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向自由致敬——顾准1974
文/柴静 央视主持人
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0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顾准却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他的头脑暂时歇息，暮色四合中，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一、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
民主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那么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够永远是正确呢？因为他采取“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怎么样“集中起来”的呢？没有解释。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这种对于民主的解释，和上面那种解释方法，一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最高原则。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号称为反对权威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通常主张，政治上必须保留反对派，实行两党制，但是两党制的实际情况也造成了那些民主主义者的幻灭。因为两党制只允许你二者择一，好像结婚，候选对象只有两个。你不要这个，只好要那个。如果两个都不喜欢，只好打光棍一放弃公民权。何况这两个党，往往是换汤不换药，随你选哪个，唱的还是那出戏。于是，这种民主，不过是粉饰门面，不过是欺骗。何况，芸芸众生喜欢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的存在，足以保障这种秩序。据说，苏联人怀念斯大林，就是出于这种感情。
再说，所以主张把民主放在科学前面，是因为唯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研究，才不致扼杀科学。但是仅仅着眼于这一方面的话，前面两种民主，亦即民主集中制，至少能够部分地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原子弹和卫星上天，分明是在民主集中制下搞出来的。苏联的军事科学，不对，是武器科学，还有许多其他各门科学，50年来发展得也很好。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但是，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
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
我所说的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可以是从人的根子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
说穿了，这些不过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老生常谈而已。但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
也许可以反驳，这么说，还可以归结为民主是科学的前提。这种反驳当然还是有力量的，因为上面的论证，看起来是一种循环论证，你把民主当作前提也可以，把所谓科学精神当作前提也可以。不过我想，把民主当作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绝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纳，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
二、哲学上的多元主义
其实，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人类从什么状况进到现在这样的境界，正在由多门科学加以研究，这也是人类不断在扩大认识的领域之一。但是，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现在，人们所认识的是：人，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处境改善了，还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一一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设想过人类改善的目标，确实有许多已被超过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恩格斯把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看做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分明已被超过了）。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代替的应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事实上，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经验主义，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的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
也许主张人类进步也是一种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列宁反对相对主义就是这样论证的：相对成了主义，就是一种绝对化的主张。当然不能禁止这种反驳。不过，主张人类进步，主张人类进步而主张科学精神和多元主义，总和主张什么终极目的而坚持一元主义一权威主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我也是一元主义，那也不妨承认，我的一元主义是多元主义的一元主义。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的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不过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可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有政治批评一一来自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当时大家承认的一种政治制度，例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这种制度无论何时（哪怕比现在完善得多）也不是绝对完善到无可再改善的。要改善，就要有批评。所以它也是多元主义的。
至于政府的形式，看起来不能做到大家当家作主，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一一消灭分工，100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而且，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状况下，职务的差别，表现在收入和特权上的差别将愈来愈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这样进展（你听起来似乎是神话，然而这是事实）。那里的经济学，确实还有毛泽东思想的反响一一他们在研讨一种有别于家裔的不平等（公爵时代，资本家的遗产，都造成家裔上的不平等）的功勋的不平等如何缩小的问题。不过，这里还适用马克思的命题，需要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才行。
