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背后的小人物故事,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2023-05-17 23:01

商业背后的小人物故事,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商业江湖(ID:shangyejianghu),作者:卢或者(曾做过远洋船员、石油销售和商业记者的媒体人),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11月中,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用家乡话问我是不是在上海?他说他是李宇。李宇和我同村,比我大几岁,我们交集不多近十年没有联系。


他说疫情之后老家很难找工作,于是他和中介公司签订合同,应聘了上海某工厂的“短期工”——工期三个月的流水线工人。一周前他们坐着工厂包的大巴车从河南新乡一路封闭式运送到上海,现在他在金山的一个工厂给我打电话。


寒暄几句后他支支吾吾地说,他有些担心中介公司会骗他工资。


他在这里做短工,一个月工资约8000元。但工作时每月只发放4000,剩余的4000要等到3个月工作期满后一次性发给他,但这个承诺并没有写进合同里,都只存在于微信聊天记录中。


“我保留了全部的聊天记录,听说打官司的时候这个也可以当证据?”他问我,如果中介不给他钱,拿着这些聊天记录能不能“告他们”?


我说,这种法律问题,我也不太懂。


顿了下,他说:“听说你在上海做记者,如果这些中介机构骗我们,你能不能写点儿东西曝光他们,帮我们去要钱。”


我说,我主要做商业报道,社会新闻不专业,但我可以找人问问。


他有些失望地“哦”了两声,又客气几句就挂了电话。随后我找了一些法律援助、维权律师的联系方式推荐给他备用。


他回复说,到时候再看吧。


我安慰他说,上海是一个讲规则的城市,应该没什么问题。


半个月后,因为一个稿件我采访某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实验室,他们和我介绍如何用人工智能检测iPhone配件上的缺陷——AI模型可以在4秒内完成几微米的缺陷检验,而同样的工作,即便熟练的工人也需要40~60秒才能完成。


在解释AI效率的时候,实验室的工程师说,作为苹果手机供应链企业,这些工厂的生产节奏要匹配iPhone的发布周期。以苹果每年9月发布新机的时间倒推,发布前3~6个月是这些工厂的生产高峰期,供应商生产,组装厂备货,苹果方验收,而iPhone发布3~4个月后就会进入稳定期,这些工厂的生产规模逐步回落。


所以iPhone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以月为单位的“潮汐式生产过程”。


这种生产方式给招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工厂会招聘大量的3个月短期工来应对生产高峰。


但短期工并不稳定,工人们对这3个月的工作也不太看重,很多人在入职一两周之后就辞职走人。为了稳定工人,工厂会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明确只要工人中途不离职,三个月后厂方会给中介公司一笔奖金。但很快,这种奖金就演化成中介招徕工人的手段,中介将这笔奖金拿出一部分来激励工人,约定员工只需要做三个月就可以离职,通过这种操作把平均工资拉高。


这个工程师和我解释说,你看,当时为了稳定工人工作的奖励制度,最后反而成为催生工人3个月就离职的诱因。


他说,疫情期间招工困难,这个工厂要从务工大省对口招募,全程封闭转运。“比如从河南新乡招工,直接用大巴拉到上海、苏州的工厂内。”


我忽然想起了李宇,他说的这些工人不就是李宇们么?虽然李宇不在这个工厂工作,但是李宇的务工模式和这种短工毫无二致。


同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李宇认为中介公司在“扣他工资”,实际上这笔钱只是工厂发给中介的“奖金”,中介们也需要等到三个月后才能领取,他们当然没办法当月发给李宇。


和工程师聊完,我给李宇发消息,将上述招工逻辑讲给他听,告诉他不用担心这笔钱,三个月后,工厂和中介结算后,会转发给他们。我说,“这应该是一种行业惯例,其他工厂也有类似的操作。”


他很开心地说,明白了。


那一刻我也松了口气,虽然没能帮上大忙,但我也给他解答了一部分疑惑,降低了一些顾虑。


同时我从不同渠道、不同角度看到了一个产业的生产逻辑:“果链”工厂为满足“潮汐生产”而招短工,短工流动量大而衍生出两种变革:


1. AI替代,让人工智能进入工业生产成为现实;


2. 分离式薪资,工人和中介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新的利益链条。


这种站在第三者视角看世界的感觉让我生出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比大部分人更透彻地理解生活和产业。


但,现实无情地嘲讽了我。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李宇给我发消息说,中介未按照约定的比例发放工资,欠了他近万元,他和工友们已经报警,下午去派出所调解。


几个小时后,他说调解完了,警察帮他们追讨了工资,但中介最终以考勤问题少付了3000元左右的工资。


我说,为啥不给?


