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老人，走出价值困境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从未停止过追寻生命意义的脚步。生命意义不仅是人不断追求的最终命题，也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动机。生命意义可以理解为生命值得存在的理由，一旦人类失去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就会陷入存在空虚的困境。存在空虚将导致个体面临三个可能出现的人生危机：

一，情感性失落。无法感受和追寻到生命意义的个体，最直观的危机即可能陷入情绪的低谷，出现抑郁、强迫、焦虑等心理障碍。

二，替代性追求。为了应对存在空虚，个体自发地抱有回应存在问题的积极性，则可能出现尝试使用其他价值替代生命意义的解决方案，即以对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等追求替代生命意义的追寻。

但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是伴随生命存在而无限持续的，替代性追求的出现将继承生命意义追逐的无限性，以致个体的物质欲望无限扩张，且并不能够真正回应个体的存在空虚问题。个体还可能以沉迷娱乐的方式不断提高感官刺激以阻断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进而陷入成瘾等危机。

三，生存性困境。存在空虚将导致的最大生命危机，即自杀问题。因此，人类始终通过许多不同的活动探寻生命意义，个体的生命意义也可以在劳动、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等中因劳动价值、社交价值、家庭伦理等价值满足而得到回应。

中国社会伴随现代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矛盾、家庭伦理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等。我国进城养老的农村老年人正是身处这种巨大的变革之中，其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无法始终得到良好回应，进而产生了关于生命意义的重大挑战。

一、老年人生命意义的失落

A镇在2000年前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拆迁，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大多跟随拆迁安置在了乡镇。农村老年人进村后，其生产方式、生活空间、社交对象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农村老年人面对这种生活中不可抗的变化容易出现在城镇养老的生活危机，也即生命意义的失落与空虚。

进城老年人在变动的生活中寻找生活意义成为其养老生活的重要挑战，这部分老年人可能面临三个层面的价值挑战：劳动价值的衰落、社交价值的虚弱、伦理价值的消解。

老年人劳动价值衰落主要表现为老年人从过往的工作岗位上退出，且无法参与新的社会劳动。受功利主义的影响，理解好生活或者人生意义的内在视角不断被评价人的有用性的外在视角所取代。当老年人的劳动力下降甚至丧失生产力时，难以再参与到高竞争的就业市场之中，无法参与社会劳动的老年人将无法从生产活动中获取基本的劳动价值，且无法得到“有用性”的自我肯定，进而陷入对个体人生意义的自我怀疑。

老年人社交价值的虚弱主要表现为老年人从农村进入城镇后社会交往的逐步减少。老年人过往熟悉的村社生活格局在搬迁到城镇后都被打乱，物理空间的分隔使得老年人进城前的旧友在客观上逐渐减少相聚，进而关系逐渐淡化。且城镇与乡村不同，并不是封闭而熟悉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薄弱和陌生，老年人的社交圈子被迫变得狭窄甚至消失。

“拆迁后文化活动跟着社区走，以前一个生产队的现在平均一年才见一次，也就是白事见得到，喜事都不一定见得到，原先生产队的年轻人更是一个都不认识，拆迁安置的时候生产队都错开了。”（社区居民Z先生）

老年人面临的伦理价值消解表现为传统伦理文化的变迁，特别是“孝”文化的变迁。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传统的家庭伦理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老年人的养老不再完全依赖于子代，而是部分依靠老年人自身的财富积累、部分依靠社会的财富转移、部分依靠子女。家庭外部力量的养老消解了传统的孝文化，也间接影响了代际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老年人与子代的普遍分居、老年人的家庭话语权下降等，老年人的生命意义也难以完全依靠家庭生活填补。

“我老婆之前在市里带孙女，我一个人在镇里生活。现在我一个月退休金有三千七，我老婆退休金有一千三，我也不求儿子养老，我们自己存好了养老的钱。我儿子2017年投资被骗了一百万，也没和我们商量过，将来他管好自己别来找我就可以了。我也不和小孩一起住，如果将来小孩不养我们，我就去敬老院”。（社区居民T先生）

个体解决超越性危机的方式有横向和纵向两种，横向即将个体生命融入更大的共同体之中，纵向则为子孙后代的传承延续。在进城老人无法参与社会劳动、家庭伦理逐渐变迁时，如何尽可能有尊严地、幸福快乐地变老，是有待回应的重要问题。老年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寻找价值以应对不可抗拒的精神危机？

二、寻找价值与再造价值

考察A镇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活动：一，去老年活动中心。二，在社区担任志愿者。三，从事非正规经济。四，辅助子代养育孩子。五，参与文娱活动。这几种活动补充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对它们进行归类可以发现，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案来补充：社区再造价值、市场再造价值、社交提供价值、家庭提供价值。

