蒙都搞颠覆动作,斯大林与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共同防卫条约。中国从来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蒋遂搁置中苏谈判。于是斯大林就安排《真理报》(Pravda)刊登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再次谴责他的父亲是“人民公敌,是他儿子誓不两立的敌人”。

蒋的某些核心干部劝他再与日本反共的领导人接触。陈立夫强烈主张——但没有成功——领袖应派戴笠到东京游说日本人,中日若是爆发战争将会增强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亚洲的力量。但是蒋明白日本帝国的野心无法制止——日本“鹰派”已经胜出,他们决心逼中国成为其属国。中国若要达成和平,就必须正式接受东北以及淮河以北中国的独立。他说:“决不能避免战争。”

蒋一九三六年双十国庆节在南京向群众宣布:“共党余孽已被围在少数边区,要歼灭并不困难。现在,共产主义对中国已不再具有威胁性。”蒋演讲后,进行阅兵典礼,穿着讲究整齐的部队踢正步,一排又一排的德国武器亦接受校阅。受惠于德国机械工具,中国兵工厂现在可制造若干高质量的精准武器。即使如此,新任德国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认为,中国仍需两年时间才能达成他培训六十个现代化师团的目标。新的德国岸炮、十二艘潜水艇、一艘德制巡弋舰、鱼雷快艇等武器,在一九三八年以前还不会交货。德国空军已接管培训中国空军的任务,如果按照计划发展,中国空军飞行员到了一九三九年就可飞现代化的“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s)战斗机和斯图卡(Stukas)式轰炸机,代表中、日势力均衡的大转变。

尽管内战不断、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夺并且全面备战,中央政府的权力却是自太平军起义以来的最高点。春天,蒋展现他的军事、政治和地下工作的技巧,很快又敉平两广一场作乱。乱党再次指控蒋姑息、独裁,但基本上它反映出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持续的权力斗争。这些军阀在各自省份里,独裁的程度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两年之内,他们属意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此时仍在欧洲)就会投靠日本。蒋对这些积习难改的华南军阀宽大为怀,甚至送给他们三百万元法币作为急难救助,可谓开明的自利行为,展现出国家领导人的气度。
此时令人振奋的成绩也不少。政府部队中的文盲率由七成降至三成。法律条文已经修订,并在全国施行。最近中央财政权延伸到被击败的华南省份,有助于国家货币(即法币)的通行。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把农民应纳的年税赋降低了五千万法币,秋季农作物收成是二十年来最大的一年。中国已稍为自世界大萧条的困境中熬过来。现在,更多的中国农民有更多的钱可花,轻型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稳定上升。即使在这段艰苦的岁月,中国人的勤奋和创业精神已开始展现可观性。固然仍有许多失败、普遍亦贫穷,但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可尔(Franz Michael)仍肯定蒋介石南京政府头十年政绩斐然,“在经济开发、社会及教育改革、政治统一,以及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等等许多方面,都有极大进步”。

毛泽东既已推崇蒋介石,自由派的报纸有的住嘴,有的也表现出乐观态度。学生的怒气很快也消退。平常批评政府的《大公报》宣称:“人民的信心犹如死而复生。”专门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学者易劳逸(Lloyd E.Eastman)说,蒋原本被认为是不学无术、图谋个人权力的武夫,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双十国庆,已被称誉为“高瞻远瞩的领袖,在国家陷于内部斗争时,明智地避免和日本冲突”。他成为“民望很高无可取代的领导人”。

一九三六年秋天,毛泽东的状况也有改善。他只有三万名步枪部队士兵,但苏联援助已定期送到。他业已收到共产国际二十万美元;九月,斯大林批准再给他一万五千至二万支枪、八门加农炮、十门臼炮和“足够数量的弹药”。次年,共产国际答应再送给毛一百六十万美元。十月,宋庆龄在上海应毛的请求,自掏腰包给他五万美元,以二○○五年币值来算,相当于七十万四千美元。

五月,在蒋担保安全无虞下,周恩来偕同共产国际(亦即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在上海和陈立夫、张群秘会,继续交涉抗日统一战线事宜。潘汉年参与讨论,还带着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本,代表斯大林盼望谈判成功,如果谈成,他会提供苏联军援给国军部队。国民党方面向周提出一份强硬的要求清单,最重要的是要求中共把红军裁到三千人,废止“红军”名义,接受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中共亦必须取消所有的苏区,允许在他们的地区成立民主政府。最后,中共高级领导人应该离职,并出国半年——蒋对战败军阀典型的惩处就是遗其出国。这些要求根本不符现实——毛泽东必然宁可退入苏联,也不会接受它们。周当下就拒绝这些条件,坚持中共必须保持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他也让步说,共军可以纳入为中国军队的一部分,遵守联合统帅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调度。会谈暂时告停。

如果粉碎中共会失掉在未来抗日作战唯一可能的武器来源,蒋必须重新评估这样做是否值得尤其是考量到若共军战败,毛泽东大可躲进苏联或蒙古。毛泽东则秘密地继续与张学良讨论联合反蒋事宜,让张觉得事情顺利发展中(也因此间接地促成了即将爆发的西安事变)。

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五十大寿之日,他回到河南洛阳的剿共总部。宋美龄带着两个大蛋糕由上海飞来,两人牵手在点了蜡烛的蛋糕后合照——他手持软呢帽、身穿布披肩,她则穿毛皮披肩。上午,两万名民众在洛阳中央军校集合向他致敬。二十一响礼炮之后,群众欢呼、行三鞠躬礼。次日,蒋发表一篇乐观的长文,宣称国内局势“化险为夷……十月乃为外交转弱为强之期”。他说,最鲜明的是日本要求在华北联合反共。他指示张群准备一份声明,宣布中国决心恢复领土主权。

生日派对后,蒋悄悄和来到洛阳的张学良会面。蒋因张最近给他一封信要求成立抗日统一战线而生气。委员长以严厉、说教的口吻警告说,任何人在收拾完毕中共之前主张抗日,就是“国贼”。后来蒋都怀疑自己怎么会用词如此强烈。根据张学良日后的说法,委员长的态度增强了他劫持领袖的决心,他回到西安向杨虎城谈到会谈经过,杨引述了一句古谚: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月,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署反共公约,日、德连手攻击苏联的可能性突然大增——这是斯大林寝食难安的最大噩梦。许多人猜疑何应钦和不在国内的汪精卫私底下赞同中国加入此一反共同盟。日本军国主义者希望尽速收服中国,他们才能依计划攻打苏联。日本特使川越茂悄悄搭日本军舰来到南京,带来新要求:中国赋予日本权利可派部队到中国政府军和共军正在作战的任何地方。蒋接见川越茂,但拒绝和他谈判。川越茂和外交部长张群的谈话没有进展。对于斯大林而言,听到日中接触,使他觉得益发迫切,要赶快成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

十一月二十四日,蒋又回到洛阳,接到张学良报告说,陕西局势吃紧,请准向他亲做报告。蒋在日记中写下:“汉卿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是其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十二月初,张到了洛阳,向领袖报告驻防陕西的部队军心不稳,陷入叛变心境。尽管蒋最近才警告不得主张联合阵线,少帅还是直接主张,两人吵了一个多小时。蒋警告说,如果国民党在这个关头停止内战,改为抗日,势必使得全国领导权落到中共手中。

张主张蒋到西安,亲自向东北军、西北部队官兵讲话。蒋同意。张学良一回到西安,就发电报向毛泽东说明谈话经过。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张学良没有提到计划劫持蒋委员长,但是十一月初,少帅在西安曾告诉毛的秘使叶剑英说:他打算“发动兵变”。毛只简单回答:“好极了。”


西安事变




孔祥熙提醒蒋,西安之行太危险,但委员长反而更执意要去。他过去深入敌营总能化险为夷,更因无惧无畏而声望日增。因此,他在大批高级官员及奉化子弟兵卫队及二十名士兵的陪同下,飞往西安。

同时,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秘密由上海到南京,继续谈判抗日统一战线事宜。委员长前往西安后不久,周恩来告诉张群和陈立夫,中共已同意国民党对抗日统一战线所要求的大部分条件,譬如废除红军的名义和徽章,部队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停止没收地主财产,允许成立民主政府。唯一的歧异在于共军的人数;此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共军在新名义下,等候纳入中央军之前,可以有三万兵员,不是先前的三千人。周立刻接受这个比较符合现实的数字。这时不再提到毛、周等必须出国的要求。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和蒋介石一九五七年的书,双方“实际上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

根据这些模糊且易操纵的条件,双方起草正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声明,等候蒋、毛核可。但是,即使尚待最后核可,若无双方首脑事先的同意,谈判代表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周恩来在回去向毛报告途中短暂逗留西安,但他显然没见到张学良,告诉他有此一草约的事。或许双方协议好要保密到经由领导人正式核可之后才得公开。张群陪着周恩来到西安,毫无疑问他向蒋报告了此事,蒋显然也原则同意这些最终条件。多年之后,蒋说协议只待他回到南京“正式批示”就可完成。

如果蒋告诉张学良这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张可能就会放弃劫持计划。可是,蒋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对部属只要求其服从,不会对其说明解释。因此很可能他决定,除非毛泽东签字的正式同意已到手,相关的中苏军事协议最后条件也揭明,他不会告诉张学良国共已有此一“共识”。双方正式同意结束内战之前,蒋也不希望与共军殊死作战的意志已够消沉的陕西部队,士气再进一步低落。蒋也有可能,不管毛对草约作出何种决定,都无意停止军事攻势。但是,鉴于短期内苏联军援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斯大林派代表出席协调草约的签订,加上毛若遇到全面攻击可能逃入苏联,很可能蒋对联合抗日十分认真。

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后,蒋住到城外十六公里的温泉胜地临潼。临潼是个小城,附近有许多温泉屋。蒋在此个别召见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和对张学良讲话一样),长久的剿灭共军作战已到“最后五分钟”。

十二月九日,西安开始飘雪。当天上午,一群学生要到临潼围堵蒋委员长,警察开枪,造成若干人死伤。张学良赶到现场,告诉学生他可代表大家与总司令对质。当他到了临潼向蒋报告时,蒋大发脾气,质问他:“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根据少帅的说法,蒋表示他不怕学生,“让他们来,我可以用机关枪杀了他们”。这番话——若是属实——使张十分烦恼,他因计划劫持领袖,压力已经十分大。他躲进洗手间克制自己的情绪。

蒋预定十二月十二日离开西安。当天黎明,张学良的护卫队冲进蒋落脚处。蒋在房里听到枪声大作,一名军官冲进来报告:戴毛皮帽的士兵——东北军的标准配备——正在进攻这里。这位军官敦促委员长逃到后头山上。蒋穿着睡衣、爬出窗户,在一名卫士、一名副官陪同下朝荒山奔逃。

眼前是一堵高墙。三人爬了过去,沿着一条宽敞的干沟跑。突然间蒋失足跌了一跤,伤了背,假牙也掉了。此时他们遇上几个同伴,大伙跑到已经积雪的山顶一个洞穴里。次日早晨,张学良部队找到一名又冷又饿、赤脚,睡衣之外只披了一件长袍的逃犯。他对追兵表示:“我是委员长。杀了我,别侮辱我。”带队的军官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抗日。”

士兵们把蒋送到西安的省政府办公室,杨虎城部队负责监管他。过了一会儿,张学良进入房间,立正,称他为总司令。蒋质问:“你还喊我总司令?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应该送我到洛阳,否者你就是叛徒。既然我落到叛徒手中,你最好枪毙我。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张学良回答说:“你就是被坏脾气害了。”

兵变消息当天上午就传到上海,但没人晓得委员长是生是死。孔祥熙告诉宋美龄,她立刻派人去找张学良和孙中山的老朋友、曾任《纽约先驱报》记者的唐纳德。三人一起飞往南京。南京政府已经收到张、杨电报,证实委员长已被他们挟持。张、杨表示他们“含泪”向委员长说明他们被迫这么做的苦衷,但“一再被他责骂”。他们俩旋即提出八点“救国主张”,希望南京政府采纳,“为未来开启生机”。

这八点救国方案包括:成立“救国政府”、立刻停止内战、赦免及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障政治自由等。国民党中执会和中政会推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何应钦代理总司令。何下令立刻准备出兵讨伐西安,并且派了一团陕西部队去占领潼关。何亦发电报给人在意大利的汪精卫,要求他尽快回国。中央军开始向西安前进。 

全国民众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普遍同情蒋。一般人认为,两个有野心、专制的军阀粉碎了国家的希望,恐将再掀起新一波的血腥内战。据说全国军民为此抱头哭泣,而文盲急托识字的人告诉他们最新的消息。各地军阀的反应不一。有些人,如冯玉祥,呼吁张、杨快快释放委员长;也有些人,如李宗仁、白崇禧,则暗示支持张学良。

军事行动令莫斯科更加迫切盯住危机的发展,但蒋夫人担心调兵会太过挑衅,力主节制。接下来的会议,意见纷杂,吵成一团。蒋夫人决定自己找出“迅速、平静、不流血”的解决办法,甚至表示西安事变策划者说不定有“合理的诉求”。她派唐纳德飞往西安,宣布她本人稍后也会赶到。同一天,陈立夫利用中共特务(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的密码,直接发电给共产国际,警告说若是委员长有了三长两短,“中国抗日将群龙无首,这将对苏联不利”。

张学良派兵到临潼之前,发电通报毛泽东他即将行动。毛告诉他的秘书:“早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次日中午,报务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递交来自张学良的急电。中共领导人鱼贯进入毛原始的总部聆听消息。毛向大家宣读电文,现场欢声雷动。朱德、张国焘等人主张立刻把蒋及同行的国民党将领处死。毛大笑,也有同感。即使如此,他立刻征询莫斯科的指示,提议把蒋交给“人民”公审。然后,毛拍发贺电给少帅,恭维他是“国家抗日领袖”,赞扬他“惊天动地的举动”,表示和蒋已无法达成妥协,暗示他应“坚决”处理蒋。

蒋被劫持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就传到莫斯科,但斯大林不像毛泽东,他笑不出来,反而立刻看出来此事会给苏联招惹灾祸。次日,共产国际收到陈立夫来电,很可能也获悉何应钦下令中央军精锐部队往西安移动及促请汪精卫兼程回国。委员长被杀,何、汪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电毛泽东,以明确口吻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暗示这是日本人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和蒋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方法,并释放了这位国民党领袖。接到斯大林如此命令之后,毛、周、朱于十二月十五日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草率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

斯大林认为,如果他和毛能被外界看做斡旋有功、促成蒋介石获释,可能有助于促成国共及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晓得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蒋介石的儿子经国,与他的苏联太太及男婴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科,供职于一家大型工厂,而且凑巧再过几天就要正式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可能是斯大林本人下令立刻停止蒋经国入党程序,并召集小蒋立刻到莫斯科报到。斯大林旋即致电周恩来,要他在和蒋介石谈话时,应该提到接受联合抗日政府还有一个好处:他那任性的儿子可能可以回到中国。

危机升高之际,两天前才离开西安的周恩来,又从中共根据地坐驴子前往延安(仍由杨虎城部队占领),再搭飞机回到西安。据说,他一见到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委员长)一根汗毛”。和张学良交涉反蒋秘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介石领导。他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周告诉少帅,他应设法说服蒋,在原则上同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然后就只能释放蒋,期待他信守承诺。从一开始,周就明白,蒋不会签任何文件或采取任何行动以换取获释,但是有可能原则上同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周和张群前几天才讲好的条件,蒋、毛必定都已暂时同意了。

少帅晓得这下子纰漏捅大了。他现在的目标是尽可能争取释放蒋的功绩,可是他不能一个人做主,因为西安是由杨虎城控制;而杨表示他可不想当“断头将军”,深怕没得到坚实保证就纵虎归山。同时,中央军已朝西安推进,飞机已经朝通向此一古都的铁路线投掷炸弹。根据宋美龄的说法,何应钦已经决定不再多费唇舌,要攻打西安。她担心这个做法会害死她丈夫,因此痛责“这些军人的脑袋”。次年她发表西安事变时期的日记,明白暗示何应钦利用危机为自己私心安排。十二月十五日,唐纳德从洛阳打电话给她,报告说委员长没有受到虐待,原本拒绝但现已同意搬到比较舒适的住处,而且不再由杨虎城看管,改由张学良看管。此外,他说,少帅私底下承认自己虽然动机纯正,却做错了。

同一时间欧洲方面,汪精卫却做出惊人之举——在回到中国之前先飞往柏林,与希特勒会晤。两人讨论中国加入反共轴心的可能性;如果如此,德国愿意大量扩大对华援助。然后汪才赶回南京,盼望终于能够取代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及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汪精卫和希特勒会晤的新闻必然使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大为震撼。《真理报》社论指控汪精卫和张学良代表日本军阀策划西安事变。
 
十二月二十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接了宋子文,带他去见委员长。宋子文单独走进房间,蒋抬头一看,大为意外,不禁痛哭流涕,浑身涌上挫折感和极端的无助。十年作战,努力制服军阀、剿灭共军,眼看已到“最后关头”,眼前不是军事胜利,就是还算令人满意、以实力地位谈判、得到斯大林保证的政治交换。岂知全都功亏一篑,现在全无地位可跟苏联谈判;如果他同意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不就显得是被恫吓而接受了吗?

中国的经济,甚至蒋的支持度,终于开始有了起色。他认为,再过两年,他的军队就可完全准备好对抗日本。甚且,反共公约使得日本很可能卷入希特勒的对苏战争。新时代眼看即将到来。哪晓得两个军阀——在蒋的眼里,一个是急躁、无能,一个是贪腐、无知——却坏了大事。宋子文交给蒋一封宋美龄的信。她写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来,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又潸然落泪。

重新控制住情绪后,蒋重申他绝不在胁迫下接受任何东西。他告诉宋子文,他对张学良说过,他可以率领东北军进入内蒙古,这样可以稍微取得对日本人作战的优势;杨虎城可以改组陕西省政府,换上他属意的人选。他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中央军攻打西安。宋子文说,如果中央军进攻,张、杨部队可退入共产党地区,“内战会到处爆发”。蒋的大舅子又对他说,蒋的性命已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张、杨和宋子文交涉时,似乎不愿退让。宋子文似乎也不了解两个军阀处境疲弱,只要保证赦免其罪,他们很可能就会放了委员长。他决定,他妺妺宋美龄及代表黄埔系的情报头子戴笠应该来西安劝说委员长要妥协。

南京方面,宋美龄和戴笠急着要和宋子文一起到西安。宋美龄仍然设法阻止何应钦发动攻击,何终于同意轰炸暂停三天。她一到西安机场,和张学良、杨虎城握了手,就向少帅要求,别让他的手下搜查她的行李,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弄乱”。张学良一脸尴尬答说:“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

一进到城里,宋美龄单独去见她丈夫,发觉他又病又倦。他眼眶又红了,责备她怎么涉险而来。他说,当天上午他翻阅《圣经》,正好读到一段:“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来护卫男子。”蒋说他预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离开,戴笠冲进房里,扑通一声跪下,抱住委员长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   张学良实际上已经十分沮丧。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预备立刻释放委员长,可是杨虎城一伙人不肯。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他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放了周的传说属实,两人都可以查觉其中的讽刺意味。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有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义;(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完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三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关键是共产党必须遵守他这位领袖的命令。周告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中共本来就接受所有这些条件,立场丝毫不因西安事变有所改变。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也要维持独立于中央军之外的军事体系。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产党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了这些条件。此外,周又一再向宋子文警告,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

当天稍晚,蒋和宋子文、宋美龄会商时又表达若干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他会停止中央军向西安推进,政府军不进驻陕西和甘肃,当中日战争开始,他会“支持”(现金补助和补给供应)所有的部队。宋子文把这几点转告周、张、杨时,他们都很满意。次日,张、杨底下大多数军官坚持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至少部分条件应先兑现时,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宁死也不肯在获释前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这些军官也坚持不让。于是乎,戴笠匆匆带着蒋给何应钦的命令离开,要何停止向西安推进。

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宋子文,他和杨虎城出现激烈争执,因为杨不想在没得到具体让步前放人。张、宋讨论带委员长夫妇逃到机场,但觉得太危险而作罢。152圣诞节大清早,唐纳德进入蒋的房间,把他的一双高尔夫球袜挂在壁炉边。一只袜子底下是一台新式手提打字机,要送给蒋夫人;另一只袜子底下则是送给委员长的一张电毯。委员长还穿着睡衣,笑了,这是事变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了。

当天早上,周恩来告诉宋氏兄妹,他希望和委员长见面。上午八点钟,周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房间,举手敬礼——象征着红军服从抗日统一战线总司令。周以浙江方言向这位身份特殊的囚徒报告,共产党一年来避免作战,为国家保存实力,又说共产党没有从西安事变得渔翁之利。他们对此次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方案一样。周表示中共希望蒋个人担保将会停止剿共,把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并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他们的立场。蒋回答,如果共产党愿意服从他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和其自己的部队一视同仁。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宽大为怀。周接下来告诉蒋,蒋经国不久将回到中国,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令他们惊讶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二姊宋庆龄和他联系;而且又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五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姊是否送钱给毛,使得她通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怎能对人提起这种事。很显然,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没向蒋介石提到他们二姊是中共的联络人。对于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次日下午两点,美龄看见一名苦力推着行李,穿过他们的庭院,张学良则跟在他后头。几天前还阴谋推翻蒋介石、预备取而代之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少帅,现在表示他要陪他们回南京,向国人展现他用心坦荡。突然,宋子文出现,说掌控西安的人同意他们可以走了。委员长说,他要先和张、杨说点话。杨虎城赶到后,蒋告诉这两位军阀,他不记个人恩怨,他的重点是救国。他说,如果他们无保留地服膺中央政府命令,国家即可因祸得福、化险为夷。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明确地原谅了他们的行为。

一伙人挤进几辆汽车,驶经已经覆盖了雪的马路,前往机场。委员长夫妇搭乘少帅的波音专机离开,委员长坐在副机师的位子。当天他们抵达南京时,从机场到城里,数千民众夹道欢呼,沿路鞭炮有如机关枪响个不停。蒋前往西安时是个孚民望的领袖,现在则以民族英雄之姿归来。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要归功任何人帮他脱险,毫无疑问,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蒋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得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多年之后,蒋写说,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当然指的是周恩来)“真心后悔”。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同一调子,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现,周的确相信也在中共党内力主,如果蒋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委员长认为在政治场域上,他确实忠于自己对个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蒋遭受尤其严重的背叛与折磨,类似周这样的忠诚宣誓,对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现最真情流露的请吁。每当面对严重挫败,蒋强烈但内向忧郁的个性倾向将自己视做注定要受苦的烈士。两个月后,蒋在日记中拿西安考验与耶稣的屈辱和审判作比较。他对周说如果中共将领听命于他,便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他最忠心的部属,此处所言应不假,因为起码这能展现他高尚的姿态。然而他心里深处对中共的不信任,其实并未消散。

蒋回到南京后,召见陈立夫。陈立夫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接下来,陈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产党;但蒋低头不语。他已经作了承诺。消灭共产党,或是把他们赶出中国的机会已经错失。陈觉得蒋已经累了,就告退了。
若是没被劫持,蒋又推动剿共,毛可能被迫躲入西伯利亚或外蒙古;而鉴于苏联遭受的严峻威胁,斯大林可能也会提供给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军侵华时他给的同样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蒋在战后和共产党交战时就会更强而有力。但是,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毛泽东被斯大林催促,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潘汉年所谈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又与中国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可能会取消“最后五分钟”的攻势,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说劫持事件本身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十二月二十六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个大好机会可选择以全面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



回到南京后,尽管在西安饱经羞辱、无比愤慨,蒋介石的决定却是经过盘算,果决又大胆。最重要的是,这些反映出他一心希望着手统一中国、准备对日作战的重要任务。毛泽东的好友兼传记作者斯诺(Edgar Snow)写道:“蒋个人所遭受的惊骇震撼,或许会令一个较乏远见的人动怒、乱了方寸,驱使他匆匆采取报复行动——事实上,蒋在南京的追随者就是如此怒气冲冲要求报复。”但是,蒋却是“妥协大师”。首先,实际上不动兵戎,委员长就成功控制了陕西两个兵变阵营,部署五个军向西安进军,又更换东北军的师长,并且重新调遣所有东北军到江苏和安徽。效忠者很快镇服由少数亲共军官发动的兵变,极大多数的东北军官兵,几周前似乎还桀傲不驯,现在却俯首听命。

