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棵树，这是一个女儿眼中的胡耀邦。读《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文/温家宝 人民日报2010年4月15日报道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编者按：四月十五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24周年的日子。我们于此刊发两篇文章，以志纪念。

周瑞金

24年前的今天，胡耀邦因心肌梗死不幸过世，使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悲痛。在中国改革又将走出新境界之际，怀想斯人，别是一番滋味。

改革开放让中国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堪称脱胎换骨，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把交椅。不过，有一点和耀邦当年力促改革时颇为相似：改革同样面临巨大阻力，同样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所不同的是，耀邦面对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抱残守缺，是发展之初面临的突破旧体制的种种困境；而如今我们面对的，则是发展起来以后更巨大、更多元、更深层次的矛盾堆叠和利益冲突。在中国改革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新的历史时刻，缅怀耀邦，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曾在胡耀邦领导下参与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著名哲学家吴江，为胡耀邦故居陈列馆撰写过宋代杨万里一首诗作：“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耀邦其人，正如一道清溪，堂堂涌出无私无畏的人生境界，也堂堂推开思想解放、锐意改革的新境界。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样敢破险关、大智大勇的“堂堂溪水”。

纵览耀邦在“文革”之后的行止，突出的一条，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决不惧怕任何的束缚。“四人帮”被粉碎后，胡耀邦最先敏悟到，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不能迷信个人，应当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应当正常化、民主化。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他勇于顶住“凡是派”位高权重的压力和阻力，大无畏地组织和推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怕“砍旗”、“丢刀子”、“反马列”等的无端指责，冲破对领袖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没有胡耀邦冒着风险锐意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并在关键时刻得到邓小平支持，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深远历史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

而耀邦最为人铭记的另一项历史功绩，就是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冤狱、落实政策的艰苦卓绝工作。1977年12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即着手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迅即摘掉全部“走资派”帽子，继而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十万人平反，为在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彻底平反；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平反；为天安门事件的干部群众平反；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刘少奇平反。到1982年底，花整整五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中冤案冤狱的平反工作，为数量高达三百余万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次大规模平反冤案冤狱，是为共产党人洗刷耻辱，也是为共产党本身恢复元气，准备改革开放的中坚人才，其功绩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平反冤假错案固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一人之功，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最难能可贵的是，耀邦持有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毫无私心，没有山头意识，痛恨整人立威，坚持有错必纠，无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耀邦当年，更倾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冲破层层阻力，打开改革开放局面，忍辱负重为推进改革、加速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他不光自己身体力行，也不遗余力地把有改革精神的先行者推向潮头。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他，受叶剑英委托，给复出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写信勉励：“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80年代初，耀邦又推荐另一位改革大将任仲夷，促成了他从辽宁省调往广东接替习仲勋，后来任仲夷陪同他考察深圳时，他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遏制了当时否定特区的声浪。而当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实践面临巨大现实阻力时，耀邦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等改革先锋，1982年更在他的促动下，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让“包产到户”姓了“社”，理直气壮地推向全国；从此，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出为全党所接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最终瓦解了破坏农村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他及时将改革推向全面，强调“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他主持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等重要历史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早在1983年1月，他就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的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下，胡耀邦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冷静的引导者。他努力倡导党内民主，主持制定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他纠正了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主持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文件。总之，胡耀邦为中国加快改革开放进程和加速经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人们公认，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成了我们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今天，党的十八大报告洋溢着对中国现实的忧患意识和坚定改革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时对百姓说过一句话，“你们过得好我就高兴”，而十八大报告则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人民满意与否，正鲜明地成为中共执政目标，曾让执政党建立新中国的群众路线法宝，正被重新打磨，重放光华。这也正是耀邦当年身体力行、念兹在兹的执政理念，他曾经对随行调研的温家宝说过：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而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也是这种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一环。胡耀邦说过：“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做主的。”在中央推出八项新规，力促改政风、文风、会风的今天，怀想斯人，诚哉斯言!

我们纪念胡耀邦，就要像他那样，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做一个真人、好人、善人，正直无私、坦荡胸怀、光明磊落的人!

（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1939年10月生于浙江。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广泛反响。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

作者：邓伟志

有的人在位子上时备受尊敬；一旦下来就没人尊敬。胡耀邦同志是在位、不在位都受尊敬，甚至是不在位比在位更受人尊敬。“文革”中他有一次离京回五七干校，儿子送他上了火车。当耀邦同志在河南信阳下火车时，检票的发现他手中拿的是站台送客票。这可是大丑闻啊！后来他想起，很可能是儿子的站台票被他当车票拿在了身边，他的车票在儿子手中。可是，这在谁身上都是有口难辩的。怎么办呢？没事！当车站知道他是胡耀邦时，不但没罚他，反而热情接待他。见天色已晚，又护送他从车站去干校。

