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通到万通：冯仑野蛮生长
文/biduofang820 书评人
冯仑这个人，什么事情差不多都干了。从别人手里拿过回扣，给官员塞过钱，帮跑路的朋友筹过资，还跟黑社会坐在一起觥筹交错过……一个“正派人”没干和没敢干的事情，他差不多干遍了。
但是在冯仑的那个叫做“企业家”的群体当中，没什么人指责他道德有问题；在与那个群体针锋相对的一个小小的意见群体中，没什么人以他为例来讨论“原罪”，或是要求他进行人情事务上的道德忏悔。
冯仑把事情做得很漂亮，把自己择得很干净，把未来看得很清楚，把命运悟得很透彻。他把回扣交给了公司，而不是塞进自己的腰包，兄弟们都服他；他和索贿的官员干过架，结果为公司的生意种下了恶果；他帮跑路的朋友筹资，还让人打个收条，说是去自首的路上用；他和黑社会打交道，还讨教了如何对付那些没有底限的官员……
如果仅仅是用以保护自己的手段，那么他可能早就“相逢意气为君饮”，两肋巴都插满了刀子。可是他有公司，有兄弟，那些兄弟都叫他“老大”，都靠他吃饭活命。所以，他得张弛有度地做事，免得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
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步入中年，当年的皮包公司如今也变成了赫赫大名的“万通集团”。冯仑回过头来一看，自己这公司与别家的公司没什么区别，都是在杂草丛中、石头缝儿里野蛮生长，都是从石头底下慢慢地拱翻石头，才最终见着了阳光，中间吃得苦、遭得罪、受得羞辱，一切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花了十几年时间，冯仑不经意之间把自己做成了一个标本。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企业家代表，他往左伸伸手，就能拉着柳传志、张瑞敏他们；他往右探探头，就能瞅见了丁磊、李彦宏他们。他不是 1G也不是3G，他是2G，或是1.5G。他根在中国、做中国的生意、用中国的道德，通中国的情理。他是一个赤裸裸、活生生的土鳖，但是他最富生命力。
从管理方面谈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大部分时间都是扯淡。做事做人，想明白了就成了一大半。冯仑最早没想明白，吃过大苦头；后来想得明白，就变成了“商业领袖”和“商界思想家”。
我们看《野蛮生长》就会发现，冯仑能够将万通做成今天的模样，其基准无非是“三通”：境界要通透脱俗，做事要通权达变，做人要通情达理。《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三通”，自然就会“万通”，也就从自己的心灵中，无限地接近谁也没见过的那个“道”了。
冯仑的“三通”与他最初从政的经历极有关联。他通晓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也了解了政治和政策的不可逾越的底限，他就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也不能做。遗憾的是，大部分人都没他那样的际遇，也就没他那样的领悟。
我们研究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激情洋溢的企业家都在“三通”上栽了跟头：有的人刻薄寡恩，做人叫人服不起来，摊子稍微大一点，兄弟们就都跑了；有的人野心膨胀，譬如禹作敏，拿政治和法律开玩笑，那么有大牢等着他；有的人人情世故都懂，却看不清局势，一直拧巴着往前强走，结果就掉坑里了，譬如“证券教父”管金生。
最典型的一个当属牟其中，冯仑的《野蛮生长》中说他有激情、有理想，更有超强的毅力，但是他性格霸蛮，做事没有原则，更没有底限，而且还一根劲地不是跟政治叫劲儿，就是跟政治叫板儿，他最终的命运就是跑到大牢里面，而且这辈子不大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
冯仑说：“牟其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冯仑想跟制度相容，他甚至想呼吁和帮助中国商业界建立一种打着自己烙印的道德体系。冯仑始终认为，中国商业界缺乏一种类似“新教伦理”的东西，如果中国学术界或商业界能够出现一个马克斯•韦伯，为他们建立出一套与主流意识形态匹配和补充的理论系统，那么他们一定愿意烧把大香把他供起来。
可是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冯仑他干的事情以及他的期望，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寻找一种新的解释，然后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财富的追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以及穷人和富人的关系当中找到一种平平衡”。
他有一次说：“这种传统现在中国容易从儒教去找，因为儒教是官方的一个形态。我是不太喜欢儒教的。我觉得应该大家共同探讨：应该从哪里找到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些排斥，比如说对于富人的看法。我就说传统文化中有商人，但是没有企业家的概念；有财富没有资本的概念。你怎么样来慢慢让传统文化能够接受？实际上我们看到所有电视连续剧写的商人，他都是和现在讲的资本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许多花很多时间，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找到一些可以包容企业家资本以及财富积累，以及政商关系积极的东西，然后把它重新推广，这样才可以。否则现在这个东西一回到传统文化反而是抑制这个东西。‘新教伦理’就是在旧的文化体系中做一些新的解释，来使资本主义文明得到一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支持，应该是这样的概念。”
“无商不奸”和“为富不仁”已经成为两个深入人心的概念，但是我们都知道，商人不是坏蛋，而是配置和流通资源的人；富人不是恶霸，只不过积累的财富超过了平均水平。但是对商人的偏见和对富人的敌意一旦被无限放大，他们就会变成“逆流”，就会成为“反动派”。
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把商人和企业家的贡献连同尸骨一起埋葬的年代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30个年头。中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走，中国人不愿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但是在中国的土壤里面，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想成为主流的力量，依旧要野蛮生长。他们依旧要学会看风向、学会做人、学会做事，更要看清方向、做好人、做好事。冯仑在这方面是个榜样。冯仑一直说要“傍大款、学先进”，傍一下冯仑，学一下“三通”，应该是条路子。