一行人回到南京,军情人员扣留少帅张学良,但蒋夫人出面求情,蒋后来颁令宽赦,把他“监管”起来。这等于是无限期软禁——果真就是长达五十年沉闷(但还算惬意)的居家监禁。张学良以打麻将、读史书和收集艺术品排遣时间,有一阵子由元配夫人和宠爱的红粉知己赵一荻轮流陪侍。他第一个软禁处所是奉化溪口镇蒋家村山区。蒋夫人表示愿代管他的艺品珍藏,也定期写信、送特产食品和其他小礼物给他。相反地,委员长错误认定是主谋者的杨虎城,却以“军事专员”身份送到欧、美考察一年。杨虎城一九三八年回国,旋即被委员长下令逮捕。
周恩来从西安回报时,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残酷的报复”。不过,周恩来说,蒋“可能不会食言”。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会有言出必行的虚荣心。毛泽东想起自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也就认同了这个判断。他说,蒋可能又扮演起阿Q的角色——作家鲁迅笔下那个中国自我幻想、蒙昧无知的代表人物。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拿定了主意之后,毛泽东就接受张国焘的建议,共产党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但内心里要如公元前四百多年的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静待时机,完成大业。

蒋介石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在调走原先兵谏的部队之后,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基地。中共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五万人左右;其中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枪,而且他们没有空军。7同时,蒋氏统领大军两百零二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人受德式训练,有八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此外,他拥有“三百一十四架军机,六百多名战斗机飞行员”。甚且,斯诺说“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以民意而言,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

但是,蒋介石恢复自由身之后,根本没想到要动武。果如周恩来预见,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共”。甚且,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共产国际也继续它的资金提供,于一九三七年初给了中共八十万美元,另外还有等额的钱备“额外采购”之需。同时,毛泽东告诉同僚,执行统一战线的时候,中共要利用各种借口防止国民党整编或打散红军。抗日战争一爆发,毛就预测:“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二月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产党合作,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做,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同时,中共因莫斯科和南京的钱源源而来,买了一队美制卡车,开通西安至延安的公路交通。访问延安的中国记者纷纷报道,中共已铲除贪污和压榨,数百、数千青年响应“到延安去”。
但是,和蒋的协议也在中共和红军基层制造出极大的混乱。为了澄清,中共向全体党员发布秘密公告,宣称搞统一战线只是策略,使党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扩张势力。蒋也看到这份公告,写下:这显示“共产党的奸诈”,但是他并未公开宣扬这个观点,继续把中共当做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弃削弱军阀的努力,现在全神贯注到准备抗日。他需要全国团结以及苏联的军援。

蒋介石认为,如果一年内他可以领导抗日成功——他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剧本——事后总有办法处理共产党的威胁。蒋氏突然很正面甚至高度评估对日作战的胜算,有一大部分是反映他的德籍顾问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ulkenhausen)将军突然变得乐观;这位德国将军前几个月还说中国军队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跟日本开战,现在他却告诉蒋,国军已够强大,可“把日本人赶出长城”,因此力促委员长要防守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不要计划早早退守四川。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建议蒋派遣中央军部队进驻北平、天津地区,此一行动势必会引爆全面战争。蒋氏很早就了解日本皇军所拥有的陆海空现代火力——此一力量可与欧洲的兵力互较高下——现在,他觉得已可和日本大敌放手一搏。

蒋也可能因为目睹新练精锐部队演习操练的景象壮观而信心倍增,加上他觉得民气可用——民意不仅支持他本人和统一战线,也支持政府终于明显有了抗日的计划。此外,他可能也说服自己相信,国共停止内战已使中国有了抗日必需的团结和精神力量,可以对抗日本——不论是打一场有限战争,或是旷日持久的长期抗战,都没问题。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和法肯豪森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有过度高估的情况。
六月间,蒋派出一支半官方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中共边区考察,发表抗日演讲。蓝衣社也奉命集中力量惩罚亲日“汉奸”。共产党控制地区变成“特区政府”,名义上受南京中央管辖。中共开会时,蒋介石的照片也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并列。即使一般中共党员也晓得这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斯诺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未影响中共的基本理论、方案或自主地位”。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蒋经国带着苏联妻子方良、十六个月大的儿子孝文,回到上海。几个星期后,蒋经国踏进杭州一处招待所,恭迎父亲驾到,并跪地磕头。委员长指示儿子花几个月时间重拾中文作文、温习古籍和国父遗教。然后,他带蒋经国进入书房,拜见继母宋美龄。每个人都正经八百、客气相待,完全不提父子多年来的不合;蒋也建议儿子把他在苏联滞留近十三年的经验写下来。

虽然蒋仍苦于西安事变所受的伤,他的政治地位却日益坚固。詹森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人“不问其个人或政治倾向如何”,普遍认为蒋氏继续在位,“是救国大业最需”。蒋本人尽管身体不适,却觉得“数日来,精神与身体皆觉较前舒适”。

七月七日炎热的夜晚,明月当空。日本华北驻军(兵力仅约五千到七千人)约一百三十五人在距北平十六公里的八百年古桥卢沟桥附近演习。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卢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日军反击。双方军营联络官通电话后,互相道歉,但是日本旅团长不想示弱,下令炮击中国部队,中方也立刻回敬颜色。

蒋氏正在庐山主持军事会议,半夜接到电讯报告此一事件。他不敢确定究竟这是又一次的意外开火,还是有如“九一八”事件,是日军借机挑衅。他指示二十九路军军长谈判,但“应固守勿退”。然后,他拍发电报给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以及驻军司令长官,下令实施戒严以及“全面动员准备”。最重要的是,他从最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派遣三个师跨过黄河布署到华北地区。这可是《塘沽协定》对中央军下的“禁区”,蒋晓得日本人不甘示弱,必定会有反弹。

卢沟桥开了第一枪之后不到数小时,毛泽东和朱德通电蒋委员长和共军所有单位,宣布红军将完全听命委员长领导,接受指挥。七月九日一大早,卢沟桥地区中、日双方指挥官协议停火,相互撤退。日本陆军最高本部训令驻华派遣军司令不要诉诸武力,可是,国内出现异声,要求非得教训狂傲的中国人不可。新任首相近卫(Konoe)亲王派三个师团驰赴事件地区。

日军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时,蒋拍电报给国军十九路军,声明:“我已决定对日宣战。”他立刻呼吁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的西方签署国家介入调停,但是蒋无疑料想得到美、英、法、意只会怯生生促请日本节制。为避免激恼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甚至停止交运中国政府已购买的轰炸机。美国传教士推动禁运战略物资给日本,但国会拒绝采取行动。

詹森大使觉得中日双方剑拔弩张的原因不明,他只能向国务卿报告:“对于起因与后果,皆无法有可靠的评估。”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Grew)则深怕引爆“反外情绪”,虽奉训令,却不愿传递华盛顿婉转表示关切的信息。七月二十二日,卢沟桥地区日军指挥官定下期限,要求中方部队后撤;但中方奉蒋之命发动攻击。近卫内阁在全民热切支持下宣布,日本“现在被迫诉诸果断行动,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行,让南京政府恢复理智”。日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对华开战,也有人坚决反对开战”。原因之一,像当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多数日本人对皇军痛惩野蛮中国的能力极度有自信,认为中国终将被迫接受扮演月球的角色,做起东方新兴帝国的卫星。

七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拍发电报给在溪口读史籍、练书法、写留学苏联回忆录的蒋经国,叮嘱他“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所谓“有以制之”指的是德国顾问培训的部队,尤其是已经配备德制武器装备的部队。同时,在庐山举行的一项全国会议正式宣布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但是蒋无法让出席人士同意“对日宣战”的议案。于是他在八月七日召开军事委员会,宣布全面抗战是国家政策。蒋不顾党、政体制,凭一己之力强行通过对日抗战。过去八年,蒋始终相信坚持暂时求和、争取时间建构兵力凭的是他过人的意志力和勇气。现在,他决定坚持作战到底的政策。

到了七月底,已有十六万名日军涌入河北省。十九军军长不战就弃守北平。毛泽东命令共军跨山西,向河北挺进以支援系出军阀冯玉祥西北军的傅作义部队。然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显露他欲与日本人避免严重冲突的意向,通过无线电告知共军将校,早先的命令纯为宣传之用。他说,事实上,共军部队应慢慢移动。他们可以“每天移动五十里,每行军三天,休一天”。

蒋立刻调遣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国武器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布防在上海市郊。他在上海求战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吸引众多敌军离开华北,阻断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蒋选择固守上海,并在败象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坚不撤军,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前文已述,他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相信他们可以战胜,法肯豪森一再坚持“上海必须固守”。他们俩都晓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运动,但上海的街道和周遭地区满布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

蒋氏一心一意坚守上海还有心理及政治层面的考虑。当败战迹象已明显时,他不但没有控制损失,反而下令部队奋战到底,因为他要借英勇牺牲和展现钢铁般的意志,号召全民团结。此外,他希望上海保卫战能比华北作战,更加影响签署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除了德国之外,即将于十一月初在布鲁塞尔开会。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数千外侨住在毗邻接战地区的外国租界里。但是,鉴于蒋氏过去数星期、数月和西方政府的外交互动乏善可陈,华盛顿怯懦地表示中立,民主国家已为本身经济萧条焦头烂额,其人民又有浓厚的孤立主义甚至姑息主义的倾向,蒋介石很清楚,即使只是口头上强烈干预,恐怕也不能期待从欧美那里得到,可是,他要的是替未来打造同情的氛围。

要相信蒋氏在上海牺牲精锐部队,主要是为了让上海的外国租界产生恐惧感,且不计成败,借此取得西方国家的某种实质支持,这个说法恐怕不具可信度。可是,西方著名作家们坚称,抗战开始,“从头到尾,蒋介石只有一个目的:摧毁共产党,等候外国援助以击败日本”。对外国介入抱持希望,正是他决定坚守上海的背后因素——这一役使他牺牲了极多最现代化的战斗部队。

头几天激烈巷战期间,中方部队把业已驻扎在上海的日军陆战队逼到码头一带,困守阵地。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炮火却挡住中国精锐部队的猛攻。接下来十天内,日本七万五千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此时,蒋在上海地区部署七十一个师、总数五十万至七十万的官兵,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德式训练部队、最现代化的炮兵、新组建的空军,以及来自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但是,新近在上海附近登陆的日军师团骁勇善战,几天之内就把中国两个精锐师的兵力歼灭一半。在此一中国城市狭窄胡同里进行的巷战,双方皆伤亡惨重。两个日本师团几天下来,伤亡亦达四千人。上海街头、黄浦江上,一片血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李宗仁在前线督战,力主撤退;但同样也常到前线附近的蒋氏却问:“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

尽管顽固,蒋介石并不认为输了上海保卫战就会决定抗战的结果。他下令沿海各省所有的大学,立刻将全体师生撤退到内地省份。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共军并入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调遣。蒋也公开宣布,中共此一声明代表“全体国人现在都了解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但是,他立刻接到报告,由红军改番号的第八路军,不遵守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令。私底下,他对中共的“投机、取巧”,以及“此辈不顾信义之徒”极为生气。纵使如此,由于迫切需要苏联大规模援助,不久他就向斯大林提要求派作战部队援华,他有更多理由避免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这边,却得一方面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又得尽一切可能让中国政府可以抗战到底。他不久就派出大批苏联供应车队经新疆送到中国各地,同时,苏联军机满载重型军事设备长途跋涉,运抵广州。苏联第一批飞机于十月中旬飞抵中国。接下来四个月,苏联有二百九十七架攻击机和轰炸机飞入中国的空军基地,其船只和卡车队送来二百九十门加农炮、八十二辆坦克车、四百辆汽车,以及大量武器和弹药。总共苏联三次贷款给中国支付军事援助,以一九三七年美元价值计,高达二亿五千万美元。

蒋夫人所认养的中国空军,在此之前只表现出它需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现代飞机。上海保卫战开始时,空军的三百架飞机,只有八十七架能飞,其他飞机有不少罩在帆布下。空军的差劲还真令人叹为观止。八月十四日,蒋下令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出云号”(Izumo),炸弹却击中平民地区,炸死两千名中国百姓。中国境内的一千五百架日本军机一再扫射、轰炸国军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白崇禧大叹:“不能制空,焉能作战!”十月二十三日,这个弱点暴露无遗。蒋夫人当天在唐纳德陪同下,从南京赶往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她断了一根肋骨、伤了背,但是据唐纳德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

十一月五日,重演一九三一年上海之役故事,日军三个师团在没有守军抵抗之下于杭州湾北岸(上海以南约六十四公里)登陆。蒋把部队从该地区调走去支持城市防务,事后他承认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代价惨重。这些日军部队往北方苏州河移动,大有如一九三二年把上海地区大量国军包围住之势。十一月八日,蒋终于下达撤退令。蒋介石急电斯大林,请求派出苏联部队支持,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固然乐见日本弱下去,但现在还不是苏联和日本开战的时机”。

虽然中方部队兵员是日本入侵部队的至少五倍,法肯豪森对柏林报告时也盛赞他们的英勇,他们却抵挡不住日本现代化的杀人机器。三个月之内,中国死伤士卒高达约十八万七千人,其中有不少是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花了数年工夫训练、装备出来的精锐部队。中国通过黄埔军校及其他军校培养了三万名年轻军官,是军方未来希望之所系,却有相当一部分为国捐躯。上海沦陷,中国政府也失去它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工业生产重镇。

大约四十万名中央军和其他残部从上海沿长江后撤。蒋已决定让日军为推进付出代价,但他晓得现在必定得长期抗战了。他把政府迁到重庆,军事总部则设在武汉。到了十一月中旬,日军已进逼南京,蒋游移不定是否要固守首都。国军大部分将领和法肯豪森都认为,坚守南京没有战略上的好处,只会平白牺牲。

如果蒋在抗战此一早期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苦撑、以待外国援助,他或许就会接受此一建议,保留下大量的人员与武器。可是,蒋氏却决定:由于南京是民国新首都,国父中山先生奉安所在,加上它有崭新的建筑、宽敞的街道,是未来中国的样板,政府不能不战而走。他认为,若是不战而走,必将永远被视为懦夫的决定。毫无疑问,他也认为英勇守卫南京,将在上海保卫战之后,再次加强中国人仇日情绪,使国人在未来艰巨抗战时更加英勇。胡适等人继续恳请蒋介石展开和谈。蒋对此却嘲笑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所议和也。”


为什么不抵抗




日军开始炮轰南京城之际,蒋又拍发急电给斯大林,表明他衷心希望苏联能果敢派兵。可是,斯大林十二月五日的复电却也符合逻辑地说,如果苏联助中国打日本,此时西方国家怕布尔什维克犹胜于怕纳粹,就会把日本当成受害人。蒋读这封复电时,炮火正打在附近。天空中,绘上中国空军记号的苏联制飞机,由苏联飞行员驾驶,首次和日本交锋。

南京守军在委员长领导、蒋夫人也在场之下,奋战三个星期。蒋氏夫妇后来在十二月七日飞离已经残破的首都,前往庐山。两天后,日军猛攻古城若干城门,中方虽勇敢作战,但已渐不支。两度背叛蒋委员长的前湖南军阀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守城司令官,拒绝向日本投降。但是,十二月十二日,手下三个师只剩两个师,防线也崩溃,他只好下达突围命令。

这下子局势大乱。有些部队为了抢船渡江,落水淹死;也有些部队争先恐后抢着从日军尚未占领的某一城门逃命,践踏致命。唐生智本人则在夜里搭上一艘烧煤的船艇逃亡,此时长江江面上军民争相利用各种工具逃命,古城也笼罩在大火之中。七万名士兵阵亡,中方伤亡率犹高过在上海的伤亡率。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一幕。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进行到次年二月中旬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万名中国人,也有人说高达三十万人,遭到最惨无人道的方法杀害,活埋、开膛剖腹、斩首、尖竹穿杀婴童、强奸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这场大屠杀的暴行旨在恫吓中国人,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中国百姓同仇敌忾的精神全被激发起来,更加支持抗战到底。

南京沦陷之后,蒋介石发表一份文告,足可媲美二十一个月之后丘吉尔的告英国同胞书。蒋氏说:“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南京大屠杀消息传遍全国之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展开大逃亡。全国各地冒出难民营,陷入大混乱,但是在难民本身的勇气与智谋、沿路地方民众的协助、地方政府(有时军方也参与)的努力之下,绝大部分熬过难关。同时,数以千计的邮轮、渔船、牛车、推车载着各种家当,从大学图书到大型机械工具,也往广西、云南、重庆等大后方疏散。蒋介石指派他的奉化同乡、牛津毕业生俞大维主持此一疏散行动。此外,数千箱原本已由北平运到南京的故宫古物,也经由船只运到长江三峡,再转到木筏,由岸边纤夫以粗绳拉着,穿过急流、溯江而上。

虽然华盛顿官方没有任何援助中国的作为,美国政府和民众却一面倒地同情中国及其领导人。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各城市的英勇保卫战,以及日军残暴杀人的照片画面和新闻报道。蒋介石夫妇在沉沦为奴隶的世界,变成高尚、英勇的象征。《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鲁斯的父亲早年在中国传教,他本人更是带头支持中国和蒋氏夫妇。《时代周刊》选出他俩为“年度风云夫妇”。封面照片中的蒋介石身穿粗制长袍、手持软帽,正气凛然;她则穿朴素的长衫。《时代周刊》以近乎谄媚的文字称颂中国的第一夫妇:在一位重要领袖及其优秀另一半的领导下,中国人的一九三七年不至于抬不起头来。过去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很少使用“中国”这个字眼的千百万人口——如今也因为这对夫妇,慢慢有了国家意识……(蒋氏夫妇)不到一个世代就兴起成为旧中国实际与道德上的领袖,是历史的重要一页。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现在强调“战情严峻”,高级将领“主和、主战皆有”。已经让中国人惨败也占领好大一片中国领土的日本,现在觉得可以和谈了。东京要求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y Trautman)担任调停人,蒋接受和谈之议,其实志在缓兵之计。他担心日本提出温和条件以鼓动中国政府里的主和派;当他看到日方通过陶德曼提出的条件较预期来得严格,不禁大喜。可是,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开会时,实际上大多数人支持和谈,更有些人批评蒋对开启和谈“举棋不定”。可是蒋氏明白,如果与日本缔和,内部动乱会造成政府垮台。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汪精卫:“决不能屈服于敌人,与之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致我国家与民族永远受其束缚。”

元月二日,蒋介石回绝了东京的四项和谈原则。他告诉自己的外交部长说:“日方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东京旋即宣称今后不再以蒋为交涉对象,等于是说中国需要有个新政府。继“满洲国”之后的第一个中国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立刻出现。它由北洋军阀时期的旧人物担纲,辖区包含大部分的华北。

同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主和团体;日本方面也有一个小型主和派,其成员对日本陷入的泥淖相当惊慌。蒋氏批准和这个团体的两名秘使头山满(Mitsuri Toyama)和萱野长知(Nagatomo Kayano)秘密交谈,这两人昔年支持孙中山,是孙的好友。中方代表遵奉蒋氏的指示,要求“日军完全撤退”,但也暗示如果日本同意全面撤出中国,委员长愿意下野。这项秘密接触之后,东京秘密传话给汪精卫,他应该成立一个新政府,可以谈判和平方案。汪精卫认为抗战已经输了,开始计划另组一个政府。

蒋介石的军事总部此时已移驻长江中游的武汉,距南京约一千公里,有铁路可直通北边的郑州。周恩来也重新在蒋底下任职,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的副官。尽管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中方伤损惨重,蒋在短期内又募集约一百一十万兵员准备在长江中游和华北的山东迎战日军。可是,中方部队以火力、机动力、空中掩护和器材装备而论,都比以前弱。

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禧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六十五公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经过七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蒋氏再次展现乘胜追击的精神,认为继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

日军坐火车,直扑西边三百二十公里的郑州。蒋介石亲赴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这个战略要冲督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建议军方炸毁黄河古堤,水淹广大平原,以阻日军直扑郑州、再沿铁路南下进犯武汉。法肯豪森稍早也建议采取此一激烈措施。数百年来,黄河淤积十分严重,逼得中国人把堤防越建越高,有些地方河床已高出附近地面。若是溃堤,对人命、环境都将造成大灾难,但是蒋批准了。六月五日、七日,士兵奉命炸塌南岸河堤,大水往西南流向河南、安徽和江苏。

洪水淹没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农田,漫向淮河、大运河,甚至进入长江。黄河入海口也因之南移数百公里。数千村庄被淹没或摧毁,数百万农村人口流离失所。战后,国民政府官方估计有八十万人淹死——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当时,蒋发表声明谴责是日军轰炸造成溃堤。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许多人也有不同看法。

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畑俊六(Hata)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蒋决定不再投入大量兵力防守武汉,而是在日军从长江南侧进击时进行一系列战斗。法肯豪森也附合白崇禧的主张,转向小单位机动作战,蒋原则上赞同此一新战术。但是,几乎全转向游击战,却使得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城市和运输线;如果蒋氏希望保住大片领土、凝聚人民的忠诚,并等候外国援助,他就必须保有庞大的传统兵力。

蒋介石认为中国“抗倭作战”要得胜,必须靠“外交”——中国必须和日本帝国下一阶段明显的目标——苏联、美国和英国——结为盟国。丘吉尔和斯大林先后遭纳粹攻击,他们当时就估计到若要战胜亟须美国援助。毛泽东的部队依然没什么损伤,他也公开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争取的外援。”当然,毛心目中想到的只是苏联,以及可能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力量。事实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唯一可恃者是苏联。五月间,蒋告诉斯大林,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中国仍在“生死关头”。他请求苏联赶快再交运六十五架飞机,表示中国只剩下十架轻型轰炸机。斯大林迅速答复,他将送出所需之轰炸机,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

蒋明白,固然他远比过去更需要苏联援助,斯大林协助他抗日的利益也远比从前更大。在夏天和秋天,日本和苏联已在东北边境发生多起流血冲突,这些争端使斯大林更加增援中国。不久,苏联派到中国的军事人员,包括顾问、飞行员、技师等等,高达三千六百六十五人。斯大林助蒋还有一个新的强大动机,那就是英、法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同意德国可以兼并捷克斯洛伐克一大块领土。

希特勒在日本施压下,终于推翻手下参谋本部的亲中立场,召回德国顾问团,停止一切武器销售给蒋介石。可是,有七位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辞职,留在中国。有位不在正式顾问之列的德国前任情报官员斯坦纳斯(Walther Stennes),曾任褐衫队柏林领导人,于一九三一年起事反希特勒失败,逃出集中营后辗转来到中国——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成为“顾问”,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卫队长,颇得宋美龄宠信。日后,他身份曝光,竟是苏联克格勃特务。

一九三八年夏天异常炎热,长江水位在此季节一向很高。日本巡弋舰得以沿江而上,短距离内炮轰中方阵地。日军有时候使用毒气瓦斯,逐一攻击中方据点,屠杀不少平民。日本人花了三个星期,才推进十六公里。同时,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依然千辛万苦把数千艘载货艇筏拉过三峡急流。到了九月底,日军终于越过黄河泛滥区,从北边进犯武汉。此时谣言又起,也不晓得是出自中共还是蒋本人,传说委员长可能和日本缔结和约;斯大林急电蒋介石,宣称更多援助将要起程,包括足够六十个师的装备,以及追加五百架战斗机。
毛泽东公开场合颂扬“国民党光荣的未来”,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内部会议里却强调大家别忘了共产党要夺权,唯一的路子是武装斗争。他重申:“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会后,周恩来十月五日回到武汉,带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给蒋,赞扬蒋的“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但是蒋晓得毛在冷嘲热讽。如果他需要证明的话,张国焘已在四月间脱离共产党,来到武汉,有可能是亲向蒋介石报告:毛泽东意图利用抗战和统一战线心怀不轨——扩大中共军事力量和基地,以备和国民党最后对决。

蒋依旧担心——不仅担心中共的口是心非,也担心中共党员高明的政治技巧和动力。他写下:“共产党因其共产国际百年来之秘密活动,顾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为任何党派所不及。”同时,蒋对国民党同志的批评益发严厉。他说“大部分”同志已变成“特殊阶级”,争权夺利。他叹息,这一切已使得“群众”与本党“为敌”。

蒋氏一九四九年退到台湾之后,仍不时在日记中写下此一令他沮丧的比较。蒋痛恨中共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手段,以及唯命是从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但是他也佩服中共士兵、干部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专注,这都是国民党同志欠缺的特质。反映出他对本党同志这份深刻的悲观,蒋在一九三八年数度向周恩来提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个新政党——条件是毛、周出国。他甚至很严肃地提议,国共合并后,中共不需要正式解散,国民党可以加入共产国际。毛的回答是,建议共产党员如二十年代往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最后,双方都无法作出此一极其重大的妥协。数星期后,周恩来终于告诉蒋,这个主意行不通。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来,蒋不是坚持意识形态、食古不化的人,也不是强烈的保守派。事实上,他是个左派儒家,只要共产国际不来指挥他如何治理中国,他也可以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 

