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是互联网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社会发展的十年，从 10 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到五年前的美国大选以及上周的美国国会骚乱，互联网、社交媒体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期首先推荐两篇文章，关注科技公司在政治运动中的立场与所面临的问题，同时结合一段历史故事，展示”看门人”的迭代。
疫情让亚马逊获利颇丰，但亚马逊、沃尔玛等电商的”低价飓风”，也在摧毁本地商铺与商业文化。本期推荐的两篇文章，介绍加拿大与意大利的”抵抗亚马逊运动”。
本期还将关注：误导信息无处不在，透过一篇智库的总结，回顾 2020 年误导信息的若干特点；Google 工会的详细解读与潜在意义；英国教育大臣 Gavin Williamson 本周表示：“今年我们将给予教师而不是算法更多信任”，凸显出围绕算法的迷恋与抗击正在加剧。
谁拥有互联网？
2010 年代是互联网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社会发展的十年，10 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与五年前的美国大选，互联网、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在上周，从社交媒体到视频网站，从即时通讯到网站托管，美国科技公司”集体封杀”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们，这一系列举措被一些人认为是一场”捍卫民主”的运动，但这个事件远非”黑白对错”这么简单。
《经济学人》的社论（链接、2021-01）指出了两个方面担忧：其一，如果因为特朗普宣扬煽动言论而被包括 Twitter 在内的网站删号，那么长期以来鼓吹仇恨美国的伊朗政治家（比如哈梅内伊）的账号又该如何处理？其二，现阶段的科技公司，特别是科技大公司对于在线言论的审查，缺乏权威与透明度，这必将引发更多连锁反应，可参考欧盟对科技公司”封杀”特朗普的反应。
“谁拥有互联网”，这是《纽约客》在 2016 年美国大选后的一篇长文反思（链接、2017-08），文章从 19 世纪的”互联网”——电报/报纸——如何影响大选入手。一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的确不会重复，但历史的节奏还是很相似，曾以让”看门人消失为己任”的互联网公司，最后成为新一代”看门人”，而这些公司所做的事情，也在重复 19 世纪的节奏，通过更高效、个性化的信息影响、左右社会的认知，从而改变社会与政治的进程。
2020 年的信息误导
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与虚假信息（Fake Information）、以为是真实信息的假信息（Misinformation）不同，误导信息是一种主动制造的、用于误导或影响他人认知的行为。近几年来，利用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误导信息的”杀伤力”越发引人关注。
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基金会总结了 2020 误导信息的发展态势（链接、2021-01），列举了若干个观察角度。文章指出，误导信息像极了”猫鼠游戏”，进攻方与防御方斗智斗勇，从心理战到技术战，Twitter、FB 等社交媒体平台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份总结并未提及中国，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由媒体、微博营销号筛选、组合的海外声音层出不穷，但无一不在扮演“误导信息生产者”的角色。
“抵抗亚马逊运动”
疫情正深刻改变着零售市场的规则，在线、一站式、快速送达成为被迫隔离在家的人的新诉求，这也给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机遇。
与此同时，当越来越多的人热衷在亚马逊电商平台购物，本地商业环境也在迎来巨大挑战，《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链接、2021-01）关注到多伦多本地商户的”阻击战”，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发出声音，联合本地门店组成联盟，并将整个”抵抗运动”延伸到更多城市。
文中透露的一个细节：本地商店所扮演的，不仅是商品买卖这一层关系，更多还有与所在社区及居民的互动关系；而在亚马逊、沃尔玛等电商巨头所掀起的”低价飓风”下，这一层关系正面临冲击。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意大利。《纽约时报》去年的一篇长文（链接、镜像、2020-09）谈到，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崇尚面对面、现金交易的国家，2020 年的疫情极大扩充了亚马逊的”领地”；网购的确减少了人们出门购物的机会，但沉迷于亚马逊这样电商平台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意大利经济形态也在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
Google 工会的意义
上周 Google 部分员工宣布成立工会的消息并未在中文互联网领域有太多波澜，这篇长文（链接、2021-01）详细解释了 Google 工会的相关细节。
作为硅谷公司的第一个工会，这件事情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它改变了硅谷公司过去四十年里所定义的劳资关系，同时也在宣告科技行业正式成为”传统”行业，科技公司也在变成”传统”公司。
可以预料到的是，接下来还会有亚马逊仓库员工工会或者 Uber 司机工会等，这些由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制造”的新职业和新工人，他们需要更团结也更一致的声音，对抗资本的压榨。
或许若干年后，当提起 Google 的时候，拉里·佩奇（Google 创始人之一）不再是主角，Google 工会才是，一如汽车行业。
疫情里的算法迷恋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工人因为机器失业，从而催生了“卢德运动”，那么在 21 世纪的这场新技术革命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算法。
去年 8 月的时候，疫情的原因，英国政府通过一套算法”算出”了 A-level 和 GCSE 的成绩。在这份成绩单里，有近 40% 的学生成绩低于教师给出的评估成绩，引发学生与家长的抗议，最后英国政府改变了算法成绩，改由教师评估作为最终成绩。
这也构成英国教育大臣 Gavin Williamson 本周一番表态的时代背景：”今年我们将给予教师而不是算法更多信任”。FT 的这篇长文（链接、镜像，2021-01）展示出疫情之下，从政府到企业对于算法的迷恋，鉴于疫情的紧急，很多基于算法的政策未经充分讨论就被广泛应用，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制造出另一些问题，譬如英国算法成绩单以及各地不断出现的利用面部识别系统抓错人的事件。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大量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对算法不公正的抵制行动中，正在形成一股新的反制力量。
关于算法潜在影响的深度分析，我推荐这本《算法霸权》的图书（豆瓣链接），这本书站在数学家的视角，提供了一个理解世界运转的角度。在这个角度里，所有活生生的人，其行为举止、丰富感情，不过是为了完善数学模型的数据而已，同时他们还将受到各种各样带有偏见的算法的控制。书中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特权阶级更多地与具体的人打交道，而大众则被机器（算法）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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