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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小视角。
1984年，《上海文学》七月刊收录了短篇小说《棋王》，一经刊出，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阿城便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坛新星。他走红的程度，大约相当于1986年的崔健，或是1992年的张雨生，各大刊物的编辑慕名前来求稿。阿城好客，消耗了大量的茶叶和挂面，最夸张的一次，一天时间，下了十六回挂面。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阿城个人的巅峰，亦是文青群体登上时代潮头的具体表达。《棋王》发表两年之后，崔健唱响了《一无所有》，王朔陆续发表了《顽主》《动物凶猛》等小说，百花齐放的觉醒时代到来，文艺追求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潮流。马未都说，那个年代人们相亲谈的都不是房子车子，必须得聊文学，高晓松等华语乐坛早期的流行音乐人，也是在那个年代蓄起长发，在校园中潇洒“茬琴”，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
那是当之无愧的文青时代。
这份好景大概只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九十年代中期，商业化的大潮涌来，冲散了文艺青年的阅读与弹奏，以至于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副产品，就是文艺青年从时代中心不可遏制地走向了边缘。
我们从教育角度就可以看出端倪。最早关于教育的说法，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意思是只要有书念就比其他工作强，虽然这句话已然不符合今天的政治正确，但确实一度流行。然而后来，光读书不够了，指向更加明确，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社会发展的刚需，迫使普通人要学习有明确功用的一技之长，文艺青年的纸上谈兵和伤春悲秋，既不利于国家建设，也不利于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
经历过文理分科的八零九零后们一定不陌生，那些班级里最聪明的头脑，都以能取得更高的理科成绩为荣，文理两科，看上去是平等的两个选项，而实际上，文科只是理科的备胎，大多数选择文科的人，都不是因为真心热爱文科，而是没能力学习理科。
从最受欢迎到最受歧视，文艺青年度过了过山车式的一段岁月，然而，一个私人观察出来的好消息是，我认为以上所述的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新文青时代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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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青时代”的到来，是以一些人的成就为信号的。
如果让我评选2017年最出人意料的红人，我会选择许知远。像他这样严肃、拧巴、完全不会讨好人、长相也不讨喜的知识分子，通常只适合出现在高校中，做一小撮人的学术偶像，可是，他在去年屡登热搜成为话题人物。
介入许知远和他所讨论的问题是有门槛的，他和陈鲁豫式的访谈者正好相反，他从不谈论具体的问题，永远不会问“你吃了没”或是“你今年赚了多少钱”，他关心人面对大时代的反应，顺应、戏谑、调笑还是焦虑，也关心每个人的个人哲学。事实上，这类话题是精英而小众的，愿意思考和有能力理解这类问题的人都是少数。可是从数据上看，《十三邀》第二季的总播放量轻松过亿，仅一个新春合集，播放量就高达7423万，而他在蜻蜓FM的付费音频《艳遇图书馆》也轻松突破了500万的播放量。
无独有偶。在许知远的另一个维度是梁文道，他从2015年6月开始做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到2017年7月，两年时间里做了197期，总播放量为4.6亿，平均每期节目都有200万以上的播放量，虽然和大体量的网络节目无法相比，但也算是文青内容创业中的一份硕果。而同为梁文道出品、由窦文涛主持的文青谈话节目《圆桌派》，平均每季播放量都已过亿。
从许知远到梁文道，他们的内容产品的成功，证明有深度思辨意愿的年轻群体，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推而广之，既然并不擅长与社会大众打交道的许知远和梁文道都能在“新文青时代”取得小成，那么像高晓松这样在网络文化中穿梭有余的文青，取得大成就并不奇怪了。
高晓松的《晓说》《晓松奇谈》累计产生了多少播放量，已经不必具体统计，因为这一定是个几十亿级别的天文数字。
单说最近，他在蜻蜓FM开设的音频节目《矮大紧指北》，上线一个月购买人数就超过十万人。在新节目中，高晓松化身为自己的反面“矮大紧”，说起了关于父母离异、大年三十找前女友等“高晓松”不方便说的话题。2月22日晚上，高晓松还送上了自己首次的音频直播作为付费会员的Bonus，在新年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与网友连麦。
在昨天晚上高晓松的首次音频直播中，一个关于文青的中年危机讨论令人印象深刻。有听众现场问高晓松如何看待中年危机，高晓松回答，最新的说法是45岁之前都是青年，时代的速度和健康的饮食，让每个人延长了很多生命，所以他也才刚刚步入中年。而所谓的中年危机，也并不可惧，就如同年轻人总被爱情一叶障目一样，中年人也会认为这个危机是人生的终极难题，其实，只要保持躁动，度过这个阶段，人都会有豁然开朗之感，“我没有见到一个人中年危机一直到70岁的”。
而说起高晓松，他总是那个能摸到时代脉搏的人。80年代文青最受欢迎的年代，他苦练吉他做音乐；90年代商业社会大潮来临，他与宋柯合作创立麦田音乐；进入21世纪，互联网异军突起，他的足迹从搜狐到新浪，又到如今的阿里；在一个新的文青时代到来的时候，他用视频音频等各种媒介传递自我，凭一己之力，将“诗与远方”设定成了一种文青生活范式。
