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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上篇，“荐读”发布了“年度十大图书”，这是一份完全基于主观性挑选的书单。在我个人有限的时间和视野里，我只看到了这些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图书，与图书所谓的“好”与“坏”，以及是否值得阅读，没有任何关系。
本篇，将以提问的形式，发布“年度二十一问”，梳理“荐读”过去一年对于技术、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其目的不是给出所谓的“答案”，而是希望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不断打开思考的边界，重新定义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一、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咆哮的二十年代”？
“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是指上世纪二十年代欧美主要国家迎来的一次经济与文化大繁荣。彼时，一战结束、西班牙大流感进入尾声，从美国到欧洲，电气化带来的产业创新机遇、汽车带来的城市化潮流以及文学、艺术的持续繁荣，共同铸就了一个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时代。
2021 年，我们刚好踏入到又一个“二十年代”。
年初，《经济学人》一期杂志充分展示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在 2021 年年初的所有希冀。
其社论文章先用“悲观者理智、乐观者发财”的句式，勾勒出当下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然后笔锋一转，列举出接下来十年——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巨大机会，包括三个方面：
过去几年，大量生物技术的突破，正在酝酿新的变革可能；
主要国家政府，都加大了对基础技术研究的投资力度，同时资本市场也看好诸如太空、生物科技等新技术；
新技术的应用速度不断加速，疫情刺激了各地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也在推动新技术的普及。
因此，《经济学人》认为，尽管疫情引发的不确定性还在，但这个世纪的“咆哮的二十年代”依然有可能。类似地，《金融时报》专栏作者 Martin Sandbu 也给出了乐观的预期，他认为，疫情压制了一部分人的消费欲望是关键。
这可能在疫情结束后，形成与上世纪“咆哮二十年代”类似的享乐主义消费高峰，也就是中文语境里的“报复性消费”。
投资人 Brianne Kimmel 在今年 2 月，提出了“来自家庭的新产业革命”的观点。其核心观点是，2020 的全球疫情加速远程办公与在家办公的普及，来自家庭的产业创新之路即将开启。
作者提供了诸多数据予以佐证，文章最后给出的几个趋势，包括：家庭创业的重要性、从社区到全球的商业逻辑、拒绝公司文化等。
个人认可该趋势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同样不可忽视：
其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特别是云基础设施为围绕家庭创业或远程办公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撑；
其二，Low Code 或 No Code 工具的流行，降低了软件/应用开发维护的成本，这也极大增强了家庭创业的竞争力；
其三，全球各地线上支付的逐步发展，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同时，还提供了一系列信用体系；
其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不断降低物品流通的成本，从而让家庭社区创业并卖到全球变成可能。
二、内容创作者的出路在哪里？
2021 年，以 Substack 为代表的邮件通讯产品依然火热。
关于 Substack 的讨论应该区分为两种：
其一，Substack 成功地将付费 Newsletter 主流化，不仅让更多普通读者了解到这种内容产品模式，还为很多有能力的创造者们提供了新机会；
其二，Substack 的一些做法，包括但不限于提前支付订阅费用、收取 10% 的佣金以及其对某些写作话题的态度，更是一次媒体话语权的争夺战。又一次，美国西海岸的科技公司向东海岸的媒体巨头们发起了新挑战。
Substack 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付费邮件通讯的佣金基础之上，它需要不断获得作者，特别是优质作者。这或许也是该公司频繁释放一些靠邮件通讯年入数十万，甚至百万美金的励志故事的原因所在。
科技媒体 Verge 主编 Nilay Patel 在采访 Substack 另一位创始人 Chris Best 时，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一个人一天能真正阅读几封邮件通讯？
这不仅触及到 Substack 的商业模式，也让我这样的内容创作者陷入深思。
科技观察家、同时也是邮件通讯作者的 Benedict Evans 指出，不管是采用 Substack ，还是 Mailchimp 或者是 Ghost，所有这些邮件通讯平台都是工具，它不会带来流量也没有读者，作为内容创作者，需要自己动手才能获得关注与流量，由此带来收入。