抗战开始了约一年半,中、日双方仍未正式宣战;武汉也仍在中方控制下。但是,十月底,日军增兵已达到警戒状态,力守武汉北侧的李宗仁被迫把部队撤退到山区。蒋下令摧毁城里一切堪用设施或工厂,守军和政府人员秩序井然地撤退。十月二十四日上午,蒋通过无线电话对高级将领及文职部属下达撤退令。每个部属都说,总司令不走,他们也不走。蒋回答说:“不,你们先走,我立刻就走。”

晚上十点,他和蒋夫人在武汉机场会合。灯火通明下的机场,雪花穿过烟雾飘落,炮弹落下亦撼动着大地。由美国机师里昂纳德(Royal Leonard)——原本是张学良的机师——驾驶的专机因无线电讯号出错已经延误抵达。受命载蒋氏夫妇飞往衡阳的一名德国机师,因为承认夜间起飞不是问题,但他可没把握降落,也被排除出任务。后来,民营的“中国全国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ir Corporation)一架飞机降落,蒋氏夫妇赶紧登机,机师穿透浓烟迅速起飞。里昂纳德的飞机几分钟后降落。听说蒋氏夫妇已经走了,他让团团围住飞机的百来人当中的四十人挤进来,也在炮火轰隆、城市大火的火光中急忙起飞。蒋氏夫妇在衡阳稍事逗留后,没有飞到陪都重庆,反而前往古城长沙。公元前二二一年建城的长沙,位于湖南米仓湘江河畔。蒋氏夫妇住了几天,又飞往广州前线。
在长沙湘雅医院服务的美国传教士医生葛林(Phil Greene)记载,当四万名难民、许多国民党将官、委员长陆续来到这个湖南省会,长沙是一片兵慌马乱:

十月二十六日:医院后方的弹药库轰的一声就炸了,整个地方不见了——大约一百人受伤,三十人死亡。我们在医院拼命抢救伤患。挖掘的时间,跟救治的时间一样长。
十月二十八日:据说从武汉撤退进城的伤患有两万一千人……
十月二十九日:城里人迅速疏散,医生则坚守岗位……
十一月一日:人们预期长沙在两星期内会沦陷,政府提供我们五艘渔船,可把两百吨的医院物资撤到沅陵……
几天之后:祈祷会之后,整个城靠船只、火车、巴士、黄包车、手推车展开疏散,有些朋友告诉我们,看到分发汽油和棉花油给区长,以便放火。谣言很多……
十一月十一日:城里五十万居民只剩一小部分留下不走。我是(教会里)唯一留下的医生……
十一月十二日:诡异的沉寂……全城人迹杳然……

十一月十二日当天,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获报告,日本骑兵距省城不到三十二公里,他下令全城撤退。军医院的中国医生们说,在官方派出交通工具让他们的伤员撤走之前,他们不走。次日清晨,葛林和留下来的同僚——他是唯一的医生——被街上嘈杂喧闹声吵醒,见到全城陷入一片火海,那是中国军警放的火。传教士、护士、学生和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恳求士兵别放火烧他们的建筑物。葛林回忆说:“一连两天两夜,火烧个不停,浓烟罩顶,恣意破坏。”逃到湘雅避难的传教士说,他们看到城里的军医院陷入火海,伤员爬窗、夺门逃命。

但是,鉴于补给线拉得太长,日军在七十多公里外的洞庭湖就停下,不再向湖南省推进。纵火焚城是个大错。或许是蒋下的命令,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未下令火烧即将失守的城池,在此之后也没有。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省主席发表道歉,声称他没下令放火。葛林的太太在卫斯理(Wellesley)学院和宋美龄是同班同学。次日,他接到宋美龄的信,宣称委员长也没有下令焚城。十一月十六日,蒋抵达长沙视察,传教士们很快就获悉守城的驻军团长和警察局长都被枪毙。黄埔毕业的省主席张治中是一九三二年淞沪之役英雄,受委员长宠信,虽遭免职,却仍留在长沙。葛林通过停泊在湘江的英国炮艇发电给太太说:“一切平安。医院全满,(院内)丝毫无损。城里人大部分都逃了。”

上海、南京、徐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并没像西方国家和日本所预期,导致中国政府投降或垮台。蒋介石所领导的长期抗战反而使日本成绩有限,陷入长达七年的僵持局面。日本虽然占领中国大多数重要城市、整个东北、大部分的内蒙古、全部的华北,直抵西安的大西北之东半部,到达武汉的长江流域,往南直抵温州的沿海各省,以及更南边的若干大港口如厦门、广州,占地不可谓不广;四分之三广大的农村地区、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却仍在国民政府掌握下——这就是自由中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介石在湖南衡阳召开军事会议,宣称他第一阶段的策略已完成。中国军队已经拖垮敌军。他说,第二阶段重点摆在改进部队的战技和作战能力,期望能转守为攻。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准备好一年之内发动总反攻。同时,若是条件成熟、有必胜把握,也可发动反攻。蒋在日记中写下:“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中国现在的战略是:“则应以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

接下来的七年里,蒋虽非一直是却大体上遵循此一战术。同时,他对任何反攻作战定下严格的标准。他曾说: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国军常用三个师甚至有时六个师的兵力和日本一个师团交战,若就全局而言,我军几以八师或十余师人数与敌军一师对战,然若不能战胜敌军者,且取守势,故敌军用锥形战术,突破我正面之一点,即可动摇我阵地,此我军不敢攻势之误也。


正式对日宣战




古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一块巨岩之上。夏天燠热,从十月至四月则水气充足、雾锁全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氏夫妇偕同撤退军民抵达时,古城墙依旧矗立。数百年前工匠从巨岩切出石阶,使居民能够从陡峭高处拾级而下到江边。码头上,旧邮轮和方帆、长桨的渔船忙着卸货,苦力再辛苦地以竹竿挑货拾级而上,送进城里;光脚市民也一样挑着水桶到江边汲水回家去。国民党进城后,到处都是穿中山装的蓝衣人。他们通常比四川人个子高,走在街上、坐着轿子或黄包车,轿夫或车夫一路叫喊,要行人让路。数十万名难民从长江下游或其他地方涌入重庆,住在稻草屋里,抢光粮食和工作机会。工程师忙着炸开山岩,辟建防空洞。还有数百万人则在四川各地及大后方立起难民营。

蒋委员长夫妇住在重庆郊外一处简朴的寓邸,共有十间房间,名为“黄山”。黄山寓邸四面皆是高墙,制服侍卫和便衣人都经斯坦纳斯特别训练,巡守四周。往后八年,蒋氏需要静思军国大计时,便爱在庭院中盘桓。他所面临的问题大得不得了。虽然已有许多厂房设备西迁,但大约九成的工业基础、八成的军火工业已经流失。他建军所恃的城市税收全没了。好在还有印钞机,因此通货膨胀开始上升,只不过令人称奇的是,竟然不是天文数字般的蹿升。

蒋介石的部队散布各地,北起蒙古边界,南抵东南亚边城,东至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海岸。在这片混乱的局面下,蒋的顽固和从上海到武汉代价不菲的抵抗,就军事意义而言是否明智,固可不论,它却已经替中国人民长期抗战、保卫国家命脉打下坚定信念。打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就长期而言或许是较好的策略,但中国初期可能会丢掉更多城市,而且必然会激生指控,责怪蒋氏抗日不力。何况,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势必得坚定立场。

尽管蒋本人声望崇隆,但自从上海沦陷之后,他的政治力量的基础就受到重创。一九三六年底之前他好不容易才对军阀们建立起的优势已经消失。除了粤系、桂系部队之外,其他军阀部队的伤亡远比中央军为轻。华南和西南军阀的地盘没被日本占领,他们比起中央军能更快征募兵员。这些军阀沿袭旧规,让各单位靠金钱激励、爱国主义之诉求,在自己防区征兵。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失去大体上可以志愿从军方式添补新兵的大部分防区。中央军征兵时越来越有扰民的做法,各个村镇被定下必须征集新兵的额度,因而民怨迭生。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有一千四百万壮丁被征集当兵。以军事动员来讲,这是相当低的比例——每年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相形之下,日本是百分之一点三,苏联为百分之三。即令如此,战争旷日持久,大部分家庭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征兵,造成政府军的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经费有限,且军官不是久居某职,就是永久派驻在同一单位,有一部分中央军也出现军阀部队的特性——贪渎、裙带关系和高级长官滥权,不一而足。

武汉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沦陷之后,战事沉寂了四个月;此时,蒋介石的政治优先目标开始转变。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他写下:“吾人当前最迫切之危险,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在我们后院扩张势力。”共产党八路军人数大增,跨越指定防区进入华北和西北。长江以南的敌后地区,共军还有一支较小的新四军,由游击队组合而成,同样也扩张到指定界限——长江的北边。

中共在组织占领区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地下行政体系时,都比国民党有效率,甚至还能说服许多秘密会党加入抗日游击运动。中共在西北边区和敌后地区都能扩大地盘,党员由一九三七年的四万人,暴增至一九四○年八十万人左右。蒋命令胡宗南和阎锡山布下防线,试图把北方共军堵在指定地区之内。

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占领捷克其他领土,蒋介石晓得他所预期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中日之战的国际动态将发生变化。全球姑息主义浪潮快速退潮。五月时,蒋就告诉伦敦应该尽快与莫斯科签署军事联合阵线,不然,苏联的缔约对象就是德国。这个分析当时并不为丘吉尔、罗斯福与多数观察家所注意。

日本依然对跟德国正式结盟持保留态度,因为如此将形同与西方、苏联为敌。蒋认为如果日本和德国缔盟,就会使日苏对敌成为定局,也会让华盛顿看清楚即将爆发的欧战和已在进行的中日战争,两者之间息息相关。三月十六日,蒋派宋美龄以医治牙病名义前往香港,去见日本的温和派人士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蒋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全面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萱野和小川建议以蒋承诺攻打共产党作为交换,宋美龄表示可以此为基础达成秘密协定。但是,蒋不接受这个构想,东京方面也无意放弃它在中国经营多年所得到的成果,包括满洲。

一九三九年春天,日本发动另一波震撼攻势,以压制顽强的中国人。冬天和早春的浓云密雾终于散去,数百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已经挤了上百万人的重庆上空。中国根本没什么防空高射炮,因此日机如入无人之境、恣意轰炸。燃烧弹和炸弹摧毁散布在蜿蜒街道上的许多办公大楼和商业大楼,政府官署和外国使馆疏散到重庆北郊。蒋氏夫妇和部属不时躲在寓邸后方的防空洞里。她写信给一位美国友人,描述某次空袭后的景象:“贫与富,聪明与愚笨,在轰炸中都成了用铲子不断从闷烧房子挖出的烧焦尸块。现在,亲朋好友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挖着……请竭尽所能让你的国人了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死亡与浩劫,用的是美国的汽油、燃料与物料。”

蒋氏夫妇在重庆经常生病,但尽管压力极大,他们露面时看来相当不错。蒋维持相当健康的体格,只有少许皱纹。他保持俭朴的习惯,做运动、沉思和祈祷。在庭院散步时,他经常自言自语,却不喜欢别人有这个习惯。他在早晨和夫人独处,然后她又回房间睡觉。夜里,他写完日记、祈祷,才就寝。白天,他和阁员、高级将领开会、研读地图、批阅外交电文和情报报告,并不断地口述命令和电报。他在开会前掌握资料,因此对议题相当深入,使外国访宾印象深刻。现在,他比往常较能授权下去,但仍紧紧抓住重大问题——当然有许多不重要的事,他也不放手。

有一天,蒋告诉外国记者:中国的策略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说,中国古时候,“楚汉七十二战,楚无不利,最后胜利,卒归于汉。”然而,现实是蒋仍然相信基于战术、地缘政治和国内环境的考虑,他的部队仍需要从事大规模的守势作战,甚至偶尔对日军反攻——大部分是趁敌军从有限作战撤退时予以进击。保住华南大部分领土(这是自由中国主要的粮仓),使它不落入日本控制,是持久抗战极为重要的一个策略。要让美国、苏联以及中国人民看到重庆领导人坚定不移与日寇进行生死决斗,也十分重要。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越来越认为,中国的抗战是维持国际秩序,和对法西斯国家侵略行为“防疫隔离”,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106七月间,蒋氏和中国接到开战以来,从国外来的最重要鼓励。罗斯福通知东京:美国预备废止一九一一年签署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蒋氏认为这个举动反映出,在法、英逐渐淡出亚洲之际,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意愿已日益上升。蒋在日记中写下:“只有美国对外交事务有理想。”

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份足可反映他个人全力支持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的报告。他指出,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共之间已出现困难和危机,但如果处置得宜,情势可以巩固团结、加强作战力。他解释说,蒋的做法就是与苏联结盟,与中共则是结盟、斗争和同化。周恩来总结他和蒋多次长谈的印象,指出蒋虽然不明白中共的阶级基础和进步性质,他“隐约承认(中共)它的组织技巧、实质斗争、克服万难的能力、坚持不懈、主动精神”。更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兼顾到双方的说法:“(国共)两党都怕被推翻,有疑虑、心胸不开阔。”甚且,两党“落后的积极分子会被其他人利用来挑衅、制造分裂”。他说:“中共应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当他遇上困难时,协助他,当他不公正时,摒弃他。”“固然不应对他期望太高,但也不表示他的态度不能改变。”他建议政治局,八路军不应进入山东省,也不要进入淮河平原。

蒋、周之间的关系一向客客气气、相互敬重,现在变得多了些关心。周恩来写完报告后不久,即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臂断了。在毛泽东总部当医生的美国人马海德(George Hatem)认为周需要到莫斯科诊治。蒋派他的专机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新疆省会迪化,再转搭苏联飞机前往苏联首都。

八月二十二日,全球冲突之势已经相当明显之际,莫斯科和柏林却作出石破天惊的宣布,宣布他们已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蒋大感意外,日本人则大吃一惊。一下子,反共产国际公约就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反民主的同盟。日本陆军的构想——先成立傀儡政府掌控中国,再与德国结盟、瓜分苏联,转眼化为泡影。同时,日本陆军在“满洲国”和外蒙古边界诺门坎村和苏军发生冲突,折损一个师的兵力,更让皇军想在西伯利亚和以西地带建立日本帝国的野心,为之粉碎。但是,局势逆转却给日本海军及内阁中的支持者带来机会。希特勒预备舍苏联,而向英、法开战,已使这两个民主帝国主义者在远东的领土成为容易下手的目标。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攻入波兰;九月十七日,苏联援引德苏条约一项秘密协议,占领波兰东部。全世界的共产党在此之前狂热支持统一阵线,主张誓死抵抗法西斯,这时却突然大转向,称颂起德苏条约。毛泽东也欢迎此一条约,声称它“加强全体人类赢得自由的信心”。
斯大林告诉蒋介石,德苏条约不会影响苏联对华援助。蒋在德苏条约公开后,亲笔修书给斯大林,宣称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斯大林的“真诚协助和伟大领导”。他强调,世界和平与公义“全赖苏联与中国”。可是,私底下,蒋的反应截然不同。他认为,世界事务巨变预示苏、日之间不无可能也会签定密约,终将导致世界大战,届时中国将和苏联站在不同边,会和民主国家结盟对抗极权主义。他欢迎有可能让中国目前唯一的盟友——意识形态上有敌意的苏联,换成反共、更富有、更强大(不过目前仍走孤立主义路线)的美国。蒋在日记写下:“我国对欧战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政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也。”他晓得自己必须在外交上“唯有紧握机会,恃其在我。所谓以至不变御制变者,对德外交,与对俄外交,积极运用之所研究”。

一九三九年初,美国医生葛林来到上海,和住在公共租界的家人短暂相聚。通过捐款,他弄到一辆新卡车、五吨医药品和六十八箱食品。他先把卡车和物品交水运,运到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宁波,然后展开一千六百公里旅程回长沙的医院。跟他一起挤在卡车里的还有两位天主教修女、一名上了年岁的传教士、一名美国志工医生、两名逃出德国的犹太医生。走在挤满难民的路上,有时候更在日军防线后方十六公里处,葛林竟然平安回到长沙——只打翻一罐阿司匹林!他发现长沙城已几近空城。去年秋天南昌沦陷后,长沙预期日军会再度来犯,政府炸毁残存的楼房建筑,卸走铁轨、枕木。可是,湘雅医院照常开门,挤满伤员。葛林一天要动手术二十八次!

但是一直要到九月,日本十一军长官冈村宁次才向长沙挺进。蒋介石命令长沙守将薛岳与士卒坚守阵地、共存亡,但是也说明他的计划是把日军引向长沙,然后发动“大突袭”。117第九战区(湖南包括在内)司令长官陈诚已在日军三万名部队的侧翼部署了三十六万五千名大军。九月二十七日,中方运用高明的战术动作(包括时机拿捏得宜的人海攻势)攻击日军。日军伤亡惨重,但突围成功、退回武汉。长沙大捷消息传出,中国士气大振;当然,中国人的英勇、日本人的伤亡,再次遭到夸大渲染。

战争进行到这时候,日军阵亡或重伤的士兵已逾五十万人,日本皇军参谋本部已经选定了策略:巩固控制区域,至于区域外则采取惩罚性出征。蒋介石这边的策略,基本上采守势,但又不全然如此。一九三九年冬天,他下令八个战区发动全面冬季攻势。根据日本方面的记录,这一场攻势中方四十五万名士兵在一千三百四十次交战当中,发动九百六十次进攻。基本上,这次反攻是失败的,有些中方前敌指挥官只是虚应了事。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双方在武器装备上实力悬殊。经过两年半的鏖战,中国政府的军火工业几乎已夷然不存,这个缺点比起从前更糟。

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位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二○○四年撰文说:“国民政府加强剿共行动之际,并未降低抗日侵略的动作。国民党在敌前和敌后战场都很活跃。”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中国部队伤亡高达一百三十万人。122一九四○年一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显然是指到一九三九年八月为止)。他说,在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三万人,新四军则为一千人。换句话说,抗战打了两年多,依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共产党在整个伤亡人数中只占百分之三。周小心地向斯大林保证,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承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权力机关和军队的关键地位”。

周恩来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也声称,蒋介石的政府“团结全国所有势力”,执行“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战争”。他说:“军官团不问其阶级出身如何,都展现出决心、勇气和无私……在战争中几乎全无阵前逃亡的情形。”周和毛想让斯大林知道,国共两党是多么努力抗日,但是他们提到的伤亡数字很可能正确无误;低报他们自己的伤亡、夸大政府的损失,对他们并没好处。如同周恩来的说法,他们可能也了解,大多数的国民党军官团事实上英勇作战、伤亡惨重。


皖北事变,同室操戈





武汉沦陷后,汪精卫更加努力地要推翻蒋介石,重启和东京的秘密接触。他也直接促请蒋改变抗日及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蒋一再拒绝,汪遂潜往河内,后来在河内公开接受近卫首相之邀,加入日本的“亚洲新秩序”。蒋气炸了。一九三九年二月,他派员携私函到河内见汪,劝他再到欧洲度假;汪不肯,蒋遂派特务前往暗杀汪,不料却误杀汪的亲信曾仲鸣。一九四○年一月,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于南京成立傀儡政府。

汪另立中央的主要理由就是,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苏联势力大增,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蒋在演讲和日记当中都说汪精卫通敌只是实现日本的美梦,利用中国广大资源和人口,服务其亚洲帝国野心之美梦的实现。希特勒在欧洲势如破竹更加刺激此一幻觉,导致日本搁置在中国发起新攻势的计划,俾便加速实现它全新的宏大战略——向东南亚及太平洋扩张势力。日军攻占广州,又有与纳粹合作的法国维希政府接管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唯一的通道就是从苏联的陆、空路线(但幅度达三千二百公里),以及新建的滇缅公路。蒋在一九三八年一声令下,二十万名劳工和工程师在没有太多重型机具协助下,两年之内就兴建完成这条公路,从昆明直通缅甸腊戍的缅甸铁路终点站。

一九四○年初,蒋再次注意到中共的威胁比起与日本合作者的威胁更加严重。128事实上,中共党员和兵力的大肆成长,给国民党本身带来极大的财务困难:国民党不仅需要管理上的专注和技巧,也需要极大的财力及其他资源,如武器、谷物、金元、银元或美元。周恩来一九四○年一月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八路军现在兵力约二十六万一千人,新四军约三万人。中共党员亦激增为四十九万八千人。中共一九四○年的预算显示它每月赤字为三十五万八千美元(相当于二○○五年的三百二十万美元)。二月间,斯大林批准共产国际每个月补助中共三十万美元,约当其赤字的百分之八十四。这笔补助约占中共整个军、民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二。

挺讽刺的是,重庆政府本身仍未得到外国的财务或经济援助,却每个月继续补助中共武装部队十一万美元。虽然蒋认为毛泽东没有意愿遵守对统一战线的承诺,他显然却自认为他仍有必要继续对中共此一财务支持,以便向斯大林和中国人民展现他遵守统一战线的协议。重庆给的钱约为共产党预算的百分之十八。换句话说,中共需要通过“地方政府机关”、极可能是传统的土地税,自筹百分之四十的各种开销经费。中共得到斯大林和蒋介石提供的补助,可以在他们的地盘维持相对稳定的货币。中共一九四○年预算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列出每月两万美元经费补助五家(表面上是独立的)日报。

一九四○年四月,德国重型坦克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进比利时和法国,英国远征军仓皇越过英吉利海峡撤军回国。法国在一个月之内溃败投降。伦敦方面,丘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美国国会通过征兵法案,罗斯福政府立场趋向中国,与日本对抗。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后不久,蒋介石曾写下,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罗斯福总统也明白其中的关联。

周恩来臂伤痊愈,于三月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这一次公开搭乘的可能是苏联飞机。周恩来留下一份档案《关于蒋介石信赖的人士之资料》,内容客观、不任意下判断,也吻合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蒋氏意图的乐观报告。周带了一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回到延安,此一决议让中共中央有更大空间自己作决定。斯大林依然相信毛泽东遵守他和共产国际目前在中国的优先政策——支持蒋委员长领导统一战线抗日。毛却把此一决议解读为,准许他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去更积极把势力扩张到国民党地区和敌后地区。一九四○年四月,毛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名义上的军长是国民党员)一封信,强调“发展的方针”“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毛泽东下令共军自主独立地扩张和建立新基地。

结果是重庆接到更多报告,指控中共涉嫌或实际攻击政府军,且采取了其他“非法行动”。一九四○年春天,何应钦和蒋多次“严重警告”周恩来有这些事件发生。即使如此,八路军部分单位仍在六月渡河到黄河南岸。此外,项英领导的新四军跑到长江北岸活动也已有一段时候,因为江北更易征集新兵,更适合游击队活动。两项行动都已明白违反中共原先接受的对其部队布署之限制。

七月间,重庆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毫无疑问奉蒋指示,提议所有的共军部队,包含新四军和八路军都集中到一九三八年之前黄河河道的北边。在周恩来面前,蒋把它说成是避免“不同战区之间内斗”的计划,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表示,他“真诚”希望共产党会“绝对服从”。据韩素音的说法,周支持这个计划。如果此说为真——其真实性得到后续事件的支持——这乃是蒋介石和周恩来合作,力图维持统一战线的另一个例证。周恩来可能已经看到,蒋愿意放弃黄河旧河道以北广大的地区,包括北平、天津、与伪满洲国接壤的所有地区,以及与外蒙古接壤的过半地区。这个让步实质上可使中共控制地区和苏联接壤。可是,毛泽东拒绝接受,因为他不只希望在黄河以南继续活动,也希望到长江以南发展。

周恩来和毛的歧异也充分表现在一九四○年八月三日他写给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一封信当中。周写道,看不出来蒋介石有向日本投降的迹象。周又说,国军需要得到苏联更多的军事援助,尤其是飞机。此外他又说,蒋考虑派宋子文到莫斯科交涉,也要周参加这个代表团。周急迫请示斯大林,他是否应参加。周在这封信里没有批评蒋,对于中央军此时正在骚扰或攻击新四军及其他共军部队,毛泽东迭有抱怨,但周并没有附和。周反而说,政府军这种攻击的危险已经过了。

毛泽东兵力成长快速。一九四○年秋天,他批准出动一百零四团兵力协同作战,攻打山西、河北境内日本人控制下的铁路、公路、煤矿和其他基础建设。这个攻势摧毁数百至上千公里的铁轨,炸毁桥梁,破坏其他防务薄弱的设施,但是到了九月底,八路军人员伤亡约两万两千人,而日军的损失估计只有三四千人。日军投入大量援军,展开“扫荡战”,收复全部失土。日军到处设置防御性强的碉堡、壕沟,并制定“杀光、烧光、毁光”的三光策略——意即杀光所有的中国人,小孩也杀无赦;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农村,凡找到牲口家禽,通通杀光;所有的建筑物一律烧光;所有的作物、水坝、水井、运河,全部毁光。日本人又设立一套“受保护村庄”系统——肯合作的村民集中居住,他们的作物不会被没收,壮丁不会被拉夫,居民不会被滥杀。不消几个月,共产党占领区人口从四千四百万人剧降至两千五百万人。