他说,唉,这就是中介所谓的套路,没有办法。随后说,临近年关买票难,他买了下午的车票回家,说以后回家再碰头吧。


“上海不好待啊!”他说。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对着屏幕打了几段文字,又都删除了。最后回复一句:“一路平安,代向家人问好。”


我有些愧疚,觉得自己不仅没帮上忙,还高估了中介的职业操守,带着李宇轻视了生活的恶意。


我自认为的透彻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浅薄——实际生活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复杂。



这让我想起三年前的另一件事。


2019年11月,因为一个“双11”的选题,我去贵州普安县西陇村采访。


西陇村位处贵州省的西南部,藏在绵延的群山之中,从贵阳坐高铁到这里,一路穿山过隧,窗口光线几乎有一半时间都被山体遮蔽。同时这也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全村3900多人,当时贫困人口1600多,贫困发生率42.3%。


我的采访对象是西陇村一个农户“老伍”,他们家在深山里养殖“乌鸡”,再通过电商渠道将鸡和蛋卖到城市家庭,那一年“双11”助力“脱贫攻坚”,电商平台帮助这些农户增加收入解决就业,我去村子里了解他们的工作细节。


没想到,这次采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是老伍,而是他们的驻村第一书记F书记。F是派驻当地的扶贫干部,一年前他从北京来到贵州普安,计划在这里工作两年以帮助当地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


F带我走访了山顶的养鸡场,采访了老伍,工作进展很顺利,下午我陪着他一起去半山腰的学校接了老伍的小女儿回家,但在校门口,他被校长堵住了。


校长说:“书记留步,自从县城开设寄宿学校以后,现在村里的学生越来越少,全校只有1、2、4三个年级,几十个学生,教育局说要裁撤我们学校,我想问下,剩下的这些孩子怎么办?老师怎么安置?”


F书记一时也没有合适的方法,他感慨地说:“是啊,这些1~2年级的孩子都很小,去寄宿学校不方便,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事儿我记下,校长你等我两天,我也向领导汇报讨论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校长说,“如果不争取,西陇村小学可能就此消失了,这些孩子们以后能不能在村里读书就靠书记了”,说完长叹一声关了学校大门转身离开。


伍家女儿在西陇小学写的心愿  作者供图


送孩子回家后,F书记带我下山和我聊起了学校的事情,他说,山村小学问题确实很让人头疼。


“自从县、市开设了寄宿学校之后,村里的很多孩子都被送到那里去读书,一个月回家一次,但你也看到这些1~2年级的小孩子实际上不适合寄宿模式,他们生活还不能自理,还需要父母照顾,离开家以后,孩子哭天抹泪,家人也提心吊胆。”


我说,那为什么孩子们还去寄宿学校而不在村小读书呢?


F书记说,“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大概是县里或者市里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方案,他们觉得这样能让贫困山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他们不知道村里的具体情况,这些孩子去那里读书是不是适应?他们家人能不能接受?他们都没有仔细考虑。”


停了停,F书记又说:“而且我觉得鼓励孩子去县城寄宿学校读书的政策和脱贫攻坚、美丽乡村的政策相悖。我们这些人下来扶贫,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们就是要让农村变得更好,让村民在这里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不要让大家都一窝蜂地挤到城市里去。农民进城产生一系列问题,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留在乡下,而一线城市却人满为患,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来扶贫就是要把乡村建设好,让农民愿意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你看现在村子里的道路都硬化了,各种资源也都接进来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人开始从城市回流乡村。但现在孩子们却不在村里上学了,要知道一个没有孩子的村庄是没有希望的村庄。”


他说这话时,太阳正从远处的山头落下,一瞬间,暮色四合,山岚升起,坡道上几只黄牛停下脚步,对着夕阳仰起头,长声哞叫。


贵州的山路 作者供图


这一幕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认同他的观点“一个没有孩子的村庄是没有希望的”。我的老家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村庄空心化、街上只剩下面容沧桑的老人,没有了孩子的奔跑,整个村庄显示着落寞的气氛。这也让我对“县领导”的决定感到疑惑,他们为什么不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呢?