胡耀邦就是这样一辈子受人尊敬的人，包括逝世后仍受众人尊敬。1992年夏，我去南昌开会。传说，当时有关方面不主张在共青城开会，已经批准在共青城开的会，也临时改了地方，可是我坚持要去谒陵。快到耀邦同志墓前时，只见在我们前面的七八位穿着朴素的老人边流泪边鞠躬。其中有两位“噗通”一声跪了下来。我也实在控制不住，跟着失声痛哭。我想：这几位是不是经耀邦同志的手平反的老干部？只因“失声痛哭”，实在发不出声来。经耀邦同志冲破阻力，予以平反的人太多太多了！在共青城看到耀邦同志的墓是由少、青、党三面旗子组成，回来后，我写了篇《石旗》，寄给一家报社，迟迟未发，直到一年后才刊出。我体谅编辑的用心。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是1958年4月12日，全国青年工人代表会议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当时，我作为大学生也参加了会议。耀邦同志开始作报告时，很轻松。他说他是从扬州过来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当他正式开始作题为《人是伟大时代的决定因素》的大报告时，越讲越激动，其中有几次几乎是跳起来讲的。耀邦同志像一把火炬，受他的感染，大家也热血沸腾。会场上多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在他讲了个把小时以后，有好多次是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报告结束时，掌声长达好几分钟。因为是万人的大广场，坐在后面的看不清耀邦同志，所以边鼓掌边高喊：请耀邦同志绕场一周。在掌声中，主持人宣布：耀邦同志马上下来，为了抓紧时间，希望大家不要与耀邦同志握手。很幸运，我当时正好坐在接近走道的地方，很清楚地看见耀邦同志穿着一件驼色的中山装，拱手向与会者致意。

几天后，《人是伟大时代的决定因素》的报告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占了一整版。那时《解放日报》每日四版，发整版的事很少见到。

2005年冬天，《文汇读书周报》摘发了满妹的《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的部分章节，提到耀邦同志有件驼色中山装，我顿时想起了1958年看到的那件衣服，马上提笔写了篇《人民的骆驼》，发表在该报上。我写道：“驼一样的人穿‘驼色的中山装’。耀邦同志的一生就是骆驼般的一生。他像骆驼那样艰难地行走在沙漠上，他像骆驼那样从不伤人，他像骆驼那样几天不吃东西照样向前，向前！他有骆驼般的心肠，骆驼般的生活，骆驼般的精神，还学会了骆驼般的沉默……”

29年前，我在1984年10月2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接着就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打开一看，信上写道：“耀邦同志认为你的文章对于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事业是有益的。希望你继续努力……”我看了深受鼓舞。从那以后，我不敢有丝毫放松，决心不辜负耀邦同志的期望，继续为改善学术生态环境写了两本书。50多年来我大约发表了1000万字，绝大部分是1984年以后写的。

1988年底，我有幸在于光远同志家中看到耀邦同志写的《戏赠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的手迹。他写道：“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甜酸苦辣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耀邦同志这首词是戏中有戏，戏中有不戏。是的，“你骑马来我牵牛”，牵牛的与骑马的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

（邓伟志，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工贸系。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自然辩证法》杂志社、《红旗》杂志社、中国科学院研究室工作。曾任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民进中央副主席。）

胡耀邦，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对于他，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们已经感到陌生。70年代出生的人们，对他的记忆则是破碎的和不连贯的。唯一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1987年初的请辞下野，以及1989年的去世，悼念，乃至随后引发的大事件。这些事件当时的原委究竟如何，胡是一个怎样的政坛人物？他对中国思想、经济、社会作了哪些推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将告诉你答案。

同其他一些传记不同，《思念》一书摈弃了刻板的官样文章语气，从女儿的视角，去观察她的父亲--中共中央总书记，用细腻温婉，充满情感的叙述，讲述一个领导人的一生。该书的最大看点就在于，她首次公开披露了大量历史照片，以及1976--1989那段人们最想知道的历史。而该书在1999年成稿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作者编后语）迟迟未能出版，则更加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兴趣。2005年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该书终于得以出版。

通过该书，我们了解了胡耀邦早期的戎马生活，了解了毛泽东对他的器重--“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秀才”，了解了他作为团中央负责人，在文革中饱受冲击和磨难，了解了在70年代末，他是如何拨乱反正，率先在思想战线发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理大讨论，了解了在组织工作上他是如何解放了一批老干部，解放了科技界的知识分子....

我们也了解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了解了他在十二大刚刚闭幕提出的“全面改革”理论与“当时党内的大理论家”（原文如此）之间的观点激烈冲突。了解到1986年大学生学潮上他与其他一些人士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了解到他在请辞下野后用沉默来谢绝他人的打听，用沉默来维护党的纪律、党的团结。而其实胡耀邦是一个天性开朗热情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

就在这本书中，我惊讶的知道，被韦唯、田震等歌手反复传唱的《好大一棵树》原来是悼念胡耀邦的挽歌。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

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

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

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

撒给大地多少绿荫

那是爱的音符

风是你的歌，云是你脚步

无论白天和黑夜，都为人类造福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

深情藏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