如蒋介石所预见,一九三九年九月法西斯的反共公约寿终正寝后,东京当局想方设法要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反民主的极权主义国家集团。东京希望此一发展,以及它本身和苏联的修好,会促使莫斯科终止对华援助。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者惊讶地发现,不仅把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搁到一旁容易,全球新秩序概念也不难转变成:德苏瓜分欧洲、日本独霸亚洲。日本九月二十七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三国公约之后,蒋告诉他的高级将领,这个所谓的“轴心公约”将推动他自一九三四年以来即预测的趋势:推动日本南进扩张——它势必使得皇军与美、英、法发生冲突。日军已经跨过北越边界,法国维希政府很快就投降。但是,果如蒋之观察,日本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结盟,甚至和苏联间接挂上钩,日本此举不啻是在太平洋树下强敌,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的盟国。

为了增强中国在此一不确定的局势当中对美、英的杠杆力道,蒋又恢复非正式向东京试探和平的动作。日本因之推迟了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汪精卫政府之承认。这下子,罗斯福开始认真思考他究竟应该如何支持中国继续抗战。十月间,蒋告诉华盛顿,中国现在比较不担心日本的侵略,反倒担心中国“全国经济和社会可能崩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坐大”,“如果它成长到令人忧虑将对远东亚洲甚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冲击”。这是蒋第一次玩弄“美国若做或不做某件事,中国恐会崩溃”的威胁把戏——这个策略以后一直玩了三十年。他警告说,除非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包括五百至一千架飞机、志愿飞行员,否则中国政府无法继续抗日。但他的结语是,“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中国将追随美国的领导。十一月三十日,东京承认汪精卫政府的同一天,华盛顿通过给予中国一亿美元的信用融资。

十月间,新四军和八路军某部在江苏北部会合。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他们攻击中央政府的八十九军,杀害、俘虏数千名官兵。接下来,国共双方为究竟怎么一回事相互攻讦、指责。十月十九日,蒋授权参谋总长何应钦通知朱德,新四军领导人必须在十一月底以前,把所有部队包括仍滞留在长江以南指定地区的单位,全部移动到黄河旧河道以北。蒋实质上是设法把他和周恩来七月间已谈妥并经军事委员会发令的计划,付诸实现——即使毛泽东已否决此一计划。

毛对于蒋要求他遵守承诺、接受军事委员会调动部队之令而撤退,答复说:他原则同意,旋即以无线电通知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率领他在安徽的部队渡江北上——不过,毛给了项英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移防。毛把蒋的要求看成对中共抗战以来的成果的威胁,也会限制中共未来在全国的扩张。他设法向莫斯科报告,要他们注意蒋的真正意图。毛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它和周八月间给季米特洛夫的无线电报信息完全不同。毛警告说,蒋介石计划个别与日本谈和,并且全面进击把共军部队赶到旧黄河流域,再予以歼灭。毛提议先下手为强,发动“以守为攻”的反攻,可以“粉碎”蒋的部队,“扭转政治局势”。季米特洛夫立刻以无线电答复,毛的计划“使我们很疑惑”,毛必须搁置任何行动,等待更完整的答复。不久之后,季米特洛夫在详尽的复信中强烈不同意毛的评估,表示中共“切切不可”对中央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不过,季米特洛夫也说:“如果蒋介石攻打人民军,你必须全力反击。”为表示共产国际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两天后拍发电报给毛,表示如果毛能在中共基地和蒙古之间找到安全的路线,“就可能经由这条路送给你相当数量的武器”。

应周恩来要求,蒋在十二月九日把八路军移防的截止期限延到新年除夕,也同意新四军只需在当天之前进入长江以北,但仍须继续前进到黄河以北。耶诞日,蒋周共进晚餐时——蒋一向重视此一假日,两人会挑此时会餐,很有意思——毛发出有关军事策略的新密令,只字不提共军向北移防,只宣布“我们必须竭尽可能地扩张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一月四日开始移防时,却往南走,不是向北走。根据中共官方版本对新四军事件的说法,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的用意是要避开北方的日军,先绕向东南,再转北上。中共后来声称,项英曾把规划路线报告国军将领顾祝同;但中共就新四军事件提交给莫斯科的报告,却根本没提这一点。蒋介石读了顾祝同的报告,可能认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根本无意渡江,更不会要移防到黄河以北。

毛非常有可能有意利用新四军移防,来合理化他拒绝从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撤出共军。在长江南边的新四军只有师级规模,为此目的,它是可以牺牲的一颗棋子。但是,项英这个人“精力充沛,在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一向直言不讳”,也不无可能自行其是。中国大陆一九八四年出版一本“半学术”的小说,描绘项英预备率领皖南部队回到江西的共产党旧根据地,打算在当地打游击抗日,脱离中共中央的管制。
新四军往南移动时,与国军部队发生小冲突。一月七日,毛以无线电通知项英“不要等太久”,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六天后,顾祝同向蒋报告,项部攻击中央军四十四师。接到顾的报告,蒋决定必须针对中共未获核准即扩张一事,严正要求他们退让。他说:“此种匪心奸谋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

顾祝同发动优势兵力进攻共军,杀死、俘虏九千余人,项英本人也被俘。但是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共军虽然损失惨重,民心却同情他们,转而气愤国民党。毛可能预期会有此一反应,但同情声浪之大却远超过他想象。周恩来主持的公关机器也全力开动。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地区若干独立报纸,以及“第三势力”知识分子,指控国民党在“新四军事件”中竟然毫无理由枪杆子掉转头,在国家抗日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打中国人。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夸耀:“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中共已经“激发全国舆论”,甚至英美外交官也谴责蒋介石。

蒋要求周恩来想办法摆平,二月一日他派专机送一个方案到延安,提议以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残部组成一支军队,移防西北。毛当然拒绝,并提出一份中共的要求清单,其中要求重庆对事件全面道歉。蒋不愿认错,但是他实质上放弃原本要逼共军退到黄河以北的大计划。除了皖南和遭冈村宁次“三光”政策驱出的地区,共军依然留在年初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西北、散布在长江以北的平原,另在长江以南有许多地区的小股游击队。到头来,蒋从新四军事件毫无收获可弥补在宣传战上面的重大损失。此后,一直到抗战终止,他只试图围堵中共,防止它扩张。

虽然蒋的长期忧患是共产党的威胁,新四军事件后不久,他展现出他近期的优先目标仍是抗日。他从布防在西北、围堵共产党的中央军抽调二十万人,派到南方抵挡日军在河南的新攻势。这项大规模调遣,其实距美国驻华官员开始一再指控蒋抗战不力,只专注围堵中共、摧毁中共,只有十八个月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本人向莫斯科报告中央军这项部署时,却声称“日蒋矛盾依然是(在中国)根本的矛盾”。换句话说,毛泽东承认蒋清楚地以抗日为优先,而非专注对付共产党。在这场战役的第一阶段,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折损一万六千名兵力。毛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告诉斯大林:“目前是我们取得上风的最佳时机,我们不能错失它。”但是他保证,不会排除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可能。

同时,情势变得很清楚,日本真正的野心已转到别的地方。日本海军南方舰队总司令的座机在中国坠毁,日本海军的机密计划留在残骸中。这份计划确定日军即将进攻中国南海和东南亚的蓝图,蒋介石把虏获的文件转交给盟国。蒋写下,现在很显然日本已放弃“先擒服中国再南进”的构想。他挖苦地认为,日本海军在中国派不上用场,“唯一能发挥的是南进”。这意谓日本现在已走向和英、美开战的路。

这个发展对蒋是个好消息。尽管过去三年迭吃败仗,损失惨重,要主持政府、经济和流亡军队也很困难,加上国际上几乎是孤立无援,蒋依然坚定不移地深信他和中国一定会战胜日本。由于苏联的因素,他一直不能确定他跟毛泽东的中共之斗争,结果会是如何;但是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处理。现在当务之急是,固然新四军事件余震犹存,非正式的中美同盟已在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已把中国列入他新的“租借法案”对象,此一法案原本主要用意是通过供应大量作战物资以拯救英国。罗斯福也决定派他的个人代表来华,与蒋对话。这位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虽然正式官衔是总统个人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和外交事务扯不上关系,本身对中国所知也不多,却在白宫处理远东事务时扮演关键角色。可是,居里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他是莫斯科认定的华盛顿政府“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官员中之一员。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因个人理念同情苏联,痛恨法西斯,持有自由经济及社会观点。有些人(如居里)并非共产党员,可能最多只称得上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相信法西斯的威胁优于一切顾虑,也相信促进莫斯科的利益、提供给它敏感信息,其实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可能反对被称为“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但至少他们的判断确实很糟糕。毕竟,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缔结盟约,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终究不全是出于反法西斯的目的。

蒋二月十日在重庆接见居里时,居里告诉他:美国不久就将交运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设备给中国。蒋表达谢意后,又要求美方财务援助以协助稳定中国的“法币”,并且资助改善滇缅公路。这还只是开端。宋子文三月三十一日代表总司令向居里提出包罗万象的要求,如:一千架军用飞机,供应三十师的军火等等。部分飞机是要用来装备一支中国空军部队,交由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率领。陈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上尉,“荣誉”衔是上校。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陈纳德就担任蒋的顾问,指导中国仅有的空军之训练。

居里也传上罗斯福的口信。罗斯福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能真正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蒋吓了一跳,答复说:他个人认为中共以效忠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要目标。他说,共产党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结为同盟。这时候,蒋的说法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居里并不同意这些假设性的前提,他留给蒋很清晰的印象: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美国只有一个目标——打败德国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统一阵线的一员,它会被当做朋友看待。蒋明白他对中共截然不同的观点,恐怕会弄拧他和国民政府所能有的最重要的外国关系,不提为妙。除了这个议题之外,蒋对居里到访非常欣慰——与强大的美国结盟看来可能在一年之内达成。

居里在离开重庆之前,悄悄会晤周恩来。周很积极、可亲,把共产党描绘为爱国的改革派、注重民主,全面称颂美国支持中国抗日。然而,周也警告说,国民党领导人的政策恐怕会导致内战,使抗战崩溃。


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四月间,蒋得到情报,指称希特勒正计划在数周之内攻击苏联。蒋对“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的情报可能来自他的私人安全顾问斯坦纳斯。斯坦纳斯和以《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驻东京特派员身份潜伏在日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Richard Sorge)有联系。佐尔格得到德国驻日大使的全盘信任。佐尔格到重庆采访,可能把希特勒的计划告诉了跟他一样是苏联间谍的德国国民斯坦纳斯。蒋召见周恩来提出警告,是要让斯大林也知道德国即将攻击苏联。事实上,根据周恩来给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报告,蒋强烈“坚持”攻击即将发生。蒋的警告固然转达了,但就像佐尔格、丘吉尔等人类似的警告一样,斯大林根本不相信。

然而就蒋所知,他转达的独家情报有可能会从此改变苏联,偏偏苏联又是他的宿敌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支持者。蒋想要德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去入侵苏联,但他不希望苏联被灭,让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帝国。此外,蒋已经明白,如果战后他要击败或真正合并共产党,还要看苏联是否愿意将两个政权的关系列为中国要务。

自从纳粹和苏联缔结条约以来,蒋就猜疑莫斯科和东京也可能修睦;因此四月十三日消息传来,苏联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蒋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接下来几天,他和手下高级将领开会时,犹能就事论事剖析莫斯科此一地缘政治关系大翻转,以及它的可能影响。在某次会议,他朗读他有先见之明的十页之分析。他认为,和东京签订中立条约,当然是斯大林的重大胜利,因为一则它缓和了苏联陷入两个战线战争的危险,二则它鼓励日本降低在苏联、外蒙古边境的陆面兵力。但是,它也伤害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基础,向德国证明其日本盟友并不可靠,它又使得日本海军在南洋“有全部覆灭之危险”。蒋向将领们解释,苏、日在莫斯科签约的结果会使日本觉得够安全,进而从东北调遣六个师兵力,进入中国其他地区。但不论它如何运用这些部队,蒋认为,日本不会打赢中国,更不用说绝不可能在往后六个月之内达成。他很有信心地说:“太平洋之形势必已丕变,则各国皆乘隙以袭其后矣!”珍珠港事件果真在八个月后发生。

蒋的分析又指出,东京和莫斯科的条约会使美国更意识到日本对美之长期威胁。因此,日本和苏联此一外交动作事实上增强了中国军事和政治前景。他的结论是,日本帝国即将南进,它将是日本作为世界强权即将完结的开端。还有,如果他所知不假,希特勒计划攻打苏联,他认为日军也可能为所欲为,东京会允许日军攻打已疲弱的苏联。蒋认为,这样的结果将对中国最有利,因为美国不会坐视日本和德国征服、瓜分苏联;美、日若爆发战争,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美、苏的重要盟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将会衰弱,但它最后的胜利势需美国以及中国国民政府拔刀相助。回到二月,他曾在日记记下,他希望美国不要“太早”涉入亚洲的冲突,也就是别在“日、苏开始交战之前”涉入战局。他也把德国出兵计划“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交给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力促美国别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激恼柏林,造成希特勒取消箭在弦上的出卖斯大林的行动。他再次向华盛顿表示,最好美国暂时别被扯进对日战争。

五月间,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无限制的国家紧急状况,在各项措施当中也表示承诺对英国和中国给予道义和物资的援助。虽然依租借法案答应的军事援助还未抵达,但蒋十分高兴。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欧、亚两场战争现在不仅联结起来,而且还同等重要。蒋认为他给罗斯福的电报起了作用。至于毛泽东这边,他仍然宣称罗斯福是“战争贩子”。

当蒋介石听到希特勒的信徒赫斯(Rudolph Hess)驾机到英国,寻求德、英媾和,他更相信希特勒进攻苏联已迫在眉睫。六月十八日,蒋读着某西方通讯社报道德国和土耳其签署条约的译文,他立刻正确地解读,这是希特勒准备对土耳其的邻国发动疯狂大进击之前,先安顿好侧翼掩护的迹象。他在日记中写下:“德之攻俄,必不出数日矣。”根据共产国际文件的说法,蒋紧急召见周恩来,告诉他:德国将在六月二十一日发动对苏攻击,他再次力促中共向斯大林示警。六月二十二日,纳粹两百万大军疯狂猛扑苏联。蒋立刻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与柏林、罗马断交,并提醒莫斯科慎防日本进犯,也提议中、苏签订同盟条约。他还鼓励美国支持这个遭到包围的共产主义大国——长期而言,苏联是他最害怕的国家。对希特勒攻打苏联,有这样的反应,反映出蒋此时对击败日本给予最优先的考虑。

现在,不分地域的全球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一边是理性或世俗人本主义倾向的国家,由西方与中华开明文化而生的自由民主、务实威权与雅各宾式的集权主义。另一边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死而复活的法西斯专制主义。

果如委员长所盼望,巴巴罗萨行动使日本皇军向乌拉山挺进与德军会师的美梦又起。日本停止从伪满洲国调走部队,反而在本地区又集结十六个师的兵力。不到两年的时间,莫斯科分别与两大法西斯国家签订条约,但是现在它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再次以反法西斯作为最高优先。德军入侵当天,共产国际发紧急指令给中国共产党,告诉他们:其最迫切任务是“坚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且“如果日本加入攻打苏联”,要准备以军事行动摧毁日本人在华交通运输线。这种有条件的说法清楚表明:除非日本攻击苏联,否则针对中国境内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行为,不宜由中共发动。但是,这也暗示要尽一切可能去怂恿美国对付德、日这两个法西斯敌人。在中共的宣传里,美国一夕之间变成世界事务的正面力量。《解放军报》把原来称为“战争贩子”的罗斯福歌颂为“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

一九四一年的重庆,和往常一样既热又黏。从防空洞和茅屋里丢到排水沟的粪便使得全城笼罩着一股恶臭。日军轰炸机曾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年夏天蹂躏陪都,现在因为天气转晴朗又恢复滥炸,有时候一天就有一百五十架次飞来掷弹。中国方面设计一套敌机来袭警报系统,部署到离城一百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它用手摇式发射台和简单的密码就对日机来袭起充分警告作用。但是,日军轰炸机一旦飞临目标上空,可就如入无人之境,弹如雨下,有时可一连滥炸两三个小时。重庆根本没有有效的消防设施,只能干看着火势自然熄灭。电线线大体已永远失灵。从古时候留下来的结构体只剩一堆石头——木头全被卸走了。可是,中国人坚忍不拔,巴士利用马铃薯和尿液配制的酒精照样跑;小店铺被炸毁,次日就可利用木板搭架照样开门。

尽管许多地区人民的营养不足,一九四一年全年,在四川以及中央政府控制的省份,绝大多数没有民众闹饥荒的现象。谷物、盐和其他粮食可运输到数百或上千公里之外,甚至穿越日军防线送到政府控制地区,如重庆。事实上,尽管全国残破,不时在各地爆发作战,自由中国仍然照常运作。国民党通过银行放款给农民,分配新种子,把难民安置到休耕地,整修灌溉圳道,保护交通网,养育驮兽等等,维持住农业生产。结果是:“直到一九四一年,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都足够……平均卡路里摄取量……维持战前的同样水平。”为了压制通货膨胀,政府降低公务员薪水,增加赋税。一九四一年底,抗战进行了四年半,自由中国平均物价比战前高出二十倍;数字虽高,但在当时的特殊状况下却算低,而且在勉为温饱的社会这是尚能调整的数字。史迪威将军和其他美国人(包括新闻记者)一年后陆续向国内报道,指责国民政府彻底贪腐、无能,其实果真如此的话,恐怕就不会有此一成绩。

七月中旬,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飞抵位于长江江心岛的中坝重庆机场。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边区的专家,曾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主编,是居里将他推荐给蒋介石,聘为个人顾问,可直通白宫。拉铁摩尔将是中国政府的民间雇员,与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没有官方关系——这是蒋的要求,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华盛顿的国务院或驻华美国外交官员。

拉铁摩尔很了解他的雇主。原因之一是他在幼时到过中国,他的长期保姆讲的就是跟蒋一样的宁波话,因此他也通晓宁波话。后来,拉铁摩尔对国民政府强烈批判,因此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对蒋的正面观点特别有可信度。他认为蒋是个“真正的爱国者”、“非常具有国家意识”、“一个了不起的人”、“有时候……比罗斯福或丘吉尔更有远见”。例如,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德军横扫苏联欧洲地区,蒋很有信心地告诉拉铁摩尔苏联会站稳阵脚,最后必会战胜德国人。他了解版图具大陆规模的国家之实力。他也说,日本被困在中国,需要有某种胜利,因此日本将会进攻南方的殖民地地区,不久也“将在太平洋另辟战线”,可是这将使日本陷入“和列强的严重冲突”。拉铁摩尔虽然敬佩蒋介石,却不喜欢他沉默寡言的个性。他和多数美国人一样,非常喜欢跟周恩来交往。

七月底,日本接管南越;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且虽非正式却有效地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两天前,罗斯福终于批准由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飞行员飞虎队,以五百架飞机在中国开始运作。八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会谈,发表《大西洋宪章》,重申威尔逊总统的国际主义,及共同致力于“纳粹暴政的最后摧毁”。蒋和多数观察家把“纳粹暴政”一词包含日本在内。

同时,蒋介石怀疑美、日双边正在进行的高级会商,意在解决两国之间歧见,说不定会“出卖中国”。能制衡这个担忧的是重庆、伦敦和莫斯科之间,都有盼望美国对日立场日益强硬的共识,当然强硬的结果会导致美、日交战,进而也和德国交战。蒋和丘吉尔保持密切联系,一九四一年秋天中、英之间出现“小小的友善”。十一月初,蒋预测美、日将在“十二月中旬”发生冲突。173斯大林为了不让日本人忧虑其西侧,向东京担保苏联会遵守日苏中立条约。

夏末,日本海军获准规划针对珍珠港美国舰队出动航空母舰突袭。日方的如意算盘和一九三七年进犯中国一样,其目的在于先予敌人沉重打击,以利未来交涉要依日方条件谈判。在此同时,日本将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站稳帝国脚步进一步孤立中国,使它得不到外援。近卫首相觉得这个计划太轻率,但军方反对他。十月,近卫辞职,东条英机大将接任首相。

可能是得到宋美龄和宋子文的警告,指称战事即将扩大,宋庆龄离开香港,迁居重庆。不久,她就和妹妹一起露面,探访遭轰炸地区、慰问伤者。这时候,已经三十一岁的蒋经国,和父亲彼此交换日记参阅。此时蒋经国因为主持赣南行政专区,勤政爱民、平易近人,颇受美国记者和外交官好评。他父亲写说:“人民爱戴。”蒋纬国则在军职上求发展。他曾以德国士官学生身份参加德国合并奥地利的行动。他在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前不久毕业,跑到美国诺克斯堡陆军装甲兵中心受训一年。蒋介石对宋美龄隐瞒纬国的存在足足有十三年之久,但是他说了之后,美龄立刻喜欢上这个温文、英俊、通晓英语的继子。纬国回国后以少尉军衔派在驻防西安附近某陆军单位,沿黄河与日军对峙。

秋天,战火在湖南以及扼三峡之险的宜昌又转炽。中方部队还是没逃,损失上万人,日军伤亡亦大到足以让东京参谋本部觉得必须与西方列强开战——他们现在认为,日本唯有击败美国才能说服蒋介石的政府结束对日抗战。

蒋不仅致函罗斯福总统,也不时写信给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和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他获悉美方为争取时间备战,正考虑把实施不久的对日禁运条件放宽。和日方新一回合的谈判,已定于十二月在华盛顿展开。蒋非常紧张,立刻拍发急电给赫尔、居里、诺克斯和史汀生,警告说:“美国一旦放松对日禁运,将使中国抗战悲溃。”蒋也把他对华盛顿的警告转知丘吉尔;丘吉尔立刻拍发电报给罗斯福,支持中方立场。罗斯福决定对日谈判时不提出放松禁运的方案;赫尔国务卿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函日本,重申美方早先的立场——日本应撤出中国(含满洲)。蒋觉得他的严重警告“得于千钧一发之时,旋转于瞬刻也”。中国要停止抗战这个威胁,对苏联也管用;往后多年,他一再使用同一招数。他对这次经过有这样的说法:“真正的危机会产生妙计、妙行……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而是最好的滋补。”

拉铁摩尔到中国还未满六个月,就得了痢疾,十二月初他决定回美国就医。可是,蒋警告他:“局势不定。你必须先飞香港,再飞越太平洋;最好还是等一等才启程。”拉铁摩尔后来获悉,蒋在东南亚的情报人员报告说,日本驻新加坡领事馆及其他东南亚城市的使领馆,烟囱和焚化炉频频冒出浓烟。中方分析,日本人预期即将开战,已先烧毁秘密文件。

重庆时间十二月八日凌晨一点钟,一名副官叫醒委员长,报告日军航空母舰机群进攻珍珠港的消息。蒋嘱咐他立刻请国民党中常委们开会;然后他口述一封信给罗斯褔,由蒋夫人译成英文:“现时我两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与各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
七个小时后,蒋介石身穿朴素的潘兴式军服进入会议室,全体与会人士起立迎接。他看来神情泰然自若,照惯例要大家(包括拉铁摩尔在内)发表意见。拉铁摩尔强调美国会克服珍珠港的教训,全力展开作战。拉铁摩尔认为,委员长“并不真正高兴”太平洋战争在美国尚未有充分准备之前就开始。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蒋不高兴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已终结了日本攻打苏联的任何机会。总之,蒋的政治分析已证明正确,他的外交也成功。强大的美国最后已正式和中国结为盟友,加入对日作战。

蒋告诉与会人士,他预备提议中、美、英、苏一起对德、意、日宣战,承诺在战胜之前绝不个别缔和。他又说,把苏联拉进来抗日特别重要。会后,蒋读罗斯福给他的回信,它预言必将全面胜利,并宣称:“能够与阁下及您领导的贵国结合,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