他，一会儿说把中国的积压产品拿去换俄罗斯大飞机，一会儿又把卫星搞到天上去。眉头一皱就要往陕北投50个亿，顺嘴一说又憋着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大口子让暖风带来雨水造福中华各族人民。造的势大时，牟先生被评为中国第四大富豪。很快，又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锒铛入狱。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
从1989年到现在，我认识老牟已经十六年了。牟其中给我的印象，其实全都是一些故事；我了解的他和他给我讲的经营哲学，实际上也全都是一些故事。他很少讲经营理念，他就讲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会给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对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识。所以，中国最早的MBA应该是牟其中所讲的这些故事，它们都是活教材。
文/冯仑(原为牟其中手下，现为房地产老板)
是是非非牟其中（资料图）
擦肩而过
我在体改所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没见过。1989年以后我在海南碰到南德在海南的一个代表，这个人是帮助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的汪兆京，他跟我说了一些牟其中的事。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的办公室。军博大院里比较奇怪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的空间。他办公室旁边有个会客的地方，两排沙发，一个破茶几。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是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这个形象。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说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1989年以后，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的关系，我帮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这为他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先设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视界”），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很有气势。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之后我做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南德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我引进的，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个人在南德干过。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商讨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那儿）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放弃了。我们又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
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从头折腾起。柯云路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希望我给他干。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不理我。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两次奇迹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事后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今年可能会和王石一起去武汉，看看他。这将违背我“活着不见面”的赌气誓言，但时过境迁，心境不一样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功权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在商业上有过巨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身陷牢狱，没能成功到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发现，他的商业逻辑（发卫星、运作航母、炸喜马拉雅山等）并不是都不成立，但是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
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毛主席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里，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今年快七十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
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之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
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他这种错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会觉得恶心，恨不得一脚把他连*一起踢得远远的。这就是错位，也可以说是错爱。
我认为牟其中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我觉得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
（但）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在面对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错了。实际上这一代人都有这个特点……由于他们有超强的毅力，这种政治情结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非商业的行为就特别刺眼。