一天后,我结束了贵州的采访,去往下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湖南城步。在城步我遇到了当地的一个副县长L,他也是派驻下来的扶贫干部,在做完既定采访后我和L聊起贵州西陇村的学校问题,我将F书记的抱怨和盘托给了他——虽然他们不在一个省份,但我想知道同样身处贫困县的L是如何看待“没有孩子的村庄是没有希望的”这一观点。我甚至揶揄地想,作为“县领导”的L县长会不会接受基层F书记的质疑,承认“鼓励贫困乡村孩子到县城寄宿学校读书”的做法欠妥。坐在他办公桌前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甚至带着一种“替代基层村官反映困难”的正义感。


但L县长的回复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让孩子们到县城或者镇里的寄宿学校读书根本不是县领导、市领导的鼓励所能决定的,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人们就是要离开贫困的山村,到经济更发达,教育资源更丰富的镇里或者县城去读书学习生活工作,大家都想改变自己或者改变孩子们的命运,这是一种趋势,是农民自主的选择。不仅是我们这样的贫困县镇,纵观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从东部到西部多少农村孩子一步步进入城市,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们读书的时候也是尝尽艰辛,但他们愿意承受这种苦难,愿意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付出努力,西陇村这些孩子和家长的苦恼也是这种艰辛的一部分,所以是村民们选择了寄宿学校,而不是任何领导。


L县长又说,乡村空心化这个趋势没办法阻挡,那些定居在深山里的村落必定会面临空心落寞甚至消失的可能。F书记今天在山村扶贫的那些工作,很难改变这种趋势。当前生活在山村的这一两代人,他们在村子长大,对山村还有感情,他们愿意在这里继续居住,但是后一代人还是会离开农村。是的,“没有孩子的农村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村子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


这番话让我哑口无言,我立刻意识到并不是县领导不了解基层,实际上他们比基层更了解扶贫的意义也更懂得经济规律。同时我也为F书记的工作感到一丝悲凉——他复兴农村的愿望注定渺茫,大部分乡村都很难恢复到早前的活力,他所有的努力最多只能让这些村子消亡的更加舒缓,让“最后一代农民”更加安静平和地离开这片土地。


结束采访,回程路上我反复思考这两段对话,我感到了国家的复杂,某些时候你认为自己懂得了一些规律明白一些道理,但那或许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像自己嘲笑的那些人一样——只是众多摸象盲人中的一个。



我另一次盲人摸象般的经历也同样来自两次对话。


2019年8月,某大厂的云服务延伸到西藏,为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远程医疗提供云服务。阿里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增加了这个项目的关注度,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平均含氧量只有内陆的60%,同时还是国家二类风区,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我出差去了西藏阿里,想采访一些援藏医生和医院领导,写明白医疗援藏的细节和过程。我选择一个海归博士G作为稿子的主角,他是名校博士,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访问学者,回国后登上高原,克服各种困难为阿里地区的妇女做“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其专业技能和奉献精神都堪称楷模。


稿子发布后还受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关注,人民日报编辑联系了G博士做了后续报道,大厂官方做了一个长图来介绍G博士说他《万里援藏,仗剑天涯》。


不过除了G博士外,这场采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个人——阿里中心医院中医科负责人刘首壹。


刘首壹生于1990年,天津人,中医药硕士。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以为他是个藏族人,他皮肤粗糙,面容黝黑,还穿着藏袍和我打招呼。


