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凡夫俗子话财经”（ID：eric_fuzi）
作者：凡夫俗子
1929年，美国。
10月24日当天，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爆发，长达十年的大牛市却无法阻止华尔街的神话一夜之间跌入地狱，股指从363的最高点一泻千里，几乎跌了四年才宣告见底。此后，大萧条时期到来，美国本土百业凋敝、民生艰辛，对经济政治与社会秩序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一首儿歌也在纽约应景地流行起来：
“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满目萧然，政府自然压力重大。彼时的美国，尚且未能建立起官方统计体系，政府官员们仅知道大概有几百万人失业，以及铁路运输骤减、钢产量下降等零星散乱的信息，至于国民经济全貌的详尽态势却是无从考究。结果便是政府部门在制定宏观经济相关调控决策时，仿佛没有灯塔指引的航船，完全迷失方向，不知所措。
时间来到1932年，为了帮助美国总统罗斯福应对经济危机，应美国国会的要求，商务部内外贸易局经济分析处同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的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开展了密切的合作研究。直到1934年1月4日，一份名为《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的文件被呈递给美国国会金融委员会，至此，一个崭新的时代也随之来临——只因“国民收入”（NI）这一概念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库兹涅茨能够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与此不无关系。此后的80多年里，经过凯恩斯提出计算中加入政府支出的改进，再到剑桥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的进一步完善，逐渐演化为日益完善的一整套国民经济核算理念和体系。
取NI而代之的，是GDP的名号响彻全世界。
GDP在中国的前世今生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者，国内生产总值是也。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定义，GDP具体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
且不深究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说得通俗一点，这是可以用于衡量其所属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状况的通用指标，因此人们也经常会在新闻中见到GDP的身影。通常情况下，基于GDP数值、GDP增速、人均GDP、GDP排名等几方面数字，即便是没有任何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还是源于前苏联的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该体系的核心在于：仅将物质资料的生产（即农业、工业等）纳入核算范畴，而无法以实物生产方式进行衡量的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等）被自动“屏蔽”。
改革的日渐深入，让这种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核算体系逐步落伍。于是，在1985-1992年期间的过渡期，我国的国民核算体系也逐步与联合国推荐的源于市场经济的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接轨。SNA的进步之处在于，在“要素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不再局限于实物生产，而是将有形的物质产品与无形的劳务产品悉数考虑进来，使国民经济核算在内容上更为完整。
1992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在我国实行SNA体系，GDP也随之成了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此后，国家统计局彻底摈弃MPS核算体系并转向SNA，从而增强了中国经济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可比性。200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我国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的改革》，又作了进一步规范。
至此，我国国民经济核算迈入了成熟期。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建国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生产力水平虽然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提高，且有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公平作为保障，但是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究其原因，较为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且掣肘了企业的健康成长，并助长了一系列消极的社会风气。
如果说在其他制度改革方面，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发展经济便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定位成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考虑到当时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将国民经济这块“蛋糕”做大便成为了重中之重。而GDP的存在，也让我们能从一系列数值变化中，见证到中国经济的扩张与成长之路。
从经济规模来看，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总量连上新台阶，GDP由1978年的3678.7亿元暴涨至2017年的827121.7亿元，按照可比价计算，39年的平均增速高达9.5%，高出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8%上升至15%左右。此外，我国GDP居世界位次不断攀升，1978年为第10名，2008年超过德国挺进世界三甲，2010年更是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GDP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欣喜。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85元，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变为59660元。折合成美元来算，人均GDP分别于2008年、2011年、2015年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和8000美元，2017年更是接近9000美元。这距离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上限（12000美元）已经越来越近，可以预期的是，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像我国这样连续39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绝对是独一无二， “中国奇迹”的美誉也响彻全球。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带来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强大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而今，新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人也正再次以大国国民形象感知整个世界。
需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在继续；我们的大国崛起，仍在路上。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的一路狂飙，已然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奇迹”的解释：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
自豪之余，“中国奇迹”为何会发生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除了持久的高速增长外，更重要的是，这一“奇迹”似乎完全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框架来解释：经济增长理论中所强调的种种要素条件，如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等，我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甚至不少方面还处于低水平阶段。
换句话说，倘若按照这些经典理论的预言，我国根本不应该有奇迹的发生。
既然从生产要素上难以获取答案，我们不妨从软层面上来寻找答案——比如说，制度。
说到制度，不能不提的一个人便是“制度变迁论”的奠基人道格拉斯·诺斯，他开创性地建立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并为此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鉴于诺斯的卓越贡献，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制度，尤其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少制度主义者甚至认为，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只是增长的结果但不是增长的内在源泉，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是一国的制度安排。
按图索骥，我们会发现：GDP在我国的制度安排上，同样起到了巨大作用。
19世纪的鸦片战争，让国内不少精英与先进分子觉醒，喊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口号，其中，“落后”的内涵颇为丰富，包括经济、社会、科技、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不约而同地将“经济”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后逐渐形成了所谓的“GDP主义”。按照郑永年的观点，可能的原因在于，追求GDP更加符合各种利益相关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反倒没那么重要了。