第一，社区再造价值。社会的现代化让传统的价值体系逐渐与人们的生活断裂，农民被迫进城后乡村的社会价值体系更是无法直接迁移到城镇之中。社区通过再造价值体系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可遵循的价值体系，以满足进城农民的价值需求。

A镇B社区主要通过老年人活动中心、组建志愿服务队、构建自管委自治机制的方式来再造价值体系。搭建老年人活动中心为老年人的娱乐生活提供了具体的场所，即提供了社会交往和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要。

“每天社区有40个老人左右会来到老年活动中心，过来这里做十分钟的手指操，然后可以看电影、做手工、玩游戏、打太极、唱歌等，一天需要三到四个志愿者来帮助服务。来参加老年活动中心活动的老人我们都有奖励，来两天就给一个鸡蛋，每个月的一号每个人都可以均等的领奖品。平时的活动也有小礼品。”（社区工作人员Z）

社区组建志愿服务队，并用积分兑换物品等方式激励居民，形成了一个由社区主导建立的服务价值体系。“我们社区专门做养老的志愿者就有20人左右，志愿者很多也是上了六十岁的。”（社区工作人员Z）

B社区有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队、方言传承志愿服务队、暖心帮帮团、先锋书友会等等，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后社区会为老年人积分，积分在固定的日子可以兑换相应的奖品，奖品多为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

相当于社区自主给无法参与市场劳动的老年人提供了类似市场的生产模式，老年人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收获自豪感的同时获得劳动价值，感受到自身对社会的贡献，避免陷入对生活意义的怀疑。

志愿服务同时能够为老年人创造社会交往，补充进城老人因旧友关系逐渐减少而虚弱的社交价值感。社区以组织化的方式替代了原有社会逐渐失效的传统价值生产机制，而组织化的、引导性的社会交往还能够创造居民的归属感，增加居民的自治积极性。

第二，市场再造价值。本地存在庞大的非正式经济的就业空间，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劳动价值。经济收入的增加还可以提升老年人对未来养老的安全感、家庭生活的自尊感等。市场再造价值的重点是老年人能够重新参与到劳动生产之中，并在生产环节能够满足基本的社交需要。非正规经济的存在能为乡镇的老人与妇女提供情绪价值、社交场所、自尊来源，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去工厂做小工的都是女的多，很多五六十岁的人，进厂做一天就有50到100块，所以现在很多退了休70多岁了的妇女都还在工厂里面做，做些计件的包装什么的，在那里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天。”非正规经济成为在乡镇生活的妇女、老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与重要社交场所，失去了过往农村紧密的社交空间与生产空间后，老人需要在城市生活中寻找到社交与生产的场所，为老年生活供给必要的精神支撑，非正规经济就很好地作了社交与生产空间二合一的补充。

第三，社交提供价值。在城镇居住的个人居住空间与生产空间是分离的，不再是在农村生活时居住空间与生产空间的重叠，所以个体的社交会出现断层，生产空间的社交往往无法迁移至生活空间，迫切需要重新构建社会联系的纽带。

主动参与文娱活动、志愿活动、老年人活动中心举办的活动、非正式经济生产等，都属于寻找社交价值的行为。打造宜老社区即需要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求，社区可以通过提供公共生活空间、创造交往机会等方式将老年人重新组织起来，另其能够顺利寻找到社交价值。

“我天天来社区的老人活动中心，我也是志愿者。活动中心要求一天要有一个人来活动室，我去年因为疫情积了一千多分，我今年直到今日积了两三百分。志愿者也做了三五年，大家都来我就来了，反正每天在家都没事做，最开始也是一起跳舞一起玩的姐妹叫我来的，来了这里就更有人一起。”

第四，家庭提供价值。家庭是老年人延续个体精神的重要空间，能够与子代家庭紧密来往，或者能够帮子代养育孩子成为老年人重要的精神世界补充。老年人可以通过家庭生活，满足精神上的传承与超越性的价值实现，即个体的再生产。

在A镇，父代与子代普遍的呈现分居的状态，会有县城与镇区的分居、乡镇内的分居、乡镇与村落的分居三种分居样态，老年人在事实上不再与子代共同居住，在倾向上也不再愿意与子代共居。

代际冲突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经济问题、教育问题、伦理问题、情感问题。在本地的老年人因为早期工业化而具有相对高的经济水平，因此在经济上并不依赖子代养老，在伦理上也不受子代养老的牵制，在家庭内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本地的家庭普遍是独生子女家庭，父代与子代家庭除了超越性的精神传承需要外，还有高度的情感需要。父代与子代家庭在少子化下高度亲密，家庭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充分而持存的存在意义。

如果社会能够构建满足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价值体系，老年人就不容易陷入传销等骗局，或者落入老人经济的圈套。因此，宜老的社会应当是能够主动创造城市里的宜老公共生活空间、保留部分劳动力要求低的非正规经济、组织和维护老年人社交的社会，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社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梁紫环（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编辑：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