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亲戚为什么这么烦人
2018-02-17 13:44

中国式亲戚为什么这么烦人

虎嗅注: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作者:梁静怡 。


“你结婚了吗”


“你生小孩了吗”


“你谈对象了没?”


“工资多少?奖金多少?”


“你找到工作了吗,考个公务员多好!”


年关将近,回到家,年轻人们总避免不了被三姑六婆大叔大婶问题轰炸,虽然内心很想骂一句“关你屁事”,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言不由衷无奈地一一回答,只能午夜梦回仰天长叹:“中国亲戚为什么这么讨厌!”


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是没有隐私观念。今天,我们不妨探究一下“隐私”在中国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又是怎么消失的。 


农业时代的思维


在我们的代际关系中,隐私似乎是长辈们的“特权”。比如亲戚们会问“你今年多大了”,这种问题不是偶然,而是在刻意强调我比你大,“你还没生孩子?最好生个男孩”,也是提醒你,要传宗接代。


倘若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有的长辈甚至会板起面孔:“你怎么这么不尊重长辈?”、“你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吗?”在那一瞬间,你或许会产生幻觉:大清真的亡了吗?


2002年春节期间西北农村走亲、回娘家。视觉中国


归根到底,问出这些问题的长辈,思维还停留在农业时代,靠土地和血缘维持熟人关系网,个人的利益服务于宗族的利益。


在宗族观念最盛的福建南部永定、龙岩、彰平和漳州一代,散步着许多客家土楼。这种聚居百户、共同生产劳动的防御式堡垒,目的不止是抵御外敌,更重要的是为以宗族的名义共同占有、集体经营的方式实践和保证宗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占沙田、卖土地、经营和控制农业、商业乃至手工业,才能保证宗族在乡村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50年代的调查,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闽西、闽北,宗族占有的土地占50%以上,即便在经济稍落后的闽东、闽南也占到20%多。


福建龙岩,初溪土楼群和水梯田。视觉中国


宗族的地位如此重要,可想而知,结婚生子绝不是个人私事,关系到宗族势力的延续。


而且,很不幸,穷的小家庭相比较而言更没有隐私。


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


1949年以后的上海,很多弄堂里挤满了72家房客,空间非常狭窄。以著名的上海老弄堂石库门为例,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石库门里,一家五口人住个10平方米一点儿不稀罕。


2003年12月13日,上海石库门居民在弄堂里打牌。视觉中国


弄堂窄,住户多,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可言。你可以尽情的想象一下,夏天,你只要稍微抬下头或者别人稍微抬下头就可以看到对面人家,今天吃的啥,穿的啥,就连你哪只手拿筷子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一些家务,如洗涮、晾晒、烧饭等,就自然而然转移或者延伸到弄堂里去做了。对他们来说,在弄堂里,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比如说有五六家人家共用一个晒台,共用一个水龙头,在弄堂过道里刷马桶、洗衣服,想要隐私,实在很难。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北方。改革开放前后,北方农村的家庭房间格局有很大差别。1980年前,常常一间屋子全家睡在大通铺上,哪有地方谈隐私,改革开放后,经济条件改善,开始有了里屋和外屋的区别。


北方的炕,不仅是床铺,而是日常活动的中心。视觉中国


盖得起楼买得起房,在一定程度上是拥有个人隐私的条件之一。根据中国房地产蓝皮书显示,1978到2003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3.6平方米增长到11.4平方米。


换句话说,隐私其实是中国人的一种“消费升级”,没有大房子和自己的房间,根本无从谈起隐私。


但相比房子的建设速度,人的观念更迭是非常落后的,因此,里屋还是外屋说话,小辈有没有隐私,在很多50后、60后、70后眼中依然无足轻重,这就要追溯到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隐私是如何被彻底摧毁的。


被时代摧毁的隐私


建国后,原先盘踞在广袤农村的宗族社会遭受了打击,尤其在土改后25年里,农业生产由生产队来组织,生产队长的地位超越了家族家长。


在东北下岬村有位叫“大狼”的村干部特别会拍马屁,被提拔为村里最高领导,成功上位后,把自己家中一位长辈捆起来痛打了一顿,仅仅因为这位长辈抱怨在公社食堂少吃了一顿饭。


削弱宗族力量,并不是有意将农民改造成独立的个人,相反,集体更严格地控制着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而在这一时期,公权力对个人隐私的渗透也是超乎想象的。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互相举报批斗。暴风雨来临,倘若家里藏着一本书、一封信,都要提防被举报,朋友同事之间互相背叛指责、批斗殴打,父子告发、夫妻反目、师门互斗,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和不信任。


2004年5月20日,海南琼海群良村,董业志因文革期间被多次批斗出现精神反常,被自己96岁的父亲关押了26年。视觉中国


文革时期窥私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行为,私人信件、恋爱关系这类极其隐私的事情,都需要公之于众。


文革亲历者张志梅(音译)曾经在回忆录里写道,她的学生冲着她大喊:“你个狐狸精,快交代关系,你究竟有多少个男人!”更有甚者,会有人偷偷搜集别人的信息上报,侵犯别人的隐私成为了一种明目张胆晋升阶级和地位的交易。


