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新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7篇内容。本篇讲述了2000年前的一场复古运动，彼时，有一位带有强烈幻想色彩的改革者试图建立起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个人就是王莽。事实上，王莽取代汉王朝并没有受到多少抵制，群臣和民间不仅不反对他当皇帝，甚至不断地恭维和簇拥他完成改朝换代。但随后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却导致了政权的垮台，而改革的核心则是金融和财政。
王莽的改革带有很强的幻想色彩，试图通过遵循儒家经典来完成新的制度设计，从而达到大同理想。可以说，王莽的改革是一次儒家原教旨的乌托邦实验。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公元前71年，就在汉昭帝去世、汉宣帝继位三年后，一位叫作王政君的女孩出生了。
她活了八十四岁，有八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她一直活到了西汉皇权的结束，这个朝代后期的大事件也多和这个女人的家族有关。
公元前33年，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去世，成帝即位。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成为帝国命运的主宰者。她先后任命四个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根去职后，她又在王家的孙辈里找到了王莽来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一职。
成帝死后无子，侄子汉哀帝即位，哀帝不喜欢王氏一家，将王莽贬斥。但哀帝只在位七年就死了，他死后，王太后继续掌权，于是王莽又被召回，辅佐了两代婴幼儿皇帝：汉平帝和孺子婴。
在王太后的时代，汉帝国在经济上的稳定一直持续到王莽代汉。
然而，这个时代已经无法达到文景时期的高度，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丰收的年份，人们的生活与文景时期毫无二致；可一旦出现灾荒，由于政府平时从民间抽走的利润太多，民间的积累已经不足，就会有人陷入赤贫。
不过，一俟灾荒年过去，经过一两个丰收年，人们的日子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这一段时期的史书里充斥着对灾荒的记载，但也承认人民整体生活是小康水平。
班固在《汉书》中这样评价哀平时期：
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西汉皇权的坠落并非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吃紧，而是出现了另一种失衡：王太后的娘家人势力强大而带来的权力失衡。
在“家天下”的时代，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一直是无解的难题。当皇帝过于孱弱，其权力就会被这两种势力的其中一个控制。这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宫廷事变，那些有雄心壮志的新皇帝总是莫名其妙地暴病死去，继任者大都是性格懦弱的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在经过几代暴死、懦弱或者未成年的统治者之后，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王莽的新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禅让大戏”。在这出大戏里，我们已经可以总结出以后每一出禅让戏的基本模式。
在“出道”伊始，他就表现得如同谦谦君子，生活节俭，提倡孝道，谦恭下士，在整个王氏家族中享有盛誉。在汉哀帝执政的那几年，由于哀帝也要扶持娘家人，王莽暂时失去了权势。但正是因为他有好名声并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拥护，王莽在哀帝死后很快重新执政，并废除了哀帝的外戚集团。
官员的行为艺术在公元元年王莽封安汉公的事件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一年，塞外进献了一种被认为是祥瑞的白雉（野鸡），群臣上奏，以王莽治理国家带来了祥瑞为借口，请求册封王莽，把他提高到与萧何、霍光这两位汉代名臣并列的地位上。
王太后收到了请求，为了撇清关系，连忙请群臣澄清：他们要求任命王莽，是出自真心，还是因为王莽是太后的亲戚？群臣听了王太后的话，诚惶诚恐，为了更表忠心，立刻再次加码，将王莽比作和周公齐名的人，并乘机要求给王莽加封号“安汉公”。
这一次，王太后终于同意了。
然而这时轮到王莽出来表演，他立刻拒绝给自己加封，同时要求给他的几个党羽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人加封，认为他们才够资格。甄邯听说王莽推荐自己，立刻跳出来推举王莽。
王莽再次推辞。太后前后三次试图召见王莽，给他加封，都被他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前往宫廷。三召三辞，甚至五召五辞，也成了此后的标准程序，在历次权臣主持的禅让活动中屡屡上演。