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遭到鄙弃的。不幸，保存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得比苏联要好些。所以，十月革命在全世界的回响十分震动人心，而1945年以后，连陶里亚蒂也宁愿走结构改革的道路了。陶里亚蒂是对的。如果他选择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意大利的工人会埋怨他的。不过，在西方，私有财产权的地位现在也并不稳固，至少它在日益削弱。
读点：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一、基督教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开始的。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从一般的古代史著作中找到它的梗概。大体说来：
1、4000年前的巴勒斯坦，本是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影响之下的诸古代民族并存的地区，在其中兴起了以色列——犹太民族。这个民族征服了迦南，有过一段同民族内诸部族不相统属的时期。后来，强有力的部族出现了“士师”(《旧约》有《士师记》)即法官，是强有力的部族首领，逐渐经过征服吞并，建立了以色列——犹太的统一王国，即《旧约》着重描写的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时期。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统一，和她所占地区是商队贸易的通商要道有关系。商业在西方文明的起源上总占重要地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2、以色列——犹太王国好景不长。她太小，抵抗不了帝国的征服。公元前597年，这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王国所攻破，大部分首都居民(也许还有她的首都以外的居民)被迫移往巴比伦。这是这个民族的第一次民族流放；以后她还多次被流放过，直到她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徙于全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为止。
世界上的小民族遭到这种国破家亡，流徙各地的命运的，可以说不胜数计。他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灭亡了。并不是死完了，死是死不完的，总剩下一些；只是有的剩得多，有的剩得少就是了。问题是剩下的被同化了，于是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
3、犹太人有自己的民族宗教。按《旧约》的记载，当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民族宗教的态度是不虔诚的，许多人“崇拜偶像”。可是，他们被流放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祭司兼历史家)却着手系统地编写起他们民族宗教的圣典来了。学术界一致地、无异议地认定，《旧约》最前面的五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即追叙他们的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第一个民族英雄摩西，怎样把全民族人从埃及的依附者的地位中脱身出来，怎样经过从埃及——西奈半岛——巴勒斯坦的长征，征服迦南的历史神话，所谓摩西五书，是他们建国以后第一次被征服流放在巴比伦时编写出来的。
《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巴比伦征服以前，犹太教已经有过一些经典，它的完备化，是流放巴比伦时期搞成功的。
犹太人被巴比伦征服以后，又曾经恢复过他们的国家，不久又被波斯、亚历山大、罗马征服。有过多次民族起义。罗马帝国初期，亦即基督教兴起的时期，还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玛加比”兄弟的起义，当然是被扑灭了。基督教兴起的时期，犹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摆脱罗马帝国统治是民族的愿望，然而犹太教的上层是妥协派。
犹太虽然复国了，其大多数被流放的人民散之四方做买卖去了。复国后的耶路撒冷，事实上成了散处四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的宗教中心。
4、犹太教义的特色：
A、民族战神的一神教。《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据说正确的译音应该是耶威)是以色列——犹太民族的战神，是保佑民族和外族作战取胜的神，而且，除了这个神而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神。以色列——犹太民族和他民族作战曾经胜利过，这就是他们征服迦南地区的时候。可是，在征服中他们也吃过败仗，以后的记录更惨，只有败仗，没有胜仗了。怎样解释呢？失败是背叛耶和华的结果。这种解释，奇怪得很，很灵。而且，这不仅是犹太人保持其民族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后起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神教的特点，和当时的文明民族的希腊、罗马是迥然不同的。希腊宗教没有经典，只有神话，希腊神话中的神，是一个大家族，他们和她们有七情六欲，也犯罪，而且也受命运的支配。罗马的宗教，几乎全盘承袭希腊，不过把人名改一下(例如，宙斯，改成朱庇特Jupiter)。
可是，一神教比多神教严肃得多。犹太教之所以和希腊思想合流而成为基督教，一神教的因素是个重要因素。
B、反对偶像崇拜。希腊、罗马的神，是艺术的对象。金星——爱神维纳斯，被雕成一个最典型的少妇裸体像。在我的青春期，走过店铺陈列的维纳斯雕像的最粗劣的仿制品的时候，实在禁不住目迷神眩。当时还有许多民族的神是动物，《旧约》中耶和华最严厉责备的偶像崇拜，是崇拜圣牛——以金子铸成的圣牛像。
犹太教的耶和华，绝对禁止画成画像。耶和华在西奈山上向摩西显现，吩咐他布置的(不是建筑，而是布置一个帐幔，因为那时的以色列人，还在向迦南进军途中——其实是他们上古游牧生活的反映)至圣所里的至圣物，是“约柜”，是上帝吩咐摩西传布的“十诫”的文字记录(写在一块石版上)的存储木柜。
上帝没有形象，后来的宗教哲学家把它解释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具备“有限”的人的形体。这又是它和希腊思想的接触点。
后代的基督教传教师，画成耶稣和圣母的画像，人们要向之顶礼膜拜，宗教的哲学家们斥之为异教风尚。虽然如此，基督教终究是没有上帝的画像——像我们的玉皇大帝之类的。伊斯兰教也承袭了这种传统。(附带说说，伊斯兰教的教义，在许多地方承袭了犹太——基督教义。不同处是，基督教宣扬爱，它宣扬征服。)
C、以色列——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这是民族的战神——上帝的本来特色，因为强烈的民族情绪，一向具备着发展到征服世界上一切民族这么一个至高点的。问题是，选民的观念，在以色列——犹太被征服后，散处四方以后，还强烈地保持下去。于是，以犹太人的现实主义来说，它变成了分散、无祖国状况下保持民族团结，保持民族特色，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武器了。