更进一步，当一个内容平台拥有 1 亿用户与 100 万创作者时，这个平台该怎么办？采用苹果的 App Store 模式（人工），还是 Google 搜索排序（机器），还是什么？或者是 TikToK（算法）的方式？
也因此，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从来没有救世主，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凯文·凯利曾有一个著名理论，大意是说独立内容创造者的奋斗目标，只需 1000 个忠实粉丝即可，这 1000 人足够“供养”内容创造者的衣食住行。
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 Ben Thompson 还是 Substack、微信平台的创造者，也包括我，都是在实践这一套理论，所不同的是，有的创作者需要平台的支持（也要接受平台分成），而有的创作者则以更独立的方式构建渠道与读者群体。
a16z 合伙人 Chris Dixon 写了一篇长文指出，基于区块链的 NFTs 可能会成为 1000 粉丝理论的关键技术，NFTs 作为加密代币的一种，具有无法互换的特性，由此使得该货币能够成为数字资产。
Chris Dixon 谈到了三个好处：去中心化的交易方式；足够颗粒化的价格模型；趋于零的获客成本。
当然，内容创作者是要构建“粉丝”还是“产品”的争议并无定论，一个选择题：如果你拥有 2000 个粉丝，但另一个人只有 2 个粉丝，分别是伊隆·马斯克和保罗·格雷厄姆（知名投资人），你会和这个人交换账户吗？
更进一步，结合长期关注创作者经济的 Li Jin 的观察，一如曾经对 Uber、滴滴疯狂追逐一样，嗅觉灵敏的资本正在加速进入这个领域。
这对于创作者、平台来说，都需要重新思考新的定位。如果你对创作者经济的现状有些了解，我推荐重点阅读最后一部分，作者给出了几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方向，不仅对内容创作者有启发意义，也可能是下一个内容创作平台出现的产业背景。
三、为什么互联网时代，拥有一件物品如此之难？
一个鲜有人提及的问题是：谁拥有互联网？
年初，从社交媒体到视频网站，从即时通讯到网站托管，美国科技公司“集体封杀”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们，这一系列举措被一些人认为是一场“捍卫民主”的运动，但这个事件远非“黑白对错”这么简单。
《经济学人》指出了两个方面担忧：
其一，如果因为特朗普宣扬煽动言论而被包括 Twitter 在内的网站删号，那么长期以来鼓吹仇恨美国的伊朗政治家（比如哈梅内伊）的账号又该如何处理？
其二，现阶段的科技公司，特别是科技大公司对于在线言论的审查，缺乏权威与透明度，这必将引发更多连锁反应，可参考欧盟对科技公司“封杀”特朗普的反应。
2016 年，特朗普竞选成功后，《纽约客》也提出给“互联网属于谁”的问题。这篇文章从 19 世纪的“互联网”——电报/报纸——如何影响大选入手，一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的确不会重复，但历史的节奏还是很相似。
这些曾以让“看门人消失为己任”的互联网公司，最后成为新一代“看门人”，而这些公司所做的事情，也在重复 19 世纪的节奏，通过更高效、个性化的信息影响、左右社会的认知，从而改变社会与政治的进程。
如果说互联网权力争夺战是一场国家间的新游戏，那么对普通个体来说，即便是想拥有一台完全属于自己的硬件设备，比如电脑，也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这样的电脑不应该属于微软（操作系统）、Google（Chrome 浏览器），也不应该被装入各种追踪程序。而当下，这些电脑本质上都是一台台广告设备，即便用户花了钱，但某种意义上，依然不是这些设备的所有者，真正的“主人”是数据收集者、广告商以及云计算公司。
硬件之外，软件也在脱离工具属性，变成了一种需要随时联网（监控）的服务。我们现在使用的每一个软件，无一不是与“服务”联系在一起的，手机上的 Spotify 与其说是音乐软件，倒不如说是拥有软件功能的音乐服务，而 Kindle 阅读器更像是亚马逊电子书服务的载体。
这是 Rechard Stallman 给出的结论，软件不再是赋能用户的工具，而在某种意义上“捆绑”了用户。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提问，数字时代的内容收藏也变得无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通过书架、墙壁或专属的柜子收纳自己的收藏，这些收藏或是图书、唱片、艺术品、红酒等等，这些物理存在连同收藏品的摆放位置、新旧程度以及背后的故事，定义了所谓收藏的意义，一如瓦伦特·本雅明所言的“艺术品光晕”。
现在的场景里，我们原以为音乐流媒体服务可以成为唱片收藏的数字化映射，但无论是 Spotify 还是 Apple Music，用户必须时刻警惕其产品 UI 或功能的调整。因为这直接影响到自己的音乐收藏，在这一层“收藏”里，用户既没有拥有一张唱片，甚至连一张歌单里的歌曲也无法控制，或许某一天就神秘消失，然后又神秘回来了。
四、为什么误导信息是下一场人机大战？
在真相与谎言之外，还有一类信息形态值得关注：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
与假信息（Fake Information）、以为是真实信息的假信息（Misinformation）不同，误导信息是一种主动制造的、混搭真假内容的信息形态。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的作用下，误导信息的“杀伤力”越发引人关注。
先看几份报告：