我和牟其中曾经一起去陕北，开的是一辆价值4万块钱的漏风的破车，总共开了两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文水县云周西村当初刘胡兰家的边上。我们当时饿极了，就咣咣咣砸老乡的门，让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盐啊醋啊之类的调料端上来。当时饭桌边上还睡着人。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这顿饭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上车以后，我们都觉得勉强饱了，老牟就说，“你们不懂什么是饥饿。坐牢时最大的煎熬是饥饿，不是疼痛。一进去先饿你个五天，啥都招了。”他教育我们要懂得忍耐。他饥饿过、忍耐过，所以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特香。
牟其中作为普通人来说，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在我离开他之前一段时间，他母亲病了，住在309医院里。我跟他去看过他母亲几次，就我们俩，他在他母亲身边，表达的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当年他坐牢的时候，他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迈着小脚给他送饭，所以他一直对他母亲特别感恩，当他母亲去世时也非常难受。开追悼会前一天，他信手写了一个对联，让我贴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联最早是曾国藩写给母亲的，上联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下联是“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早上，我陪他到太平间去，这是我今生特别难忘的一件事……那一次，我第一次看见老牟哭。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读点：伟大是熬出来的，天亮以后会很美
文/ 铂程斋 @喷嚏网
（一）
很多年前在香港，有一个小男孩，自幼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他和四个姐姐艰难度日。
可能因为家里很长时间都是女人的缘故，小男孩不爱怎么说话。他主要玩耍的方式就是一整天都俯在家的窗台上，看着下面宽阔而热闹的街道，看着下面的人来人往，人们的一举一动。
小男孩喜欢看电影，尤其是李小龙的功夫电影，那个时候他就憧憬：如果有一天，能象李小龙当个演员该多好。
由于家境贫寒，小男孩在街头卖指甲剪，在茶楼跑堂，中学暑期在电子厂打工。就这样很多年过去了，小男孩成长为年轻人。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考虑的不是继续学业，而是尽早地能找份工作挣钱养家。
年轻人在一个写字楼里面找到了一个助理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大体就是买东西和送东西：帮人买早点，洗杯子，然后帮人送东西，随叫随到。年轻人成天干的就是这种工作。
他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工作，虽然凭他当时的学历，他也只能找到这种类型的工作。年轻人觉得自己干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决心改变自己。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梦想：他想去当一个演员。
他去电视台考艺员训练班，很多次都是最后一关过不了，被刷下来了。他知道自己不行，还是不断去试。几经周折，他终于考上了，在两年多的表演专业学习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演员梦，进入了影视圈。
他的演员的职业生涯是从跳龙套开始的。他的第一个角色是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上来就给人打死的小兵。或者是只有两、三句台词的宋兵乙。
跳龙套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因为电视台的儿童节目需要一个演技不高的坏人，他去了。他知道自己没有太多出演露脸的机会，但儿童节目也是一种表演，大体上路数相同。他没有放弃。
很多年后，他回忆说：当儿童节目主持人六年时间当中，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忙的工作，每一个礼拜我是只有三天是工作的，有四天是没事做的，但是我学会了忍耐，耐心。还有也是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书，看很多其他的电影，还研究了很多别人的演出。
等待是让人最难以忍受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在某个位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也不会知道这样的滋味会有多长。
是热爱或笃信，让他坚持了下来。在第七个年头，终于有人开始赏识他的才华。他终于获得了演出的机会，他抓住了老天赐给他的好运。他的人生从此改变。
很多年后，他的影迷们都不会记得那部对他来说是鲤鱼跳龙门的电影。所有的人都说他是这个时代的喜剧天才。
这个后来被大家称之为“星爷”的年轻人拍了一部电影《喜剧之王》。在现实中，他叫周星驰，在电影中，他把自己叫做尹天仇。
这个成天演死尸也要追求完美小人物，这个被人当一陀屎看待的死跳龙套的，在穷困潦倒的时候，还十分严肃，万分认真说过一句话：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二）
在周星驰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喜剧之王》，而非《大话西游》。
当所有的人都在说周的“无厘头”的时候，我始终没有体会到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看过《喜剧之王》，我自己找到了一种解释。
如果我们非要给星爷的电影贴一个“无厘头”的标签，那么我宁愿这个标签的含义是这样的：星爷创造了一种喜剧的形式。他的电影里有很多东西，让你笑过之后，眼里却饱含了泪水。
这种周氏风格的喜剧更接近于人生的本质：对美好和幸福的无限向往或靠近，对现实的残酷变得无限皮实。无理却在有理中。
生命中有很多看似平凡却十分伟大的东西：有芳香宜人的甜品，也有晶莹剔透的汗水和泪水。
有很多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30岁以后的人，是否可以改行去做另外一行的事情？我说：没有人给你正确的答案。你得问你自己。
或许本来你有一个工作，但是其实你并不喜欢，你总是不甘心就这样下去：在自己年轻的时候，过早地放弃自己曾经遥远的梦想。
你应该使用尹天仇的经典句型，对自己说：其实我是一个......