还不止此。选民观念，逐渐转化成为一种现代的伦理观念：不是选民征服一切人，而是选民解放一切人的那种观念。不过，这到后面再说吧。
D、严峻的戒律始见于西奈山的“十诫”，见《旧约•申命记》：“一、除我以外，不许有别的神；二、不可崇拜任何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四、安息日；五、孝敬父母；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十、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一切所有的。”
其中的第九诫，不久前有人向我慨叹过，中国并无此传统。
诫命多得很。后来成为犹太教徒特色的，有一定要割包皮(叫做割礼)，不准吃猪肉，不准吃一切动物的血，不准吃无鳞的鱼等等。这些戒律，后来发展成为犹太人的法律体系。犹太人的律法师，是兼具人间的权威和神的权威的。马克思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律法师；不过也许已经兼任了当时普鲁士的律师，而且也十分文明化了。
5、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渴求解放和弥赛亚的预言。
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处在以下状况中：
甲、犹太人已是散布在罗马世界的买卖人；
乙、耶路撒冷和周围的犹太区是罗马的领土。散处在世界的犹太人以耶路撒冷为犹太教圣地，有许多捐献，这个城市很富。
丙、犹太本土不久前经历了一次玛加比兄弟的民族起义，十分壮烈，失败了。
于是，在犹太人中传布着一种弥赛亚的预言，大致是说，犹太人中将要出来一个像古代名王大卫那样的民族救主，实现“上帝的国”，压迫以色列的人都被毁灭，弥赛亚诞登大宝，世界各处都会有蜜、奶、酒像水一样流的丰饶境况。这种传说——预言毫不奇怪，我们在我国的宗教性的农民暴动中都看见过。耶稣基督就是应这种预言出来担当弥赛亚任务的角色。基督这个字，就是希腊字的弥赛亚。《新约》的四福音书，就是实在或想像中的一次民族起义流产，其领袖被捕处死的神话化了的记录。(附带说说，当时罗马帝国处死叛乱分子，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挂起来，是一种极其通行的办法。)
这次民族起义失败了。可是起义的余党(即十二门徒)还在，他们继续宣传起义的纲领。而且因为起义的失败，是罗马统治者和当权的犹太教领袖合作的结果，继续宣传起义，其矛头也针对犹太教。不久，起义纲领中的反罗马成分全被抹掉，亦即政治成分全被抹掉，只剩下反犹太教的宗教成分。“破中有立”，一个新的教义系统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基督教。
6、原始基督教的教义：
A、耶稣复活和弥赛亚的千年王国。最初，新宗教的教义，着重在宣传耶稣这个弥赛亚，是上帝遣来的他的儿子，是神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死后第三天已经第一次复活，并向他们的门徒显现了。这还不过是序幕。不久，他还要第二次复活。第二次复活的时候，一切埋在地下的“义人”(也许是死难烈士吧)都要复活，于是要建立起一个“千年王国”。这个千年王国的最初的涵义，也许仍然是以色列人的王国，不过，不久，它的意思就完全变了。
B、爱和传道。可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太强大，宣传斗争，号召斗争，那是以卵击石。运动需要坚持，需要召募皈依者，因此要宣扬爱。《新约》记载耶稣事迹的福音书，已经在强调“爱你的邻人”，要在被压迫群众中扩大新宗教的信徒，更加需要强调爱。于是基督教比之犹太教，亦即《新约》比之《旧约》，强调爱，强调通过爱的精神来布道，来扩大信徒，而不是民族战神的宗教，不是征服之神的宗教了。
不过，“选民”的基本观念还在。现在，不再是老命题“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而是新命题：“信主的是上帝的选民。”
C、消费共产主义。适应于第二条要求的原始基督教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共产主义的团体。凡“信主”的，要把一切财产捐献给教会，教会最主要的工作是为教徒办免费公共食堂。这一条要求如此之严，以致《新约》记载有富人的教徒卖掉家产，捐献教会，可是自己保留了一点，当使徒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这个教徒就扑地死了。
D、原罪与救赎。当教义限于以上几条的时候，新宗教还只能是犹太人中间的宗教。《新约》记载，新宗教一开始确实只限在犹太人中；把教义和传教活动扩大到外邦人(犹太人对非犹太人们的称呼)中间去，并为此目的，改变了教义的主要内容，添上了原罪与救赎这一条的是圣保罗。《新约》说，圣保罗原是顽固的犹太旧教徒，残酷的新宗教的迫害者。有一天，上帝向他显现，从此皈依了新宗教。基督教义的制订者，事实上不是十二门徒，甚至也不是耶稣基督，而是这位圣保罗。J•大卫把他和摩西并列为基督教的二位启示者。
保罗把《旧约•创世记》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听信蛇的怂恿，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懂得赤身裸体的羞耻(事实上是和亚当性交并生下了孩子)，这一段本来平淡无奇的传说，称做人的原罪。既然性交是罪恶，那么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因为人有罪，所以上帝罚男人要满面流汗挣面包，女人要蒙生育的痛苦传种接代。这是《旧约》的提法。这当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代一代活下来的。最可怕的是，原罪还使每一个人的灵魂堕落，死后也回不到上帝那里去，上帝怜悯每个人都背上了这份原罪，于是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尘世，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为普世的凡人赎了罪。自此以后，人只要信上帝和我主耶稣的道，他的灵魂就可以得救。
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教义。后代的传教士在布道中绘声绘色地宣扬主耶稣为了救赎世人的原罪而上十字架受难的故事，愚夫愚妇在下面听得涕泪交泗。也就这样，基督教超越了犹太人的范围，传布到“外邦人”中间去。不久，犹太人还是犹太教徒，新宗教成了反对犹太人的非犹太宗教。原先的割礼、不吃猪肉等戒律一律废除，对外邦人无效，犹太人的基督徒还可照办；再过一些时候，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还必须禁绝犹太教的戒律，才准许皈依了。
E、三位一体。犹太教只有一个耶和华，基督教增加了一个救主耶稣，据说他是上帝的独子。圣灵何能生子，马利亚是否处女怀孕，不仅外行人要问，基督教内为此还经历过长时期的教派斗争。现在，西方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这分明和希腊思想有关，下面再说吧。
7、罗马帝国精神上的解体，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的异端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原因。
由上可见，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其实佛教也不过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异端。不过佛教在印度已完全消失，在世界上信徒也寥寥无几了。)它怎么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的呢？
原因在于，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提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