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基金会年初发表了一份关于误导信息的研究汇总：误导信息像极了“猫鼠游戏”，进攻方与防御方斗智斗勇，从心理战到技术战，Twitter、FB 等社交媒体平台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一家来自台湾智库的报告：从一个特定地区的特定案例入手，展示了当下台海两岸信息误导与反误导之间的激烈争夺，你可以不同意其中的预设立场，但你应该了解一些基于国家机器的信息误导套路和方法。
社交媒体已然成为误导信息的最大传播平台。2020 年全球疫情开始爆发时，面对社交媒体肆虐的假信息、误导信息，WHO 将其称之为“infodemic”，非盈利教育机构 Fast.ai 去年曾推出一门关于数据伦理的在线公开课，第一节课就是谈误导信息，这门课既有视频讲解还有大量阅读资料甚至还有课后作业，非常推荐。
社交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链条，每个人既是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是生产者（对某事发表看法）、传播者甚至关键传播节点（转发），这也给我们提出更多信息素养的要求。以如何使用 Telegram 为例，路透新闻基金会的这份手册，旨在为调查记者以及数字内容生产者提供一份正确使用 Telegram 的规范，特别是如何应对误导信息。这里面既涵盖了 Telegram 应用的特性，也分享诸多可应用于其他数字内容平台的方法论，非常值得细读。
理论之外，不妨再来看看一个案例。这是对中国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一则新闻的“溯源”，如果你今年看到类似“新冠病毒通过美军血液项目，由德堡进入欧洲”的文章，那不妨来看看这则新闻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本文作者示范了如何利用搜索引擎、机器翻译以及一定的信息素养去对官媒传播的信息进行质疑与求证，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在误导信息的“无声战场”，机器正在成为新的主角，基于庞大文本数据训练与强大的计算能力，越来越多的文本生成程序出现在你我面前，比如 2020 年“诞生”的 GPT-3，来自乔治城大学的研究者们今年做了一组实验，他们或是让 GPT-3 撰写特定主题的推文、或是生成特定倾向的内容（比如阴谋论）、或是延伸某些议题。
测试结果既让人震惊，又让人沮丧，震惊在于机器展示的能力，而沮丧不仅是因为 GPT-3 在某些方面非常“弱智”，更是因为以 GPT-3 为代表的自动化文本生成程序，会如何深刻改变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特别是其自动化生成误导信息的能力，又将给这个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说 2010 年代的误导信息争夺战还是属于人类，不过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人类脑力与体力的较量。那么接下来的日子里，误导信息领域的“人机大战”必然会上演，这注定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但也是人类为数不多还拥有优势的领域，让我们做好准备吧。
五、数字公司是不是正在成为“恶龙”？
近两年，疫情放大了数字公司之于世界的意义。
以零售为例，在线、一站式、快速送达成为被迫隔离在家的人的新诉求，这也给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机遇。
但当越来越多的人热衷在亚马逊电商平台购物，本地商业环境也迎来巨大挑战。《纽约时报》关注了多伦多本地商户对亚马逊的“阻击战”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发出声音，联合本地门店组成联盟，并将整个“抵抗运动”延伸到更多城市。
文中透露的一个细节：
本地商店所扮演的，不仅是商品买卖这一层关系，更多还有与所在社区及居民的互动关系，而在亚马逊、沃尔玛等电商巨头所掀起的“低价飓风”下，这一层关系正面临冲击。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印度，一位名叫 Praveen Khandelwal 的传统商店老板，同时也是印度市场抵制亚马逊的关键人物，他在 2020 年年初成功说服政府部门，使得贝佐斯的第三次印度访问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透过他的观点立场以及一系列行动，也能进一步了解到印度市场的复杂性。
这一年，Facebook 内部对于数据项目的博弈，让这家公司继续不再值得信任；这一年，亚马逊新任 CEO Andy Jassy 继续推行的“领导力原则”，被外界看来毫无意义；这一年，苹果继续以“隐私”作为公司新卖点，一系列标榜“隐私”的产品功能是不是也在制造一场隐私灾难？
科技媒体热衷报道“技术如何改变世界”，或“技术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在这些语境里，无论是“世界”还是“更好”，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科技媒体主观营造的表达，但在客观层面，以硅谷为代表的数字公司也在成为“新殖民者”。
像极了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对亚非拉人民所做的事情，过去三十多年时间，跨国数字公司依靠巨大的财力，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将自己的软件、硬件、服务快速分发到发展中国家，以此为支点，不断向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延伸。