蒋在珍珠港事件后初步的军事行动为采取攻势——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第一次进攻。他下令给个子不高、说话轻柔但十分坚强的薛岳,从第九战区抽调中央军及粤系部队前往广州,减轻香港英国守军承受的压力。冈村宁次派出六万名日军转进中国,可能的话就歼灭中方部队。但因为香港在圣诞节当天就迅速沦陷,他决定变更目标:要夺占、摧毁长沙。湖南省垣周围第三度陷入战火。薛岳不断接到委员长遥控下达战术命令,搞得他十分为难,一度退到接不到命令的地方。薛岳围住占领长沙的日军,日军一退,他就进攻。据他自称,日军伤亡达几万人。不论日军伤亡数字多寡,日军先前进又早早撤退,使蒋可以宣告“长沙大捷”。日军攻打盟军连番大胜之下,“长沙大捷”让英、美、中皆感到兴奋。它似乎更凸显了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蒋介石的杂牌军把日军三十六个师团、四十四个混成旅团,总共约一百三十万兵力困在中国(含“满洲国”)。这约当日本陆军百分之六十七的兵力,盟国当然希望把他们继续绊住。珍珠港事件后,东京从中国抽调九个师团到太平洋和东南亚不同战场,但滞留在中国及满洲的部队仍高达一百万人。由于苏联在满洲或其他地方攻击日本的可能性为零,除了中国军队(包含共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兵力可把日军牵制在东北。蒋在日记中记下:美、英迄今在太平洋连战皆北,他认为这个记录应该可使他们想到中国部队器械火力虽不如人,从一九三七年以来却一直英勇抗日。他相信,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会因此达到空前的高度。

东京和盟国一样,认为滇缅公路是攸关盟军大业的重要战略资产。因此,日军第十五军在十二月十二日开始从克拉半岛(Kra Peninsula,马来半岛的别称)往仰光前进,仰光港是通往腊戍和滇缅公路的补给线之源头。新战事的第一天,蒋就告诉英国,他预备派出手下最精锐的八万部队——仅有的德式训练部队——到缅甸;更令人动容的是,愿意把他们交给英国人指挥。他也表示可以把手中犹剩的重机械化炮兵投入缅甸战场。蒋决心在盟国大业中善尽责任。

此时,飞虎队(正式名称是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只有七十五架刚从美国接收的堪用P-40飞机。所有的飞行员都是美国人,但它是一个中国单位,由中国政府支付一切开销。它的飞机几乎就是蒋手中仅有的一切作战飞机;虽然重庆天天遭日机轰炸,他把飞虎队全部投入大英帝国殖民地缅甸的保护战。对于到处吃败仗的盟国,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项承诺。即使如此,不到几个月,就有一些美国官员批评蒋介石,指他决定尽可能不跟日军作战。

同时,英国也不急着要中国这样一个反帝国主义的亚洲国家的部队来拯救其亚洲殖民地。丘吉尔把独眼龙元帅魏菲尔(Sir Archibald Wavell)从埃及调到印度。魏菲尔来到重庆,向蒋说:他只能接受中国一个师。据在场作记录的拉铁摩尔说,蒋闻言大怒,痛斥魏菲尔:“你和你们的人根本不晓得如何跟日本人打仗。对抗日本不是殖民地战争,不是在平息殖民地的叛乱分子。日本是要认真以待的强国……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交手、打了这么多年,我们晓得怎么对付他们。这件事,你们英国人没办法。你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如何跟日本人打仗。”英国人根本不理蒋,蒋也看不惯他们;但是,撇开民族感情不合,蒋介石是对的——缅甸英军根本抵挡不了日本陆军前锋部队。受过丛林战训练的日本轻装步兵,经常利用脚踏车和驮兽移动。蒋也致函罗斯福提醒他,被殖民统治的缅甸人并不像中国人团结抗日,甚至可能与日本人合作。他说,英国应该改变态度,宣布战后其殖民地皆可享有自决权。他要求罗斯福把此一“鄙见”转达给丘吉尔。

蒋对魏菲尔生气,也对英国的能力和耐力感到不安,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盟国在缅甸军事地位快速恶化给予支持。三十多位飞虎队飞行员声称,他们一连十个星期在仰光上空击落日机两百一十七架,可能也摧毁另外四十三架。这些兴奋的飞行员过去从未打过仗;即使真正的成绩只有他们声称的一半,也是了不得的表现。

魏菲尔很快就明白他的确需要中国人助阵,紧急向重庆求援。蒋立刻命令国军第五军、第六军和六十六军开拔。这批部队具备一般国军没有的优势——拥有卡车,几星期内就进驻仰光北边近二百五十公里的同古(Toungoo)镇。

同时,罗斯福在除夕发电报给蒋,表示他已取得西方盟国同意,提名蒋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感谢罗斯福此一提名,要求罗斯福派一名能干的美国高级将官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说,这个人选不必一定是亚洲专家或中国专家,只要他“有工作热忱、性格良善和能力”就行。蒋提议,受命担任此职位的美军将领将获得对缅甸中国部队的“执行控制”。但是,他也强调此人必须向他报告。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推荐他最亲近的好友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出任这个职务。

史迪威在一九四○年成为中将师长,次年突然跃升为军团司令。珍珠港事件前六个月,他被提名为美国陆军最佳军团司令。史迪威会见史汀生部长时表示,此行任务成功与否端视蒋介石是否肯把部分国军交给美国人指挥。史汀生向他担保说,蒋本人就是这么提议的。两天后,史迪威和马歇尔见面,又提及只要他获得“指挥权”——他在日记里特别用大写字体标出这个词,在中国成功的机会很大。

史迪威,西点军校毕业,曾于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在中国任职,能通中文,公认是美军里的中国专家。绰号“酸醋乔”(Vinegar Joe)的史迪威,身材瘦削、鹰钩鼻、言辞刻薄。尽管和蒋一样块头不大,他却是强悍的将领,以直言不讳自豪。他和委员长一样也是行动派,相信意志力和人的精力可以改变世界。

在西方记者和他的军中同僚眼中,史迪威的态度令人耳目一新,但却导致他过度简化复杂的问题,低估蒋介石、毛泽东这类人性格上的细腻度。他可以热情、大方,但是在评断别人时却“严厉无情”,甚至是恶毒。

尽管政治观点保守,史迪威和许多美国观察家一样,深受斯诺、伊罗生等同情中共的作家之影响。他相信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只是想要“依合理的条件取得土地所有权”。他也深信“中国人没有成为共产党的性格特质”,因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不是个马列主义政党。反过来,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是个残暴、无思想的独裁者,没有宗旨目标,“一事无成”。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前,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之中,中国又深陷内战,蒋花了极大精力和资源,以德国器材、训练和武器打造现代化部队和国防工业——全由中国自费供应;他又采取其他措施,如禁止在沿海地区建造新工厂,为即将来临的战争作准备。可是,当时担任美国驻华陆军武官的史迪威却报告说,以准备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言,蒋“毫无意愿做任何事,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准备迎战一个第一流的大国”。史迪威心目中,蒋根本没有价值,没有治国技能,没有将才,除了为个人集权,对中国现代化和福祉毫无兴趣;没有爱国、勇气、忠诚、责任心、荣誉感等等值得称道的人性特质,也缺乏学术或文化兴趣。对史迪威来讲,生命是黑白分明,没有什么细微差异这回事。

宋子文此时奉派驻在华盛顿担任蒋的私人代表及中国军事采购团团长。获悉史迪威将担任蒋的美籍参谋长时,宋向蒋报告:史迪威是个声望卓著的军官。蒋答说:“非常欢迎”史迪威。华盛顿方面提议,史迪威不仅担任蒋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还兼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并督导中国境内之租借法案物资。蒋告诉宋子文,如果两国政府对如何作战出现歧见,这可能会发生问题。不过,蒋还是同意了,只是强调这位派到中国来的美国高级军事代表必须“听话”——听最高统帅的话。中文的“听话”就是“遵循或服从我说的话”。宋子文向史汀生强调,史迪威“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指挥”。

新年伊始,蒋注意到中国终于被接受为四大强国之一。由于担心泄密,中国没被允许参加盟国联合参谋长团(Allied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但其他方面都让蒋放心:美国确实重视中国的战略角色。宋子文奉蒋指示,争取到五亿美元贷款,其中一大部分用在让民众以法币购买美元公债。不幸的是,它没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使一些有办法的人甚至部分在华美国人从中获利。


第五章 蒋介石和他的美国盟友



一九四一年底,原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承诺的一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租借法案的武器、补给和器材设备,只运交了两千六百万美元(送给飞虎队的一百架P-40飞机不计)。其中多数堆在仰光码头,等候火车北送到腊戍及滇缅公路的起点。即使缅甸到云南的一千一百五十公里,一路上窃盗猖獗,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每个月仍有两万吨物资送达目的地。

蒋介石认为日军可能会封锁滇缅公路,因此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印度。一旦失去滇缅公路,除了通过陷入战火的俄罗斯再转经外蒙古和新疆此一不确定的路径之外,中国与外界联通唯一的出路就是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条空中航道。另外,也可设法从印度东北部开辟一条穿越缅北山区的公路。可是,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虽然反对日本侵略,却不肯支持英国的作战,有些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欢迎印度被日本“解放”。蒋希望亲自出马,劝说甘地和另一位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上合作,或至少不妨碍英国对日作战。因此,在太平洋战争关键的开打阶段,这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飞往印度。盟国阵营里没人把它看做重要大事,也不认为反帝国主义的旗号可让此举变得可行。

二月四日,蒋委员长在夫人陪同下,先到了腊戍,与缅甸英军司令官赫顿(Hutton)将军进行午夜会谈。靠蒋夫人翻译,委员长重申他愿意把刚抵达缅北的中国部队,交给英国指挥。但是他听到赫顿表示缅甸英军已在“灾祸边缘”后,立刻改变主意。试图撤退到锡唐河(Sitang River)的第十七印度师团已被截断,兵员折损一半;现在通往仰光之路已经被日本人打通。委员长此时对英国人守住缅甸的能力失去信心。他决定不要让他最精锐的地面部队卷入“不必要的消耗战”。

蒋在二月八日抵达新德里。食古不化的帝国主义者丘吉尔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在正式访问“英王的印度”时,竟敢提议会晤“近乎造反者”的甘地,大为生气。英国驻重庆大使克拉克-柯尔(Archibald ClarkKerr)向丘吉尔报告,蒋真心相信他个人对两位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的影响力,可有助盟国实现目标,并表示他(柯尔)“对蒋的用心和判断力都信心十足”。但是,丘吉尔坚决不准蒋到瓦达镇(Wardha)的甘地住所拜访,而甘地本人也不肯到殖民政府所在的首都新德里。最后,蒋介石和甘地于二月十八日在加尔各答市郊一处灵修中心碰面。两人都是领导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有许多共通点——在宋美龄翻译下,两个人足足谈了五个小时之久。

蒋告诉甘地,印度继续支持盟国作战非常紧要。这位形貌枯槁的领袖表示他同情中国,不会破坏抗日。几个月之后,甘地给蒋一封亲笔信说:“我认为我们俩在加尔各答那五小时坦率、真诚的讨论,是我一生最满意、最难忘的经验。”甘地表示,反英国的非暴力斗争将会继续下去,但是他“保证(他的)一切行动都将经过审慎盘算,避免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之侵略”。蒋对盟国大业作出极重要的外交贡献——虽然丘吉尔一点也不领情。

蒋回到重庆,又拍发电文给罗斯福,谈到英国和荷兰应该仿效美国对菲律宾的榜样,清清楚楚承诺允许所有的殖民地完全独立。蒋认为,这是确保殖民地人民真正效忠盟国大业唯一的方法。他在这封电文里,大量引述他和“一位印度朋友(甘地)”的谈话。罗斯福把信息转给丘吉尔,丘吉尔不太高兴。

二月二十七日,蒋委员长夫妇在经国陪同下,又飞到缅甸腊戍,会见赫顿将军。蒋觉得这位英国将领一副缅甸已失守的样子,而且已似乎准备撤退到印度。不到一个星期,仰光沦陷,这更加摧毁了蒋把国军投入缅甸保卫战构想的信心。次日,从加尔各答前往重庆的史迪威也在腊戍短暂停留,受到蒋“客气的欢迎”。当着他的面,蒋以他一向的“尖嗓子”向国军第五军、第六军高级将领宣布,今后他们只接受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很高兴地继续飞往中国。

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之后,立刻和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一见面,蒋先请史迪威自述他的在华职责,但是蒋注意到史迪威并没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蒋问:“你是不是我的参谋长?”史迪威答说:“是的,我是阁下的参谋长,直接接受您的指挥。”谈到当前的缅甸问题,蒋说他受够了英国的无心作战,很怀疑他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但是在缅甸及边境的国军部队正在等候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非常惊讶,因为蒋竟然真的要把中国最精锐部队交给他指挥。

三月九日,委员长和夫人正式举行晚宴招待史迪威。出席贵宾有空军指挥官陈纳德,以及白崇禧、李宗仁这两位桂系将领;史迪威觉得李、白看来是“好人”。晚宴后,就缅甸全面战略进行了两小时的讨论。蒋提出撤守瓦城(Mandalay)为主轴的一项计划。史迪威同意必须守住瓦城,但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仰光”。他建议在仰光北方的锡唐流域采取攻势,切断南方的日军,拆散敌军,然后重新拿下首都。蒋认为史的构想太危险,但壮志可嘉;他没有直接拒绝光复仰光,以开通滇缅公路仰赖的港口和铁路为目标。为了展现充分信赖史迪威,蒋说他当天夜里将发电报给罗斯福,请罗斯福转告丘吉尔:史迪威必须有全权指挥缅甸盟军,包括英国部队在内——否则中国部队就撤走。

这是两人密切关系的好的起点。宋美龄“兴致高昂、喋喋不休”。她挽着史迪威和陈纳德,走到庭园散步、谈话。她说,她很高兴中国终于“有两位美国军事领袖相助”。史迪威觉得宋美龄在盘算些什么,但是他喜欢她,认为她“直接、有力、精力充沛、爱好权力、喜欢出风头和被奉承……随时可以施展魅力……是个(潜在的)重要盟友,对她丈夫走在正确路线上颇有影响力”。蒋就寝前,拍电报给宋子文,要他尽速谒见罗斯福,要求他推动让史迪威统领缅甸全境英军和国军部队。

史迪威第二天去见蒋时,委员长情绪依然十分高昂。他花了很长时间,从容地向新任参谋长讲述了解中国士卒的脾气和局限的重要性。一九四二年时,中国标准的一个师,兵员约在七千至九千人之间,但步枪火力最高罕有超过三千支,另外还有几百挺轻机关枪,三四十挺中型机关枪,以及少许三英寸的迫击炮。除了少数小口径反坦克炮之外,每个师并没有配属炮兵队。每个师只有少得可怜的信号兵,一两辆汽车,或许五六辆卡车,以及几百匹营养不良的骡马。器材、武器、弹药来自各个不同来源,零件完全无法互用。一般而言,半数兵员吃不饱饭,每数千人才有一名医生,许多人因病亡故。

接下来,蒋把话题转到当前重要的作战问题——缅甸。蒋对前一天夜里的讨论已经动摇了。他回到最初的观点,觉得仰光已经失守,此时若要设法收复,风险很大,因为日本在海上、空中,甚至地面,可能都掌握优势兵力。这次谈话的完整誊本已送交至华盛顿的宋子文。底下是蒋对史就此一议题谈话的摘要版,史迪威礼貌地听蒋说:

日军掌握了空中和海上优势,也拥有坦克和大炮,使得仰光很难光复。第五军、第六军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伤亡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些部队不能被打垮,是十分重要的……在缅甸的上上之策就是在瓦城坚守东西防线。国军应部署在瓦城郊外,等候日军进攻当地英国部队。然后,国军或许可猛扑敌军。但是,以目前缅甸的态势来讲,发动攻势应该不是指导方针。

史迪威尊敬地听完后,向蒋报告:“我非常感谢您如此坦诚的一席话。您可以放心,我会非常重视您所告诉我的话。我明白我需要认识、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您很大方把缅甸国军部队交给我指挥……我会尽我全力执行您的命令。”可是,会议一结束,史迪威在日记写下,一切计划照旧:“全力光复仰光;光复不成,才退守瓦城。”

史迪威要在仰光北方二百四十多公里的同古抗击日军,然后全面反攻夺回仰光。当他和蒋讨论战术、战略和部队相互关系时,两人之间的深刻差异很明显呈现出来。史迪威打从早年驻华就不喜欢蒋,开始在日记、在其他美国人面前公开称蒋“花生米”。蒋也不高兴这个老美趾高气扬的态度,以及越来越鲁莽的过分自信。史迪威才刚到任两个星期,就已经强力挑战委员长的判断,对如何部署中国最精锐的两个军团,坚持己见。

同时,罗斯福也不太愿意就缅甸英军指挥权议题去劝说丘吉尔,毕竟缅甸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军亚历山大元帅(Harold Alexander)访问重庆之后,蒋也同意由亚历山大全盘指挥缅境作战。蒋夫人递信给史迪威,告诉他这个决定。如此传递攸关军国大事的机密信息,的确不寻常,但也反映出她强烈希望与史迪威建立特殊关系。

魏菲尔已经向亚历山大表示过,他非常怀疑他如何能够守住缅甸。蒋也担心日军兵力远胜过史迪威的想象。他认为,日军在缅甸南部及邻接的泰国,兵力已经增加一倍。日军在仰光地区有将近五百架军机,而飞虎队只剩下四十二架飞机堪用。甚且,日本海军已经控制了整个孟加拉湾。鉴于日军明显享有海、空优势,而且英军仓皇撤退,此时此刻守势战略恐怕似乎很合理。但是史迪威仍坚持攻势作战。

日子一天天过去,蒋越来越担心史迪威的欠缺经验及脾气,以致夜不成眠。他冒风险把精锐部队交付给他很快就不能信赖的这个人,而且此人从未实际带兵作战过,也没规划或执行过真正的多个师级部队的作战。蒋觉得史迪威似乎浑然不知会有被敌军围困的危险。宋美龄不隐藏她对攻势作战的偏爱,私底下告诉史迪威“坚持下去”,反正一旦开战,蒋不愿意也不行,史迪威可以自由行动。史迪威觉得他必须赌这一把,好向罗斯福展示他认真要在战争中扮演重要、合作的角色。

三月十九日,日军在同古攻击国军第二百师;这是国军唯一一个可以全靠卡车移动的部队。双方鏖战十二天,所有的记录都显示中国人训练的这支部队英勇奋战。史迪威三月二十二日抵达前线,直接接管指挥权。三月三十日,火力、兵员都明显不如人的第二百师,全军毫发无伤退出实际上已被包围的城市,同时右翼的英、印部队则退往伊洛瓦底江流域。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一度用尽各种借口,不理史迪威要他以五个团兵力进攻日军的命令。后来,杜聿明提出的报告,解释有一次他不肯进攻某个城镇,是因为镇上有平民。

委员长不改旧习,在交战中不时直接下达命令或“建议”给师长。史迪威认为初期挫败就是因为蒋“干预”,飞回重庆。次日,他冲进蒋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指责中国将领不服从他的命令。他说,他对这些军官没有信心,不干了。蒋表现得十分震惊,答应矫正这个情况。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这些中国军官不尊重、不服从他,源自“最高层”。他也承认,“公道地说,要他们把重要地区的兵力交付给一个他们既不认识,也没太多信心的天杀的老外,着实不容易”。他以后再也没有记录如此深入的观察。

同时,蒋也很惊讶,直到这一天,史迪威都没向他呈递有关缅甸军事行动的报告,“只因为有个师长不肯遵命攻打缅甸一个城镇”,就离开指挥所,回到重庆。蒋写下:国军在缅甸再怎么牺牲,也不可能有助战局,但既然中国是盟国一员,“唯有照预定方针进行,以待时局之转移而已”。

蒋和太太商量如何处理史迪威。宋美龄依然认为史是个干练的军事领袖。在她看来,他的直率和粗俗正是典型的老美脾气,还蛮好的。她打从一开始就认知到她丈夫和这位老美之间性格差异极大。但是,她的最高优先是维持委员长和罗斯福关系良好,她认为不论史迪威是怎么样的个性,必须设法容忍让关系维持下去。他是罗斯福派在中国的人,而且中美关系对每件事都很重要。她告诉她丈夫,“与大局相比”,史迪威的问题是“就小得多了”。她奉劝“介兄”要怀柔,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次日,史迪威到重庆郊外蒋委员长的黄山寓邸见蒋。蒋告诉史迪威,要派罗卓英中将到缅甸,担任史的执行官。此后,史迪威把命令下达给罗,由罗再下达给国军指挥官。此外,委员长又说他要亲自前往缅甸,告诉各级将领,史迪威是他们的上司,具有完全权力。会后,史迪威恢复乐观。他喜欢罗卓英。虽然他认为蒋“精神不稳定”,被马屁精、寄生虫包围,不过他在日记写下,委员长“坚决有力,而且有心继续抗战”。

史迪威四月五日回到前线。跟他同机的有委员长、宋美龄和“时代生活公司”发行人亨利•鲁斯。到了腊戍,一行人获悉中、英部队已撤出同古,英军往伊洛瓦底江上游撤退,国军则穿越锡唐河流域后撤。史迪威提议在平蛮(Pyinmana)布下陷阱,把敌军诱入,他预备在当地发动反攻。如果计划失败,盟军就退守瓦城。蒋“明白地”告诉杜聿明,由史迪威当家,他有全权奖惩迁调远征军的任何一位军官。蒋、史、杜、罗等人开始规划史迪威所主张的“决战”。蒋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交给史迪威——史迪威认为“还不就是那一套”、“但不算太坏”。史迪威也评估了国军部队,形容他们是“长相不错的一伙士兵”。

第五军已撤退到平蛮附近由史迪威指定的某地,日军果如史迪威想定,也往北追击。但是,英国人深怕他们的印度、缅甸部队会被包围,已经撤离国军右翼的阵地。四月十二日,由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率领的国军最优秀的新三十八师,奉史迪威之命从瓦城向南移动。蒋获悉国军右翼暴露,急电史迪威:“绝对不允许”在平蛮逗留。史迪威形容他的统帅下达的这道命令“狗屁不通”,继续准备反攻作战。但是,四月十八日,由陆军元帅斯利姆(William Slim)率领的通晓数种语言的缅甸第一师,在仁安羌(Yenangyaung)油田遭到包围,国军防线西侧出现一百公里的空隙。史迪威在清晨三点钟被叫醒,急令部署在国军东侧的第二百师,以及新三十八师的一个团,急往驰援。史迪威明白他的反攻计划现在已完全不可能,下令九十六师往北边的平蛮撤退。

杜聿明显然是反对驰援英军,故意拖延派出第二百师;直到四月二十一日晚间才赶到仁安羌,此时孙立人的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已经协助缅甸第一师突破包围。但是,前一天,日军以超乎史迪威或英军所预期的强大兵力,冲出泰国丛林,以坦克、步兵猛扑东翼——国军负责的防区。第二百师奉命立刻急行军回到东翼迎战;疲累、满身尘土的士兵挤上卡车。可是,第二百师还未赶回东翼,日军已冲决国军防线,迅速地消灭了第六军暂编的第五十五师,其成员是一群没经验的招募士兵。第六军残部仓皇退往腊戍。

蒋认为史迪威抽调第二百师赴仁安羌救英军,致命地削弱了国军左翼兵力。这位美国将军自己呈给华盛顿的报告,怪罪英军以及国军五十五师作战不力,才有此失。值得一提的,这一次他没怪到蒋介石头上。蒋介石命令他的将领,此后不得只因史迪威下令就调动部队,除非中国军政部核可。他没有直接向史迪威表露他的不痛快,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挫折感日益上升。东翼兵败,事隔一个星期,史迪威仍未向他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报告事情经过。可是,杜聿明和罗卓英每天都有电报报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都把责任推给史迪威。

四月二十五日,史迪威率领杜、罗,和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瓦城南方四十公里的皎泽(Kyaukse)会面。他们同意必须全面撤退。谈话中,六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上空,一颗五百磅的炸弹就在这几位英、美、中将领一百米外爆炸。有些人急急找掩护,可是亚历山大镇定地在花园里,盯着火势抽烟。史迪威不甘示弱,也倚着阳台栏杆,用罗斯福的那种烟嘴点起一根香烟。

日军在四月二十九日占领腊戍,大包围的危险益增。日军司令官下令以闪电般迅速的钳形攻势在瓦城地区包围、歼灭盟军,不让他们退入印度的阿萨姆省或中国。史迪威在士威坡镇(Swebo)接到蒋的指示,要他“前往密支那(Myitkyina),不得延误(蒋本人强调)”32。史迪威告诉他的助理窦恩(Frank Dorn)上校,他“与部队同进退”;虽然陈纳德派了一架飞机来,他却选择搭车前往密支那。这时,史迪威似乎认为自己仍发号施令,并不知道他所下达的一切命令现在都得经过蒋批可才算数。经过四天艰苦跋涉之后,史迪威和他的幕僚判断他们退到密支那的路已被阻绝。据军事史家记载,部分第五军仍在后方,也就是在史迪威的南方。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也在南方不远之处,辛苦地打后卫掩护战。