罗马没有哲学。假如说也有哲学的话，无非是征服的哲学。现在，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征服的哲学没有用了。脑满肠肥的罗马显贵享乐已经享腻了，罗马皇帝安敦倾心于不动心的希腊斯多葛哲学。不久以后，罗马帝国陷入地方军阀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之中，显贵们的未来也朝不保夕，至于原来勇敢守法的罗马公民，早已经过Proletariat(最下等级)这一段经历，完全消失掉了。凡不是奴隶主的，不论是罗马原来公民的后裔，还是被征服的民族，还是奴隶的后代，全都呻吟在罗马的无个性的、无民族性的、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现世的事情，有人看来，因为已经极度圆满而无复可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唯一的出路。这个世界，证明了原罪教义是天经地义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赎我们原罪的主耶稣吧。新宗教就这样不胫而走了。
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是蛮族。罗马文明独特的创造唯有法律；其他哲学、科学、文化、宗教、神话全都是希腊搬来的。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的精神危机更甚于罗马人，危机也比罗马人来得早。这个文明民族的文明人，在亚历山大征服时已经丧失了城邦的自由，不过还可以随军东征，在新建的希腊化诸帝国中当上一份知识分子当得了的差使。当希腊本土被罗马征服以后，有些“哲学家”被贩到罗马成了奴隶，在罗马显贵的宴会上说一些文法、逻辑、道德的箴言作为寻开心的资料，原来的希腊诸自由城邦当然也成了罗马的行省。基督教的传布于罗马帝国各地，就是首先在希腊语人民中传布的(《新约》的最初文本是希腊文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落的希腊人的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圣史和希腊思想的混合品。上面所说的，圣保罗的业绩，是《新约》这么记载的。也许，这里存在着某种确实历史的核心。即使如此，《新约》中圣保罗的许多哲学化的启示，也决不是一个粗鄙的犹太人所胡诌得出来的，他至少得到了许多希腊人信徒的帮忙，才写出了那些东西的。新宗教的教义，因为是希腊思想使之精致化了的，所以它才能在那时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胫而走，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这是西方学者公认的。
［附注：这一部分，可以参阅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叶启芳译，1955年三联书店就1932年神州国光社第一版修订再版。这本书译得很差，不过大致还可以读懂。］
二、希腊思想
1、希腊城邦。
当希腊产生出她的能够作系统而概括的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于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最古文明。(这个文明的一支，西迁到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成了苏美尔一巴比伦文化；另一支东迁到中国，是中国文明的来源。不过，她的西支，用铁早于中国。)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或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一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主。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凯尔特、“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息琉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虽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她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
2、思考宇宙问题，而不是“史官文化”。
这样，希腊哲学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是：
A、宇宙是什么组成的？最多的回答是四大元素，地水风火，这和中国的五行阴阳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循这条线往下辩论，问题愈来愈多了。地水风火，没有发展成为“相生相克”，倒是提出了“原子假设”。辩论发展到，宇宙的特点是运动还是静止？在这点上，有人提出，运动也是静。所谓“飞矢不动”，这就涉及到运动的单位，和运动物体间的相对位置——再进一步涉及到运动的坐标了；也涉及到一切流变的辩证法思想，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B、数学神秘主义。
众所周知的有毕达哥拉斯(Pytagoras)定理。数学神秘主义中国也有，河图洛书其实是其中纵横诸数之和都有15。不过他们锲而不舍，从这里搞出一整套几何学。又，据说，后来解析几何中的“圆锥曲线”早在亚历山大时代已被发现，这在笛卡儿以前将近2000年。
C、诡辩、修辞、文法学。
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后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专著。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者，说他论过“名”，即文学中的名词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文章，一开始就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后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
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3、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
希腊思想对宇宙的概括，虽然也有“变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们的基本观念，是把宇宙看作静止不变的；着手之处，在于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类”。自然界中有机界、无机界，动植物等等的类别，就是从希腊开始的。最早的动物学、植物学只是分类学，分类学也做得很仔细，要采集标本，例如植物，要从它们的茎、叶、花、实的特征，分出门、科、属、种、亚种等等。这些都是进化论产生以前“自然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希腊传下来的。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到惊讶。可是对于这个世界怎么会形成这种壮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于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量，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原来是一个民族的战神那是无所谓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变成超脱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这样，犹太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