以教育为例，微软、Google 等美国科技公司争夺非洲学生使用操作系统带来了一系列潜在影响，更进一步，跨国科技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落地技术在其所在国并不合法，这也让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硅谷技术的试验场。
六、如何塑造一家公司的价值观？
从“苹果的库克”到“库克的苹果”，这种文字顺序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奋斗史，也是一家公司的变革史，这两段历史被纳入科技产业与两个超级大国博弈对抗之中。
正如 Bloomberg Business 杂志所言，库克为苹果构建了一个要塞，足以抵御外部的诸多风险。他在供应链中的坚持与果断、与多任美国总统之间的互动以及鲜明的隐私价值观，形成了观察库克治下苹果公司发展的一个新的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 Bloomberg Business 杂志的封面，灵感应该来自苹果当年的 Think Different 广告。
“库克时代”的中国市场成为苹果公司重要的营收来源，长期研究中国市场的专家 Doug Guthrie 在 2014 年加入苹果，为苹果的中国市场拓展提供咨询与建议，借助这个视角，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苹果，也可以一窥科技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苹果从 2004 年开始在中国生产 iPod，随后的十五年里，伴随苹果高速增长并成为全球最赚钱公司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也在显著上升，科技跨国公司与单一市场/供应链的绑定由此形成。这其中的利益纠葛与经济/政治博弈成为当下一个典型案例。
2021 年，亚马逊正式告别了“贝佐斯时代”，与福特、乔布斯之于其公司所不同的是，贝佐斯让亚马逊变成一台“不断创新的机器”，从最早允许用户评论图书到开发“一键下单”，从推出 Prime 会员到抵制华尔街投行的短期盈利要求，贝佐斯创造了新的行业规则，打造了万货商店与万亿美元市值的科技巨头。
这一切当然会留给继任者 Andy Jassy，与此同时，贝佐斯对于效率的极致追求与亚马逊疯狂扩张带来的劳工矛盾、垄断指责，也将一并成为 Anady Jassy 面临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词“Internet landlord（互联网房东）”，来形容亚马逊云计算业务 AWS 的影响力。
理解贝佐斯，Bloomberg 资深记者 Brad Stone 的新书 Amazon Unbound 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入口，这是一本讲述 2010 年代亚马逊如何高速成长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当然是该公司创始人贝佐斯。
透过这本书，你会看到他如何从一家电商公司老板踏入媒体领域（个人资产收购《华盛顿邮报》）、电影领域（通过 Amazon Studio 赢得好莱坞青睐）。与此同时，他也成为美国东西海岸最有名望的人物，以及，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几个人之一。
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深刻感受到贝佐斯个人性格之于这家公司的影响，他对细节的迷恋以及“机械式”的做事方式，塑造了整个亚马逊公司做事方式和行为逻辑，比如一个典型的案例，2019 年贝佐斯的私人生活出现一些变化，他被报道与一位已婚女性有染，接着贝佐斯宣布离婚，并通过公开渠道向八卦媒体“开战”，整个过程里，贝佐斯和他的团队牢牢掌握了舆论话语权，通过预设立场、话题引导、重复解读等手段，成功地维护了贝佐斯的个人形象以及亚马逊的股价，这几乎是教科书级别的 PR 行动。
七、数字货币会改变什么？
作为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的发言虽然已经不代表“官方立场”，但其对中国金融行业的看法依然具有非常强的官方色彩。
以数字货币为例，这篇周小川的演讲文字稿非常值得细读。在演讲中，周小川介绍了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历程，同时明确指出，数字人民币不是支付体系，而是一个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系统构建起来的双层金融系统，某种意义上接近于云服务的 IaaS（央行）、PaaS（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的架构。在此基础上，可能还会延伸出类似 SaaS 一样的数字金融产品。
而在海外媒体的视角，重点还是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数字人民币将强化中央政府对于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其二，数字人民币还将增强中央政府对宏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
2021 年围绕数字货币或加密货币还有两个值得细细阅读的故事：
下期，我们将以数字产品对人类的影响为切入口，关注“被计算”的一代人、数字鬼魂、令大脑上瘾的数字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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