最后，群臣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求太后先给王莽推荐的其他人加封，再加封王莽为安汉公。其他四人都得到加封之后，王莽却继续推辞。此时，群臣再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又提出请求，请太后考虑百官和庶民的普遍愿望，不要让他们失望。这时，太后勉为其难地发出了诏书，加封王莽为安汉公。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王莽仍然诚惶诚恐，虽然接受了诏书和封号，却推辞了封地和世袭权，表示待百姓都富足之后再接受。
双方的推辞又持续了一轮，直到太后又答应给汉代的诸侯功臣的子孙都加赏，王莽的演出才告一段落。
在这整个仪式中，太后、王莽、群臣的配合严丝合缝，虽然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却必须演好各自的角色。可以看出，群臣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排斥王莽，甚至与王莽勾结在一起。
当然，并非整个官僚系统都乐于看到王莽得势。
在王莽篡权的整个过程中，他两次斗败了新外戚势力的夺权。公元6年，当他成为假皇帝之后，安众侯刘崇也起兵反叛过。而对王莽打击最深的是公元7年的翟义起兵。翟义是汉丞相翟方进最小的儿子。不管是外戚还是属于刘氏家族的刘崇，他们的反抗都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王莽要篡夺的就是这些人的权力。王莽在和这些人的斗争中，早有心理准备。
而翟义代表的是官僚阶层的反叛，这却是王莽最为担心的。即便这次起兵很快被镇压了下去，王莽在以后也经常会提到翟义这个人，将他看成是乱臣贼子的典型。这也表现出翟义起兵在王莽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但王莽多虑了。其实大部分官员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场斗争，仿佛与己无关，他们只会选择和胜利者在一起，连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正是大部分官员的冷漠让王莽代汉的大戏显得波澜不惊。汉代的老百姓表现得更加冷漠，人们似乎已经明白，皇帝换了人之后，生活的一切都会照旧。官僚继续存在，税赋照样缴纳，耕田、买卖、生活，这些主旋律都不会变化。发生在遥远都城的事情，本不应该对遥远乡村的人们有影响。
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既然官员不反对，社会也不反抗，那么王莽取得皇位之后，应该大大地松一口气，享受当皇帝的乐趣。至于政治，西汉留下的家底还过得去，本不应该做太多的变动，免得动出问题来。
但奇怪的是，王莽渡过了最危险的政权交接期之后，却突然启动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财政、金融改革。而这些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取得效果，反而使整个社会疲惫不堪，走向解体。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局面被他亲手葬送，到最后他也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那么，他为什么非要进行这些激进的改革呢？他到底是一个野心家，还是一个疯子，抑或是一个幻想家？
答案也许是：都不是。
在大多数官员以冷静和功利的眼光看待王莽代汉的同时，这位新皇帝却有着一批狂热的粉丝。这些粉丝的数量有限，却掌握着一大半的舆论和话语权。正是他们将王莽捧上了天，也正是他们的狂热诱导着王莽进行改革。
这些狂热分子就是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之前，汉元帝为太子时，曾经怪父亲汉宣帝不重视儒家学说。太子说，汉代的许多弊端都是因为制度不好而造成的，作为皇帝，应当采纳儒家推崇的周代理想，来构建一套新的制度，取代现有的规则。
太子的天真想法随即遭到了汉宣帝的驳斥，他批评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宣帝与人们熟悉的清代雍正皇帝有几分类似：大力整顿吏治，又有务实的性格，知道每一代必须以已有的制度为基础进行演化。当汉高祖建立皇朝之后，制度一旦确定，就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革。武帝扰乱了汉家制度，但后世的皇帝即便不喜欢他的政策，也必须首先接受这个事实，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再做调整。想全盘推翻，回到理想中的模型是办不到的。
虽然太子的提议没有成为现实，但太子和皇帝的对话却将西汉后期的一个基本问题呈现了出来。这个基本问题不仅影响了元帝一代，还在其他皇帝统治时屡屡出现，成为大臣们争论的焦点。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现实不满，希望重新设计一套制度来取代已经千疮百孔的旧制度。
西汉帝国后期，人们之所以对现实不满，并非是因为吃不上饭，而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不认同。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随着盐铁等最具前景的工业的国有化，人们除了种地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生存手段。虽然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但因为缺乏发展前景，人们心中的不满反而增加了。
中央官僚的选任范围更加窄小，挑选范围集中于官二代、官三代，加上外戚势力把持朝政，普通人的仕途变得更加狭窄。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控制经济的程度加深，与商人的勾结越来越严重，社会结块现象明显，大家族出现了，普通人致富的渠道变得更加稀少。
