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大战”的对象该换了?
2023-06-03 08:29

“抢人大战”的对象该换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因为老爸看病,爸妈罕见地来杭州住了好一阵。每天吃过晚饭,我都会陪他们在小区里或周边逛逛,这使我得以仔细观察身边的环境,并第一次发现,在我们这片以年轻人扎堆著称的区域里,居然生活着那么多老年人。


他们中,有跳广场舞的、有带娃的、有遛狗的、有聊天打牌的……起初我还没觉得什么,直到那天和老妈聊起今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3.8%这事,两人的态度竟截然相反——老妈嫌养老金涨幅一年比一年低,而我却觉得这个幅度已经很高了,超过许多年轻人的工资涨幅,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


老年人或许才是城市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可能有人会问:你说老年人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体现,那很多北方城市、内地农村,年轻人都跑光了,就剩下老年人,这些地方有竞争力吗?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说的城市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老年人的数量上,而非比例上。农村即便百分百都是老年人,能有几个?作为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30.26%),抚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6.32万)即便再翻一番,也只有上海老年人总量(553.66万人)的五分之一。


解释完这点,我们回头来看,为什么老年人越多,代表城市越有竞争力?


过去,我们评价一座城市有没有活力、前途和竞争力,主要看年轻人的数量多不多、吸引力强不强。但现在,一方面年轻人数量越来越少,生育率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年轻人的财富创造能力也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全职儿女”的群体,把啃老包装得清新又脱俗。


这中间固然有代际之间对于“努力”认知的差异。比如老一辈的农民工,因为苦日子过久了,穷怕了,进城后只要能找到活,只要老板给足工资不拖欠,那就豁出命地埋头苦干,别说996了,007都毫无怨言。以至于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亚军,还登上了《时代》封面。


相对来说,年轻一代因为成长的环境较为优渥,在吃苦耐劳方面确实不如老一辈。但这也未必是坏事。看看欧美的劳工阶层,每天的上班时间远低于国内,但并不影响经济的成长和个人的收入。之所以现在年轻一代的创富能力弱于其父辈,关键还是时代大环境的急剧变化。


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认为,全球经济每隔30年为一个大的周期循环。像我们父母(50、60后),前半辈子缺衣少食,过得都很辛苦,但伴随入世后国家经济的起飞,到老了总算苦尽甘来,晚年生活越来越幸福。


相反,80、90后一代,小时候物质条件已较为丰富,学业压力也还没现在那么卷,长大了却先是面临“就业难”,人近中年又可能遭遇失业危机,老了还要担心会不会延迟退休,退休了养老金能否足额发放,就算足额发了但够不够花等一连串问题。


所以那天,听到老妈抱怨养老金涨幅逐年减少——从2006年的23.7%,到2008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年均10%,再到2016年起6.5%、5.5%、5%、4.5%、4%的一路递减,直至今年的3.8%,我忍不住回怼了一句:你就知足吧,知道现在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都突破20%了吗?对你们来说,养老金是多和少的问题,等我们退休时,可能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年轻人的财富大部分锁定在房子上,且背负着数额巨大的房贷,老年人一辈子下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积蓄。有钱又有闲的他们,如今已成为旅游消费市场的绝对主力,到哪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夕阳红旅行团。


像我爸,疫情之前几乎每个月都出去旅游一趟。这些年下来,除了我国台湾和西藏,其他地方他几乎都跑遍了,国外也去了不少地方,足迹范围远超于我。


这样的“富有人群”,难道不该成为城市争夺的对象吗?