改革开放强化了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无形中也巩固了GDP主义，而GDP主义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我国制度安排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之于各级政府官员，GDP是政绩考核的根本所在：中央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经济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各级官员的身上，完成任务便可达标。于是，官员的官场竞争引发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进而推动了整个国家GDP源源不断的增长。
这种模式被称为“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官员晋升锦标赛”。
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认为，之所以该模式会发生在我国，有三点原因是极为重要的：
1. 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型，中央或上级政府有权力决定下级政府官员的任命，即具有集中的人事权；
2. 我国经济是“M型”结构而非“U型”，即每个省（市、县）也都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这些省级（市级、县级）经济体在全国（全省、全市）这个大市场中是独立且自治的，就像雪佛兰与奥兹莫比尔一样，可以独立运营；也正因为这样，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地方政府所做的事情也同样相似，故而他们的政绩更容易进行相互比较；
3. 地方官员之间的高度竞争已是常态，这是因为不晋升可能意味着永远没有机会或出局，晋升则意味着未来进一步的晋升机会，行政权力、地位以及政治前景上的巨大反差，迫使他们必须在GDP增长方面做出成绩。
另外，每个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任期有限（通常为5~10年），因此他们更加有动力在有限的任期内，想方设法地提高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于是，官员们展开了“锦标赛”一样的多重竞争；而行政体制的同构性，让政治锦标赛在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中均能奏效。通过层层向下推进，各级政府都在不断放大的“锦标赛”激励下，进行着有利于提高GDP的各种活动。直接表现在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地方政府常常会围绕发展地区经济的主题，在招商引资方面大做文章，比如通过申请建立各类经济开发区、技术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途径来营造发展环境，并采用税收优惠等方式来吸引企业入驻；
第二，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直接且最大的收益在于隐形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如铁路、公路、机场、公交等公共产品的建设，地方政府只要加大投资即可直接产生GDP增长效应，也可以通过收费来回笼资金，亦可通过降低交通成本以提高本地企业的经济效益。
“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虽然很好地助力了“中国奇迹”的发生，却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本应承担多维度和多任务职能的地方政府，却因为“锦标赛”的存在，促使地方官员只关心可测度的经济绩效，而忽略了许多长期的影响，比如投资驱动增长下的低效甚至无效投资，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进而带来雾霾肆虐、水污染严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而这，也暗示着GDP这一统计指标的不完美。
GDP逐渐跌下神坛
平心而论，国家的崛起势必需要一定量的GDP作为基础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将GDP总量作为衡量大国综合国力的一个基本标志并不过分。
但这并不意味着GDP总量越大，综合国力就一定越强。因为综合国力是由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众多不同因素共同决定的。
此外，单就经济层面来看，GDP的“数量”虽然实现了扩张，却无法掩盖其在“质量”上的种种缺陷，如经济增长总量过剩与消费瓶颈之间矛盾逐渐激化、由过度消耗造成的资源供给格局日趋紧张、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急剧恶化，等等。
同时，我国在科技水平等其他方面的竞争力尚不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尤其是较为低下的人力资本水平，让我国经济适应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受限。而这些，似乎都没有随着GDP总量的增大而变得更好。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那便是国富不等同于民强，因为GDP和个人收入从来都是两码事。从数据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差距大体上都是逐年递增的；换言之，老百姓收入增长的速度已经越来越跟不上人均GDP的增长步伐。
至此，GDP的局限之处也尽显无遗：这是一个既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又不能反映居民财富增长的统计指标，只能片面地表征一个国家经济层面的实力进步。
再回到前文所说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由于在这里GDP大于一切，因此政府官员们对其狂热地崇拜并追求着，不经意间形成了一种“GDP拜物教”。殊不知，盲目地迷信一个片面的指标，其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方面，面对着政绩考核压力，各地方政府不自觉地无视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为了增长而增长，这必然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大环境下，为了追逐GDP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甚至不惜以数据造假的代价来做高GDP，其结果便是诚信缺失之风蔓延，这一点从全国GDP的数值小于各省市自治区GDP之和就能看出一二——当然，某省GDP小于省内各市GDP之和的状况也都普遍存在。
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理性反思。
“伊斯特林悖论”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目的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归根结底，经济发展的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百姓是否拥有了更加幸福的生活。
然而，有研究表明，人均GDP的增加与国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显著关系；换言之，收入较高的个人更容易获得幸福感，但在国家层面，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却不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改善。
这个有意思的论述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的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命运》中，故被学界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此悖论恰恰进一步揭示了GDP统计的缺陷，即没能将国民幸福和满足感包含进来。对此，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更是直言道：
“GDP既不能衡量幸福水平，又不是幸福指数，因为GDP体系在制定之初并不是为了表明消费与投资行为无法反映的重要生活现象。”
显然，关乎到居民幸福程度的影响因素，除了收入外，还包括婚姻、健康、社会关系、宗教信仰、生活目标、气候、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可是单纯的一个GDP显然无法囊括这么多内容。于是，世人也开始了更多的探索，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统计指标来刻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1. 巴基斯坦前总统哈克提出的“22个家庭”说法，特别关注到了社会分配的不均衡；
2. 通过不懈努力成功组织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斯特朗，关注到了监管不力的科学发展对气候、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基于此，他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发展经济学家团队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的概念，主要包括“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及“人均国民收入”三个组成部分，该指数更关注国民福祉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4. 不丹王国年轻的旺楚克国王整合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国民福祉，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倡导人们应该在不牺牲幸福的生活方式与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
……
虽然各国进行了许多研究和尝试，但至今仍没有形成一套更好的测算工具，因此，GDP仍旧是当今各国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不过，既然已经认识到了GDP的缺陷与不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尽力克服种种困难，并找到更加合理、更为优化的统计途径。
尾声
今年年初，天津、辽宁与内蒙古纷纷承认数据造假，并主动给GDP大幅度“挤水”，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因为在早些年“GDP主义”盛行时，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相比之下，事情发生在国家倡导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的今天，似乎别有深意。
或许，又一个新时代正在悄然来临；而你我，都将成为历史的见证者。