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年GDP世界第一的美国还存在着一部分的贫困，有的甚至是极度贫困？本书评关注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的新作。
德斯蒙德指出，贫困是因为有人从贫困中获益，美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并没有帮助那些最需要它的人。但其分析框架可能存在争议：除了作者指出的未纳入交叉性视角外，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其著作《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指出，穷人为商品和服务的付费高于经济上更优渥的群体，是因为其“成本”（如供应者需要应对可能的犯罪，小额交易的成本累积等等）更高。观点之间的进一步对话对深入理解贫困意义重大，而对贫困进行结构性分析而非归咎于个人的“失败”或许是其一致的出发点。本文在最后指出，消除贫困的构想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恰恰也是社会创新的题中之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ID：gh_4950b8276a5b），作者：莉迪亚·伯勒森，译校：马乐妍、郭瑞杰，编辑：刘水静，原文标题：《“我们”制造了贫困？》，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它的贫困率却比其他所有发达民主国家都高。九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800 万人连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尽管在2022年时，美国的 GDP 已经增长到 26 万亿美元，但自 1970 年以来，其贫困率却并没有显著降低。在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中，贫困为什么长久存在？
《贫困：美国制造》（Poverty， By America），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
304页，皇冠出版社（Crown），2023年
在《贫困：美国制造》（暂译名）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论述到，不能说“尽管美国很富裕，但其仍然存在贫困问题”，事实上，正是美国的财富导致了美国的贫困（ “not in spite of [America’s] wealth， but because of it.”）。我们（we）从造成贫困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因素中获利。这里，他特意使用“我们”来指出，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国家贫困问题的制造者。德斯蒙德提出了我们从贫困中获益的三种方式：通过经济剥削和劳动力剥削来满足人们对廉价产品的需求；补贴富人的美国税收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为富人服务，提供援助与安全网的国内项目。
德斯蒙德称，“美国政府向最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最多的帮助，这才是我们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真正本质。不仅是我们的银行账户与贫困率，这一本质还对我们的心理与公民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6年，戴斯蒙德出版了《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编者注：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中译名取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这本赢得了普利策奖的著作研究美国住房驱逐模式如何加剧贫困问题。七年后，《贫困：美国制造》问世。这两部著作都植根于戴斯蒙德自己的童年经历。在父亲失业后，他的家庭丧失了房屋赎回权，于是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惩罚而不是帮助受苦的人？为什么我们其他人都接受这种处理方法？这些问题启发了戴斯蒙德的研究和写作。
在《扫地出门》中，德斯蒙德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他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八个低收入家庭中生活了几个月，这也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在他的新书中，民族志研究占比没有那么高，但仍然起了作用。戴斯蒙德将他的研究与个体经历编织在一起，充满扎实统计数据的段落中夹杂着他职业生涯中的受访者的生活剪影，使《贫困：美国制造》的论证极其有力。这些个体经历使贫困不再面目模糊，有一种说法是这让读者对那些经历过贫困的人产生共情，并感到自己需为他们的困境负责。
德斯蒙德指出，我们对贫困如此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是，在日常文化生活中，贫困“隐身”了。他在观察中发现，“电影、电视节目、流行音乐和儿童读物都忽略了穷人”，因为揭露贫困问题会威胁美国的繁荣表象。
《贫困：美国制造》，则不让读者将目光从贫困上移开。
德斯蒙德分享了克里斯蒂·梅伯里（Crystal Mayberry）的故事：1990年，她的母亲遭遇抢劫、被刺伤并因此早产。小时候，梅伯里遭受性虐待，她被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带走、进入寄养系统，此后辗转于多个集体寄养之家（group home）。经诊断，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虽然梅伯里能够领取社会安全金（Social Security benefits），但光是房租就花掉了73% 。作为一名黑人女性，白人和西班牙裔社区还曾多次拒绝向她提供住房。她总是很快就因拖欠房租而被扫地出门。无数个“梅伯里”的故事表明，贫困是“集结了社会弊病的一团乱麻”，形塑着个体的命运。