华盛顿方面,高级将领对盟军在缅甸溃败十分紧张。宋子文把美国陆军部的一项要求转达给蒋。这项要求毫无疑问经过马歇尔的核可,它请蒋评估史迪威的军事领导能力。蒋却信守他对太太的承诺,告诉宋子文重申他对史迪威“始终信任”。事实上,他已经对美、英将领完全丧失信心和信任,直接略过史迪威或亚历山大,下达命令。

这时候,史迪威决定,他和幕僚“不再有发挥的机会”。他的僚属都同意并认为“老板应该告诉中国人,去死吧,然后趁着还有机会赶紧走人”。史迪威送出简短的报告,通知华盛顿和委员长他即将离开。他说,国军部队已经四散成多个小群队,会设法撤到印度,因此他的“后续指挥权已没必要”。37(事实上,在他指挥下的国军各师此时大部分仍保持住团队行动。)史迪威拍发电报给杜聿明,命令他撤往印度。史迪威的僚属找来本地向导、挑夫和一队骡子;五月五日,一行约八十人(包括一些护士和英国难民)出发,沿钦敦江(Chindwin River)溯江而上,但不久即改走山路。印度边境城镇英帕尔(Imphal)在二百二十五公里之外。

五月六日,杜聿明向委员长报告,史迪威和罗卓英指示他率领部队退入印度。杜聿明报告送来,蒋才第一次听说,史迪威已下令大部分的缅境中国远征军躲到另一个国家去,而这与他“全军向密支那转进”的命令“相背也”。他不免怀疑史迪威是不是“战争失改,神经不安所致欤”!蒋撤销史迪威的命令,指示杜聿明率部前往密支那,不得延误。当天稍后,他才收到史迪威的信息,通知他:史和僚属以及其他一些人将前往印度。蒋大吃一惊,他写下:史迪威“竟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之时,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

孙立人和他纪律严明的新三十八师,既遵循委员长也遵循史迪威的命令,沿着史迪威路线稍南的一条路,直接前往印度。史迪威在日记里数度记述他往北撤退的经过;他自称“居于中国大军和……大洪流(指撤退的部队)之前不远”。同时,第五军的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以及数万名难民也走一条险恶的小径前往密支那。沿路日军飞机和有敌意的本地人截杀逃亡队伍。第九十六师脱队,靠美军空投粮食补给,竟然神奇地退回中国,只不过它沿路留下洗劫、掠夺的不良记录。精锐的第二百师,虽然师长阵亡,竟然也已一个师团的姿态成功回国。

西翼方面,杜聿明率第二十二师抵达密支那,估计他无法依委员长之命,从密支那退到中国边境,因为萨尔温江(怒江)上的渡船已被日军控制住。于是蒋批准杜聿明和罗卓英退到印度,但是杜不久报告说,日军前锋部队沿着丛林小径伏击他的部队。更糟的是疟疾、痢疾肆虐,难以招架。同时,东翼方面,自负的第六军的两个师被打得落花流水;小股官兵退入山区。他们从当地缅甸人的夹击中杀出重围后零散地回到国内。飞虎队也被迫在撤守之前,在缅甸东北部把二十二架受损的P-40飞机付诸一炬。

同时,日军在腊戍稍做逗留后就直扑中国边境,一度攻进云南省。委员长高度关切日军动态,担心在缅甸大胜之后,皇军会试图摧毁国军力量。马歇尔也紧张,深怕日军甚至会威胁到重庆。但是,国军在云南的六个师奉蒋之令发动强力反攻,昆明的驻云南飞虎队也加入反攻作战。不久,丛林恢复平静。日军参谋本部暂时满意战果:占领缅甸四分之三领土、确保未来通往中国的陆路补给线将无限期封闭。

拖泥带水的史迪威这一人在让人窒息的高温下走了三星期,先是溯江而上,再步行跨越陡峭的那加丘陵(Naga Hills)。史迪威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童军帽,身穿蓬松的衬衫和长裤,卷起袖子,通常一马当先,走在众人前头。这趟著名的“出走”留下许多记录。八十人队伍里就有美国陆军摄影师,底片多多。史迪威的友人贝尔登(Jack Belden)也在队伍中,后来把此次历险投稿给《时代周刊》,更写成一本书《与史迪威一起撤退》(Retreat with Stilwell)。

这一趟行程走得很辛苦,但是没有重大伤亡,没跟敌军发生遭遇战,甚至也没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事实上,这跟仍归他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大部分部队在跋涉更长、更迭有伤亡的撤退那种“炼狱”际遇一比,简直就是散步。史迪威除了几名中国卫士之外,没带任何部队脱险,却被美国媒体和民众当做英雄事迹吹捧。同样,亚历山大率领狼狈的败军,大约在同一时候出现在印度,伦敦电台也赞扬他“打了一场伟大的防御战役”。

史迪威到了印度,在记者会上说:“我承认我们被打得很惨……我们逃出缅甸,真是奇耻大辱。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打回去、抢回来。”马歇尔显然也不满意,但还是传令褒扬。罗斯福表示“非常满意史迪威对整个情况的处理”。就连蒋夫人也拍电报给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罗斯福重申委员长对史迪威有“完全的信心”。但是,蒋在日记中却说,史迪威“弃部队于不顾”显示他“缺乏为将之德与识”。

事实上,第一次缅甸战役是一场十足的大灾祸。英、印部队约有三千六百人阵亡、七千人负伤。中国军队整体折损约两万五千名精兵,其中八九千人阵亡。国军有些师团折损三分之一的兵员,中国部队仅存的几门加农炮、几辆卡车,多数报销了。相形之下,日军虽在陌生的国度展开攻势作战,却只有四千五百人伤亡。史迪威把平蛮之役战败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将领及最高统帅蒋介石。英国人则怪史迪威和国军。蒋则怪罪英国人和史迪威。三方都不无道理,但之所以战败,主要是史迪威严重低估日军实力。

如果盟军在一九四二年打从一开始就采取蒋的防御战略,在缅甸全力守住瓦城或密支那,避免平蛮一役是可能的,后来就会有相当大的机会成功。甚且,即令防御战略失败,也可以有秩序地撤退,而中国本身,以及美中关系,在未来近四年的战争期间也会更加强壮些。可是,缅甸战役失利,蒋在全球同盟的地位,以及他在国内对政、军联合体的领导地位,全都大受伤害。滇缅公路一丢,现在中国的海上、陆地供应线全断,只剩下穿越苏联沙漠与草原的漫长路途。国人民心与军队的士气皆受到沉重打击。此役一败,增强了国军将领和蒋介石的防御观点。它也使蒋、史两人倔强的敌对关系从此没有挽回余地。

蒋最气不过的是,他认为史迪威弃他的部队于不顾,使大军无主帅;但在马歇尔、罗斯福以及美国新闻界一片赞扬声中,史迪威无意安抚,更不会向蒋道歉。国军部队由史迪威负责重新组训,即将在印度中部蓝伽的军事基地展开,但是,他在六月二日先飞回重庆。


“辣椒(史迪威)比糖蜜(陈纳德)更有需要”




盟军在缅甸溃败之际,中国的另一个灾祸也正在酝酿成形——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乘载著名的杜立德轰炸机群,预备展开空袭东京的任务。基于安全理由,直到任务即将展开的前一个星期,华盛顿才告诉蒋介石。史迪威也只被告知要整备机场,以便多引擎飞机可能在浙江省国府控制地区降落。十六架B-25轰炸机在东京上空完成投弹任务后,将径自飞往中国,降落在这些机场。

蒋获悉空袭东京任务即将展开,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将会激怒日军攻打浙东这些机场。他吁请华盛顿至少暂时延搁空袭任务,让他的地面部队可以强化机场周遭防务。华盛顿方面告诉他,太迟了,但是也承诺出任务的这十六架轰炸机,将成为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之一个中队。这个承诺后来变得毫无意义。四月十八日,它们燃料耗尽,除了一架飞到海参崴之外,杜立德率领的轰炸机群不是遭到击落,就是在中国迫降。

空袭东京之后,蒋拍发电报给马歇尔,愤怒地指出日军为了报复而攻打中国沿海地区,因为当地居民拯救美军飞行员,“日本人杀光了当地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我再重复一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接下来在浙江、江西的作战,蒋投入三十四个师的兵力对抗日军,有三万人伤亡。陈纳德在华东地区的机场也全部遭到摧毁。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固然十分英勇,对东京却没造成重大伤害,可是如蒋所担心的对中国造成了严重伤害。然而,美国人心士气为之大振,罗斯福颁发荣誉勋章给杜立德。

六月四日,蒋委员长和夫人接见史迪威,史因痢疾和黄疸病,十分虚弱,看起来格外憔悴。蒋氏夫妇“都很愉快”,邀请史迪威那个周末留在黄山官邸做客。不过,史婉拒了。根据史迪威自己的说法,他“向他们完整地报告”缅甸战役始末,“毫不手软、直接点名”某些将领应该送军法审判或枪毙。然而,根据中方对此次会议的记录誊本,蒋一开头就问史,在缅甸是否接到他的信息,史没有直接作答。史迪威解释说,由于某些错误(大概指的是编码和解读),信息无法理解。他把缅甸失利归因是“敌军优于我方”,并列举从后勤、空中掩护和情报等缺失。蒋又问,史是否记得早先他曾经说过,中国入缅部队不容有伤损。史答说,是的,他记得,但是他认为“采取攻击的折损,比采取防守势来得小”,而且如果平蛮一役如他计划打赢,结局就会不一样。史迪威旋即向蒋氏夫妇递上他对国军彻底改组的建议书,例如淘汰无能的将校,统合战场权力,让一名指挥官针对所有军种全盘享有战术指挥权。宋美龄说:“德国顾问就是这么向他建议的!”可是后来她说,必须要实际,“头不能砍,否则就什么都不剩了。”

两星期后,宋子文从华盛顿向蒋报告,又有一位美国人想知道蒋对史迪威的表现有何评价。宋子文说,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如果蒋认为史不适任,美国会考虑换人。两天前,史汀生和马歇尔曾发信给史迪威,重申对他的支持,又表示如果他在华工作的情况没有改进,他们可以派到他可以发挥长才的地方。马歇尔和史汀生在当时和后来都没说出口,但是他们对缅甸失利以及史呈到华盛顿的报告中斥责其战区统帅,都有些吃惊。这些报告似乎是让史下台的好理由。

蒋立刻回答他的大舅子,列举一大堆对史的不满,如“战略之失败”,组织技巧欠佳,不熟悉参谋长的职责,以及未经上级准许就擅离职守前往印度。可是,他对宋子文说,“我为保全友邦荣誉计,不愿多言”。蒋一向重视“面子”,怕若要史迪威解职会使美国军官蒙羞,更会严重伤害蒋和罗斯福、马歇尔的关系。他表示,美国领导人总有一天会了解我们(对史迪威)的看法。

蒋一再替史迪威证明,显然使得马歇尔、史汀生原本对史是否适合留任的忧虑消除。此后,他们俩坚定地和史迪威站在同一边反对蒋,甚至到了不顾中美盟谊也要支持“酸醋乔”的地步。蒋这边却似乎认为,他还是可以使得史迪威了解、接受他的行事方法。他再次告诉史迪威,要重视了解中国人的心态。他解释说:“你如果跟着我多几个月,就会了解中国军官的心理,我可以多告诉你他们的特性”——显然指的是忠诚、面子和荣誉等等的重要性。

那一个月,美国海军以仅剩的三艘主力航空母舰,在中途岛海战击败日本的主力作战舰队,击沉了四艘日本航母。日本势力的巅峰已过。可是,欧洲方面,德国国防军正包围苏联的席瓦斯特堡(Sevastopol)和罗斯托夫(Rostov);北非战场,隆美尔将军的坦克兵团在比尔哈肯(Bir Hacheim)击败英军,向托布鲁克(Tokbru)、开罗和苏伊士运河推进。六月二十六日,史迪威告诉蒋委员长,已经被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第十大队的 B-17重型轰炸机,要从印度调到埃及去,参加运河保卫战。

蒋闻言大怒。他告诉史迪威,中国的战情和中东的战场一样吃紧。英国有数千架的飞机,而盟国还要从归他统辖的中国战区抽调轰炸机?他问,怎么根本没通知他,就作了决定呢!史迪威同意,由于华盛顿官员的“无知”,这个决定的确有欠妥当。蒋要他去问问罗斯福:“美国是否还有意维持中国战区?”蒋夫人更生气,出言挑衅:“中国还需要继续作战吗?”然后又意有所指地加了一句:“(国民党内的)亲日分子可是很活跃的。”蒋又说,宋子文曾经报告,华盛顿正在等候史迪威就应否运交已答应要给中国空军的五百架飞机一案,作出建议。蒋夫人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还不答复呢?”

罗斯福很快就针对蒋的抱怨作出答复,保证未来一定支持重庆,也说明情势告急,不得已必须抽调这批轰炸机。蒋以一份备忘录回答华盛顿,标题是“维持中国战区的三项最低要求”。它们是:遵守一九四一年七月的承诺,派驻五百架飞机到中国;每个月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五千吨物资;美国派遣三个师团到印度。

史迪威早先几乎支持所有的“要求”(他只要求派一个美军师团到印度)。但是,现在他呈给华盛顿的报告却把蒋的说法形容为“最后通牒”——除非所求援助到位,否则“中国将另有安排”。史迪威暗示,意即中国将与日本单独媾和。蒋觉得已经失去一切的杠杆力量,再度祭出中国要崩盘的威胁故伎。

然而,很清楚,蒋本人并无意主动向日本求和,也不准别人谋和。他已经努力了十一年,极力设法洗刷“倭寇”侵凌中国之耻。他想在历史留下的形象——同样重要地,也是他深铸的自我形象——建立在他以儒将的身份力挫中国强敌,恢复国家的光荣。白修德(Theodore White)批蒋不遗余力,也是史迪威的好朋友。他在一九四二年自重庆发出的报道中即说:“蒋只有一个感情:中国。”此外,蒋彻头彻尾相信美国必会胜过日本,抛弃盟国是愚不可及的事。甚且,史迪威本人也表示,任何单独媾和之举,也就是背弃盟国,对蒋而言等同自杀;他好不容易拼凑组成的联合政府一定反对。可是,史迪威根本没向华盛顿表示,蒋的威胁不可能是真的。

仰光失守,依据租借法案要给中国的美援物资堆积如山——十四万九千吨囤在美国、四万五千吨堆在印度。因此,美国的联邦军需分配局(U•S•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开始收回中国的储备物资,并把新的分配量减到近期内可望运到中国的水平。五月,飞越驼峰送来的物资只剩下三十吨。接下来,没跟中方商量,美方军需局就下令:今后送到中国的物资不再交付给中国政府机关,而是直接交给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换言之,史迪威垄断了在中国分配物资的权力。

这时候,委员长命令由政府控制的“中国航空公司”把它营运的两架飞机移交给宋美龄担任委员长的航空委员会。他这么做,有可能是要把飞机保留给夫人和自己使用,也有可能要交给中国空军使用。可是,史迪威以美国租借法案在华最高负责人的身份,要求中国航空公司里的美国职员拒绝交出飞机。蒋要求他说明原委,史迪威回复的备忘录开头就说明,两架飞机产权移转因法律技术问题暂时搁置。他又宣称:“真正的关键,绝对是如何对作战最有利。我将负起以下声明的责任,只要委员长认为飞机可最有效用于作战,随时都可使用它们。”

这种措辞形同犯上、讥辱。史迪威只字不提军需局对移转所有权的新规定(蒋对于此一改变,毫无所悉),还宣称:器械设备一到达中国之后,他有权决定何时、何地移交给中国政府。同一份备忘录里,史迪威也借此机会通知蒋,“在中国举行的任何军事会议”,他作为美国代表的身份高过他兼任的一切职位——意即他虽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却不一定要听蒋的命令。蒋震怒,告诉宋子文,史迪威实际上就是要他这个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必须向他乞求已经送到中国的物资”。

为了澄清事态,宋子文亲访罗斯福。罗斯福说,未来租借法案若有争议,由宋子文和他的高级顾问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在华盛顿交涉。罗又说明,史迪威只代表美国出席将来可能在中国举行的国际军事会议,而这种会议根本还未发生,因此他怎么说,“不具任何意义”。马歇尔要史迪威说明,史却称蒋的指控是“一派谎言”。他说:“有些混蛋老是试图斗臭我。”

那年夏天,成堆的灰色碎石依然散落在重庆街头,但飞虎队已经有效地终止日军的轰炸。罗斯福派一年前来过中国的居里再次来重庆,试图调停蒋、史之争。居里八月份抵达,发现委员长更瘦、更疲惫,似乎更虔诚、更严肃。但居里没感受到有“失败论或想放弃抗战的迹象”。居里和委员长谈话时,提到有些美国人怀疑中国政府想避免和日本作战;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囤积美国给的器材设备,保存实力,以便战后与中共打内战。这些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期待中国会合作抗日,他们主张美国切断对重庆的一切物资援助。

蒋听了这席话大表惊讶,特别是三个月前中国才在盟国的缅甸战役牺牲惨重。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总共有八万多军人在作战中伤亡;而美军截至这一刻在全世界的伤亡才只有三万三千人左右。蒋正色告诉居里,那些说中国不抗日的人,“要为中国对日抗战的不幸负责。”

然而,中共执行的策略却正是蒋被指控的策略。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在接近一九四一年底的时候,重申党对日“原则上”从事“政治攻势”,应该“保存(军民)实力,以待有利时机”。中共领导人事实上下令“全体军队应准备缩编半数”,果真中共的五十七万大军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已缩减约十万人。

居里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处理蒋、史关系。蒋把压抑在心中对史的不满宣泄出来,指责史迪威“鲁莽……犯上……轻蔑和傲慢”;又说,美国派给他的不是参谋长,而是“中国战区的太上皇”。史迪威这边也有话说,向居里历数针对他的种种“阴谋和谎言”,并且建议说:“我们要么就别在这里瞎搞,完全退出,要么就应该订出某些条件……蒋非遵守不可。”居里对于史迪威对局势僵硬、简单化、几近轻率的评估,以及美国只加入战局七个月就大咧咧地坚持该怎么做,颇为不安。

史迪威此时设计一套新的作战计划,先光复缅甸,再进取中南半岛,而且为了示好,提议此一计划挂上“蒋介石计划”名号。事实上,除了史迪威整个略掉空中兵力问题之外,该计划和蒋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递交给罗斯福的蓝图,差异不大。根据此一计划,早先退出缅甸、现在印度接受训练、整编的中国部队,称为X部队;在云南接受训练、整编的二十个师,则称为Y部队。X、Y部队的十二个师,加上美军一个师,以及英、印军三个师,在英国强大海军舰队支持下,将重取缅甸,再借道泰国进军中南半岛海岸。蒋重申他对执行此一战略的条件是:明显的海、空优势,而且承诺给中国的五百架飞机和每个月五千吨作战物资,必须到位。居里表示,他会把计划呈报给罗斯福。

八月初那天夜里,两名美国高级将领和居里,加上宋氏三姐妹,在黄山官邸聚会享用愉快的晚宴。包括史迪威在内,每个人心情都很不错。史迪威并不晓得居里已经决定要建议当局调走他。史迪威觉得宋庆龄是“三姐妹中最和蔼可亲,也是最让人摸不透的……可爱、安静而且思绪缜密”。他和蒋夫人对过去几个礼拜的事情,有些争锋之语,不过史对宋家最年轻的三妹,仍保有正面印象:“敏锐、有才智……精通管理……若是个男人就好了。想法不够深入,但理解迅速。很直接、开明。”他对她唯一的批评是“传闻和报告……还有待证实……都听信”。

居里八月底回到华盛顿,分别向罗斯福、马歇尔建议换掉史迪威。居里说,不论大家对蒋有什么意见,他还会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会坚决抗日,而史迪威公然对干的作风只会坏了大事。美中同盟岌岌可危,美国必须和蒋合作。听完居里的报告,马歇尔急电史迪威,史答说他“不了解”居里为什么说他和蒋之间存在“强烈的敌对感”。可是近来,史迪威日记典型的内容,仍形容蒋“顽固、有偏见、自负、专制”,而且当着自己美国幕僚的面,史一再称蒋“小笨蛋”、“花生米”。可是,马歇尔接受了史的回应,转告居里和罗斯福:难觅适当人选取代“酸醋乔”。

尽管蒋、史不睦,他和罗斯福的关系则是日益亲密。两人都有一个目标:大战结束后要废弃所有的殖民结构。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蒋有时会提到“英方的愚蠢”,继续催促美国和英国放弃恶名昭彰的“治外法权”——美、英在华公民即使犯了杀人罪,也不受中国法令管辖。终于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国庆节,蒋宣布华盛顿和伦敦已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大胜利。蒋后来在演讲中告诉国人,旧条约过去“造成积弱投降的风气,却几乎无人感到蒙羞”。而今而后,他说:“若我们软弱,若我们缺乏自信,那么就都是自己的错了。”
同样在十月,史迪威把罗斯福针对六月底蒋提出的三项要求之正式答复递交给委员长。虽然史迪威说,答复内容“跟我建议的一模一样”,不过其语气尊重、和谐,承诺蒋所要求的五百架飞机,另外还加派一百架飞机空运物资飞越驼峰,都将在一九四三年初就位。罗斯福保证飞越驼峰的物资吨数一定增加,但当前首要之务是打开滇缅公路,也就是攻占仰光,或者是从印度到腊戍打通另一条全新的供应路线。蒋的要求唯一遭罗斯福拒绝的,就是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驻印度这一项。82毫无疑问,蒋觉得他打不下去了这招威胁之计又奏效了。

同一个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环游全球友善访问的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抵达中国。威尔基身材粗壮、衣着随便、笑容可掬、喜爱醇酒和女色,跟严肃、沉默的史迪威一比,更符合中国人印象中的典型美国人。威尔基抵达前,蒋夫人就力促重庆欢迎外宾。街上乞丐都被打发走了,又安排民众挥舞旗子、夹道欢迎美国贵宾。

打从她在机场迎接那一刻起,这位活力旺盛的美国政客就对宋美龄一见钟情。威尔基面交罗斯福致蒋介石的一封信,罗在信中表示欢迎蒋夫人能在近期内访问美国。他告诉蒋氏夫妇,以夫人的“聪明才智、说服力和道德力量”,将是最完美的大使。事实上蒋夫人正在考虑要到美国治疗她的皮肤病和越来越严重的忧郁症。

如果传说属实,威尔基访华的最高潮竟是他和宋美龄的一夜情。《展望》(Look)杂志发行人考尔斯(Gardner Cowles)陪同威尔基全球访问。他在一九八二年写回忆录,一九八五年自行出版。书中叙述,在酒会中威尔基和宋美龄一起消失,是夜稍晚,蒋闯进考尔斯和威尔基下榻的宋子文寓邸,追问威尔基在哪里。考尔斯说他不知道,委员长和卫士搜索全宅不果,又怒冲冲地离开了。据考尔斯的说法,凌晨四点钟威尔基出现,得意扬扬地夸耀他和宋美龄在妇幼医院顶楼的公寓过了一晚。

威尔基对考尔斯“一幕又一幕”细述他在美龄香闺的艳遇,又说他已邀她跟他一起回美国。考尔斯承认,美龄是他生平仅见“最美丽、聪慧、性感的女性之一”,但是他认为这段关系会毁了威尔基的政治前途,更不用说他的婚姻也会破裂。考尔斯在回忆录中说,次晨,威尔基清醒过来,要考尔斯去告诉蒋夫人,她不能跟他们一起回美国。根据考尔斯的说法,当他到蒋夫人的公寓找她,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怒不可遏,以长长的指甲抓他的脸。考尔斯又写说,事隔几个星期,他在纽约有一次和宋美龄用餐,她提议支持威尔基再次竞选总统,那么他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指的应该是如诗般的情节。

考尔斯是个保守派,政治立场支持蒋氏夫妇,绝不是扒粪者。可是,他对威、宋重庆一段情的记述却是有问题的。如果美龄和威尔基孤男寡女辟室幽会,一定会有数十人知道,如果蒋介石冲到宋子文家捉奸,一定也有数十人会晓得。在八卦当道的重庆谣诼一定满天飞。可是,当时在华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包括外交官、记者和美国战略情报处的特务,却都没有人报道、谈论这件耸动的新闻。

这则故事的摘要版一九七四年出现在《皮尔森日记》(Pearson Dairies)这本书当中。台北政府代表蒋夫人提出民事诉讼。考尔斯在录供证词中说,表示威、宋“不可能”有一段情。出版社道歉,并支付台北政府因案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出版社当然有可能只是不想因此事对簿公堂而息事宁人,而消息来源考尔斯 也有可能觉得应该替已故的老朋友之令誉做掩饰。可是,十二年之后,考尔斯在写给自己后人看的回忆录中却又详尽重述这件故事。