其实,老年人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消费力,即所谓的“银发经济”上。


从城市化的逻辑来说,过去,城市化率的提高靠的主要是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的持续涌入。在这股强大推力的作用下,中国的城市化率从2000年时的36.22%,以每年一个多点的速度大幅提升,到2022年末已经达到65.22%。


目前,广大农村及偏远乡镇有条件的青年基本都进城了。就连当年的留守儿童差不多也长大成人,陆续进城了。一些地方一眼望去就只剩下老年人。受此影响,最近两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出现了放缓迹象。2021年增幅已低于1%,2022年进一步下降至0.5%。


但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还将继续上升至71%,对应城镇人口为10.3亿,比2020年增加约1.3亿。那么未来的城市化率将怎么来提升呢?靠人口的自然增减。


啥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在城市,新出生婴儿无论其上一代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土著,几乎百分百都会继续留在城市,回农村的可能性不说完全没有,但也是微乎其微。


而另一边,留在农村里的老年人却在不断亡故。表面上看,两边的人口间并没有发生相互流动关系,但这一增一减,城市化率却已经提高了。


只是这种数字层面的城市化提升意义并不大。特别是考虑到去年全国新出生人口只有80年代生育高峰期时的不到40%,而根据今年已有的孕妇建档数据推算,2023年新出生人口甚至可能不足800万,所以光靠日渐下降的自然增长率,显然不足以支撑城市的竞争力,“抢人”工作还得继续推进。


问题是,经过过去五六年激烈的“抢人大战”,现有的年轻人基本都被抢光了。而后面的新生世代,数量上则是一茬比一茬少,抢夺难度将越来越大。即便像杭州,又是给钱发补贴,又是落户降门槛,好不容易吸引来一批优质人才,结果大厂们打个喷嚏,年轻人倒下一片,又不得不含泪走一波。


相反,我这几天接触到的外地老年人,虽然来杭州的目的多是投靠子女,但因为代际观念的差异,父母投靠子女后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正在下降。更多时候,父母会选择处理掉老家的房产,并掏出一辈子的积蓄,在子女家附近再买一套。这样既可以有个照应,也互不打扰。


数据显示,伴随大批“随迁老人”的涌入,杭州这些年45~64岁中老年人的独居数量快速上升。2010年时还只有131649户,十年后的2020年就增至342225户,增幅达到2.6倍。这个群体在独居户数中的比例,也从19.2%提升到了23.3%,接近四分之一。如果把那些老夫老妻一起来的都算上,这个群体的规模就更庞大了。


他们带来了住房、消费、护理等各方面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杭州相关领域的产业经济。他们和为他们服务的年轻人,一起构成了杭州新的城市竞争力。基于此,我认为,未来抢人大战的重点,应该放在争夺老年人上。




当然,争夺老年人的方式和争夺年轻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年轻人更看重一个城市的工作机会、薪资待遇,而老年人考虑更多的则是当地的医疗水平、养老设施等。


表面上看,老年人关心的多是些仰赖财政投入的东西。要想吸引老年人,政府就得多掏钱。其实不然。一方面,年轻人关心的很多东西,诸如子女教育等,同样需要财政投入;另一方面,这些年很多成功的民间养老机构都是商业性质的,一些专业的老年病医院也正在逐步社会化运营。


所以,花钱多少并不是最关键的,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基建投入的逻辑和方向。


众所周知,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只不过,过去国内的基建主要为了适应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属于扩张性的。但随着国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大体完成,继续采取这种扩张性的模式会导致大量投资浪费。


事实上,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向外输出过剩产能。


不仅如此,扩张性的基建投入,还带来了诸如地方债务高企等副作用。特别是一些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密度较低的西部省份,比如贵州,2015年就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县县通高速,高速公路密度甚至超过广东、浙江等地,有没有必要,我觉得需要打个问号。


而伴随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未来的基建重心必然将由向外扩张,转为向内提升质量,包括新建更多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健全社区功能,搭建社区看护体系等,以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以适应老龄人口增加的现实。这两年开始流行的所谓“城市有机更新”,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迹象。


事实上,内向型基建同样能够消化不少的产能,比如大规模的老旧小区改造;同时也能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像是专职看护、老人食堂、老年舞蹈队、歌唱队、旅行团的领队、教师等。


记得前些年,各地纷纷提出要打造“青年友好型社会”,但我觉得,未来可能更应该着眼于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哪个城市在这方面做得好,就能吸引更多老年人,从而拥有更强的城市竞争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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