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To G：实体书店的生存之道？
在《“中国式”书店嬗变简史》中，我们梳理了实体书店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指出塑造书店空间的核心是商业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并分析了当前实体书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商业性不足以反哺公共性。文章提及2014年以来主打“文化空间”的实体书店复兴潮，旨在解决仅靠卖书不足以支撑其商业性的问题。
言几又即为其中之佼佼者。其诞生之初就主打文化综合体的概念，成功吸引四轮融资，并计划到2019年底在16个城市开设100家门店。但其门店接二连三关闭，甚至传出欠薪等内部问题的现象，则显示“文化空间”“最美书店”概念其实治标不治本。衡山·和集的经历则反映出政府一次性的斡旋也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个始终困扰实体书店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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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和集书店曾因举办各类展览和沙龙活动、售卖众多国外杂志而闻名。图片摄于8月底衡山·和集闭店前夕（摄影/周艺娴）
2023年4月中宣部发布《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似乎给解决实体书店面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指了一条道路，其中明确表态要引导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通过将其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鼓励书店和公共图书馆联合，包括打通借阅系统，或联合展开文艺活动等等。也即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解除实体书店的商业后顾之忧，使其得以专注于公共性的表达，为城市提供更多公共空间。
这条道路并非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在2021年发布的《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中，书店业界人士也认为，加入公共文化体系，即To G，是未来实体书店发展的重要赛道。报告指出，过去，实体书店的“文艺空间”打法是把图书馆之类的公共空间功能微缩到书店中；而未来，将是书店要融入到这些体系中去。
但是，商业性公共空间如何To G，这是一个问题。西方学者在谈论商业公共空间在城市中的角色时，往往将其定义为公和私之间的“第三空间”，以及对于形成哈贝马斯所说“公共领域”的重要性。
《通知》中提到的和公共图书馆联合，似乎颇具中国特色。但由于并没有涉及具体细节，因此使人产生很多想象：是彻底抛开商业性，成为政府领导的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还是更多在商业层面合作，抑或是如西方一些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浪潮下出现的公共空间私有化，即政府退出公共空间建设与管理，完全交予私人资本运营？实体书店的公共性该如何发挥？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公共性”？
二、为什么是图书馆：“公共空间”的资源错配
为什么关于支持实体书店的通知中会提到图书馆？这个问题正可以回应以图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式公共空间的现状。
《城市中国》曾发布的一篇名为《“中国式公共空间”的五大困境》的文章，列举了中国式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指出在实践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公共空间要么仅被视为一种景观，要么拍脑门设计，缺乏对实际使用的需求观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仅把公共空间建设当成政绩工程；另一方面，则是背后仍旧沿用国外公共空间理论，忽视了亚洲城市人口和住宅密度高、居住面积小、人口流动性大，且作为晚期经济发展国家，为了吸引国际投资，往往会把资源倾斜于一线城市，造成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到中国，自21世纪初政府开始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水涨船高的房价也深刻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空间使用需求。
结果是，政府花了不少钱建造公共空间，却不可持续，也不被买单。其中公共图书馆体系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公共图书馆法》2017年才颁布……目前只有3200多家公共图书馆，每42万人才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但图书馆到底够不够用，恐怕不仅仅是个数字问题。
