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停止道德说教
在卖淫问题上，道德因素的考量是无法回避的。在世界上实行卖淫非法化的国家，将卖淫定为违法或犯罪的几乎唯一的理由就是道德。
无论是国内学者的学术论文，还是台湾地区的“立法委员”所著文章，在谈及此问题时都会通篇陈述自己心中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天平。
想在道德争议如此之大的问题上达成妥协，可谓难上加难，因此不如讲实际利益。
譬如荷兰，不少学者在抛开道德因素的前提下分析性产业政策；在立法环节中，体现的则是性工作者、政府和市民等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有些荷兰学者和议员也深知，目前政策仍有许多问题，但“如果不合法，情形会更糟”。
而台湾人在这方面来回拉锯的经验亦不少，十几年论战下来，写报告的人首先要讲“无论其道德争议性，台湾的性产业，今日已经是……”，写评论的人收尾时更要总结“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反对者认为性交易自古以来便是“见不得人”的行当。然而，人和社会观念却在不断进步，在1981年时，42%的西德人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进行性交易”，到了1994年时，只有25%的西德人还这么认为了。
2.形势比人强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妓院和性交易都是客观的存在。这和道德高下完全无关。
譬如，在国家控制力极强的前苏联时代，卖淫现象都不曾根除过。而在据说曾经让卖淫现象绝迹的中国，1984-1998的14年间，查处的卖淫嫖娼人数增长了约192倍。
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中，作者金大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这样写道——“文革中很多人往纯洁方面去靠拢。反过来，压强多大，反弹也就多大。这个反弹是非常扭曲的反弹……虽然当时没有公开的卖淫场所，但是上海的女青年跟海员发生性买卖关系的也不少。电影院门口有一阵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内裤，就是因为有地下卖淫。到后来压抑到极点就总爆发了。有两个标志事件是：1972年的国庆节期间1号和3号发生的事，一个在外滩，一个新华电影院门口。流氓围着漂亮女孩子嬉笑、调戏，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剥光，几百人围观。之后很快查清楚首犯枪毙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这样的事年年发生。”
无论在宗教禁地，还是铁幕之后，人性原本的欲望都难以受到贫苦、战争、律令、刑期、神明的限制，总会喷薄而出。如果强行禁锢这种根本无法压抑的力量，后果会如何？
台湾“卫生署”曾于1991年8月公布这样一组数据︰“以梅毒为例，台北市公娼患性病率为百分之0.42，私娼则高达百分之17.31，私娼的患性病率为公娼的42倍，而且很多私娼未经检查，这个数字还是低估的。”
相比之下，美国Cundiff副教授的文章认为“卖淫合法化能降低性犯罪率十万分之8.6”；丹麦的研究发现，在色情业非罪化后，性犯罪率反而有明显下降；此外，美国内华达州的“性特区”亦让该区性犯罪率减少。
（当然，拥有多个性伴侣终究会增加风险，性服务是一个高危行业，此点不可不查。同样，合法化也将在此基础上为性服务者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3.性交易是一种职业（产业），为何不因势利导？
联合国在《联合国削除所有形式的对妇女歧视的国际公约》中规定，“妇女有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的权利”。随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确认︰自愿卖淫包括在“自由选择职业”的范围之内。由此，联合国文件正式确立卖淫为应该保障的职业自由。该条约有180多个成员国，中国是最早的缔约国之一。此外，联合国文献在1959年（“关于个人和卖淫中的交易的研究”）提出，卖淫本身不应当是非法的。1963年，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沃芬顿报告(Wolfenden Report)指出：“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
在北欧国家常见的模式是：实行准入制及严格管理，承认妓院的法律地位；加强例行体检，保障性工作者的合法工作权利；并借此消除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于是，40万性工作者每年为德国创造超过60亿欧元税收；经济落后的希腊，其每年卖淫业收入也高达50亿欧元。
实际上，根据联合国的精神，很少有国家将卖淫规定为非法，就连我国的刑法也并不惩罚卖淫者和买淫者，只惩罚强迫、组织、容留他人卖淫者。但是，在行政法规（国家治安管理条令）中，却是禁止卖淫嫖娼的。一个社会不应当一方面允许卖淫，另一方面却剥夺人卖淫的条件，这只能导致妓女遭受更多的剥削。反对对妓女的剥削并不是反对卖淫。
海峡对岸发生的故事，或能给我们以启迪——
1996年时，台湾台北市议员抨击“公娼”制度。2001年时，公娼制度废除。此后，政治人物一直高喊扫黄，而民间的抗议却一直未休，随着时间的推移，性交易业的生命力愈发显现。最终在2011年时迎来大逆转，台湾性交易除罪化确定，交易双方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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