其实我是一个程序员：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做这个可以感觉到有控制力，我的爱好和专长能得到极大的表现。我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我靠自己的能力吃饭。也许有一天，我会老到，在这个行业失去竞争力。但是，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我不相信，自己会一直原地踏步。
其实我是一个歌手：我喜欢唱歌。因为这世上再没有比歌唱跟接近人们的心灵。我可以一边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还可以赚钱孝敬父母。未来的路虽然很长，但我可以加入北漂，去睡地下室、吃很便宜的盒饭，学会忍耐，等待机会。
其实我是一个商人：我喜欢赚钱的感觉，因为这带来荣誉和成就。我能凭借智慧就能创造财富，能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幸福。我可以掌握自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从不打算妥协，也不打算浪费自己的生命。
......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这是一种对自我的追问：这种直面的真实，可以撕开一切的逃避或借口。
（三）
人们可以嘲笑一切，但你不能嘲笑你自己，更不能嘲笑梦想：
“人如果没有理想，那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古往今来，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从小人物开始的。每一段旅程的最初的来源都是一个卑微的梦想。
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儿，你得自己把自己当回事儿。做小事，也要拿出专业的派头。就象尹天仇那样，即使是个跑龙套的，也会直接跟人家说：其实我是个演员。
即使是真正的角色还没有机会出场，但在自己的心中，那个角色已经登场了：
你知道了自己想去哪里，剩下的就是去干。该忙活什么就忙活什么。不知道就问，没有学过就学。哪怕成天拿着一本《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看不懂，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真正开始上路了。
虽然辛苦，虽然彷徨，虽然需要等待机会的出现。但是你的心中会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一种乐观伴随着和时间决斗的感觉。
上路的感觉真好。
（四）
冯仑在《野蛮生长》里面有一章专门谈到“伟大”。他说：伟大是熬出来的。的确是这样，所有人的成长，其实除去专业的成长以外，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都是关于人的心灵的成长。
有人曾说：心智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格局，格局决定命运，命运决定未来。
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勇于牺牲，敢于胜利。哪怕是一个卑微的开始，因为坚持，因为执着，因为自律。很多卑微的理想成真，很多卑微的事情成为伟大的事业。很多小人物成为伟大的人。
伟大是时间的函数。5年可能改变不了什么，10年或许能改变自己。20年能影响到他人。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伟大时刻。
在《喜剧之王》里有这样一个场景：
尹天仇和柳飘飘并肩坐在沙滩上看海。夜已经很深了，四周漆黑一片。柳飘飘叹了口气说：“好黑啊，什么都看不到.....”。
尹天仇停顿了一下说：“也不是啊，天亮了就会很美啊！”
生命是一种穿越，伟大是熬出来的，天亮以后会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