2016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就以志愿者身份援藏,成为阿里地区人民医院的中医医生。他本来对口分配到日喀则,但他觉得那里不够艰苦“不够劲儿”,而西藏最艰苦的地区是阿里和那曲,那曲海拔高,阿里路途远,他们组长向他推荐阿里,说阿里古老而神秘,有神山冈仁波齐,还有古格王朝的遗址。刘首壹自幼喜爱传统文化,对神山圣湖、古格遗址向往不已,坚定地选择了阿里。


此后三年,他没下过高原,没回过天津,唯一一次休假他也被抽调去拉萨做高考保健医生,作为志愿者他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补助“存不下钱,只是够花”。


三年里,同期援藏者都陆续离开,唯有他留了下来并续签了5年的合同,我问他为什么愿意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工作,他说他想在这里将中医发扬光大。


他说,他来之前阿里地区没有中医,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在这里建立了中医科室,他很骄傲。未来他希望能将中医和藏医进行结合,他正在研究藏医里面的“放血疗法”,他觉得这些技巧可以运用到中医体系内,创造一些新的诊疗手段。


我突然意识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青年是一个宗师级别的人物,他创造了历史,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将中医药带进阿里的人。


可能不会有很多人关注他在做的这些事情——一个90年出生的青年,正在偏远的西部边陲传播中医文化,开宗立派的创立了一个新的诊疗方式,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刘首壹也不在乎这些,他又签了5年合同,他决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


采访最后,我问他去看神山圣湖,古格王朝了吗?


他说,没有。他也是后来才知道,受各种原因所限,他无法去这些地方,即便距离很近,他三年也没能成行。


他说,最接近的一次是路过,当时一名病人需要从阿里转运到拉萨治疗,作为随车医生他陪同前往,车子途经冈仁波齐,透过车窗看着高耸入云的神山,他在车上对着神山的方向默默地拜了拜。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他闪闪发光。


而这也是我没有选择他作为那篇稿件主角的原因之一——他完美得不真实,这样纯粹的人,很难写好。


做完这篇稿件后,我们很少联系,大家回归各自的生活。


但几个月前,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上海分房的故事后,我莫名其妙地又想起刘首壹。


我当时和朋友讨论浦东房产,她说她一个朋友家境很好,在浦东某高档小区拥有两套房产,和父母住前后楼,经常自己不做饭而去父母家里蹭吃,活得开心富足。


说起这两套房产的来历,她说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语——“洗户口”。当年开发浦东她朋友家被拆迁,分了一套房子,随后他们通过一系列运作将户籍又转回外婆的老宅里,十年后,外婆的房子又被拆迁,他们又拿到第二笔补偿款,一举实现了财务自由。这种预先布局利用规则漏洞卡着时间迁移户籍,重复领取拆迁款的方式就叫“洗户口”。


她说原本她朋友可以拿到更多的补偿款,但第二次拆迁时因为户籍问题和舅舅家里闹矛盾,舅舅揭发了自己姐姐,导致洗户口失败,补偿未能全部落实,所以现在姐弟俩老死不相往来。


她说这样的事情在当年的拆迁中并不少见,那时候上海拆迁没有电脑记录,不像现在会做很多调查,所以部分居民就投机取巧地实现了财务自由。


现在,她的朋友,这个92年的女生已经结婚,成为全职妈妈,日常居家带娃,自由富足,她说在上海,类似的家庭还有很多。


她说完这些我就突然想起刘首壹了,他们一个在西藏一个在上海,一个要开历史先河,一个开始享受人生,他们是同龄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


我又想起那个午后刘首壹坐在窗前,闪闪发光的给我讲述他在阿里开创了中医门诊的画面。


李宇和中介、F书记和L县长,刘首壹和92年女生,新乡和上海,贵州和湖南,浦东和阿里,这些无数个时间、空间,无数人的行为、选择、价值观组成了今天的社会。精英群体踌躇满志地引领潮流,普通民众谨小慎微地求取公平;理想主义者将理想视为人生目标,利己主义者将利己当做个人信条。甚至同一个人某些时刻会让你肃然起敬,另一个瞬间也会让你嗤之以鼻,这个国家跨度之大,差异之巨令人咋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商业江湖(ID:shangyejianghu),作者:卢或者(曾做过远洋船员、石油销售和商业记者的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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