有一个可能性是,威尔基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口没遮拦大侃一番,误导好朋友认为他和中国美丽的第一夫人关系匪浅,其他的部分则是考尔斯想象出来的。但是,她和考尔斯本人两次见面的行为和言辞,究竟怎么一回事,就无法解释了。

十一月十七日,蒋夫人在拉铁摩尔、随身医生和护士陪同下,搭乘美国空军巨型运输机回到美国——自从她一九一七年自卫斯理学院毕业后睽违迄今的第二家乡。霍普金斯前往长岛米切尔机场接机;在进纽约市的路上,她滔滔不绝大谈在全球大战之中应该把亚洲摆在优先位置上。她忘了自己早先对史迪威的支持,主动提到史迪威曾经迫蒋放弃自己对缅甸更佳的判断。

蒋夫人住进长老会医院的哈克纳斯医疗所,占了十二楼整层楼。居里担任白宫和她的联络窗口。居里档案中的文字载明她接受“通常与某些精神状况有关的……症状”之诊疗。88她的医生在给蒋委员长的一封信中,报告她有“持久的晕眩和沉重的情绪压力”。她被诊断出来有肠寄生虫、严重的瘘管问题、依赖镇定剂、需要好好治牙等。访客前来探望,发现她指甲修长,绘了指甲油,“化妆整齐,还做了发式”。罗斯福夫人埃莉诺(Eleanor)觉得她似乎很紧张,不能让任何东西碰触到她的身体。

威尔基访华期间,曾和陈纳德有过长谈,对他印象良好。五十二岁的陈纳德,和史迪威一样,是个作风强悍、直言不讳的脱缰野马——他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时,经常和上司为空中战术吵得不可开交。陈纳德丧失听力时,官拜上尉,因病提早退役,离开美国陆军航空队。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时,他正在中国,与挂名中国空军秘书长的蒋夫人面谈之后,奉派为飞行员高级训练班班主任。陈纳德是路易斯安纳州农民之后,本身则坚决相信空中武力;史迪威是纽约州某公共事业公司副总裁之后,他则认为军机只是次要的支持武器。史迪威还没到任,就瞧不起蒋介石;陈纳德却尊敬蒋,而且把蒋夫人当做他的“公主”。他和史迪威无可避免地变成了敌人。

应威尔基的要求,陈纳德给他一封信,很简单地描绘他将结合中国空军,赢得中国乃至太平洋战争的策略。整个策略出奇的容易,只需要一百零五架战斗机,以及三十架中型、十二架重型轰炸机,每个月替换率约二至三成。回到华盛顿,威尔基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总统和战争部(War Departeent),在部里引发“大骚动”,使得史、陈两人对中国战区大战略究竟是陆权派还是空权派之争,闹上台面。

马歇尔认为陈纳德的方案是胡来。他给史迪威一封私函,表明一定支持他,但也温和地建议史“应该学会比常人更有耐心、更懂宽容”。史汀生也请宋子文告诉蒋,“辣椒(史迪威)比糖蜜(陈纳德)更有需要”。


史迪威与蒋介石不和




温文儒雅、讨人喜欢的周恩来,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圈子当中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许多人接受他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为他们是良性的改革派政党,甚至还是民主政党。周恩来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提供他对事件的看法,推动他主张有助于战后中国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响力相当大,特别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当中。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是个年轻的外交官,派在史迪威底下担任高级政治顾问,他形容中共是“农村民主派”。另一位重要官员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则认为中共的方案是“单纯的民主”——“在形式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这些是聪明、爱国并相当投入的美国人,认为抗日及早成功是最高优先,如果共产党能有助抗日,最好不过。

他们看待中国政治非黑即白,不知其中细微精妙,以今天观之,十分奇怪,但却是当时的时代产物。美国军界和外交界老一派的中国通,以及在华美国记者,钦佩中国人民的文化和历史。他们眼看着周围的悲惨、贪渎和贫富悬殊,心生不忍;这些情况在中国已存在好几个世代,但战事让它更形加剧,然而华人社会表露出来的既自在又律己的特质,在重庆保留了某些部分。共产党的边区直到一九四四年中期,仍罕被西方人看到,它不是已有数百年历史、拥挤不堪的城市,而是在农村地区由军事基地打造起来的社区——有严格管制、秩序井然、观点同质性很高的社区。美国人抢读以英雄与恶棍之别来解释国共差异的各种书籍。我们曾经提到伊罗生那本颇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品《中国革命的悲剧》,出版于一九三八年,由当时流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写了一篇长序。那时候,伊罗生本身是托派,但是在西方世界,他的书多年来被誉为讨论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及蒋介石早年事业的最佳著作。另一位法国作家马尔罗,写了一本以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血腥清共的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人的命运》。两位作者都把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描写成无可救赎、毫无国家意识和原则的人。或许最有影响力的应推斯诺那本《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斯诺在书中正面地形容蒋在西安事变之后的行动。《西行漫记》是本重要、迷人的书,但基本上它是对毛泽东毫无批评的一本传记,也是以毛泽东及其同僚的角度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国共斗争史。

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斗,以及苏联英勇抗德,全都助长时代精神,使得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倾向于相信鼓吹没有剥削或贫穷的人人平等运动之主张。此外,派驻重庆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少量中共官员,如周恩来等人,不仅本身是理想主义者,也很擅长以亲切、讨喜的方法进行周旋。

在西方人的观点里,国民党有个特质就是越来越贪腐。蒋打从掌权领导开始,私底下就一直烦恼贪污的问题,大小会议中都抨击这个现象。军事院校以及庐山的高级军官讲习班都宣扬清廉,多年下来蒋也枪决了若干贪官污吏。有些将官,如陈诚,被普遍认为“清廉”,即使共产党也同意这个评价。可是,中央军的多数高级将领,甚至许多最优秀的将领,大概多多少少利用职权涉及不道德或不法滥用公款。其他军官当然上行下效、有样学样。至于大小军阀及其部属如何用钱,就更加无从限制或查核了。抗战期间,通货膨胀肆虐,军人的薪饷全都下降,加上新进官兵品质和教育水平也下降,明显的结果是大家都搞贪污。

蒋本人继续试图建立榜样。他过的是非常舒适和安全的生活,官邸里仆从、卫士环绕,可是在这个保护罩里,他的生活方式一直很俭朴。他希望国民党的文武百官内外均秉持高职业标准、高个人道德,不过我们已看到,在中国大陆蒋从来未能有效实行这样基本的改革,集中管理军饷即为一例。他认为贪腐问题最好等恢复安定、统一,再以根本方式一次解决。对蒋来说,忠诚是其部属最重要的美德,也就是说他认为诚意、可靠和坚定,是“这些价值确立了人际关系层次网络的断定”。这个价值的次第不仅有助于保持他的权力,而且导致对贪腐、无能的容忍。不过蒋认为,这是维持军队团结,保持实力最重要的根本,唯有如此,才能在战争里求生存,并终至重回为一个伟大的主权国家。

同时,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孔祥熙报告:一九四二年的通货膨胀率将高达百分之二百三十五;这是从前一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三,再往上暴升。蒋不用问为什么物价一再攀高,因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军费屡创新高。国军部队伤亡极为惨重,部队人数已从一九三七年的两百二十七万人,折损到一九三八年底只剩一百万人!重庆政府在一九四○年开始扩大部队规模。美国大批军事、民事机构人员来到自由中国工作,到了一九四二年底也替中国经济注入数千万元法币(以美元向中国政府购入法币),这一来刺激到印钞机,也带动物价,并加速黑市汇率的扬升。此外,滇缅公路在一九四○年春天封闭,日军增加对自由中国工业设施的轰炸,都使得原本已稀少的日常消费用品,如纺织、布料、厨房用具等的供应益发困难,也就变得更加昂贵。

一九四一年秋天,为了对付预算赤字和部队、城市粮食需求,政府宣布土地税由中央征收,并规定将以实物缴纳,也就是以谷物缴税。这项变动使重庆必须设立复杂的谷物管理机关,好向数百万农家以实物征税。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占中国八九成以上——除了儿子被征兵入伍外,平常跟中央政府根本罕有往来。现在蒋下令中央政府组织一群“清廉的公务员”,从普受鄙视的地方税吏手中接管收税工作。他认为借由降低弊端会改善农民的福祉,以及对政府的态度。这项计划成功地收到大量的谷物,虽然运送过程难免有时遭人动手脚或损毁,它们大多能安全抵达城市、部队和难民营。从组织上看,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可是,从政治上看,蒋付出的代价恐怕太大。虽然没有好方法查证一些指控,不过有传闻表示,很多时候中央的谷物收缴官员“掩护旧日勒索成性的税务员的掩护”,这恐怕也不假。       

尽管问题十分严峻,中国人民依然勉可糊口,生活与过去差异不大。据驻重庆的美国财务顾问阿瑟•扬(Arthur N.Young)的观察,中国民众在这段期间甚至还“对货币维持相当大程度的信心”。

过去几世纪以来,天灾人祸不时给一部分中国人口带来悲剧。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有些村庄莫名其妙就陷入战火,或在日军惩罚性的作战中被摧毁。但是,这个广大国家多数人民逃过类似直接灾祸,即使遇到其他的麻烦,他们往往也可靠家庭、宗族和村社给予的协助,熬过难关。

固然很容易就听到批评和抱怨,大部分中国人继续展现出他们传统的积极人生观。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就是中国人与若干邻国人民截然不同的特点。史迪威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写给太太的家书就作了有趣的比较:“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感到震惊。在印度,当地人垂头丧气、骨瘦如柴、生病、病恹恹、面无笑容、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正面、愉快、笑呵呵地开玩笑、吃得好、比较干净、独立、干活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印度是无可救药了!”

十一月,蒋告诉史迪威,中国十五个师已准备好可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发动攻势、光复缅甸。他也答应再空运国军一个师到印度,使当地的X部队达到三个师的兵力。史迪威飞往印度,通知还是缅甸盟军总司令的魏菲尔,“假设委员长要求的盟军海、空优势,在孟加拉湾能够实现”,预备要发动攻势了。但是,英国人对进攻缅甸却一点也不热衷。魏菲尔和蒋介石一样,强调盟国“不能冒在缅甸二次失利的风险”。同时,美国战争部通知蒋——信息和罗斯福上个月才承诺要给飞机和其他援助完全相反——由于其他“紧急需求”,他不必期待会有其他重大新援助到来。史迪威和蒋都气坏了。史迪威气冲冲向战争部抱怨:如果这就是美国的态度,“要说服蒋投入缅甸战役将极其困难”。他写信给太太说:“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艘救生艇上,只剩下一个三明治,而救援船只却掉头驶离现场。他们太忙了,没空管我们这些小鱼。”

然而史迪威冷静下来后,采纳了魏菲尔的计划:只在缅北作战。他原本反对此一计划,但现在觉得总比没有好。魏菲尔的目标和蒋在一九四二年初访问印度时提议的方案雷同——打造一条从印度雷多(Ledo)通往缅甸密支那的公路,再从密支那联通到滇缅公路的起点腊戍。罗斯福批准联合参谋本部的建议,要史迪威调配充足的补给和器材以攻占目标地区,打造北方此一联通道路。

十二月二日,蒋致函罗斯福痛批英国竟然从反攻缅甸战役的承诺中退缩。他说,英国这一年承诺投入八艘战斗舰、三艘航空母舰、英印军七师,现在已减到没有任何主力舰,只有三个步兵师——而且这些兵力只能用在缅甸北部和靠海的阿恰布(Akyab)的有限战役。蒋要求罗斯福促请英国兑现承诺,以便夺回仰光,打开通往腊戍的缅甸铁路和旧有的滇缅公路。他再次明确宣布中国的十九个师会准备好参加春季攻势,但必须有足够的空中掩护和空中运输(空投)能力。他说,如果这些要求都做到,盟国不仅可以光复整个缅甸,还可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不必再等一年。蒋很明显决心执行原先讲好的大规模缅甸战役,由国军负责绝大部分的地面兵力。

蒋想要利用全球大战已转为对盟国有利的势头。苏联朱可夫(Georgy Zhukov)将军已在被战火毁灭的斯大林格勒包围了整个德国第六军的二十五万部队;英国亚历山大元帅也在阿拉曼(El Alamein)决定性地击败“沙漠之狐”。盟国的反潜艇船舰和飞机开始赢得大西洋战争;太平洋方面,日军自从中途岛战役突然失败以来,已损失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两千三百六十二名训练最精良、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罗斯福致函蒋,表示过几天他将到卡萨布兰卡和丘吉尔以及联合参谋长团开会,会把蒋对缅甸战役的意见提出来。然而,罗斯福也说——信函的一部分显然是由战争部拟稿——缅甸北部是比缅甸南部更重要的目标。马歇尔在战争部的僚属跟史迪威一样,决心在春天发动缅甸战役,即使攻击只限于缅北,且少有英军支持,而且不确定是否享有空中或海上优势。

罗斯福这封信可能让蒋初次察觉,美方有可能同意大幅更动作战范围,他在回信中重申他偏向以两翼进攻光复仰光。此时,魏菲尔已修正自己的意见,也建议说:雨季来临将使守住缅北变得无法掌握,唯有占领仰光才可能打通前往中国的供应线,而此一战役不应在秋季前开动。109这也正是蒋的想法。丘吉尔则更进一步,他相信缅甸是全世界最难和日本人作战的地方,要从雷多穿越山区开一条八百多公里长公路的艰巨工程,恐怕缓不济急,等到需要都过了,也建不好(这个观察日后证实颇有先见之明)。

史迪威早先支持蒋对战役所定的条件和目标,现在却责怪攻势延迟是因为蒋拒绝让国军涉险。他写信给马歇尔说:“花生米说他不肯参战。”史因此提议:除非蒋投入国军打新的缅甸战役,否则美国应该威胁他我们要打包走人、退出中国。这实在不是一个对蒋的立场的正确描述。而是,不论如何,英、美皆无法抽调所需的船舰、飞机及早来支持在缅甸发动作战。所以,盟国联合参谋长团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确认,缅甸之役的目标是攻占仰光,但攻势必须延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旬。缅甸战役现在起代号“安纳吉姆”(Anakim);此一新日期和作战要素正符合蒋在过去五个月的建议:确实做到充足的海、空支持,要有优势的地面部队,目标是攻略仰光。为了弥补没邀中国领导人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罗斯福和丘吉尔派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到重庆,向他简报有关“安纳吉姆”的决定。代表团成员有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幸运儿”阿诺德(Henry “Hap” Arnold)将军,以及英国在联合参谋长团的代表狄尔(John Dill)元帅。

代表团来到重庆,盟国高级代表向蒋说明:“安纳吉姆”的目标是打开仰光港、缅甸铁路以及滇缅公路,以便替中国集结点和机场取得补给和器材,可用于对付日本航运,以及最终极的日本本土空中攻击。这正是蒋所要的,立刻就同意了“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他又重申必须要掌握孟加拉湾。盟国简报代表说,将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前夺下仰光。阿诺德也递交给蒋一封罗斯福的亲笔信,再次保证会有更多美国飞机送到中国战场。

蒋对会议内容十分满意,在黄山官邸设宴款待贵宾。次日,蒋和阿诺德辟室密谈,蒋抱怨他的要求、美方的承诺,在过去一年大部分都用种种“借口”推拖了。阿诺德告诉蒋,已在采取措施满足他的要求,包括会给他更多飞机。阿诺德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配合加入光复缅甸之役。蒋毫不含糊地说“是”,后来他又以一封信向罗斯福重申,国军将准备就绪“必能履行其所负之任务”。

史迪威也参加代表团和蒋的最后一次会谈;依据他的说法,他“逼着花生米决定,如果得不到设定的海上支持,下个秋季他是否会进攻”。中方的会谈记录显示,史迪威追问:“这是否代表:除非你要的东西都要到了,否则中国不会参战?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回答:“中国抗日已经打了六年。即使没有英、美协助,中国还是自己会打下去。”史迪威又逼着问:“如果你出的条件没有被兑现,你就不和日本人打了。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又回答:“它们不是条件。身为战区统帅,这是我为确保胜利的最低要求。”蒋在日记写下,他在会谈中不去计较史迪威的言行,但是他派宋子文去责备史怎可如此不敬、咄咄逼人。史迪威不改恶习,还写信给马歇尔说,蒋才是在会中“动辄生气、耍大牌……,不论给他什么,都不断要求更多”。史迪威再次警告说,除非被“严词以对”,蒋的态度将会持续下去。

罗斯福读了史迪威给马歇尔的这封信,觉得史“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方式完全不对”。他一定也不免忖思,为什么蒋和阿诺德的会谈那么顺利,史迪威却给予负面的评价。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罗斯福给马歇尔一封信,实际上责难史迪威和委员长来往的态度。罗斯福说,我们必须记得:“委员长历经千辛万苦才成为四亿人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一大群各色各样的领导人当中,获致任何的团结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军人(还有其他人),不论地方或中央,人人都在争权夺利,更何况他要在中国以非常短的时间去建立我们一两百年才能完成的统一。”罗斯福甚至从中国的情势脉络去替蒋的威权做法找解释。他告诉马歇尔,委员长“觉得必须维持他的崇高地位。你我在同样情境下也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长,也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对这样一个人用严厉态度讲话,也不能像可能对待摩洛哥苏丹的方式去要求他给承诺”。罗斯福明白表示史迪威逼蒋做交换的想法是不对的、不会奏效。

罗斯福也指出,史迪威的信完全略掉中国一九四三年的空中行动。这不是史迪威首次在其战略建议中完全不提此一现代战争的关键面相。罗斯福指示,美国政策要着重陈纳德提议的空军战略;战争部因而从计划登陆西西里的兵力中抽调三十架运输机到中国战区。一队四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群很快也到了印度,预备部署在中国。飞虎队改编为美国十四航空队,陈纳德被擢升为少将,担任其指挥官,并且掌管驼峰机队的行动作业,两者皆不受史迪威指挥调度。为示安慰,马歇尔颁予史迪威司令官级的功勋勋章。

霍普金斯此时通过私人通信得知蒋、史之争,它们也刺激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批评。这些幕后的报告来自陈纳德新聘的文职助理艾尔索普(Joseph W. Alsop)。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是罗斯福的远房亲戚,也是霍普金斯的家族朋友。艾尔索普在他的密函中形容史迪威“霸道傲慢”,他对中国人一般的态度有如“坦率但不太和善的大叔,对待无可救药的、任性的侄子”。艾尔索普也支持陈纳德的战略,推动从中国对日展开空战。

四月中旬,日军集中一支大型作战部队溯长江而上,进攻湖北、湖南。其目标明显是要劫取华中的粮食供应,但是这一攻势也会对中方施加压力,可能扰乱国军的整训,以及下一次缅甸作战的计划。蒋担心此一攻势意在攻占重庆,而且是因史迪威为了缅甸行动,力主从长江中游抽调国军好几个军的兵力到云南参加Y部队受训,才提早出现的。蒋命令Y部队司令官陈诚,从云南回防第六战区,并从Y部队调派七万部队去增援长江的守军。史迪威对抽调部队增援、扰及其练兵计划的此一做法非常不满。四月十六日,他声称和蒋“大吵一番”。史迪威坚称日军此一攻势只是意在抢夺中国内河邮轮的“劫掠”而已。


宋美龄访美和开罗会议




一九四三年二月初,宋美龄和她的随从(包括侄子孔令侃、侄女孔令伟)离开长老会医院,搭乘轿车前往罗斯福总统在纽约上州的寓邸海德公园。宋美龄住院三个月,病情讳莫如深,如今出院,又与埃莉诺住在一块儿,引起美国公众和媒体的称羡。她在海德公园作客六天,然后搬进白宫。自从青少年起就喜做男生装扮的孔二小姐,把罗斯福搞糊涂了,一直喊她“小男孩”。宋美龄和罗斯福一见面,就拜托务必把已答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战斗机,快快送到中国。二月十八日,她出现在国会山庄,先在参议院即席演讲,又到众议院以预先准备的文稿发表谈话。她是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一位民间人士,也是第一位女性。她穿着有东方高领的简朴的黑色旗袍,及膝的开岔露出红色衬里,胸前佩戴中国空军的银翼标记。得州众议员雷伯恩(Sam Rayburn)介绍她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全世界最杰出的男性之一的好帮手、好伙伴”。她告诉参议院,中国人为和美国人相同的理想作战——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宣示的四大自由,“它好似自由之钟响彻我们广阔的国土,它是联合国的自由之钟,也是侵略者的丧钟”。她驳斥击败日本没有击败德国来得重要的说法,但她没有明确提到美国援助中国的问题。

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都为她倾倒。罗斯福夫人说,在白宫会议和晚宴中和宋美龄谈过话的男士,都觉得她“娇媚、聪明和迷人”。但是,纤柔的手、低沉温和的嗓音掩盖的是如铁一般的决心。餐桌上有人问到,她会如何应付像约翰•路易斯(John L.Lewis)这样兴风作浪的工会领袖,埃莉诺日后回想起来,“她那美丽的小手举了起来,作势切过喉头”。

在这个戏剧性的开端之后,美龄展开全美巡回演说。有意思的是,这时候原本在蒋、史之争中强烈支持蒋介石的居里,却开始试图破坏华盛顿对蒋氏夫妇的支持。他向国务院抱怨,宋美龄巡回演说时批评罗斯福总统的“先击败希特勒”之政策——这个立场对中国第一夫人来讲,并不算不寻常,也不是特别有挑衅的意味。他也安排暂时回到华盛顿的谢伟思和皮尔森(Drew Pearson)会面;皮尔森评论中国的专栏批蒋越来越凶。居里也开始搜集美龄被控贪污以救灾为名募集来的捐款之罪状——联邦调查局报告引用“可靠性不明”消息来源,另外日本从占领的香港之电台发出的宣传,也说孔宋家族涉嫌贪渎。一九四五年,联邦调查局获悉,居里此时涉嫌提供信息给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克格勃在纽约的情报信差。

尽管白宫下达指令,答应给中国的五百架战斗机依然没有动静。马歇尔和史汀生依然反对空权战略,战争部或许是刻意慢动作去执行总统的命令。在宋子文力促下,蒋致函罗斯福呼吁在未来几个月集中资源到中国战区,目标即发动陈纳德的空中攻势。蒋说,任何日本人对空军基地的反攻,都“会被国军阻止”。有鉴于日本人前阵子对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的反应,以及蒋当时说守不住、现在又有信心未免太奇怪,美方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

在马歇尔建议下,史迪威和陈纳德都被邀回华盛顿参加讨论未来战争方向的研讨会——三叉戟会议(Trident Conference)。两人搭乘同一架改装的解放者轰炸机回国。史迪威很明显厌恶和他的敌手同享光彩,一个预备军官出身、一九三七年即退伍的陆军航空队上尉!但是,媒体却把两人一起捧为国家英雄。《纽约时报》社论宣称史迪威是个受重庆敬爱的外交官:“从委员长以下,人人都喜欢他。”

三叉戟会议正式开始前的另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明白表述,他依然没兴趣攻打缅甸,而倾向进击苏门答腊。然而,他终于同意针对缅北发动小规模战役,这个决定和罗、丘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对蒋所作的承诺,以及“幸运儿”阿诺德前往重庆所做的简报方案有所矛盾。史迪威和陈纳德也在三叉戟会议开始之前,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晋谒罗斯福,呈报他们互异的中国战区战略。陈纳德在回美国途中改写计划书,其内容和他在去年十月间交给威尔基的那套过分有野心的方案,略有不同。他现在说明,他要求两百五十五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每月七千一百二十九吨的补给。有了这些,美国十四航空队可在华东夺得空中优势,并在更广泛地区摧毁日本航运。陈纳德承认,受到这种空中攻击后,日本人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企图摧毁相关的机场。但是,他和蒋介石一样,认为国军和他的十四航空队可以击败来犯之敌。

粗犷的陈纳德给予罗斯福很好的印象,罗早已从威尔基、居里和艾尔索普那里听到对他的好评。陈纳德手下飞行员与日本人的近距离格斗之战绩,虽然有可能被夸大(比起其他战区的敌我损失对比率高出许多),使他成为迄今盟国最成功的空军指挥官。相形之下,史迪威在此次会议的表现,却令支持他的人吓了一跳。他反对陈纳德计划最具说服力的一点即是:它会刺激日本大肆攻击,而国军和第十四航空队不可能围堵住;可是,他却没有好好发挥。他的好朋友马歇尔后来描述,史迪威“弓身、低头坐着,嘴里喃喃叼絮中国作战不力”。史迪威的传记作者日后解释说,史“没有机智或能力对付他瞧不起的意见,但他又极易瞧不起人”。但是,我们很难相信这位伶牙利齿、说话直率且强势作为的将军会在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会议上,由于出席人士如罗斯福、陈纳德的批评,就变得说不出话来了。当史迪威碰到他最瞧不起的蒋介石,他言语上可从没不知所措过。罗斯福就猜,史迪威可能生病了,而问马歇尔:“病人不该解职吗?”