在对社会不满的人眼中，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公正，干活的人忍受着贫穷，不干活的人却享受着奢侈。特别是在一些家族势力的带动下，人们竞相穿戴绫罗绸缎、金银珠玉，竞相购买家奴，建设高级住宅。富裕的人家更是控制了地方官僚的选举，饱学的儒生没有办法进入仕途。
对现实不满的带头人大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大声呼喊着改变。“Change”，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运用得滚瓜烂熟的词汇，在中国历史上也屡屡发生着作用，让人们显得无所适从。
实际上，随着汉武帝将儒术定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大学机构（太学）的确输送了一批儒家学者进入官僚系统。
汉代后期的丞相如萧望之、翟方进等人，往往都是当世闻名的大儒。另外，皇帝设立的五经博士也已经成为官方圈养的学术机构的代表，依靠出卖学问享受着皇家待遇。他们通过编撰课本和垄断教育行业，将儒家理论灌输给整个社会。
但是，与更多人想当官比起来，这个渠道仍然太窄，大部分人根本无法通过儒术进入政权。更令皇帝想不到的是，他们尊崇儒学是为了给政权带来稳定，而儒学的发展却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负面作用。
首先，儒生掌握了强大的宣传能力。作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儒学仿佛同时控制了现在的中宣部和教育部，拥有无限的开火权。
但儒家学者们并不总是按照皇帝的意图编造理论，他们还时不时让皇帝难堪。
武帝之后，由于人们对社会和政治失望，一种复古主义的风潮逐渐占据了上风。他们将周代描述成一个更加富裕、平等和充满礼教的社会。在那个时代，人们全都知书达理、安守本分。在那里，没有超级的富人，也没有穷人。他们的位置是根据需要来分配的，贤人成为贵族和官员，而贵族一定是贤人。至于为什么贵族一定是贤人，却没有人愿意追究其原因。
这是古代社会的“共产主义”，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但在汉代后期，却成为许多人探讨政策、制定法规的模板。
汉代的社会思潮又由于今古文经的争执变得更加复杂。在汉代圈养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人一旦当上了五经博士，立刻变成了学阀。他们拉帮结伙，只准徒弟背诵自己的理论，不准有任何偏差，更加优秀的人无法脱颖而出。
王莽时期古文经学的大家是刘歆。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刘向也是西汉著名的编撰家，《战国策》《说苑》《新序》等典籍都经由刘向编著，而刘歆则和父亲共同编校了《山海经》。
刘歆被认为是王莽的国师。除了刘歆之外，还包括孙阳、张邯、鲁匡等人，无一不是当时饱学的大儒。
当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在批判现实的旗帜下聚集时，还需要一个旗手带领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司马大将军王莽恰好出现在这个时候。
王莽本人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也认同儒家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不惮用权力去实现理想。为了对抗崇尚奢侈的社会风气，王莽曾经希望带头提倡简朴。作为皇家的最高官员，他带头“恶衣恶食，陋车驽马”，一听说各地有灾荒，就连肉都不吃。他希望通过皇家的提倡来改变风气。
王莽这样做有他的理由，他需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只有有了威信，才能掌握足够的权柄，取代汉家王朝。
这些儒者本身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他们只在乎谁能帮助他们实现理想社会。于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和儒生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联合体。儒生利用他们庞大的宣传能力帮助王莽上台，而王莽则推行儒生期望的政策来改变社会。
然而，当一切都以古代为标准时，也会得到一些荒谬的结论。
比如，有一位鸿儒贡禹在对待货币的问题上，面对政府垄断货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建议却是：废除货币，回到以物易物的时期；或者用米和布来作为交易媒介，取代黄金、铜币的作用。还有一位以研究《诗经》而闻名的师丹，他的思想后来成为王莽改革的另一条主线。
在贡禹和师丹等人的影响下，王莽上台后，希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希望借助舆论的东风，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当王莽改革失败后，大儒们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口不提这段书生乱政的历史，继续充当后世执政者的犬马。人们将社会的乱套都归罪于王莽，反而忘记了当初社会舆论的推动作用。于是，王莽就作为著名的乱臣贼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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