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这不是“私人恩怨”,永远不是
2015-03-10 13:57

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这不是“私人恩怨”,永远不是

在莫奈的名画《伦敦印象》中,引入注目的不是光怪陆离的迷幻都市,而是无处不在的雾气迷蒙,印象派大师笔下的伦敦那紫色的天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而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勾勒的那个毫无生气的世界同样令人感到恐惧。这些先贤对周遭环境的感性化观察是今天互联网新行动主义的滥觞,或者借用时髦的定义——互联网时代的公民独立调查。


独立公民调查的真谛是什么?


这种行动或调查最显著的特点是:藉由互联网所赋予全民的媒体属性而实现,拥有前所未有的视角和传播触点,意味着它所承担的使命更为神圣,语境更为立体和丰满,当社会发展偏离正常轨道时,它提供了一种全民互动的纠编方式。


互动网时代的新行动主义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它可以是一种现身说法式的实证,前两年美国小伙摩根的纪录片《超码的我》不惜以自虐的形式,揭示流水线式快餐食品对健康的危害,这种对现代食品工业的反省又引发了《食品公司》这种全景式纪录片的口诛笔伐。


当新行动主义上升到公民调查时,它就承载了更多的责任,调查本身的程序正当性和所用手段是否科学合理就成了焦点,特别是谁来做、怎么做的问题。


依照普通的惯性思维,类似的调查只能由主管部门或某个领域的专家来完成,唯其如此才会具备公认的权威性,也才有利于形成可执行、可操作的结果。托克维尔说过:


“从长远的观点看,一切私人事业的总结果会大大超过政府可能做出的成果。”


历史上几次影响深远的环保变革都是由非专业人士的独立调查所引发。例如美国著名的食品安全三部曲:《寂静的春天》、《屠场》和《快餐王国》。


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原本是写一对立陶宛夫妇追寻美国梦的悲惨结局,充满现实主义意味,可是由于辛克莱强调细节的真实性,而不惜在屠宰场卧底7个星期,带来了意外的收获。那些关于屠宰场肮脏而可怕的描述,使20世纪初的美国读者们极度震惊,这其中也包括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小说最终改变了美国的食品安全史,并推动了FDA(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诞生,辛克莱自我解嘲说:“我本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却击中了他们的胃”。


《屠场》的无心插柳诠释了独立公民调查的真谛:旁观者清永远是当局者迷的最好解药,当然调查者本身必须出以公心,不能先有论点再找论据,或者仅凭内心充盈的堂吉诃德般的使命感,就去寻找不存在的风车,也不能躲在道德壁垒之后肆意的批判和指责,这不是“私人恩怨”!永远不是!对调查者来说,除了掌握必要专业知识,所有的调查必须是可追溯的,所用的方法论和所得出的结论,经得起反复验证和推敲。雾霾也好,食品安全也好,莫不如此。


为什么独立的公民调查会比神秘的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士更有效?


因为这些调查从来不是由普通个体完成,无论作家或记者都是掌握独特叙述技巧和沟通艺术的传播大师,因而他们的结论会比那些不接地气、深入不能浅出的报告更富震撼力,在知识和信息获取方式发生巨变的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


崔永元的纪录片《转基因报告》原本有机会成为中国式独立公民调查的范本,但他选择了一个无论在民间和学术界都没有共识且严重对立的话题,所涉及的专业知识远非一份普通的调查所能承载,而他本人的倾向性又太过明显,所用的调查方法则是不具广泛性的随机访谈,大大降低了调查本身的公信力,即使如此,崔片的成功传播仍是有目共睹的。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人感同身受的雾霾要比转基因这样的话题更切中痛点,《穹顶之下》的制作技巧则达到了中国纪录片的巅峰,即视感很强的演讲高度传承了当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的精髓,戈尔那种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层层递进、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演讲风格被最大限度的保留下来,当然同时保留的还有缺点。


戈尔在片中颇为矫情的大谈竞选失败的个人感悟,自降逼格,这与雾霾的私人恩怨论如出一辙。《穹顶之下》在沉静凝重中的过分煽情则是继承了《海豚湾》之弊,后者作为一部成功的纪录片,所犯的最大错误是用极端动物保护理念,将本来可能是同盟军的部分观众推到了对立面,甚至被认为是聪明狡猾叙事方式掩盖下的无知者的悲天悯人。


由中国知名媒体人操刀的两部纪录片,其共同点是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充分借鉴和运用了互联网的技术成果,却有意无意忽略了调查方法本身的技术演进。


在《穹顶之下》引爆网络的两天之内,关于其传播的各种数据贴和技术文就已经出台,相比之下,调查本身对新技术的运用却略显乏力,TED的酷炫下所包裹的仍然是极其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除了偶尔露脸的无人机和一款发现身边污染源的APP,似乎完全缺乏来自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支持,特别是为迎合观众,还对某些专业数据做了感性化的语言包装。诸如“江苏每30公里就有一家发电厂”这样过于随意的提法,悖离了数据本身应有的严谨性,以致于影片虽有直达人心的张力,却无法传导出令人信服的理性力量。


由知名公众人物所发起的独立调查之所以具有传统渠道所不具备的声量和穿透力,是因为它的受众与官方文件或学术研究完全不同,因此具有了“让年轻人成为环保主义者”的教化作用。这种声量如果再以熟练运用的互联网技术手段加以放大,恰可弥补传统调查方法的不足,但二者不能也不应该是对立的。


公众其实也需要反省


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每年编辑出版《中国环境发展报告》,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挖掘不可谓不深入,数据不可谓不详实,但引发的关注还不足《穹顶之下》一个小时的网络视频播放量,很多时候,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但他们的声音缺乏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介质,总是被受众选择性忽略。


事实上,独立的公民调查常会犯下一些好心的错误,这在戈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都有体现,并被嗣后的许多类似调查所承袭和放大,其中有三个最具代表性:


一是仅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而无解决问题的手段


尤如一个医生断言患者即将不治,详尽列举各项数据和指标加以佐证,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案一样,结果只能是徒乱人意。不尽职调查的流弊就在于空有口号,甚至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却拿不出任何实际对策。


二是在不完备的数据支持下急于对重大课题做出结论,动辄使用绝对化的措辞


这不仅不会推动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动摇调查的公信力。例如《难以忽视的真相》断言:“墨西哥湾流将会消失,太平洋低洼环礁正在消失”等等,都是把还没发生的假设当成科学论断。相比之下,专家的解读就会严谨得多,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表态:雾霾可能与很多疾病有关,但“雾霾是否导致肺癌尚无确切结论”。


三是充满泛情绪化的指责和道德批判


任何调查者必须坚持冷静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不能任由情绪支配将调查本身变为理想主义的呓语。例如《食品公司》这样的纪录片和《快餐王国》这种扒粪著作,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引发共鸣,但对食品工业的贡献和随之带来的问题要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如《超码的我》那种极端条件下不可复制的个体实验,对快餐工业的打击虽然巨大,却难以持续,至于在调查中过分使用煽情的表现形式,更是低估了公众的观察和判断力。


独立公民调查的真正意义是用互联网时代所赋予的技术手段,还原对特定事件的研究和思考,它所推动的是整个社会的参与意识。这个过程应该是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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