事实上在一线城市中，图书馆作为考量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指标，早已被列入政府计划。以笔者曾生活多年的广州为例，早在2014年，广州就制定了《广州市图书馆条例》，计划投入20亿建设“图书馆之城”，到2020年实现每8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到2018年，广州公共图书馆已有191个，数量较2017年就增加了35个。以广州1400万的常住人口计算，其公共图书馆数量在2018年底已经达到目标。
然而，2019年《新周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广州市越秀区有118万人居住，但在去年开放的四阅图书馆，每天只有约578人前往。”文章总结说，图书馆越建越多却没人去的原因有几个，其一是馆藏质量不高，管理混乱。例如，馆员素质参差不齐，开架借阅的书籍多为网络小说，而想借阅特藏的古籍珍本则困难重重。其次，市民对纸质书的人均阅读量是个位数，少有前往图书馆的需求。即使喜爱读书，网络购书、电子书都很方便且便宜易得，多数人并不愿意往返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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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广州图书馆开门前的排队景象，2018年。(摄影/许岩)
文章分析不无道理，但却忽视了广州图书馆的人满为患。笔者一位朋友在广图工作，曾拍下周末图书馆开门前等候的盛况，蜿蜒的队伍从门口一直排到附近广场，有时甚至能绕几圈，开馆之后许多人也只能席地而坐。
这种巨大反差，正体现出不论是建设者还是评论员，在实体书店早已不是买书场所的时候，依然把图书馆简单当成借书看书的空间。事实上，来图书馆的周末大军，纯粹看书的只是一部分。许多市民只为使用图书馆的空间干自己的事，如考研、考公等等。
追溯这种旺盛需求的原因，则是房价居高不下，城市居民住房面积普遍偏小，缺乏独立的工作学习空间。2021年易观分析曾发布《中国书房与阅读现状洞察》，其中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家庭人均书房面积仅0.65平方米，且城市越大书房空间越小。若想实现书房自由，即拥有一间面积为12.3平方米的书房
市级图书馆的供不应求，也就需要区级和社区图书馆承担分流的任务。但区级图书馆的选址和建设，一方面存在缺乏设施配套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没有考虑到一线城市不同区域人口分布不均。尤其是近年来，居民不断向城市外围迁徙，中心城区逐渐空心化，但图书馆的容量和分布却不能够满足这种变化。
依然以广州为例，2018年，老城区越秀区常住人口为103万，2021年末降到仅102万。与此相反，2021年末，城郊番禺区人口已达281.83万，比上一年增长14.57万。这就不难解释在广州日报的走访中，位于越秀区的四阅图书馆并不存在拥挤的现象，然而番禺市桥的图书馆周末已人满为患，自助借还机前大排长队，许多读者只能站立或席地而坐。
再下一级的社区图书馆，则往往为了响应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号召而匆忙上马。它们多数由原先的社区文化站改造而来，却并没有做好服务社区的准备。其位置一般位于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附近，然而在大城市人口急速流动的今天，多数人频繁搬迁，很少和居委会打交道，根本不知道其所在。
另外，由于资金有限，其中许多只能做到人工借阅，且遵循着体制内单位的工作时间，正巧与居民的下班后和周末时间错开。再者，馆藏、实用面积和网络也不能够承担居民公共书房的需求。这种资源的不到位，恐怕也是小城市图书馆系统面临的问题。
三、需求理解错位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
需求理解的错位也体现在设计层面。一种设计建立在图书馆的功能就是用来安静看书的认知之上，结果就如《新周刊》文章所指出的，广州图书馆的内部设计是开放式的，“来这里自习的、吃饭的、拍照的、蹭空调歇脚的……齐聚一堂，儿童区传来的喧闹声可以传到五六楼。看起来，更像一个城市客厅。”笔者的朋友也证实其喧闹程度，并进一步指出，由于图书馆多数馆员属于合同工，一旦遭到读者投诉，往往面临着被解雇的局面，因此并不愿意去维持秩序。
另一种则把图书馆当作网红地标。比如2017年开放的天津滨海图书馆，由荷兰MVRDV事务所设计，占地面积33700㎡，可藏书120万册。其巨型大厅中的书山、“滨海之眼”等设计让其自开放以来，单周末就吸引了1.8万人次的参观。不过该图书馆也引来巨大争议，最著名的当属巨型大厅中的书山并不是真书，而是打印的书脊图片。当然，该图书馆也有正常的阅览空间。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书店还是图书馆，如今似乎成为了某种“时空消费”的场所，而狭义的理解则注定导致供给与需求的错配。中国当前纯粹意义上的图书馆公共空间在政府自上而下的主持下，存在着公家体制与无法及时响应城市居民需求的问题。而作为商业空间的实体书店，则在市场的作用下反应相对迅速得多。
或者说，民众在图书馆中不能满足的需求倒逼实体书店实现了商业空间的“公共”化，这恰恰就是《城市中国》第78期《超越城市的商场》中的核心观点——城市公共功能的缺失，导致商业设施承担了城市公共功能，商场的边界在这种公共功能的渗透过程中，消弭了。
当人们在图书馆不能够安静做事或看书时，就会转而前往书店。久而久之就让书店反倒往往成了更加安静的“看书”的去处，消费者也会自觉维护这种稀缺的环境。但这却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商业性，给书店带来了两难。
例如笔者曾工作过的一家书店，为了鼓励顾客交流并增加翻台率，有意对座位区域进行了“安静阅读区”和“聊天区”的划分，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在书店举办的文艺活动也有时遭到读者投诉，认为破坏了安静氛围，让他们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