讽刺的是,这种“无私”的行为,在当时代表着对国家的忠诚。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直到19世纪上半叶,隐私只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工人阶级的私人生活仍然受到社区力量的控制,除了权贵阶层,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同样受到社区力量的控制。


在70年代初,东北下岬村大队给每家都装了广播喇叭,正好装在炕头上。喇叭没有开关,无论是广播内容还是时间都由县广播站控制。村民被迫每天听大量的官方新闻、政治宣传、干部讲话等,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2010年10月,在河南与山西交界的南太行山深处的抱犊村,村头依然保留着喇叭。视觉中国


在197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集体同吃同睡,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中。而私人信息从心理、医学、智力、人际关系、性关系都被收集写进“档案”中,被当地相关“单位”所掌握,定期更新。


再如婚姻自由。《婚姻法》颁布后,尽管提倡婚姻自主,其实受到社区和大队的管理。


直到1975年,这样的公社“包办婚姻”依然存在。


当时还属于汕头市的揭阳揭西县五云公社,为宣传婚事新办举行集体婚礼,由公社、生产大队的领导出面、主持14对新人的婚礼,公社干部、大队书记、生产队长、民兵班长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来了一千多人,公社党委、大队支书和贫下中农、妇联、共青团等部门的代表都上台发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北京石油系统工人的集体婚礼。视觉中国


在集体主义的叙事下,恋爱结婚是革命行动,婚礼上的新人在公权力见证下被树立成了《新婚姻法》的典型,双方父母沦为面目模糊的群演。这样的婚姻,万一将来想离婚,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些运动和政策下,旧的社会等级和家庭结构被摧毁,家庭至上被集体主义所替代,而农民们从对家庭忠诚的成员变成了“原子化”的公民,要求对国家忠诚。


正如人类学家阎云翔所言,中国在谈论“个人主义”时却忽略了个人主义最普遍、最基本的要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计划经济的阴影


宗族衰落,集体公权力介入了农村人的生活,依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亲戚们为什么这么讨厌。


中国人对隐私的轻视,从来没有局限在农村,城里的亲戚照样会光明正大打探你的一切,因为他们也是在单位筒子楼、集体大院里“穿着开裆裤”长大、生活的一群人。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 单位不仅仅是工作场所,还是把成员的家庭、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管理统一到一起的空间组织。


以北京京棉二厂为例,幼儿园、托儿所、中学、浴室、食堂、单身公寓、住宅、厂房、办公楼,从出生到死亡,一条龙服务。


公共空间(工作场所)和私人空间(住所)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下了班,隔壁邻居或许就是你领导或者同事,彼此间什么信息都知道,因为天天在一起。


北京京棉二厂的空间性及其变化


然而,改革开放使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随着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国企改革,一些工业企业单位在工业郊区化的浪潮下,厂房与生产车间搬迁至城市外围地区,设施齐全的单位大院逐渐消失。


2016年昔日辉煌的江西南昌洪都机械厂“国企大院”,随着改革开放,日渐萧条。视觉中国


再以京棉二厂为例,小学从最初的厂办小学变成市属的八里庄小学,后来成为朝阳区育人学校 ,单位职工医院目前已转变为朝阳区医院住院部,原先的单身职工宿舍已经对外出租,单位生活区东侧的平房,因城市道路的扩建也被夷为平地。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限制人口结构流动,分离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社会关系;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推动了人口流动。从1982到2005年,这20年间,中国流动人口从657万增长到1.17亿,年均增长14.5%。




人口流动,带来了观念的转变。随着生活环境的差异,70后、80后的年轻人迅速地走向了另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


改革开放没多久,清华大学就做过一项北京大学生的人生观调查,2723名大学生想要主动规划人生的占79.4%,年轻人露出了想要掌控自己命运的意愿。


但三十年会发现后,当年的大学生又变成了如今你眼中讨厌的亲戚,他们像老一辈人一样,继续追问着年轻人 :找工作了没?一个月拿多少钱?有没有对象?并没有给予当代年轻人足够的空间和自主尊重。


2014年,陕西宝鸡三岔村,村民和走访的亲友在过年期间凑在一起打麻将娱乐。视觉中国


因为这波中年亲戚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他们个人意识的觉醒完全是国家政策的被动结果,比如农民公社集体化,让个体脱离于宗族并忠诚于国家,市场经济国企改革,也是政府推动的。


中国的年轻人新获得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至上而下的影响,并不是像西方国家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至下而上并为之作出牺牲的努力。换句话说,强调独立自主对于亲戚那一代,是被逼的,他们骨子里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独立自主和隐私权利的重要性。


2014年,陕西宝鸡三岔村,全村有村民近5000人,其中一半都在外打工,过年期间才会出现衣着光鲜的年轻人。视觉中国


但如今80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的一代并不一样,一出生就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长大的,面对激烈的竞争,更多强调自我的利益和权利。


类似的观念在更年轻的00后中愈发体现。2011年刚念初中的金某就到石景山八角司法所起诉母亲偷看自己日记,侵犯隐私权。这在老一辈人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


当你再次面对亲戚们的问题轰炸时,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重复时代的悲剧,不要让自己最终也成为“讨厌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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