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真的开始 “抵制”中国资本了吗?
2017-09-24 18:11

印度真的开始 “抵制”中国资本了吗?

2017年9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莫迪故乡古吉拉特邦,并出席邦府艾哈迈达巴德至孟买的高速铁路奠基仪式。安倍表示,“莫迪总理在两年前下了决定,要在印度建立高铁,于是他便选择了日本的新干线。”


在印尼、泰国等国,中日高铁之争日渐白热化。印日高调秀“恩爱”,莫迪垂爱日本新干线。中国网民们非常不爽。而印度政府最近的一些政策主张,则似乎“坐实”了中国网民们的愤慨:印度政府对中国资本“别有用心”。


8月中旬,印度电子信息部向二十多家智能手机公司发函,要求各公司在8月28日之前提交有关其产品的“安全及保安措施、设计、构架、规范及标准”。受到问询的公司包括中国手机制造商小米、联想、OPPO、VIVO、金立等,也包括全球知名品牌苹果、三星。


几乎与之同时,印度电子信息部一名高级官员称,阿里巴巴旗下中国浏览器应用UC正受到印度政府审查,如被查出“窃取”用户数据问题,UC浏览器或在印度被禁用。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品牌手机已经占据印度市场51%的份额,UC浏览器则为印度第二大常用浏览器,仅次于谷歌Chrome浏览器,在智能手机市场占有48.66%的份额。印度电子信息部的举措,被不少中国媒体解读为“以信息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而最惊悚的莫过于,印度于2017年3月修正后颁布的《敌国财产法》。印度有些专家在微信上断言,中国在印度的投资,有可能被印度政府“无情收割”。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曾在上海表示,印度积极欢迎中国企业赴印投资,“做好欢迎中国企业的准备”。那么现在印度政府是否改变了对中国投资的态度,从欢迎转向歧视甚或杯葛?


印度分化的利益集团


首先,印度比中国更需要对方的投资。中印两国关系最大的变数在于边境问题,但最近数年,另一冲突也不断升温——印度对华巨大的贸易逆差,成为印度政治家们不可承受之“重”。上一财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510亿美元,而其贸易逆差总额为955亿美元。莫迪曾直言,“两国的经贸关系不可持续”。


印度制造业基础非常薄弱,通过增加对华出口来降低逆差并不现实,而引入中国资本就成为题中之义。9月10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期间,印度商务部长普拉布与中国商务部长钟山会谈,呼吁更多中国公司对印度进行投资,并“提供包括经济特区在内的促进性措施”。


报道称,普拉布与钟山同意尽快举办一个双边的联合经济集团会议。普拉布还透露,双方部长们已经“同意设立产品/部门具体联合工作组,以推动出口及双边贸易”。


此前,《印度教徒报》曾报道,中国方面同意在12月底之前派出一个由钟山领导的高级别工作组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解决对印度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此外,在印度经商的中国人经常对当地宽松的言论尺度困惑不解。但是,印度言论景观则恰恰体现其背后高度分化的利益集团。而许多中国人经常将利益集团的“高论”等同于政府的“口风”,对其背后复杂的利益纠葛视而不见。


7月15日,在班加罗尔,当地一个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就发动了一场游行,其声讨的对象,就包括中国手机品牌。


这让中国人十分紧张。但其实,参加抗议的印度人只有四五十人,规模完全不值一提。连当地媒体也没有兴趣报道。笔者事后才了解到,这个团体其实之前就曾找中国手机厂商讨要过“活动经费”,遭到拒绝。这次同样做的是“中印矛盾”生意,企图给中国企业施压。


在印度的中国企业,不止一次向笔者透露过,绝大部分针对中国手机品牌的抗议,其实是这些团体在作祟。印度媒体几乎不关注他们,普通人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兴趣。每当中印关系出现裂缝,他们就跳出来要钱,胁迫中国企业就范。


一位中国手机品牌的高层管理人员解释,“怕就怕有人拿这个矛盾来挑事。”


过去两年,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市场上几乎“碾压”本地品牌,印度本地竞争对手几无还手之力。诉诸保护主义政策,成为本地手机商们的游说策略之一。


2017年4月,印度第二大手机制造商Intex创始人班赛尔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印度政府应该对中国手机征收反倾销税,就像对待中国钢材产品那样。他认为,在印度组装的中国品牌手机也要征收反倾销税。报道还透露,印度手机行业的高管已与政府官员会晤。


不过,印度政府并未采纳班赛尔的建议。


不存在的“立法歧视”


2017年3月,印度国会修正后颁布了新的《敌国财产法》。这部法律的价值被部分中国网友和几位新冒出来的印度专家深入“挖掘”:印度人对中国在印度的投资虎视眈眈。在他们的文章中,往往宣称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印度对中国有歧视性待遇,中国投资者应该好好考虑是否投资以及投资的架构等。


而实际上,于1968年生效的《敌国财产法》,是针对“敌国国民”在印度境内的财产权属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而立的一部法案,“敌国国民”是指战争年代从印度离开,迁徙加入“敌国”(主要是指巴基斯坦)国籍的人士。当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建国,双方爆发过数次领土战争,有大量的原印度籍穆斯林迁徙到了巴基斯坦,这些人遗留在印度的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究竟归谁所有,是印度出台这部法律的根源。据政府统计,印度共有约1.6万笔(处)敌国财产。


2017年,《敌国财产法》最终的修正案得以通过,其主要内容是,敌国国民财产权利声索方,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权获得这些财产。


所以,《敌国财产法》与中国企业今天在印度的投资,没有任何关联。“《敌国财产法》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之前尚未解决的财产声索而立法,怎么可能会被套在当今的中国投资者头上?”印度律师白大山如此解释。他曾在北京生活求学达六年。


而中国网友担忧,印度可能会将“敌国财产”定义扩大化,从而适用到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上。


白大山认为,该法对于适用范围有非常严格的限定,要想进行扩大适用,除非修法或者通过新法。在高成长预期的印度,如果其胆敢对任何外资进行染指,无非是饮鸩止渴,自毁长城。今天印度和中国关系不好,那印度国有化中资在印度财产,那美国也会担心,未来哪一天印度和美国产生争端,印度是否会做相同行为?


显然,中国企业在印度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印度政府也经常表现出对中国资本和企业的戒备。但是,中国投资的待遇与其他外国资本一样,并未受到印度政府所谓的“立法歧视”。


胡剑龙,亚洲科技媒体TechLink创始人、前调查记者,现居印度班加罗尔,个人公号“剑龙出印度记”(see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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