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哥伦布和达伽马在浩瀚的海洋中颠簸时，除了对传说中黄金之国的渴望之外，作为赞助航行的“资本”的代表，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国王也是驱使这些航海先驱开启全新时代的主要动力。
如果说两位国王所代表的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资本，那么当爱迪生的电灯在老摩根的纽约办公室里首次亮起时，资本对“国运”的推动作用就更明显了。
1882年夏天，一项名为白炽电灯的新发明正在纽约银行家的办公室里展示，这次展示的成败直接决定着一笔重要的投资，负责铺设电力照明系统的是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
自1840年以来，四分之一居住在大中城市的美国人都在使用煤气灯，它不仅灯光不稳定，而且燃烧过程中会排放出有毒的气体，爱迪生打算用白炽灯取代这些煤气灯。他用之前发明积攒的资金在新泽西的门罗公园创办了实验室，招募了100个工程师。
然而，发明电灯的开支每周高达800美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半年多的收入，爱迪生无法完成这项耗资巨大的项目，银行家摩根却从办公室点亮的白炽灯中看到了新希望。他投资了200万美金与爱迪生合伙开办了电灯公司。银行家和发明家的合作让电灯的计划变得更加宏伟，从灯泡的发明到覆盖美国的电网，人类的电气化时代自此到来。
1892年，在老摩根的运作之下，汤姆•休斯顿公司与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合并成立了今日享誉全球的“通用电气公司”，开始了通用电气在所有电气领域中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资本的催化作用。正是它作为直接或间接的推手，推动了环球地理大发现和历次工业革命，也推动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
然而当资本，尤其是国家资本的眼界不足以洞悉科技进步的方向时，则难免会使该国遭受挫折。这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例子，便是美国的SSC——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
SSC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为了与在发现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的赛跑中一路领先的欧洲竞争，恢复自己在高能物理学界的领导地位所计划建造的一台巨型设备。为了更好的研究宇宙起源、观察物质构成的微观景象，SSC背负着高能物理学界的期望走上历史舞台。
毫无疑问，为了建成前所未有的更高能量级别的对撞机，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在SSC的设计完成之初，其预算是44亿美元。但随着这项计划的深入进行，经费预算快速增长起来，到了中后期，其经费预算达到了80亿美元。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为了解决棘手的预算赤字问题，SSC项目被迅速叫停，美国粒子物理学家探索希格斯玻色子的行动流产了。然而，就在距离SSC被取消后一年多一点，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各成员国投票决定，在未来二十年内拨款150亿美元，用于制造质子对撞机。美国彻底失去了在高能物理领域的领导地位。克林顿也在一次日本科学活动中表示了对下马SCC项目的后悔。
美国人的懊恼何曾不是我们的警钟？目前，中国已经有3万家私募基金，日益火热的创投风潮虽然激发了互联网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却很难触及中国国运之根本——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
举一个互联网VC们绝不会问津的例子——机床。当我们谈到机床，大多数人会想到工厂里粗笨吵闹的大设备，绝不会联想到科技，更不觉得这与国运有什么联系。可事实上，机床正是制造业的基石，一个国家的机床技术是否先进，不仅是衡量其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支撑国防安全的战略需求。要知道，数控机床自从第一天被发明起，就是服务于军事用途的。
然而，如果用四个字来衡量曾经的中国机床行业，就是“大而不强”，70%以上的设备都需要进口。以至于2006年某国家领导人视察沈阳机床集团时，点名要求开发数控系统。
这样一次填补国内空白的探索，谈何容易？研发人员进行了1900多个版本的更新迭代，才最终打造了20万行代码的数控系统——也正是中国首台智能机床“i5”的大脑。作为世界最大的机床企业，沈阳机床终于引领中国制造跃升为“中国智造”。
事后复盘，沈阳机床集团最终花掉了数亿元，耗费6年，才终于将产品原型打造出来，而帮助企业分担成本压力的，恰恰是这些年被诟病为“21世纪恐龙”的传统商业银行。比如，自2004年起，浦发银行就为沈阳机床集团提供融资、融智支持，全面支撑沈阳机床集团机床制造、工业服务、再制造、国际化业务、云智能制造等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批类似沈阳机床的装备制造企业推动着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坚实迈进，始终坚定站在这些企业背后提供融资融智支持的传统金融机构同样功不可没，他们和企业一同经历经济上升期的繁荣，也一同承担经济下行的煎熬。和时下投资直播、共享单车，频上头条的互联网VC相比，那些真正敢于花巨资投身科研，去投资国运的人，其勇气与见识更加值得敬佩。
这个视频讲述的就是一个国运投资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