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新世界》是一部幻想小说名著。刻画的是机械文明下的未来社会中，人的“人”性被机械剥夺殆尽，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以几种种姓产生于工业化的育婴房，接受种种安于现状的教育，热爱机械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他们拥有安定、无限的“自由”，却丧失了科学、艺术、婚姻、个性、甚至喜怒哀乐。偶有对现状产生怀疑或叛逆心态者，均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放逐边远地区。
你还要些什么
文/刘瑜 学者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摸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Brave New World》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Mustapha，问质疑者“野人”John。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Alphas下至Epsilons，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作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社会主义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 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Huxley的《勇敢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soma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John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序言：给野蛮人的第三个选择
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认为，耽溺于悔恨是最不可取的情绪。做错了事就应该认错，努力加以补救，勉励自己以后好好干；千万别老是为错误难过。在烂泥里翻滚并不是清洁身体的最好办法。
艺术也有道德，它的许多信条跟一般的道德信条相同，至少相似。因为作品不高明而悔恨跟因为行为有错误而悔恨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找出毛病，承认毛病，以后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回头咀嚼20年前的文学作品中的问题，要想把当初没弄好的东西补缀得天衣无缝，拿中年的时光来弥补那另外一个人——当初的自己——所造成并遗留下来的艺术上的缺陷，必然会徒劳无功。因此我让这本《美妙的新世界》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作为艺术品这本书有不少的毛病，但是我担心要纠正它怕得要重新写过才行。可作为年龄更大的另一个人，修改起来是大有可能不但改掉故事的毛病，而且抹掉它原有的长处的。因此，为了抵制诱惑，以免耽溺于艺术的悔恨之中，我宁可把它的好好坏坏一律保留，而去考虑别的问题。
可是，故事里最严重的缺点似乎至少还得提一提。那就是，只给了野蛮人两种选择：在乌托邦过混沌的日子或是在印地安村过原始的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要多几分人情味，但是在某些其他方面却照样怪诞不经。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念头：人类被给予的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和疯狂之间进行选择。我觉得这念头很有趣而且很可能是事实。不过为了戏剧效果我让野蛮人说出的话比他所受到的宗教培养所能容许的清醒得多了。培养他的是一些一半怀着生殖力崇拜一半信仰酷烈的苦修的教徒。实际上读过莎士比亚也不足以成为他可能说出那种话的理由。当然，到最后我让他脱离了清醒状态，让他重新受到身上土生土长的苦行主义控制，以疯狂的自我惩戒和令人失望的自杀做了结束。“从此以后这些人便这样痛苦地死去了”，这叫这本寓言的作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觉得有趣，他崇拜美，他是个怀疑论者。
我今天并不打算证明清醒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倒深信它可能，而且希望多看到一些清醒，尽管我也跟过去同样肯定清醒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并为此感到难过。因为在我最近几本书里都谈到过清醒，特别是编过一本由清醒的人谈清醒，谈怎样做到清醒的文选，而又有一位著名的学院派批评家告诉我说，我代表了危机时代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可悲的症状。我认为教授先生的言外之意是他和他的同事们代表的就是成功的可喜的症状。对人类有贡献的人是值得应有的尊重和纪念的，让我们为教授们修建一座神殿吧。那神殿应该修在欧洲或是日本某个被劫掠一空的城市的废墟上，在那古代遗骨洞穴的门口我愿意刻上几个六七英尺高的简单的话：庄严纪念世界的教育家们。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 SPICE。
还是回到未来吧……我如果要重新写这本书，我会给野蛮人第三个选择：在他那乌托邦与原始生活的两难选择之外再给他一个可能性：清醒——这个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就在一个由某些从“美妙新世界”流放出来和逃亡出来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地点在保留地附近。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是亨利·乔治式的分散经济，政治是克鲁泡特金的合作式政治，科学和技术像安息日一样是为人设置的，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它，受它奴役的（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而在“美妙新世界”里尤其严重）。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于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在生活的每一次偶发事件面前需要提出而且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思想或行为对于我，或尽可能多的人，追求人类的终极目标能做出什么贡献？产生什么干扰？”
在我设想的修改本里，这个受到原始人群培养的野蛮人先得有机会直接了解到一些由追求清醒的人自由合作组成的一个社会；明白了它的性质，然后才被送到乌托邦去。这样一改，《美妙的新世界》就会具有艺术和哲学（如果对小说作品也用得上这样大的字眼的话）的完整性了。而在这两方面，以本书现在的情况看，显然是不足的。
但是《美妙的新世界》是谈未来的，而谈未来的书，无论其艺术或哲学的质量如何，它所做出的种种预言推敲起来先得有一副可能应验的样子，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现在，十五年后，站在当代历史的下坡路上的有利地势看来，这书的预言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能证实或否定我一九三一年的预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