无论你是否认可“诗与远方”，事实上，当这样的词汇像病毒营销一样在一个社会中传播扩散开来，已经说明它绝对切中了某种不被抒发的集体情绪，在此之前，人们只是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准确的词汇来总结归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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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文青时代”出现的原因，我认为可以从经济角度寻找答案。
如果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班级，中国应该是班里最出挑的偏科生。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狂奔式的发展，它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和国际影响力无须赘述，是这个班级里最大的变量。然而，中国的发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集中放大，我们在追求GDP的同时，一度枉顾精神层面的需求，富起来的中国人破坏了一切的旧信仰与旧价值，但新的信仰和新的价值，还远没有被建立。
这或许才是“新文青时代”得以存在的真正原因。在经济发展进入到平台期的时候，中国人意识到，该把木桶里最短的板接上了，所以“新文青时代”或许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度过了极速狂奔阶段，进入了修缮与调整的新阶段。
和80年代的“旧文青时代”不同，“新文青时代”有属于它自己的新状况。
首先，是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别。1982年，中国的中小学入学率仅为55.17%，而美国在1974年这一数据就达到85%，日本更是达到惊人的98%。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当时的国人很难接受复杂的文艺形式，无论是阿城王朔的小说，还是崔健的歌词，语言都简单直白，虽有隐喻，但无法传递更深度的思考，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
如今的情况不一样。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报告，每十万中国人中，就有12445人受过大学教育。所以哪怕是相对晦涩的许知远和梁文道，也可以拥有广泛的观众，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有着广泛的受教育群体，年轻人不仅有进行深度思辨的意愿，同时，他们也具备相应的能力。
这是所谓“新文青时代”得以成立的一个底座。
其实，若是和今时今日具有等量声名的人物相对比，大家都会发现，当年阿城出名后所获得的回报实在是少得可怜，无外乎是让各大文学刊物注意到他，向他约稿，付些稿费罢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换成了茶叶和挂面。在阿城名声大噪的时代，他接受记者采访，提到靠《棋王》其实养活不了自己。王朔的发行量可以养活他，但阿城不行，作家和畅销作家是不一样的，“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
在文青与利益的关系上，“新文青时代”更完备。在旧文青时代，再出名的文青和钱之间，也隔着万水千山，而今时今日，高晓松在蜻蜓FM的《矮大紧指北》一个月就可以创造2000万元的销售成绩，而付费会员还认为，从高晓松这里得到了这么多年的免费知识，在这里给他补上是一种偿还。这种多赢局面，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当下的内容消费产品，还是和文理分科类似，一派讲价值，一派讲功用。许知远、梁文道和高晓松这些赫赫有名的大文青，都属于前者，他们树立典范，输出的是思考方式；而另一派则如《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蔡康永的情商课》，讲究学以致用。
因为这两派的存在，提供知识服务的平台也不得不做取舍站队，比如蜻蜓FM站队“价值派”，汇集了高晓松、许知远、蒋勋、老梁、方文山等老牌文青，主打文艺属性和陪伴功能；而如喜马拉雅和得到App，则更偏“功用派”，核心产品是马东的《好好说话》和《李翔商业内参》，主打实用属性和教育功能。
说白了，“功用派”是要建立一所学校，而“价值派”则是上学时偷偷翻看的金庸全集，前者在课桌上面，后者在课桌里面，你说两派哪个重要？答案当然是都重要。不过若非要区分，我以为，不是每个学生都能看得进去课本，但几乎没有学生不爱看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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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青年最受歧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当道之时，梁文道一度感慨，“文艺的人要装俗才能获得社会认同”，有些人明明就是发自内心喜欢中国古代字画，但却必须要装出另外一副样子，时不时还得讲讲荤段子调节气氛，实在是太可悲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大家可以不再装了，喜欢自己喜欢的事物，并不丢人。
诚如前文所言，“新文青时代”是经济发展进入平台期之后，偏科的中国人进行的一次集中补课。我们需要新的信仰，新的价值，这势必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最为关键的是，它们的答案必是多元的，我们会有要成为下一个马云的野心家，也会有得过且过的佛系青年，许知远有他的观众，高晓松也有他的听众，百花齐放的年代，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坐标。
套用马克思最广为使用的那句名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全新的理解方式或许正是说，有钱之后，想往脑子里装些什么，你可以自己说了算。据《2017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显示，目前的消费者更愿意为高级的精神产品买单。
如此想来，这一浩浩荡荡的“新文青时代”，应该是多年艰苦卓绝的经济建设之后，时代给予中国人的一份礼物。
所以，上前来，挑一份你想要的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