而且，对于这个实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释。这个实在世界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我们把它分成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这类事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于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过“理性”分析综合实在世界而达到的，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溯及于一个全能的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想的结合点。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脱了尘世的政治权威，却不得不寄托于一个超人的力量，对于古代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古代只是人掌握自然的开始，古代人还远没有今天的人那样征服自然的自信。古代人观察自然基本上只凭生理器官，没有今天那么有力的观察工具(从望远镜到反应堆等等)。古代变革自然只凭简单工具，它只能观察到是在顺应自然，而不会具有变革自然的自信，这都不足为怪。那么超尘世权威而拜倒在超人力量前面也就不可避免的了。这也就是希腊思想一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于上帝(注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多半在数学和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儿是17世纪的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明者，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的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
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4、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象。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
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但是，在这方面，其他来源(通俗的来源)比在真的问题上要多得多。
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善罚恶，他的处理轮回果报，就其劝导尘世的人要走什么方向而论，和佛教、婆罗门教都是不一样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的命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办法是：“从根本上下手，并且通过稳步培养同〔食欲和情欲〕相对立的心理习性，通过博爱，通过以德报怨，通过谦恭，通过戒除邪念……来克服〔食欲和情欲〕……〔这种结局就是涅盘〕”(《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48页)。做到这一条，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严复译《天演论》用美丽的文言描绘了这种伟大壮丽的情境：“恒河沙界，唯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无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竞争，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注。”(《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107页)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预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的它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5、上面扯得远了一些，总之，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思想，是基督教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并且指出过，那是通过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图派的普罗提诺的学说“传递”过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腊思想的影响，是通过这个极端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学说被接受的。可是希腊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学说比柏拉图“实证”得多，最初并不是基督教所承袭的。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却成为当时的教士文化——经院哲学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四因，其最后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所谓“思想律”的第一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释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法要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方法的)。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免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家畜是给人吃的。当代科学之为自然界的生态循环的这种现象，亚里士多德感到神秘，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目的论预定了上帝，这当然也是无疑的。
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这样说，我认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东来的传教士，带来的除圣经而外，还带来了逻辑学、几何学和历法。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腊思想呢，还是皈依希腊思想的基督教？
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
1、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zu2)
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著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
