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阑夕
1、庭审的网络直播舞台，由智能手机、社交网络和弹幕互动共同搭建，这种公示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法律的“权威”，却能直观揭开盛有民意的水壶盖，让潜伏在群众当中的一群“日剧法律学家”现身中央，倒也趣味横生。
2、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一样，快播的创始人王欣及其战斗力超群的辩护人团队穷极辩术为己脱罪，值得嘉许。但是，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在意个案，只关心程序，如果前者无法对后者造成影响，那么任何侥幸，最后也都只是侥幸罢了。
3、快播的涉黄情节，由于公诉方的准备不足，而被见招拆招的卸掉骨干证据，但就因此而假装奔走相告的称“快播无罪、快播不黄”，就是掩耳盗铃的猥琐行径了。快播的运作模式与暴风影音这种本地播放器截然不同，其Qvod内核承担着储存功能，且在建站行业被广泛应用，王欣辩称他无权窥探用户到底是否用快播观看淫秽视频，属于偷换概念。
4、我要说的是，否认快播涉黄并认为它并不因此受益，是政治正确的虚伪和造作。乐视的举报，从商业竞争的层面来看或有卑鄙色彩，但是被举报方并不会因为“举报”这个行为本身而遭致责难，法律才是那根决定性的绳索。
5、为快播辩护——此处为虚指，并不针对王欣的辩护人团队——就应回到问题本身，即染指色情究竟是否有罪，或是其中有无抵御选择性执法的明确边界。一个足够浅显通俗的逻辑在于，如果一件事情你“做”它是合法的，那么你“看”它也应当是合法的，因为“做”的影响程度是远高于“看”的。
6、因此，所谓“淫秽视频”这种内容，如果人们履行里面的内容——比如情侣之间的欢好，以及提供场所和道具的商店——是无罪的，为什么供应观赏反而是有罪的？这个追问必然得不到回答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依法治国的附加值就是以德治国，当我们将道德观念混淆到了法律体系之中，就会产生这样的内部矛盾。
7、然而，道德在中国，首先是一个政治选题，其次才是个人修身的要求。李银河曾引述尼采的分析，说基督教为什么提倡反性禁欲，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把被管理的个体的生理冲动贬为一种形式的“坏”，从而使得每一个人都有了原罪，并让管制和惩戒具有天然的不容抗争的合理性，便于统治。
8、基督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终而完成了政教分离，这让一系列的解放运动从西方开花结果，并散播到了世界。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中国特有的“保守主义”——其概念与西方的保守主义不同——成为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红线，色情文化亦难以摆脱洪水猛兽的定位。
9、当然，假汝之名的主张总是有的，比如儿童就常被拿出来顶盾，在这个国家，有很多儿童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很多儿童留守家乡与父母分别，有很多儿童被饥饿和贫困缠身，这些与之切身利益更近的问题，往往遭到忽视，而一旦涉及到反对色情时，他们又被推向前线成为被假设的核心受难者。
10、对此，我只能搬出导演娄烨的一段话：“对于中国迟迟拒绝电影分级制度，就是——本来是可以把孩子放到孩子的房间去睡觉，父母在自己的房间做爱就很正常。现在的前提是有房子，但非要把孩子放到父母的房间，然后派一个警察站在这儿，不许父母做爱，因为要保护儿童，这个警察就是审查制度。而且警察还换班，每一班警察的标准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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