借助数据和个体经历，德斯蒙德刺破了关于贫困的文化谬论。例如，他通过数据驳斥了怀抱种族主义、仇外思想的人们对移民威胁经济的指控。他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接纳移民数量最多的州......变得更加繁荣”。具体而言，在1970 年至 2019 年间接受移民最多的州中，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贫困率分别下降了 5% 和 4%。德斯蒙德还打破了提高最低工资必将增加失业率的“寓言”。他揭示道，这一谬误源于1946 年的“假设数据”（ “hypothetical data”），并引用数十项研究证明“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德斯蒙德说，这些谬论使指责和边缘化穷人的政治话语普遍存在、长期存续，并鼓励美国人相信“对穷人的援助是毒药”。他邀请我们抛下成见，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们陷入贫困泥潭，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或没有受过教育，而是因为美国的经济体系、文化高高捧起那些并不需要帮助的人。
戴斯蒙德让我们关注美国的“贫困经济”（economy of poverty），特别是那些从中获利的人：贫困经济的利润来自剥削性的租金、银行手续费和劳动实践。美国人普遍患有“亚马逊综合症”，痴迷于几天内便能送货上门的产品，但维持这样的生活是有代价的，廉价产品需要廉价劳动力、许多劳工因此只能收获勉强可维持生活的工资。美国穷人的工资中，至少 50% 到 70% 需用于支付租金和水电费，如此，房东在贫困社区获得的租金比富裕社区还高。工资还会因银行和金融相关费用而折损，德斯蒙德计算出“美国每天从低收入人群处收取的费用超过 6100 万美元”。
我们由社会区隔形塑的日常生活可能会加剧这样的剥削。如果你住在富裕地区，而且还拥有房屋，你其实无形中支持了将多户住宅、补贴住房拒之门外的分区法（zoning law），并从中获益。如果你拥有汽车或经常用优步打车，你可能根本不会使用贫困社区所依赖的公共基础设施。德斯蒙德主张，贫困和富裕之间的这些结构性区隔导致“私人居所富丽堂皇、公共地段肮脏破败的趋势”遍布全美国。忽视公共品投入的政府政策加剧了这种分裂，导致只有美国最贫困的公民才会使用这些公共品。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被动强化贫困经济的这一论点，迄今为止最确凿的证据是，穷人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最多的帮助，相反，富裕家庭却得到了。把补贴贷款、税收漏洞和工作福利加在一起，最富有的美国人能获得“比最贫穷的美国家庭多 40% 的政府补贴”。
由于德斯蒙德的考察以阶级（class）为中心，因此等式中可能会忽略其他影响因素与贫困的具体情境。贫困并非“千人一面”，其因地点、个体差异而“千人千面”。而德斯蒙德的分析框架没有考虑交叉性（intersectional），因此在回答美国的贫困如何因种族区隔而扩散、阶级神话及美国梦叙事如何共同强化贫困与种族主义时，《贫困：美国制造》只能提供一个不完全的解释。 当然，尽管没有引入交叉视角，德斯蒙德这本研究扎实的书仍然具有说服力。
在结尾，德斯蒙德提出了一个颠覆美国贫困经济的激进解决方案：如果系统已经败坏，就打碎现存系统。戴斯蒙德估算，使全体民众都在国家贫困线（此数据在2023 年是一个四口之家达到3万美元的年收入）之上生活、消除美国贫困的成本为 1770 亿美元，还“不到我们 GDP 的 1%”。他指出，取得这笔钱其实可以很容易，但前提是政府终止现行税法和激励措施，不再帮助美国最富有的个人和公司每年避税 1 万亿美元。戴斯蒙德断言，消除贫困不能仅依靠社会福利支出，还必须与结构性变革（针对贫困经济背后的系统性问题）同步发生，其中就包括税制改革。
德斯蒙德提出的解决方案与他在书中指出的问题一一对应。他说，国会应该提高最低工资以结束雇主支付低于联邦最低工资的情况，并“确保劳工永远不必再为谋生而挣扎”。他还建议政府增加对公共住房、公共教育等公共品的投资，并出台降低银行业掠夺性的政策。他说，民众应该向国会请愿，要求其针对美国的现代企业劳动制度制定一套新的劳动法。在社区内，他建议我们一同拥护废除分区法，以使美国的富人和穷人融为一体。他写道，我们应该成为“贫困消除者”，并“省察我们的生活，通过审视我们与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联系，将贫困问题个人化”。总的来说，戴斯蒙德相信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不以贫困为代价、仍能实现繁荣的社会。
但是，美国人会选择停止从我们甚至看不到的穷人那里受益吗？ 美国人会同意永久消除贫困所需的税率吗？
当我读到书的结尾，我发现自己对近在眼前的文化转变抱有谨慎乐观。就像德斯蒙德所引用的 2020 年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所显示，许多年来第一次，将贫困归咎于结构性问题的美国人超过了归咎于个人失败的人。我个人与德斯蒙德论点的联系，也使我倾向于抱有希望。贫困经济将我所生所长的农村社区作为猎物，以掠夺性的透支费、每小时 7 美元的薪资和滚雪球般的债务横征暴敛。目睹了这一切后，我真切地想要相信事情会发生变化，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停止向德克萨斯州寄钱、我的父母终于能够获得可维持生计的工资。
德斯蒙德相信“贫困的终结将带来广泛繁荣的净收益”（ “the end of poverty would bring a net gain in broad prosperity”）。他的措辞（使用“would”）揭示了，这一光明未来的实现取决于许多条件。戴斯蒙德想象了一个理想化的结果，即美国人真正明白他们个人的福祉与繁荣取决于其他所有美国人的福祉与繁荣。即使理想不切实际，理想主义也是一种有意且必要的选择：我们应当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为之奋斗，因为现在的梦想决定了我们建设美国无贫困未来的起点。
文章原刊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3年夏季刊，原标题：Poverty Persists Because of Us。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ID：gh_4950b8276a5b），作者：莉迪亚·伯勒森，译校：马乐妍、郭瑞杰，编辑：刘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