稍后不久,史迪威得以在没有陈纳德在场的情况下见到罗斯福,口头报告蒋介石的口信。史迪威可能自由编造用词,指蒋提出警告:若无已答应的五百架飞机,日本人可能溯长江而上,而国军可能会弃械降敌。可是,史迪威又表现得不够沉着,让罗斯福印象很差,他又陷入“缄默的本性”。他替罗斯福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列举他的观点,强调包括空运物资吨数等方面应优先重视缅甸战役(“安纳吉姆”),而且必须要求英军、国军都坚守承诺——但是他没讲明,他指的是原先的“安纳吉姆”计划,还是已被大幅修正的“安纳吉姆”计划。然而,罗斯福告诉马歇尔,他希望优先供应在中国发动空中攻势,并且尽可能提供蒋介石所要的。

三叉戟会议五月十四日在白宫正式举行,继续讨论陈纳德和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立场相对的战略。依马歇尔的描述,史迪威再次“像个闭口的蛤蜊,因此让人印象不好”。不过,史迪威倒是提出他的基本论点:陈纳德计划会招惹日军进击,而要制止他们,会需要动用国军五十个师的兵力;他怀疑驼峰空运作业有能力每个月提供美国十四航空队五千吨的物资。这时候,罗斯福问史、陈两人对蒋介石有什么看法。史迪威对这个问题可一点也不缄默,他说:“他是个优柔寡断、奸诈、靠不住的无赖,说话从来不算话。”陈纳德予以反驳:“长官,我认为委员长是今天世界上两三位最伟大的军政领袖之一。他对我的承诺,从来没有失信过。”

三叉戟会议进行期间,日军在长江中游的攻势——或者史迪威所说的“劫掠”——转向西北山区,扑向扼三峡出口的石牌天险。蒋介石飞到湖北指挥作战。在陈纳德所剩不多的P-40 和解放者轰炸机支援下,石牌天险守住了,日军开始撤退;陈纳德形容那是“溃不成军”。但是,蒋、陈这边宣告大捷,史迪威的幕僚却向媒体放话反驳。放话者说,日军因为已达成其有限的目标,因而照计划退兵罢了。这个结论纵使是对的,故意让盟友(就算过分夸大)的胜利出丑,显示史迪威对蒋的个人恩怨,已蒙蔽了他的判断。

这时候,宋美龄显然是应埃莉诺之邀,又到白宫住了几天。同时,她哥哥宋子文已经出任外交部长,也来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的一个场次,表达中国的立场。美国陆军历史学家没有使用引文,直指“宋说,除非有诚意开始进行救济,并履行卡萨布兰卡后的承诺,否则中国将单独与日本媾和”。中国外交部长若真的有这么石破天惊的声明,史学家应该要完整引述全文予以记载。再者,依照中方的记录,宋只说,蒋介石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我们“不应怀疑他的决定。否则,我们将重新考虑,我们是否能继续执行中国战区的指挥权责”。这当然是警告,但却是比美国陆军史学家所报道的更加细致、更加外交辞令的警告。总之,联合参谋长团决定不理睬蒋的强烈希望,决定还是把缅甸战役局限在缅北地区。但是,次日宋子文在白宫抗议之后,罗斯福又答应这项计划会包含“缅甸全境作战”。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并没协调两人的游说工作。宋美龄单独运作,试图说服霍普金斯,罗斯福应该通过她而不是她哥哥,与重庆方面沟通。蒋夫人事实上非常有说服力,在一次会谈中,她得到罗斯福原则同意,中国政府可以使用一九四二年承诺的五亿美元信用融资当中的两亿美元去购买美国的黄金,再出售给中国民众以对抗通货膨胀。

罗斯福也提议用另一个方法解决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争执:新的战机不用来增益陈纳德的部队,而是用来直接加强中国空军的实力。中国空军是独立的,陈纳德本人和所有人都认为它实在无可救药、太差了。蒋夫人立刻冲到位于V街的中国防务供应署办公室,向她哥哥宣布她已争取到委员长所要的一切东西。不料,宋子文大怒,致电委员长要求他照会罗斯福:蒋夫人无权代表他交涉。没有记录显示蒋是如何反应的,但显然他支持宋子文的立场,因为宋美龄突然决定回重庆,带着对她哥哥一肚子的恼火回国。

罗斯福在三叉戟会议中已对史迪威存下不良印象,在总统寝室和霍普金斯谈话时又表对“家丑外扬”的强烈不满。他说,史迪威仇恨中国人,送回来的报告“尖酸刻薄”。宋子文可能提供给霍普金斯一封备忘录,列举近来史迪威判断不当的一些事例(大部分涉及他对派送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之分配)。宋子文备忘录的结语以史迪威式的侮蔑词语说:“史迪威烟酒不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个备受尊敬的童子军领袖……但是毫无疑问……他完全不适合作为重要军事领袖……他想当“中国戈登”戈登(Gordon),为一名英国军官,助清朝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有功,同治皇帝因而授予戈登中国军队当时最高军衔——提督。——编者注的想法,相当与时代脱节。”霍普金斯其实也不需要别人多怂恿或说服,他本人早已对史迪威“强烈的不妥协”厌烦透了。

同时,罗斯福对于最终中国而非太平洋诸岛将是对日反攻的最佳战场这个构想越来越有兴趣。美军在太平洋各岛伤亡人数迭创新高,美国军方首长也开始转向这个构想。霍普金斯告诉宋子文,“几位美国最优秀的战略家”相信中国应该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基地”。只要国军和陈纳德得到可以对付日本强力反攻所必需的大量物资和器械,蒋介石一定赞同这个构想。六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美国已决定给予中国三百架全新的P-40战斗机。蒋对于这个“令人兴奋的新闻”高兴极了。他认为,最近的“鄂西之胜利”对于提升美国十四航空队的声誉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报告的次日,打电报给太太,指示她和罗斯福辞行谈话的重点。他也建议她提起史迪威的问题,但别把它说成“太严重的事”。他又描述史迪威的“傲慢性格”,像“殖民主义者”一般轻蔑国军,以及尽管“军事失败”,仍“自大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错”。蒋夫人迅速回复,犹豫在这个时机向罗斯福提起这个敏感话题,是否明智。蒋说,由她决定;显然她并没向罗斯福提起这个议题。

史迪威回到重庆,向蒋简报三叉戟会议的内容,他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冒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他拒绝让蒋知道缅甸战役海军的计划详情,声称内容太敏感——在蒋坚持之下,后来他只提供翻译版本。里面提到盟国将派三艘战斗舰、八艘航空母舰参加缅甸战役,这是蒋很高兴能得到的另一项承诺。七月十二日,他建议再加强原定的空中力量,但他也正式同意三叉戟作战计划——它符合他自己一开始就主张的构想:确保海、空优势。

不料隔了几星期,承诺又生变。英、美高峰会议八月十九日在魁北克揭幕,讨论意大利(可望)投降后的盟国战略。蒋很生气又没被邀出席。他在日记里责备“国际”这种“势力与强权……不平”运作,也迅速发出电报抱怨。盟国因此决定邀宋子文赴会。宋子文匆匆赶到加拿大,却在第一天向委员长报告:他“还未见到任何人”。这很不寻常,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四强会议里,盟国联合参谋长团一致同意,中国将是攻击日本航运、轰炸日本,甚至最后攻进日本本土最好的基地。根据这项计划,盟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同时,经过整编、训练的国军则由西东进。两翼会师后,就挥兵北上。同时,美国空军将利用全新、威力强大的B-29轰炸机(航程两千六百公里,可携五吨炸弹)从中国轰炸日本。新任印缅战区英军总司令奥钦列克(Claude Auchinleck)元帅向军事首长们报告,他认为在缅甸的任何作战都是“徒劳无益”,丘吉尔也一再发牢骚,认为这全然浪费力气。即令如此,联合参谋长团还是确认攻占缅北之役将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展开。然而,他们没有提到攻占仰光,也没有提到三叉戟会议中承诺的大批海上武力之支持。

虽然史迪威五月间在华盛顿的表现不佳,他一回到重庆就开始在一本“黑色记事本”中自言自语,做起在前线指挥中国全体军队(包含共军部队)的春秋大梦。想要这么做,他必须在中国军中取得“前敌总指挥”的头衔。有了这个头衔,他就对前线所有的中国部队拥有“绝对权力”,而蒋介石将只是“表面上”全盘负责,陈诚只是“表面上”前敌总指挥。史迪威认为,如果蒋不同意,可以“滚一边去”,因为美国会停止对华一切援助。这个六十一岁的洋基佬,四年前还只是个任官多年、没有实战经验的上校,现在却幻想自己成为四亿人口大国实质上最有权力的人,僭取领导这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国家及其军队几近二十年的首席人物之大位。

史迪威的副手“小指”窦恩上校和一些“认真考虑过的中国军官”联手密谋史迪威计划的细节,这些人希望“在高层有决定性的改变”,他们告诉窦恩,蒋的权力已“动摇”。中国政府会把这类讨论视为叛国。史迪威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非正式地把这个大胆计划推销给马歇尔,如果可能的话,也向罗斯福总统进言。八月间,作为他构想中的前敌总指挥的热身,他向委员长上备忘录提议调共军参加联合攻势,并且把中国所有的武装部队重组成为国防部队和地方守备部队。蒋认为,这种备忘录等同对中国内政的“不逊之言”,不予理会。

史迪威晓得,华盛顿对中国战略的政治角力,会受到新闻界的重大影响。三叉戟会议之后要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到国会山庄拜访若干议员,提供他的看法。戴维斯也在华盛顿协助,并安排《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尤金•梅耶(Eugene Meyer)设宴,找了六至八名大牌记者和史迪威交换意见。另有二十人在晚宴后参加进来,听取史迪威“非正式”的说明。和他与罗斯福开会时的情况截然不同,史迪威这次相当有说服力,《纽约时报》根据汉森•鲍德文(Hanson Baldwin)的报道,发表标题“对中国抱太多一相情愿想法”的批评文章。戴维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分别对驻在重庆和美国的许多西方记者、外交官和其他人士,提供这份资料。一个美国外交官凭着自己的职权就在美国国内策划媒体抹黑战时盟国,而且这个盟国还是美国总统所支持的,这真是不寻常。但是,戴维斯的观点和史迪威完全相同。

同一段期间,陈纳德、艾尔索普和宋子文也忙着拜访媒体和国会人士,提供他们不同的看法。一九四三年五月,陈纳德在华盛顿期间,曾经三度蒙罗斯福私下召见,私下交谈。罗斯福嘱咐他可以直接上书,让他知道中国的状况。现役将领和总统办公室直接联络的做法,十分不合常规,令史迪威、史汀生和马歇尔都很不爽。马歇尔甚至当面告诉陈纳德自己不信任他。

九月十三日,史迪威奉召到委员长于重庆城里的寓邸。他见到了宋美龄和宋蔼龄。根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宋氏姊妹告诉他,她们很担心国军的军事准备不足。史迪威同意她们的关切,指出哪些人应该对这些问题负责,其中最重要的是参谋总长何应钦。会中某人(史迪威日记没讲明是谁)建议,有一个补救之计就是让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换下何应钦。宋美龄在华盛顿期间大力游说反史迪威,为什么现在又突然愿意与他结盟,我们并不清楚。她和哥哥的竞争必然是因素之一。她毫无疑问气愤宋子文和委员长斥责她在华盛顿干预国政,想要恢复她作为委员长处理对美事务重要助手的地位。

宋氏姊妹并没向史迪威说明她们的动机,但凡他说的,她们全都同意,于是三人“签署了攻守同盟”。史迪威写下:“她们很认真。”从十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史迪威记载和宋氏姊妺有过十次会议。她们痛骂何应钦(“非常自负的小猴子”),抱怨委员长很难相处,并且自夸最近促使蒋在宜昌附近认真和日军交战。据说,宋美龄“透露跟委员长的生活糟透了”,并宣称她是唯一可以跟他说实话的人。

就在这时候,宋子文还在华盛顿,终于进入让史迪威下台的尾声。八月二十一日,宋子文谒见罗斯福,表示若是史迪威不解职,“中、美合作堪忧”。罗斯福答说,他也很关心这件事。宋向蒋报告这段对话。(蒋夫人可能读到这些来往函电,然后邀史迪威参加了一个令他觉得突兀的会谈。)九月十六日,宋子文向罗斯福辞行,罗同意更换史迪威;宋离开华盛顿之前,也被告知(可能是霍普金斯告诉他)马歇尔不再那么器重史迪威。

宋子文和美国陆军供应司令萨默维尔(Brehon Somervell)将军飞回重庆。十月十三日,宋从重庆发电报给霍普金斯说搞定了——委员长会提出更换史迪威的要求,萨默维尔会正式把请求呈报给华盛顿。孰料,这时候萨默维尔接到战争部的信息,要他留在重庆静候进一步指示;他以为自己会被派接替史迪威的职务,而他根本不想蹚这趟浑水。
萨默维尔用尽一切办法,设法劝说委员长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他私底下也告诉史迪威,委员长坚持要把他解职,罗斯福曾经两度考虑要召他回国。史迪威在日记写下:“我猜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蒋的心意未决。蒋在日记中也说,他和美国的关系、即将展开的缅甸战役,还有中国军方的态度,都应该比这件事更重要。毫无疑问,他也是担心如果争端造成对美关系危机,他的内部敌人会试图逼他下台。

宋子文回到重庆,赫然发觉他的大姊、小妹联手力促蒋让史迪威留任;她们认为,逼史去职会对中国不利。在蒋氏官邸里,一场非同小可的家庭战争爆发,艾尔索普每晚都听到宋子文向他诉苦。史迪威和宋美龄都瞧不起的何应钦,也参加进来辩论,支持宋氏姊妹的主张。他可能觉得,史迪威留在中国,委员长的力量会削弱,甚至可能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引退或被推翻,届时他或许有机会掌握权柄。

十月十六日,新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勋爵(Louis Lord Mountbatten)飞抵重庆。蒋问起来时,蒙巴顿坚持史迪威应该留任;因为,他才刚刚批示让史迪威在本兼各职之外,再加上一个职衔,出任他的副手。蒋被这些声音说服了,又怕不论宋子文被告知了什么,此举恐怕会得罪马歇尔甚至罗斯福;他要蒋夫人去告诉史迪威,倘若被召回国,恐怕有损他将军的名誉,但是如果他肯道歉并改变作风,委员长或许会原谅他。宋氏姊妹劝史迪威要谦让、承认犯错、道歉并保证改正。史迪威说,他犹豫许久,但在两姊妹坚持下,他终于答应。

史迪威在宋氏姊妹陪同下,于十月十七日夜里去见委员长。根据中方的记载,史迪威表示他真诚希望帮助中国,若有任何误解“皆出无心”。他保证必不再犯。蒋对史说教,大谈最高统帅和参谋长的职责,并建议史迪威克制他的“优越情结”。史迪威保证,蒋是主官,他会扮好顾问的角色。

蒋夫人冲出委员长书房,宣布史迪威同意遵从最高统帅调遣时,陈纳德正在接待室等候晋见委员长。蒋单独召见宋子文一起早餐会谈。宋激昂地报告说,他终于取得美国政府让史迪威去职的无条件支持和谅解。蒋答说,他一直很在意史迪威不肯服从命令,可现在史已保证今后将会“听话”、更加合作。因此,他决定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

宋子文失望透了。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美国总统同意召回自从到任就让委员长芒刺在背的人,结果全是徒劳。宋力主蒋不应错过这次让史解职的机会。他一度抗议说:“难道你是非洲部落的酋长,可以这么反复无常?”蒋怒不可遏,一拳捶到小餐桌上,盘子碎了一地。回到家后,宋子文向艾尔索普透露对话经过,不禁潸然落泪。但是,事情似乎告一段落。次日,史迪威、陈纳德和萨默维尔来到官邸和蒋氏夫妇喝茶,彼此闲聊,仿佛一直都是朋友似的。

蒙巴顿来到重庆召开盟国正式军事会议,借以讨论缅甸战役。会议在黄山官邸举行,这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这一类正式会议。会议头一天,宋子文以外交部长身份陪同贵宾进入小妹所处的接待室。颇善于在女人圈周旋的这位英国勋爵,觉得她“有最动人的容貌、格外妩媚……有一双优雅的腿”。她低声与哥哥快速交谈,蒙巴顿认为她要他出去;因为宋子文摸摸眉心表示他不舒服,然后就告退了;此后一连数月重要外宾或访客都没见过他。

委员长一进来,蒙巴顿立刻觉得他“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见过最有威仪的中国人”。虽然私底下蒋很生气联合参谋长团要把泰国和中南半岛划出他的战区,置于蒙巴顿的新战区辖下,但接下来两天的正式会议“顺利得不得了”。蒋、蒙两人达成协议,这两个国家仍归属中国战区,但两个司令部都可进入作战。蒙巴顿告辞时,对东道主有了“真实的情感和敬重”。

宋子文卑屈地写了一封信向委员长道歉,但蒋觉得宋拿他和非洲酋长相比,简直欺人太甚,把他置于软禁状态。那年冬天,宋子文经常和艾尔索普相偕在寒冷、空旷的稻田间散步。同时,史迪威趾高气扬,在日记和信函里也不掩饰一下,全无认真承诺改变作风的样子。他告诉太太渡过“这难关”,他觉得“像空气一般自由……伟大、光荣”。他形容“花生米”十月十七日的说教“全是胡说八道”。相形之下,蒋的日记和行动却显示他真心和史迪威修好。蒋介石不是那种记仇的人。

一九四三年夏天,蒋曾在日记写下,他不需要强迫中共解散;他认为他的主要策略应是运用政治和宣传手段,促使共产党产生“内部裂痕”;他觉得此时共产党内部裂痕正在扩大。事实上,此时也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和党内的“国际派”已有分裂。根据苏联档案文件,季米特洛夫派一个 NKVD(即克格勃前身)的特务前往重庆,和周恩来主持的驻重庆联络处接触,并就中共内部情势提出报告。这个华人特务高东(Gao Dong,音译)俄文名字为戈杜诺夫(Godunov),与周恩来和其他人数度在周的重庆办公处会面。高东从这些人那里取得消息,并通过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拍发电文:延安正在加强反蒋运动,它的主题是警告大家提防国民党大肆进攻中共的边区基地。高东报告:共产党报刊和大字报上的漫画,把蒋和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并列。延安的新口号是抗战之前的老调:“抗日、反蒋”。

斯大林并不反对此一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行动。在库尔茨克(Kursk)坦克大战之后,德军已全面撤退,斯大林已开始思考战后的中国局势,以及应对蒋增加压力的必要性。莫斯科的报纸抓住这个主题,指控蒋曾对中共下达最后通牒,要他们投降。听到莫斯科指控国民党即将进攻的消息,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向华盛顿示警,马歇尔急电宋子文表示极为关切。蒋认为这些指控是“俄国之阴谋”的一部分。

毛的党内运动告一段落时,并未如蒋的期待出现党内大分裂。根据高东对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以及弗拉迪米洛夫对GRU(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报告,周被解除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职位,承认在宽容国民党这上面犯了错误,再次宣示接受毛的路线。185事实上,蒋很快就接到情报,周以中共南方局书记的身份下令加强吸收国民党干部做中共地下党员的运动。蒋认为这是毛在替抗战之后的斗争预作准备的一个迹象。
九月间,蒋还在踌躇是否让史迪威解职时,他对中共一再挑衅、攻打国军,越来越按捺不住怒火。他认为,史迪威推销国共联合行动,已使中共“悖乱挑战,倒行逆施,日甚一日”。他在日记里反省,表示对中共问题最好是有个“军事办法”,并且“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这前……从事”。他告诉此时还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他过去没打算用武力对付中共,但这次“不得不用纪律处治,以明功罪,而整纪纲”。然而,就军事、政治后果考虑了一整夜之后,蒋在次日又告诉宋子文,“不加以法纪之制裁”。

九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十八页的小册子声讨中共罪行,如攻击国军部队,非法扩张其武装力量,发行自己的货币,以及走私鸦片等等。五天之后,尽管双方严词交锋,中共代表董必武到重庆出席包罗各党派人士的国民参政会。同时,毛的信息非正式地由周及其他人传给美国人,表示尽管口水战上升,国民党又有进攻中共边区的可能,但是中共依然信守抗日统一阵线和“民主的”政治过程。大约这时候,周恩来和斯诺在重庆会面,表示希望美国军事及记者团近期内可以访问延安。斯诺立刻把话传给美国人。同时,史迪威的手下戴维斯也开始正式向华盛顿推动让史迪威到中共边区正式访问的主意。

斯大林担心日本和中共的反应,表示若是蒋介石出席下一次的盟国高峰会议,他就拒绝参加。蒋也不想跟斯大林碰面,因此盟国安排了两项会议:开罗会议由美、英、中领袖参加;德黑兰会议,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碰头。开罗会议预定十一月中旬举行。会议召开的十天前,罗斯福派前任战争部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向蒋介石做简报。蒋对此一“善意、真诚”的姿态大为感动。他写下:罗斯福总统的“侠义、高尚”已达到“极致境界”。

六十一岁的赫尔利,个头高大、爱热闹、个性固执,俄克拉何马人。从小在乔克托族印第安人保护区附近长大。从印第安学院和法学院毕业后,他担任乔克托族的律师。赫尔利学会乔克托人作战时的尖锐呼号,在阿尔贡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战役中因英勇作战获颁勋章;后来担任胡佛总统的战争部长。赫尔利是个坚贞的共和党人,对于罗斯福的内政政策无一不反,但是乐于替总统到海外执行艰巨任务;譬如,他主持将补给运入被围的巴丹半岛(Bataan),只是并未成功。一到中国,他就告诉史迪威,在美国国内史迪威被看做是“中国的救主”。

八月十二日起,赫尔利和委员长会谈了三天。蒋先就罗斯福书面问题作答;蒋承认他不愿意和斯大林碰面,但是在抗日作战上他会和苏联军事合作。赫尔利说,美国战后政策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包括英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支持以自由、强大、民主的中国作为亚洲最主要的、稳定的力量。蒋告诉赫尔利,他很感谢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尚道义”。

蒋在准备自己到开罗开会的报告资料时,于日记中强调采取“淡泊自得”,以不要求物质援助为实际作为。起程之前,他批准了史迪威起草的计划,预备在开罗提出来;它包括:盟国一九四四年初使用海、陆、空力量“全力”抢通经缅甸往中国的卡车路线;美国提供武器和设备装备中国九十个师的兵力;每月一万吨物资飞越驼峰,以支持在中国的空中作战。基本上,这是蒋在过去十八个月对发动缅甸战役的一向主张——强势兵力。可是,史迪威在他当天的日记上标出大大的“胜利”两个字,仿佛他好不容易争取到蒋的同意。马歇尔从史迪威的报告得到错误印象,说出相当不正确的一句话:“这是战争开始以来,委员长第一次积极表示有意改善及使用他的部队。”其实,打从一开始,蒋就试图拯救香港,主动派出精锐国军入缅作战,支持史迪威在印度集训X部队,在云南整训Y部队,在长沙和宜昌进行战事,在杜立德空袭东京之后日军的惩罚战之中损失三万兵力——现在他已准备好,甚至可以说是渴望,投入总共十八个师的兵力参与第二次缅甸战役,只要盟国有空中与海上的优势。这时候,蒋也同意史迪威另一项建议:若是麦克阿瑟率军登陆华南,他愿派一位美国指挥官统率中、美联军。不过,这个概念和史迪威所想的,由他本人指挥前敌所有中国部队,大不相同。

宋蔼龄向“酸醋乔”说,蒋对即将出席开罗会议“心情非常愉快”。从蒋介石这段时候的日记明显看得出来,他在与史迪威的关系上,已开始积极的新篇章。可是,他并没得到善意回报。蒋展现他对这位美国参谋长的新信赖,要史代表中国在开罗会议作报告。可是,史听完之后,回到房里写下:“我听见他摇尾巴了!”史迪威的日记事实上用词遣字变得越来越恶毒。例如,在起程前往开罗、预期会见到罗斯福之前,史在日记中称呼美国总统是“橡皮腿”。

史迪威比蒋氏夫妇先抵达开罗,和马歇尔碰面。马建议,既然史在中国没受到尊重,应该离开中国。史表示希望留下来,马歇尔命令他:“那就别再胡说八道!”他立刻明白马的意思,抗议说他从来没公开喊蒋“花生米”。马歇尔立刻顶回去:“你从来没说过谎。别从现在开始说谎……别再对你的部属讲这些事。”但是,史迪威并没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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