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罗马天主教的中心设在前帝国的首都，它使用的是帝国的通用语言拉丁文，直到十六七世纪，著名的哲学著作还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现在国际通用的动植学名，还是用的拉丁文。圣经译成英、德文，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罗马帝国覆灭了，世俗权威用蛮族的日耳曼文，在有教养的文明社会(蛮族显贵，最初都是目不识丁的)中，罗马传统还是正统。
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后来竟然全部湮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后，后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于扫掉了古老文明的老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
2、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情。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造了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
欧洲的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神学教育当然还在大学之前。法律学、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是神学以外的主要课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当然是必读课程。学习这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也许10000个人中有9999人是废品，学了根本用不上。不过如果有人用上了这些东西，这个人也许就是诸侯宫廷中的大臣，或者可以列入经院哲学家之列的人物了。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也许这就是后代大学自治的渊源。像明太祖的《大诰》之类的当代政令，也许也是越不过大学的门墙的。
不仅大学是教会办的，我猜测中学教育也是教会包办的，医院也是。
教会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的活动。不管他们的研究如何只能限制在某个框框之中，总也出了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托马斯•阿奎那这些人物。即使我们肯定(也许与事实不符)中世纪的教会所传布的文化，没有比古代(希腊的和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3、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于真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
骑士文化这种世俗文化得以存在，欧洲的君王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至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
4、比起佛教来，基督教虽然是一种入世的宗教，终究是力图把人性提高到“神性。”与此相反，教会首脑却在神化的人幌子下，荒淫无耻到不像人而像兽的样子。此外，城市的兴起，王权的上升，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形成，也使教会教廷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文化权威都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所以，地理大发现(亦即航海商业的猛烈扩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者几乎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现在，在骑士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世俗文明要摆脱神权的控制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是民族国家摆脱凡蒂冈，文化意义是要摆脱死掉了的垃丁文明的控制，发展民族文明，同时也是要摆脱已经阻碍科学和思想进步的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是要回到共和罗马和城邦希腊的欢乐的人。
发生过革命、战争、流血、屠杀。宗教战争的历史，是教派斗争，结合着王权、诸侯、城市多种利益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人读这段西方史，既难理解，又感到厌烦，范文澜所以诋毁宗教，诋毁宗教战争，我猜测，这也是一个因素。
不过，这些斗争却是西方进步的重大因素。清教徒移美，胡格诺教徒移英，倔强的人们幸免于难的另去开辟新天地。假如中国也有过样倔强的人们，大概轮不到荷兰人占印尼，英国人占澳大利亚了。此外，有宗教改革(新教崛起)，还有反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本身适应新局面的革新，弄到最后不能不来一个宗教容忍)。宗教容忍曾是近代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人对希特勒的国社会主义如此深恶痛绝，和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5、文艺复兴直到近代，思想界也是丰富多采，令人眼花缭乱。已经提出，遵从理性主义的一派，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作过巨大的贡献。大力鼓吹并成了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弗兰西斯•培根，为实验科学的最早中心英国皇家学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是带着感情来鼓吹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他痛诋希腊思想以静观宇宙为极乐，痛诋他们不关心改进人们的工具以增进人类的福利；可是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的爱人类。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学。在科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呢。他们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
四、我不过是解剖了基督教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需乞灵于上帝。
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何况，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古代人，曾不得不从神秘的唯理主义那里取得这种力量，现代人已经用不到再为此乞灵于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学的经验主义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至于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是无知而已。)所以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1973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